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洋主政广东改革体制 号召官员杀出条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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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导读]这是继深圳大部制、顺德综合改革之后,广东在半年内第三次强力推行的行政改革,从中心城市、到地级市、再到县、到镇,广东的行政体制改革几乎全方位开始破冰。   广东政改探路   “简政放权”,看起来并不是一件新鲜事。   但是广东的行政改革还是突破了人们之前的想象,无论是顺德的党政合一,还是深圳的“行政三分”,都触动了旧体制的敏感神经,而将“放权”扩大到县、镇一级更是相当激进。   这一波的改革浪潮,有经济危机引发的市场倒逼,更是执政者主动求变的破局之举。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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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这是继深圳大部制、顺德综合改革之后,广东在半年内第三次强力推行的行政改革,从中心城市、到地级市、再到县、到镇,广东的行政体制改革几乎全方位开始破冰。


广东政改探路


“简政放权”,看起来并不是一件新鲜事。


但是广东的行政改革还是突破了人们之前的想象,无论是顺德的党政合一,还是深圳的“行政三分”,都触动了旧体制的敏感神经,而将“放权”扩大到县、镇一级更是相当激进。


这一波的改革浪潮,有经济危机引发的市场倒逼,更是执政者主动求变的破局之举。


广东两年走了两大步,第一步是以危机促转机,将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困局转化为经济转型升级的机遇。在经济上发出“不救落后的生产力”外,汪洋强调的是“腾笼换鸟”,“扩笼放鸟”之经济政策,其核心放在了将“广东制造”改为“广东创造”。


第二步,则是以经济转型倒逼行政体制改革,从上至下开始破解行政壁垒。解放思想、大部制、经济功能区定位、放权强镇,一系列的行政体制改革都着眼于重建一个高效的政府体系,汪洋说:“我们要求企业转型升级,前提是政府的服务要转型升级;我们希望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首先是政府要提高服务企业的创新能力。” 之后的一切改革,都围绕着这个核心进行。


广东变革的阻力很多,已经形成的官僚体系能否为制度所破解,新的产业及逐渐提高的现代服务业能否成为未来举足轻重的力量,仍需时间验证。但广东的这次探路可以视为整个中国转身的样本,汪洋将这次转变称为“惊险一跃”。


跃过去,前面是康庄大道。跃不过去,广东只能沿原有之路前行。


这是广东要“杀开一条血路”的必然选择,这是广东要“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发展逻辑,所以这一轮改革,广东没有回头路。


广东政改探路


继深圳大部制、顺德综合改革之后,在半年内第三次强力推行的行政改革将目标拓展到了县、镇一级,广东正在为其“全面转型升级”前的最后一跃进行全方位蓄力


“这是一场持久战,又是一场攻坚战。”汪洋说,这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将广东的转型比喻成一场新的国际竞赛。


尽管参加过无数次会议,也主持过无数次会议,但是东莞市石龙镇党委书记冼周恩还是觉得大开眼界,“以前要一级一级的传达。”冼周恩说,“现在我们直接获得信息,就能很清楚地知道哪些是我们可以做的。”


1月5日到7日召开的中共广东省委全委会上,来自东莞、中山和江门的17位镇委书记列席会议,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说:“镇委书记列席省委全会,这在广东历史上还是头一次。”汪洋参加了东莞代表团的分组讨论,和东莞13名镇党委书记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


这个头一次意味深长,一个星期前,广东公布《关于富县强镇事权改革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广东新一轮“简政放权”在新年拉开序幕。“身大衣小”、 “脚大鞋小”,汪洋曾对珠三角一些县镇“财大权小”做过如此形象的比喻。在东莞,一个行政级别仅为正科的镇,却有100多万人口,200多亿元GDP,近 30亿元财政收入。这些发达的镇街迫切需要更多的行政审批权和行政执法权,《意见》来得恰逢其时。


