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限制的应该是权力,而非权利

南洋水师 收藏 1 57
导读:当下的中国,最迫切应该、甚至唯一应该“不准”的不是其他,而正是不准权力随意对权利说不准。但真实的情形正好相反,应当被限制的是权力,实际上被限制的却总是权利。

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具体原因和逻辑的,而在它们的光鲜外表背后,一定深藏着更为复杂和不那么光鲜的动力机制,相信这是有基本生活阅历的人士都心知肚明的。所以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发生的大部分变化都有一个显著的共性,那就是“不准”——从不准网络游戏魔兽上线到不准发黄段子短信,再到不准为他人买火车票。当然,还有昨天刚刚不准的驻京办,以及很可能马上就要不准(准确地说不是不准,而是限制)的购买“第二套投机性住宅”……


用更学术一点的话老说,这些不准,说到底其实就是通过国家的行政手段使得一些人或团体从事某些活动时变得更为困难或完全不可能。这些年来所有的不准,几乎全都是针对“权利”而不是“权力”的。所谓权利,是指公民、社会组织、甚至也包括某些具体的政府部门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可以做什么事情的自由;而所谓权力,是指政府(或法院、议会)剥夺一部分人或组织享有这些自由的能力。


中国当下无处不有的乱象说明:需要不准的事情确实太多了。然而,不准了以后,乱象就真的会消失、公正合理的秩序就真的会出现吗?相信很多人都明白,“跑部钱进”是那么多驻京办之所以存在的理由。如今,“钱”仍然在“部”里,并且仍然有待审批和下拨,“不准”了驻京办难道就能“不准”请客送礼、索贿受贿?因此,驻京办何辜?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如果把发改委、财政部……那里的那些掌握着地方项目、转移支付生杀大权的含金量丰富的橡皮图章统统没收,或锁进层层有人设卡的保险箱里,看驻京办们还不自动消失?事实上,这永远只能是假设。更具讽刺意味的是:驻京办原本正是冲着那些沉甸甸的橡皮图章去的,现在,因为该死的驻京办造成了诸多乱象,所以,要治理这些乱象,就需要加刻更多对付驻京办本身的橡皮图章!


因此,当下的中国,最迫切应该、甚至唯一应该“不准”的不是其他,而正是不准权力随意对权利说不准。但真实的情形正好相反,应当被限制的是权力,实际上被限制的却总是权利。但最令人失望的还不是这个事实本身,而是社会上的许多人似乎是满怀期待,无比真诚地向这一个紧接一个的“不准”高声欢呼。他们大概认为,眼下这个可恶的高房价,全是那些可恶的有钱人炒上去的。


难道我们真的就那么想要回到那个所有事情都由政府一手包办的“公平”的时代吗?那个时代最让人神往的“公平”是:每个成年人一个月该吃多少粮食都是被规定的,没有人被准许多吃半斤。


多年来,中国人一直被一个怪异的论调所纠缠:要想实现善治,要想改进社会事务,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各种办法塑造一个强有力的好政府。当然,这种精神遗产在接受过一些现代启蒙的一部分现代中国人脑子里,又发生了曲折而微妙的变异。在他们看来,要落实民主法治,唯一的办法就是那些具有现代民主政治思想的“先进”人士掌握政治权力。然后在他们的有力推动下,民主法治就落实了。但事实上几乎从来没有一个成功的现代化国家的民主政治的形成是服从这种路径的。相反,真实历史几乎都是民间社会权利的兴起与不断扩大,通过各种博弈力量,不断地压缩和限制政府权力的空间,最终成功将后者驯服于一套普遍的法治之下。


民主法治的真实落实,需要的恰恰是:要想办法使政府更小、更弱,不管它是好还是坏。已故的美国前总统里根在他的第一任就职演说中说过一句在我看来是20世纪最深刻的至理名言: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而是问题本身。


因此,我们此刻应当坚决捍卫的,正是那些可恶的有钱人买第二套房的权利,不论他是用来自住还是投机。如果他们的这项可恶权利今天能够在大多数人的热烈拥护下被轻易剥夺,那么,明天我们的许多高尚权利也很难保得住。事实上,这些权利我们可能从来就没有享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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