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侍从室神秘内幕 让百姓谈虎色变

塞北渔夫 收藏 3 4036
导读:“神秘莫测”的面纱   今天60岁以下的读者,对蒋介石侍从室的有关情况知之者恐怕不多,尤其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更不知这个“侍从室”为何物。甚至在今天的流行语汇中,“侍从”二字也几乎听不到了。   这并不奇怪。因为以解放后的政治标准来衡量,“侍从”二字委实有着太浓的封建意味,因而在共产党、人民政府以及解放军的编制序列中,是决不会出现“侍从室”之类的单位的,而以办公厅、办公室取而代之了。   但是,在上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人们一谈到“蒋介石侍从室”,当官的会肃然起敬,老百姓也会谈虎色

“神秘莫测”的面纱


今天60岁以下的读者,对蒋介石侍从室的有关情况知之者恐怕不多,尤其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更不知这个“侍从室”为何物。甚至在今天的流行语汇中,“侍从”二字也几乎听不到了。


这并不奇怪。因为以解放后的政治标准来衡量,“侍从”二字委实有着太浓的封建意味,因而在共产党、人民政府以及解放军的编制序列中,是决不会出现“侍从室”之类的单位的,而以办公厅、办公室取而代之了。


但是,在上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人们一谈到“蒋介石侍从室”,当官的会肃然起敬,老百姓也会谈虎色变。这是因为,蒋介石侍从室是当时中国的最高政治中心,是国民党所有党政军机关都要俯首听命的“太上皇”,是国民党政权中所有权贵显要都伸长脖子注目仰视的“圣殿”,是影响整个华夏大地历史进程的许多重大事件的策划之地。难怪当时飞扬跋扈、?也不放在眼里的大特务头子戴笠,对侍从室里的人也不得不低声下气大拍马屁了。


侍从室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能量,能起这样大的作用?说穿了,唯一的?因是它服务的对象是当时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最大的独裁者——蒋介石。


中国共产党曾把蒋介石称之为“独夫民贼”,这是很有道理的。独夫者,独裁者是也。独裁,简而言之就是一个人说了算,君临天下,唯我独尊。用一句时下流行的话说,就是蒋介石的统治没有多少“透明度”。正因为如此,有关其侍从室的一切,就笼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深不可测。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直到今天有关它的内幕仍有许多不解之谜。


近年来,笔者曾对蒋介石侍从室的资料有所搜集。在对段伯宇、段仲宇两位老前辈的采访中,更是反覆打听,寻根究底,以求了解其内幕。


“侍从”二字,旧指随侍皇帝或官员的人。追根溯源,早在汉朝就有了侍从官。《汉书.严助传》中说:“厌承明之庐,劳侍从之事。”《霍皇后传》中也说:“皇后舆驾,侍从甚盛。”到了宋代,称大学士至待制为侍从官,因其常在皇帝左右做顾问。后来,又称在京职事官自六部尚书、侍郎、学士到两制等统为侍从,所指的范围就比较广了。


蒋介石是个封建思想极浓的人,崇尚皇权,从小就梦想当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他在1926年当上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总司令以后,身边就有了侍从副官,还设置了一个侍从室。后来官居国民党宪兵总司令的张镇,1927年从苏联回国后就当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侍从副官。还有那个后来官居国民党国防部新闻局局长的邓文仪,1928年就当上了蒋总司令的侍从室少将参谋。


1932年3月6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任命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这个军事委员会亦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从此,蒋介石就以“蒋委员长”的头衔而主宰中国。直到1948年4月19日当选为“总统”,“委员长”的头衔一直挂了16年。至于“蒋主席”这个头衔,是因他从1928年10月至1931年12月当了3年多国民政府主席,以及从1943年8月至1948年4月又当了近5年的国民政府主席。故而他的侍从室正式名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和“国民政府主席侍从室”。