这是继深圳大部制、顺德综合改革之后,广东在半年内第三次强力推行的行政改革,从中心城市、到地级市、再到县、到镇,广东的行政体制改革几乎全方位开始破冰。




胖子如何“瘦身”


“人长胖的过程是靠吃出来的,而‘吃’是令人愉悦的。让一个已经胖起来的人主动减少美味佳肴,增加运动量,那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广东省委全委会议上,汪洋出人意料的将“广东”比喻成一个“胖子”。


汪洋说,过去30年,广东靠外向带动加工贸易,从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省份一跃成为全国第一经济大省。但这种庞大的经济总量从某种程度上说,就像是一个迅速成长起来的“胖子”,看上去块头不小,但缺少肌肉,缺少力量,缺乏核心竞争力,“一遇到要较劲掰手腕时,就常常要打败仗。”


让“胖子”减肥,在过去的两年中一直是汪洋的目标。


“广东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在全球经济危机爆发的2008年,广东省的三来一补企业有两万多家倒闭。实际上,比企业倒闭更糟糕的是危机暴露出来的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广东转型由此开始。“从某种程度来说,要感谢全球金融危机的出现,因为它办到了政府想办但办不到的事。” 汪洋说。


在寒潮中,汪洋说出了“政府不救落后生产力”的话语,这一度引发了外界对广东的广泛批评,有报章评论指责这种说法不够人性化。其后“腾笼换鸟”的说法也引发了企业界人士的诸多担忧,但之后广东省在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方面频频出招,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先后制定实施《广东自主创新规划纲要》、《关于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的意见》,加快“十大创新工程”建设。


在经济“减肥”,练“肌肉”的同时,汪洋把另一个目标锁定在了政府体制改革上。


2007 年,甫一上任的汪洋见识了广东的“特殊”。这一年的年底,同样是广东省委全会,缺席者竟达50多人,出人意料的是,之前汪洋已经在会上打过招呼。但缺席者仍然占到会议人数的10%,这让汪洋大为震惊,他说“省委全会是广东省规格最高的会议,研究部署工作也是最重要的内容,不能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本来就是靠这个会议安排工作,一个部门就一个人,还没有来,我们的决策就无法传达,更无法执行。下一次纪委要对到会人数进行登记,形成基本的制度。”


人们在惊诧南方官员的大胆,但鲜有人意识到,在30年的开放之后,中国最前沿省份的政府官员们心态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一位从广东省调任珠海的官员本想有一番作为,然而,底下官员的消沉和散漫让他感到无力。一天晚上,他向省里来的朋友抱怨,朋友难以置信。他当场做了这样一个试验:拨通一位他所重用的中层干部的电话说,“省里来了领导,我们正在商讨一些事情,你也过来一起研究吧。”电话那头传来了这样的声音,“不行啊,领导,我要在家陪我老婆。”


放下电话,他说,这就是珠海的官员。朋友愕然。这个故事足以印证当地的官场风气。


在前期的调研中,主政者汪洋同样发现:一些党员干部意志开始消退,拼劲松了、干劲弱了、闯劲没了,有的无所用心、敷衍塞责,陷于文山会海,忙于迎来送往;有的爱做表面文章,不愿真抓实干,满足于当 “传声筒”、做“中转站”,习惯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贯彻文件;有的急功近利、心浮气躁,不是扑下身子干实事,而是眼睛向上谋“位置”。


在之后的会议上,汪洋当众拿出了一本《1992邓小平南方之行》的书。他在会上举例时特意打开书,读了一段:“吴南生置生死于度外,他说,‘就让我去汕头搞实验吧,要杀头就杀我的头……’”


汪洋说了自己的体会:“我一看真是激动啊,那个时候的勇气是什么,经济的压力,社会的压力,但是我们现在还有没有?当年没有资金就自己去找,当年搞电厂、修路什么都没有钱,没有技术我们就大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发展三资企业,这都是解放思想的成果啊,使广东的发展实现跨越式的进步。”在这次会上,汪洋连用 22个“解放思想”,向全省发出了“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大发展”的动员令,并号召各级领导发扬当年“杀开一条血路”的精神。汪洋还要求,要坚持把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围绕“三促进一保持”坚定不移“腾笼换鸟”,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


