官办中超公司搞富官员搞穷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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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南勇身上揣着银行卡(内含600万元)被阿Sir带上警车,我正在重读《胡雪岩》。现实与小说,有时让人难以分清。咸丰朝,漕运河道湮淤,再加之太平军阻断南北,江南粮米赋税无法解京,遂有了“南漕海运”之举。海运一兴,势必断了漕帮和各级寄生衙门的财路,用今天的话来说,这算是“重大改革”了。不过形势所逼,不可不为,就算没有石头可摸,这河也是非过不可了。遥想当年中国足球的“职业化改革”,据说也是如此。 顺理成章的,下一步就是“设置机构”以成其事了,这就有了“海运局”以及“中超联赛有限责任公司”。第一任“浙江海运局坐

南勇身上揣着银行卡(内含600万元)被阿Sir带上警车,我正在重读《胡雪岩》。现实与小说,有时让人难以分清。咸丰朝,漕运河道湮淤,再加之太平军阻断南北,江南粮米赋税无法解京,遂有了“南漕海运”之举。海运一兴,势必断了漕帮和各级寄生衙门的财路,用今天的话来说,这算是“重大改革”了。不过形势所逼,不可不为,就算没有石头可摸,这河也是非过不可了。遥想当年中国足球的“职业化改革”,据说也是如此。


顺理成章的,下一步就是“设置机构”以成其事了,这就有了“海运局”以及“中超联赛有限责任公司”。第一任“浙江海运局坐办”叫王有龄,本是个落拓的捐班,一直放不了实缺,机缘巧合之下,走通江苏学政何桂清的路子,弄到这个肥差。而中超公司的前后两任董事长南勇、杨一民则不用这么坎坷,他们本就是行政机构内的司局级干部,上位正当其时。这两个在“改革春风”下应运而生的机构就这样开始搭台唱戏了。


按照张五常的说法,在管制经济的大环境下,很多机构的设置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方便贪污。尽管这个说法有些残酷,却总是被事实一再证明。浙江海运局成立以后,第一件事就是为巡抚黄宗汉填上几万两银子的亏空,再以后就是在上海市场上买米、然后雇洋人的船北运,当然,这一切活动都成为经事者谋利的渊薮,其中的核心人物就是王有龄的贫贱之交胡雪岩。一干人等借着这项“改革”,个个赚得盆满钵满,个个“先富起来”。海运局这个机构在上下其手的运作下,最后变成王、胡等人的提款机,留下一堆烂帐。


中超公司从成立至今,能够留在公众记忆中的事情只有一件:与一家叫ML福克斯的公司签署了价值6000万的中超联赛赞助合同。尽管这些钱最后只有1/10到帐、16家中超俱乐部分文未得,但南勇钦定的经办人——白川则一分不差拿走全部“代理费”,并凭借与南勇的特殊关系在中国足坛继续牟利。当足协打算通过法律渠道去追讨剩下的5000余万巨款时,白川和他的皮包公司已杳如黄鹤。


前钱庄伙计胡雪岩的参与,是王有龄等人贪腐的必由之路。白川的出现,也是他和南勇之间利益共生的必然选择,这是所有“官商勾结”式腐败的固定模式。多年潜心研究亚洲地区腐败问题的诺贝尔奖得主缪尔达尔曾总结这种腐败中的“代理-共生”现象,胡雪岩就是王有龄的“代理人”和“共生体”,而白川就是南勇的胡雪岩。当年海运局的所有账目都在胡雪岩开设的阜康钱庄,其中的猫腻只有王胡二人知晓。而南董事长敢于在没有“至少两名以上董事在场”的情况下和一家没有任何信用记录的皮包公司签订如此巨额的合同,这也绝不是“工作能力”的问题了。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王有龄还是南勇,都拥有官方的正式身份、从事着光鲜亮丽的改革事业,这是“阳”的一面。而他们真正的事业则是胡雪岩和白川,则是“阴”的一面。要理解中国社会,就必须要懂得这阴阳两界的相生相克和循环变化。几天前,某位名记在谈到南勇时还信誓旦旦称“他是个好人”,不知道名记是否知道:多年前京城有一家“南家菜馆”,凡是找南副主席办事的人都要在这里办上5万元的消费卡,而这家菜馆的主人正是副主席的夫人。善良的人们总是容易被“阳”的东西所迷惑,这是他们的悲哀,这也是“阴”们生生不息的原因所在。


不受制约的官营企业,其当权者必然腐败。如果你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真理,请记住这一条。海运局也好,中超公司也罢,没有健全的政治法律体系,所有的“阳”最终都会被“阴”所吞噬。这一点,几千年来,概莫能外。这不是王有龄和南勇的问题,他们只是正好坐在那里罢了。


后来的王有龄做到浙江巡抚,算是起座八面的封疆大吏了。可惜时运不济,遇上太平军围攻杭州,城破后殉难而死,总算全了忠臣的名节。而南勇杨一民则没有这样的机会,等待他们的将是牢狱生活。中超公司呢?还有没有下一个白川在门外徘徊、等待着下一个南勇的出现?


此情此景,同志仍需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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