为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蒋介石于1932年6月调集6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红军进行了大规模的反革命“围剿”。为了便于就近指挥,在南昌设立了“委员长南昌行营”,并在行营编制内设置了一个侍从室。调行营第一厅中将副厅长晏道刚任侍从室主任。晏道刚也是个久历戎行的高级军官,当过唐生智的第八军参谋长、第四方面军参谋长。他当上侍从室主任后,在蒋介石身边参赞军机,深受信用,权倾一时。那时候谁也不会想到,15年以后他会在武汉解放前夕秘密接受共产党的策反,毅然转向人民,为人民解放军顺利渡江和武汉三镇的解放尽一臂之力。当然这是后话。


1936年1月,蒋介石对侍从室进行了重大改组,成立了侍从室第一处和第二处,简称“侍一处”、“侍二处”。1940年又成立了“侍三处”。这三个处都直属蒋介石个人领导,都是“通天”的。而这三个处的主任,都是国民党的军政大员,非同凡响。例如当过侍一处主任的张治中,曾经当过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湖北省政府主席,中将加上将衔(这是国民党军衔的一个阶级,低于二级上将,高于中将)。难怪他就任之后,通电各战区司令长官,郑重其事地宣告:“委座看重侍从室,特派张治中为主任。”


此外,担任过侍一处主任的还有钱大钧、林蔚、贺耀祖等,都是国民党政权的风云人物。


侍二处主任陈布雷,被称为蒋介石的“文胆”。早在1927年,他就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正式进入决策中心。后来又兼任过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中央执行委员。对他这个侍二处主任,连孔祥熙这样的皇亲国戚都不敢怠慢,常常对人宣扬说:“你晓得委员长名字底下,还有一串字咧!侍秘二是最有效的。”这位掌管国民党财政大权的“财神爷”,见了蒋介石署名的电报后,还要看看下面的一串字,只要见到陈布雷的“侍秘二”,就立刻付钱,不敢稍有得罪。


还有一个侍三处,主任是陈果夫。“蒋家天下陈家党”。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掌管着国民党的党权,是臭名昭着的C.C。派首领。陈果夫曾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兼组织部长。与此同时,他还兼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三处主任。


读者看到这里就不难明白,侍从室三个处的主任既然都是这样显赫的大人物,还有谁能够凌驾于他们之上当侍从室总的头领呢?


还有,三个处的主任都直接听命于蒋介石,还可以避免权力过分集中于一人之手,造成尾大不掉的局面。三人之间还可以互相制约,亦便于蒋介石的驾驭。看来蒋介石是深谙用人之“术”的。


国民党政府的组织机构相当庞大。它模仿的是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权结构形式,设有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还有内政、外交等十几个部及军事委员会、建设委员会、蒙藏委员会、劳工委员会等若干委员会。查一下它的编制表就会发现,侍从室只不过是军事委员会下属的一个办事机构。它起的作用也无非是蒋介石个人办公室的作用,如此而已。


但是,蒋介石“玩”政治的手腕与一般人不同,用陈布雷的话来说,此人“处理国事如同处理家事,事事要亲自处理”。他是一个嗜权如命的人,大小权力都要一把抓。他又是一个领袖欲极强的人,一个喜欢独断专行的人。他曾多次说:“我的决定就是命令,不要再在行政院讨论。”蒋介石这种搞政治的作风,他的这种独裁统治方式,很需要在身边有一个机构为他办事,为他出谋划策,为他控制人事,为他收集国内外的各种情报,还要为他提供万无一失的安全警卫保障。在这样的背景下,侍从室这个本来意义上的一般单位,就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单位。可以说,侍从室是那个时期畸形的中国政治的“衍生物”。

有人打比方说,侍从室有点像清朝的“军机处”。雍正七年(1729年),雍正皇帝为了对西北用兵,成立了“军机房”,为他办理和参赞军机。雍正十年改称“办理军机处”。这个机构是辅佐皇帝处理军国要务、用面奉“谕旨”的名义对各部门和各地负责官员发布命令的。蒋介石侍从室和军机房确实有某些相似之处。侍从室每天将各院、部、委、局(如军统局、中统局)呈送蒋“皇上”的报告、文件等等,提出拟办意见,直接呈送蒋介石。蒋介石批阅后,由侍从室再将这些报告、文件转至各承办单位。报告、文件,侍从室呈送还是压下不呈送,先呈送还是后呈送,呈送时的拟办意见是什么,这些别以为是小事一桩,无关紧要,它所起的作用可大得很,甚至会决定一个单位或一个人的进退荣辱、生死存亡。