其时,隔江的香港《文汇报》评论道:汪洋真要“杀出血路”,得面对“三座大山”──改革动力不足、官员求稳怕变、企业畏难欠进取。


这次是动真格了


在一系列紧锣密鼓的安排后,广东的政改拉开帷幕。


“看病要知道是什么病,还要知道用什么药治这个病……老药方治不好,就要找新药。这就是解放思想的意义。”2009年年初,汪洋在广东省两会上意味深长地说。2009年5月初,国务院正式批复《深圳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其中最重要的信号就是要进行******。


深圳大部制率先出台。2009年7月31日,主抓改革的深圳常务副市长李锋宣布深圳市机构改革方案时,会场内静得出奇,这是一次被称为 “改革开放30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机构改革。有消息说,在改革之前,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刘玉浦每天都会接到不少来说情的电话,“接电话的时候我客客气气地,但是放下电话后该怎么办还是怎么办。”


政府机构减少15个,精简幅度近1/2,首次整合决策、规划职能,设立七大委员会,要求两个月内基本完成……尽管改革的“操刀者”在不同场合传递过“改革即将启动”的信息,但是具体的改革方案在从起草到正式发布的一年时间里处于严格的保密状态,参加7月31日会议的许多局级干部也是在大会上才第一次获悉了改革的全貌。“这次真的是动真格了。”经历过七次行政体制改革、对大部门制度并不陌生的深圳政府官员不无感慨。


改革如疾风骤雨般推进着,深圳大部制的争议还未平息,一个多月后,人们开始用“石破天惊”形容9月16日出台的顺德机构改革方案。被称为“改革明星”的广东佛山市顺德区,进行了一场被认为是中国当下“最大胆”的“党政大部制”改革。数量的减少只是表征之一:党政机构由原来的41个精简到16个,缩减近 2/3,政府工作部门减少到只有10个。


需要“勇往直前”的何止顺德,9月24日,广州市委市政府召开政府机构改革动员会,公布了“大部制”改革方案。经过改革,市政府工作部门和办事机构将由49个精简为40个,其中调整、撤并的机构达到29个,占总数的58%。


“广州根据自身特点,改革重点放在了城市建设和管理方面,力主往‘大城管’的方向走。”在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陈天祥看来,这是广州此次政府机构改革的惟一亮点,“相比深圳、顺德的大部制改革,广州改得比较保守,动作较小。这与广州的定位有关,广州作为省会城市,不可能也不适合一瞬间动得太大。”


部门合并,副职领导激增!大部制改革推行4个多月后,几个地市的大部制改革却都碰到了这个同样的难题。“汪书记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回应,他说,有些地方大部制改革后,暂时不精简人员,不减少干部职数,是改革中理顺政府关系,转变职能要付出的成本。体制理顺后,这些问题可以逐步解决。”一位参加广东省深化体制改革会议的人士告诉记者。


一切改变始自随后,佛山、珠海、江门、东莞等地的大部制方案也陆续公布。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广州民营经济发展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彭澎对广东省各地大部制改革方案进行归纳比较后,总结出了深圳、顺德、广州三种模式。“深圳模式以‘行政三分’为重头戏,改革程度在广东算是中等,但在国内已经是较为激进了;顺德模式以‘党政联动’之举让人眼前一亮,但争议较多,而扁平化、同类项合并、高效廉洁等多方面都有所创举,在广东也都属激进,不少县级单位都表示难以模仿学习;广州模式虽然被一些改革学者指责为太过保守,但却成为其他地级市效法的榜样,其中也不乏自身特色。”


顺德改革后不久,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刘海向汪洋汇报镇街改革情况时,会后汪洋将他留下,跟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开弓没有回头箭,顺德没有退路,只能勇往直前。”


