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桧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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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桧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无疑是一个丑角。元人所修的《宋史》将其列为奸臣。并列举了他的罪状为:


“桧两居相位,凡十九年,劫制君父,包藏祸心,倡和误国,忘雠 伦。一时忠臣良将,诛锄略尽。其顽钝无耻者率为桧用争以诬陷善类为功。” (《宋史.奸臣.秦桧》)


人们为他贴上了不少的标签,诸如汉奸、卖国贼等,特别是在对岳飞之死上其所扮演的角色更是让人深恶痛绝。


《宋史》上说秦桧的归来大有可疑之处,这是秦桧后来成为奸细、间谍的口实。


“桧之归也,自言杀金人监己者,奔舟而来。朝士多谓桧与栗、傅、朴同拘,而桧独归;又自燕到楚二千八百里,逾河越海,岂无论讥诃之者?安得杀监而南?就令从军挞懒,金人纵之,必质妻属,安得与王氏偕?惟宰相范宗尹、同知枢密院李加回与桧善,尽破群疑。”


建炎四年(1127)十月秦桧同妻王氏及婢仆一家的归来,确实大有疑问,这是一个历史之迷,绝非他所说的杀掉了监守他的人便能够展转数千里归来,这无疑是不能自圆其说的。但是说他就是接受了金人的安排回来做卧底充当间谍,历史上也并无确凿证据。


秦桧回来,在皇帝接见他的头一天,高宗安排他却见当时的执政大臣,秦桧首言“如欲天下无事,南自南,北自北,及首奏所草与挞懒求和书。”这里其实就是要南宋政权接受南北分治的现实,是否受金人的安排,不好说,当时金人正处于强势,未必会对南北分治感兴趣,只是已经感到要治理如此庞大的地域有些力不从心。


1139年(南宋绍兴九年)到1141年(南宋绍兴11年)宋金议和成。到1161年(宋绍兴31年)金海陵王完颜亮率军南下,宋、金维持了二十年相对和平的局面。不管其出于何种动机,对宋人民来说有了相对有了一个可以喘息的机会,而议和的主导者其实就是宋高宗本人。南宋绍兴八年(1138年)六月:


“帝愀然谓宰相曰:‘先帝梓宫,果有还期,虽待二三年尚庶几,惟是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欲早相见。所以不惮屈己,冀和议之速成也。’” (《宋史.奸臣.秦桧》)


实际上宋高宗在这里借思念自己的母亲韦氏,而表达了加速和议的意思。因此,秦桧对皇上的想法是心领神会的。为此,南宋绍兴八年(1138年)八月,秦桧单独对赵构表达了自己对议和的看法:


“‘臣僚畏首尾,多持两端,此不足以断大事。若陛下决欲讲和,乞专以臣议,勿许群臣预。’” 帝曰:‘朕独委卿’。” (《宋史.奸臣.秦桧》)


在此可以认为秦桧所主导的议和是得到最高领导人的授间意和授权的,如果没有最高领导人的同意,秦桧是很难一意孤行的。因此《宋史》上说他,“制君父,包藏祸心,倡和误国,忘雠 伦”是没有根据的。


即使是与秦桧同时代人的著作中大多是以负面形象出现,很少为人称道。秦桧真的就是这样一种历史人物?其实只要在宋人的作品中再去仔细观察且不必带有偏见,实际上有理由认为这是一个被妖魔化了的历史人物。而这个妖魔化的过程实际上是后来明、清两代文人努力的结果。而这是从国家意识形态出发,迎合了统治者的政治需求。


应当说秦桧是一个善于揣摩圣意的高手,他深谙为官之道,城府很深。是一个小心谨慎的官僚,因此才能波谲诡秘的官场中立于不败之地。即使是日常生活的一个小小的细节也会十分的注意,不给人以口实,宋人叶绍翁写道:


“秦桧权倾天下,然颇谨小嫌,故思陵眷之,虽桧死犹不释。


小相(秦)禧,尝衣黄葛衫待桧侧,桧目之曰:‘换了来。’禧未谕,复易黄葛,桧瞪目视之曰:‘可换白葛。’熔因请,以为葛黄乃贵贱所通用。桧曰:‘我与尔却不可用。’盖以色逼上”(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