蒋介石手下有个得力的统治工具——军统局。它的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局长戴笠是蒋介石最宠信的大红人之一。蒋的许多见不得人的私事也是交戴笠承办的。但就是这个戴笠,对侍从室里的职位也是垂涎三尺,削尖脑袋想往侍从室里钻,力图从中捞个组长副组长当当。因为戴笠知道侍从室对军统局和他本人的影响实在太大了。1939年初,蒋介石决定将侍一处和侍二处中搞情报的业务合并起来,单独成立一个第六组,亦即情报组。戴笠得到这个消息后,想方设法要把这个职位拿到手。为此他到处托人情,找关系,还找到蒋的“国舅”宋子文,要宋出马去向蒋说项。但蒋还是没有让戴笠当这个组长,而让另一心腹唐纵担任此职。


戴笠没能当上组长,遂千方百计拉拢、讨好唐纵。在一次军统局局务会议上,戴笠强调说:唐纵当了第六组组长后,就成了军统局的“顶头上司”,对唐要特别尊重。戴笠还指示管生活的人每月登门看望唐纵一次,主动向其送钱送物。例如1944年中秋节,就送给唐纵2万元,春节时又送唐过年费10万元。而唐纵少将当时的月薪只有480元。由此可见,为了à拢和贿赂侍从室的一位组长,目中无人的戴笠也甘愿下这样大的赌注。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唐纵受礼后,当然心中有数,对军统局和戴笠本人也就格外帮忙。有时几个单位同时向蒋介石呈送报告,唐纵就把军统局的报告率先呈送,再将别的单位的报告压个一天半天。这样的“小动作”也察觉不出来,当然也不会提出什么意见,在唐纵来说更不费吹灰之力,但对军统局来说就功德无量了。


侍从室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国民党的特务机构除“军统”外,还有“中统”。中统的全称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最初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后改调查处)。众所周知,中统特务组织的最大头目是陈果夫和陈立夫,手下的得力干将和具体负责人是徐恩曾,官阶是中统局中将局长。但是,蒋介石对中统也不大放心,而要由侍从室去控制和监督它。1942年3月26日,蒋介石对侍六组组长唐纵当面下达指示说:“对两个调查统计局(笔者注:指中统和军统)工作要调整,对两统局工作人员要考核,每日要前往两局视察,D助指导,并接见其工作人员。两局人事必须由侍从室第六组处理。”


1944年1月7日,蒋介石又向侍二处主任陈布雷下达了一道手谕,其要点是要侍从室研究并设计建立一个对党政军各机关进行监督和控制的监察网,以加强对特务、缉私机构和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两局(中统、军统)、宪兵司令部的监察。


国民党一贯标榜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立法、司法、考试、监察、行政五院各司其职。其实这是表面现象,是做做样子给老百姓看的,骨子里仍然是蒋介石一个人说了算。为此,蒋当然要通过侍从室来指挥五院。1943年3月8日,蒋介石亲自召集侍从室各处主任和各主要组组长开会,下达“圣旨”说: “侍从室务须设法推进各部院的工作。”一言九鼎,侍从室凌驾于各院、部之上的地位,不就昭然若揭了吗?!


凡此种种,都引起蒋政权各部门的不满,许多高层人士也对此深为反感。难怪国民党头面人物何应钦愤慨地指责侍从室是“挟天子以令诸侯”。


但天子毕竟是天子。蒋委员长也罢,蒋主席也罢,蒋总统也罢,头衔可以不断.新,独裁者的本质始终未变。侍从室有了蒋介石做靠山,还有?能奈其何呢!