变化并非立竿见影,但其影响甚为深远,广东的政府“瘦身计划”自此已从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一直推进到地级市。


政府不能关在楼里


“该放权的放权,该松绑的松绑,鼓励先行先试、啃硬骨头。我们要求企业转型升级,前提是政府的服务要转型升级;我们希望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首先是政府要提高服务企业的创新能力。”2008年初汪洋如是向广东人表态,在他看来,广东的转型首先是政府的转型。


这一次,广东省将“放权”的范围延伸到了镇一级。


2009 年底,广东省下发《关于富县强镇事权改革的指导意见》,在这份文件中规定的“放权”包括支持“有条件的县设立海关、外汇管理、商业银行等分支机构”,而且再度表示了对顺德行政体制改革的支持。《意见》明确,省政府各职能部门和各地级以上市政府要重点研究发展改革、国土资源、环境保护、经济和信息化、外经贸、交通运输、住房和城乡建设、旅游、农林水利、教科文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商、质监、安全监管等方面管理权限的下放事项。


熟悉政府部门运作的人士称,这几乎将所有权力部门都“下放”了。而广东省的意图则是2010年的上半年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各地级以上市为主进行推广,并将之逐步在全广东推开。 “改革开放30年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放权,”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汪一洋为此专门在广东省委机关报撰文阐述这一道理。


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从2007年开始就请求让镇党委书记参加广东省委全会,当时汪洋对他说:“扩权得一步一步来,不可能一步到位。”2009年,水到渠成。作为试点的东莞市下发了《关于扩权强镇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按照该意见,东莞市27个部门将下放248项行政管理事项给石龙和塘厦两个试点镇。“上面 27个部门,我们下面不能搞那么多,下面应该是全科医生,什么都能做,做很多事情。部门精简,权力相对集中。” 石龙镇党委书记冼周恩对之前跑审批、效率低下的做法深有感触,现在石龙镇准备以七个中心承接下放来的248项事权。


冼周恩说:“我们的政府应该在离人们最近的地方,而不能关在楼里。”


放权会带来什么好处?在有人担忧放权会让基层政府权力过大时,冼周恩认为这实际上是释放了地方的活力,因为他们最想要的只是“事权”,冼周恩打了个形象的比喻:“东莞的架构全部是县一级的权力,现在县级权力下放,相当于继承法里面的财产权,在东莞,镇和市之间不是父子关系,而是儿孙关系。现在,‘爷爷’看着这个‘孙子’逐渐长大,但还未满18岁,就说拿些权给‘孙子’独立行使,考虑到还有很多‘叔叔’,就把权分给很多‘叔叔’去管了。所以,这个权不是‘叔叔’的,而是‘叔叔’代管的。当‘孙子’差不多快成年,‘爷爷’就把‘叔叔’的权移交给了‘孙子’,‘叔叔’习惯了这个权力,自然舍不得,就跟‘爷爷’说这‘孙子’还不到18岁,权不能放,恰好‘爷爷’也是这么想的,所以这叫权力移交。”


在“放权”之外,一些新的举措也在试行中,《广东省主体功能区规划(2010-2020)》(征求意见稿)在年初下发,汪洋率广东省主要领导密集调研粤北地区,广东的发展格局在“瘦身”之后开始显露新的气象。


广州要有“大哥”的意识,深圳靠什么实现“三十而立”?萝岗代表着广东的未来。在汪洋妙语连珠的评价中,蕴含着对广东“核心推动力”的追问,最终他将这种核心推动力定位为“自主创新”。


在年初的广东省委全委会上,汪洋如是说:“自主创新道路是我们现在还不太熟悉,而且有许多弯道坎坷,甚至‘人迹罕至’的创新发展之路,但经过‘惊险一跃’后可能是越走越光明、越走越宽广的康庄大道。”


在这“惊险一跃”之前的政府体制改革,可以看作是广东在起跳前的蓄力,这种蓄力正在加速进行。


(温海星对本文亦有贡献)