显然,秦桧是一个深知在专制制度下如何保护自己,才能使他在长期身居高位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官场老手。下面的故事更让人对他为人处事有了更深的了解:


“秦桧之夫人常入禁中,显仁太后言:‘近日子鱼大者绝少。’夫人对曰:‘妾家有之,当以百尾进。’归而告桧,桧咎其失言,与其馆客谋,进青鱼百尾。显仁皇后拊掌笑曰:‘我道这村婆子,果然。’盖青鱼似子鱼而非,特差大耳。” (宋.罗大经《鹤林玉露.甲.卷一》)[此说与《四朝闻见录》所载大致相同]。


用装傻的办法,成功地化解了可能引起的猜忌,不能不说秦桧是一个极富心机的官僚。


从宋人杂记中可以读出一些信息,秦桧确实不是一个夸夸其谈的书生,他是一个具有相当办事能力的人。宋人罗大经说:


“秦桧少游太学。博记工文,善干鄙事,同舍号‘秦长脚’,每出游,必委之办集。”


(宋.罗大经《鹤林玉露.甲.卷五》)


这就是说秦桧在求学的时候就已经很能办事,且“善干鄙事”,就是干那些读书人认下贱和不屑干的小事,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


他之所以力主议和,与自己的经历有关,与皇上的决心有关,与那些空谈“恢复”的朝野知识分子更为注重实际。更何况靖康之乱时的秦桧还是一个充满了爱国热情的官员、愤青。他在朝廷上坚决反对割地求和的主张其爱国热情并不在后来乞斩他的胡铨之下,在金营中为宋氏王朝正统性大声疾呼,为那些无辜的赵氏家族的人员免遭牵连而据理力争。


宋末,俞德邻说:


“ 余观靖康末,桧在尼堪营,首入议状,乞存赵氏。其后,黄时 、徐揆、段光远始继之。一日,尼堪谓莫俦曰:‘搜寻宗室有所未尽,俦民陈计俾于宗正寺取玉牒,其中有名者,尽行根刷则无遗类矣。’桧在傍曰:‘尚书之言误矣,譬如吾曹人家,宗族亦自不少,有服属近而情好疏者,虽好同姓而恩义反不及若异姓者,平时富贵既不与共,一旦患祸患乃欲均之,恐无此理。’尼堪曰:‘中丞言是也。’由此,宗室之获免者众。”(宋元、俞德邻,《佩苇斋辑闻》)。


由此可以看出,年轻时代的秦桧血气方刚,有胆有识。他当年的所作所为,也许才获得了宋高宗对他的青睐,而对寄予重任信任有加。而到了后来秦桧经历了战争的残残酷,目睹了战争带来的巨大灾难,思想发生了激烈的转变,力图以和平的方式结束旷日长久的战事,也是可以理解的。至于说岳飞的冤犹狱,他只不过是迎和和执行了宋高宗的旨意而已,身处相位又如何能够抗旨不遵?如果没有最高领导人的同意,他如何能够将一个拥有重兵身居高位的方面将领置于死地?


这是中国文化一个极其虚伪的地方,人们不去追究这一冤案的主谋元凶,而是让一个执行者去承担所有的历史罪责,试图为高高在上的英明领袖洗脱所有的罪名。因此,跪在岳飞坟前的最应该是宋高宗。秦桧在这一冤狱中扮演的角色并不光彩,但由他来担负这千古的罪责,却并公平,不过是儒学礼制下等级制度的替罪羊。


在我所能看到的历史文献中,虽然大多指斥秦桧的专横跋扈,结党营私,排除异己,迫害忠良,但这些在中国的官场中并不罕见,但却很少说他如何地贪赃枉法,腐败无能。而他与自己的妻子王氏始终相厮守,在中国的官场中却是极为罕见的。因此,在我看来秦桧不过是一权臣、弄臣,还算不上是大奸、大恶之辈。 至于汉奸、卖国贼实际上更是子虚乌有。


宋文人罗大经曾这样写道:


“胡澹奄上书乞斩秦桧,金虏闻之,以千金求其书。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人。’盖足以破其阴遣秦桧之谋也。” (宋.罗大经《鹤林玉露.甲.卷六》)


事实上这大抵不过是一种猜度之说,这是中国特有的阿Q精神,说白了就只是一种意淫,一种幻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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