孙子兵法中有句名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蒋介石当然深谙此中道理。为此,他把及时了解和掌握国内外、党内外、军队内外的各种情报,作为头等大事予以关注。特别需要提醒读者的是,蒋介石的统治又是特务统治,因此搞情报就更为重要了。


蒋介石曾明确规定:侍从室第六组(情报组)每天必须向他呈报军事、政治情报各十份。为了尽快看到最新情报,蒋介石还亲自下令:六组的情报可以越级呈送,不过侍从室一处和二处,直接呈报给蒋本人。蒋特别要求六组提供共产党的情报。例如1946年1月30日蒋指示:必须派人潜伏在共产党内部,以入虎穴之精神建立内线;今后应讲求谣言攻势,谋略工作亦十分重要。再如1943年8月17日,蒋介石下达手令,对六组提出要求说:“陕甘宁绥边区兵要地志及地图与每邻接各据点之距离里程,望详细呈报,并极密为要。”蒋介石之所以要此情报,其目的一清二楚:“此乃对奸伪用兵之步骤”。

对于国民党内的各个派系,蒋介石也十分警惕,深怕它们在背后搞自己的“小动作”。桂系、湘系、粤系、西北系、东北系、川系、滇系、阎(锡山)系以及各地方实力派(如新疆的盛世才、青海甘肃的“三马”等等),历史上与他蒋介石有过多次分分合合,恩恩怨怨,甚至兵戎相见。因此蒋介石一贯重视搞异己派别的情报,并要六组及时提供。例如1943年4月28日,蒋介石亲自召见六组组长唐纵,要唐“注意唐孟潇(唐生智)、何云樵(何键)在湖南的活动,但不可使其察觉”。


蒋介石为什么把这样机密的任务交给侍从室?因为侍从室是他心目中最可靠的机构,侍从室人员是他手下最可信任和嘱托的人员。即使是见不得人的事,也可交其承办。


有人还把侍从室称为蒋介石的“智囊团”,这话很有道理。这方面的事例也不胜枚举。


1940年1月,戴笠从杜月笙处获得一份绝密情报,内容是汪精卫与日本订立的卖国密约。蒋介石得到报告后,立即指定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和“日本通”张群一起关起门来研究,提供了对策。


再如1948年国民党召开所谓“行宪国大”后,第一届内阁即行政院长的人选,成了国内外瞩目的焦点。谁来当这个院长?各派系都跃跃欲试,争之者甚多。蒋介石当然不肯放弃这块阵地,提出由他最信得过的政学系头目张群充任。但是,国内舆论普遍反对党派色彩太浓的人当行政院长,就连大洋彼岸一向标榜民主自由的美国也希望蒋“总统”的内阁能够“民主化”一点,不要太“清一色”,以改善形象,欺负民众。其时蒋介石在各个战场上迭遭败绩,急需得到“美援”,尤其是美国军火的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与陈布雷作了多次密谈,最后终于采纳陈的意见,放弃了?先“钦定”的张群,改由无党派地质博士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


侍从室里的“智囊”远不止陈布雷一人,其他如张治中、贺耀祖、林蔚、钱大钧等人,也都工于谋略,是蒋介石的智囊人物。至于组长一级干部中,也有侍二组组长于达、侍四组组长陈方(字芷町)、侍六组组长唐纵等人,常主动为蒋介石出谋划策。


以唐纵为例,他在日记中曾多次记载自己为蒋介石出了哪些主意,提了哪些建议。1940年6月1日,唐纵向蒋介石呈交了《国际现势之观察及其对策》,洋洋3000余言,建议联苏联美以抗衡日本。蒋介石阅后表示满意,“御笔”批曰:“可嘉勉。”



8
回复主贴
聚焦 国际 历史 社会 军事
3条评论
点击加载更多

发表评论

更多精彩内容

热门话题

更多
广告 警报!一大波“日韩”军舰冲击中国岛屿

经典聚焦

更多
发帖 向上 向下
广告 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