1/2 深圳31个政府部门调整为16个“委”、“局”、“办”,精简幅度近1/2。


2/3 顺德的党政机构从41个减为16个,直接减去了近2/3。


⊙“广东用一个姿态快跑了十多年,现在放缓了一些速度,调整一下姿势,提高一下长跑动作的技术含量,应当是很正常的事情。”


⊙“如果说过去30年的发展,傍资金‘大款’是实现快速增长的重要条件的话,今后30年的发展,广东必须靠傍科技‘大款’,来实现经济质的飞跃。”


⊙“过去人们常说‘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现在我们要努力做到‘东西南北中,创新到广东’。”


——汪洋


吴敬琏把脉广东转型


——本刊专访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


广东的改革力度是最大的,汪洋同志的方向是对的,没有一个省在转变发展方式方面提到他这样的高度。


文|本刊记者 陈艳涛


2008年,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广东的一次演讲中,说自己不是广东的“外人”。上世纪80到90年代,他常常去广东,一年里甚至要去好几回,在广东改革开放30周年的历史时刻,他在几个不同场合,谈广东在新一轮跨越式发展中所碰到的问题和挑战。


时隔一年多,当《小康》杂志推出广东专题,关注广东以行政改革为开端的新一波大变革时,吴敬琏接受了《小康》记者专访,再次为广东经济把脉支招。他言辞恳切,认为在广东变革中“汪洋同志的方向是对的,没有一个省在转变发展方式方面提到他这样的高度。”他希望看到广东“能搞上去”,开创出“广东创造”的新局面。


政府转变是关键中的关键


小康:汪洋书记的说法是在给广东整个经济减肥,因为这三十年的发展是虚胖,在这个减肥的过程里,政府要起到什么作用?


吴敬琏:脂肪要减掉,肌肉要长起来,政府的作用,一个是制定方针,一个是规划,第三是辅助政策。从根本上说,政府还是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现在要改善体制、要转型,政府功能的转变和提升是关键中的关键。


小康:您2008年5月曾经专门给广东省的领导讲过《广东发展转型的机遇与挑战》,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广东的转型是否发生了变化?变到了什么程度?


吴敬琏:那次演讲,我头一天跟汪洋同志单独谈过一次。我说这个“腾笼换鸟”的口号,在浙江做得并不成功。恐怕还是要鼓励就地升级,而不是把现有的整个企业弄掉,我还是强调对于制造业集中的地方,需要微笑曲线。关于腾笼换鸟这个提法,汪洋后来补了两句 “扩笼壮鸟”、“筑笼引鸟”。简单地说,就是把鸟撵出去,然后引进高新技术。这里的问题是,目前的生产力是落后,但重要的是它自身能不能去有效地延伸,而不是要用一个完全新的东西去代替它。


最近我跟陈清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同志讨论过一次,我们对全国各地的产业升级有广泛的调查,认为像广东这种发展比较好的地方,应该从省里重点抓住一些产业,然后向外扩散。广东可以利用香港的服务业,把我们国家的某些产业变成世界新兴产业,世界强势产业。然后向东莞扩散,这样的话,能够给东莞原来的加工业注入新的技术。而这个技术是属于国有自主产权,不是外国技术。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技术,比如我们在电信上就有很多新技术。




强县扩权是好事


小康:去年我们考察了广东几个城市的开发区,感觉发展还不错,关于开发区与县域经济发展的关系您怎么看?


吴敬琏:目前开发区还是专业化不够,专业化不够最大的问题就是专业人员留不住。因为专业人员的提高是要靠互相交流的。没有交流就不可能提高。其实就制造业本身来讲,要在那种小的专业化程度高的地方发展,这样同专业的人才才有机会招进来,这是我们在苏州学来的经验。


制造业一般是在小城市。有好多好处,一个是小城市有好多同一专业的人,密度还很大,所以技术上容易提高,信息交流方便,第二个问题是跟农村容易结合,能够带动很多业务让农民干,农民甚至有部分时间可以来替工业工作。这样农村就容易提高。现在很多大城市都是封闭的,好多制造业都是在旁边的开发区,开发区跟农民是隔绝的。很不利于城乡融合和农村提高。美国西雅图作为一个中心城市,有很多世界有名的企业,比如亚马逊,就在镇上。波音公司的民用基地也是在一个镇上。而公司总部一般是在大都市,因为需要各种各样的金融、商业、会计师等服务业。制造业业内的关系密切,但跟不同行业之间的关系不多,所以应该在小城市,同时又能把农村带起来。


制造业旁边还应该有居住区,让人们工作方便,而且这个居住区把农村也带起来了。农民可以提供很多服务,农民的收入也提高了。


小康:富县强镇事权改革现在是广东的下一个目标,这种转变意味着什么?


吴敬琏:这个事好啊。强县是学浙江,不是市的问题,是地的问题,现在都叫市,本来根本没有“地”这一级,原来是省的派出机构。后来有些地方就是地辖市,是地强,县弱,浙江有好多城市,“地”是很弱的。这个地管县有一个毛病,地级政府把资源都抽到他那儿去了。把这个地级市弄得很大。这个县其实就是一个小城市了。一个好的格局是自然的能使得专业分工。


小康:广东有些县级和镇级的城市经济上强大了以后就出现了脚大鞋小,身大衣小,没有权,但是他很有钱。比如说东莞几个镇的GDP就能达到几百亿。


吴敬琏:这个没有关系,其实镇是小城市。现在我们中国的问题是政府权太大,管经济管得太多。比如东莞长安镇,一下暴富以后,有些人什么事都不干,长安镇又出了一个政策,说所有外来企业必须保证有三个人是长安镇人,保管、出纳这些岗位不能自己找人,必须找本地人。这些人干活吊儿郎当,广东人管他们叫做二世祖。这些人什么事都不干。但政府代表老居民,保护他们的利益,当地人很拥护,因为这些农民不愿意学习,不愿意学习就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工作就来一条这样的规定。


广东转变任务艰巨


小康:汪洋书记提出来把广东制造改成广东创造。


吴敬琏:所谓广东创造也就是增加技术含量。向微笑曲线两头延伸,延伸就是增加知识含量,广义说也叫技术含量。不管是营销也好,研发也好,其实都是增加创造,创造倒不一定是狭义的技术化,比如说创造新用途,营销上有创造,创造品牌也是创造。


小康:您认为目前“广东创造”还存在哪些瓶颈和制约的因素?


吴敬琏:最简单的问题就是人的素质,就是要靠教育,但现在教育体系这个问题大了;还有政府的行为。要创造啊,无非是三个东西,一个是要有压力,第二要有动力,第三要有能力。要从这三个方面下工夫。


有些事情表面看起来是有损害的,但实际上是给了压力,但光有压力把它压垮了也不行。要想办法提高能力。要让创新、创造和回报挂起钩来。这才有动力。不大可能用一个偏方,吃一个药治好了,这里有很复杂的环节。


比如说为了让创新企业能够长大,就有一个风险投资、私募基金问题。以前成思危副委员长提出来,中国要有风险投资,但号召了几年也没有出来,后来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排出了我们风险投资搞不起来存在的十几个问题,不解决就搞不起来。然后大家合力,一个一个解决。第一件事,风险投资搞公司制是不行的,单门独户也是不行的。根据国际经验,一定要搞有限合伙制。出资人是负有限责任,经办人是负无限责任。这个制度中国没有,然后经过努力,人大常委会在三年前修改了合伙法,把这个定了。怎么认定呢?要科委认定。认定中又出现很多问题,还有十几件事都要办成。还有推出创业板,创业板弄了多少年,去年才刚开始,没有创业板就退出不了,退出不了第二轮就投不了,所以每件事要排出整个规划,到底要办哪几件事,每一件事要做些什么。


汪洋同志那里有个很大的困难。就是他那里还没有一个有力的参谋机构,能给他做计划,他这个人是干劲十足,但光他自己干劲足不行,还需要落实好。


小康:您当时演讲时给广东开的药方是“两个转变”,即实现由工业化早期的工业布局到现代市场经济的工业布局的转变,由工业化产业结构向现代市场产业结构转变。现在看来,广东有没有在这两方面有些进展。


吴敬琏:对,就是产业结构转变。是全面铺开了,但任务还是很艰巨。佛山的建材业搬到山区以后,最近发现污染很严重,因为山区治理污染比平原还困难。还有东莞,那时候他们给我介绍了某手机,后来反应说,手机里面也有问题,这些东西都需要审核的。有了计划以后,要经常关注,适时发现哪些环节出了什么问题,怎么补救。向省委报告,然后省委采取措施解决。


电动汽车产业我们是随时关注的,发现我们国家这一年速度比美国慢得多,所以很有危机感,美国跟深圳小企业技术水平是一样的。深圳的这个企业是一位八十几岁的院士给我介绍的。这个企业叫德方纳米,一看确实好。美国有一个企业,叫A123,两个技术水平是一样的,就是用5到8分钟充满80%的电。我们是企业自己发明的,美国是MIT教授发明的。 MIT教授发明以后,美国能源部就给他钱继续让他发明,他就从MIT辞职出来,这个公司实用化了又拿到了专利。他准备在中国常州加工,还没有开工,密西根州州政府就决定,要把密西根变成世界动力电池之都,给他退税一亿美元。美国能源部又给两亿七千五百万美元。上市融资大概融了两亿美元。现在正在建,最近上海有一个电动汽车计划。就是跟他合资在上海建一个厂。我们的企业到现在还是原来的水平,这种事情在中国有很多。


小康:为什么将广东的这篇演讲放入到《中国增长模式抉择》的增订版中,您是否认为广东的抉择能代表中国模式的抉择?


吴敬琏:广东的改革力度是最大的,汪洋同志的方向性绝对是对的,没有一个省在转变发展方式方面提到他这样的高度。汪洋同志总是亲自出马,有几个东西也做得挺漂亮。比如搞大学教育。他搞了一个大学城,像北大在他那儿都是独立办学,另外还引进了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都是亲自他出马找教育部,最后都做的挺好。去年还完全按照规范建立了一所大学,叫南方科技大学。一定要有很多强有力的大学,否则人才没有了。


但是关键是执行力要加强,要有重点地做几件事。现在广东最缺的是省里的统筹,应该有个规划,抓住重点,排出来,看有哪些障碍,怎么去打通。要是全部铺开去做,中国现有的体制毛病太多,没办法,只能抓一些重点。


我二月份要去趟广东,主要想跟省里的同志们共同研究,广东要抓住几个产业振兴,现在考虑到的,一个是电动汽车,一个是信息产业。广东是有这个条件的,一头是香港,一头就是深圳。要利用好珠三角跟香港的融合。深圳的信息产业现在真是不可小视,它的电信业,在世界上都排在前面。这个产业现在正在好几个方面酝酿着突破。一个就是三网融合,三网融合我们已经搞晚了,中央批都已经三年了。另外就是电信技术,移动宽带化,和宽带移动化。三网融合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就是移动宽带。还有就是物联网,就是整个用三网融合后把各种产业都用网络连起来。这是全世界的一个趋势。


另外一个产业就是电动汽车。比亚迪是全世界第一个搞全电动汽车的,他核心的难点就是在电池。电池的最优技术现在也在深圳,是世界最优啊,不是中国最优。像这样的产业,他不是挣点钱过日子这么简单,这真是中国未来最有希望的产业,如果全电动汽车这样的产业能搞上来,那我们整个汽车业就翻身了,因为你要在燃油技术上超过西方国家,那太难了,人家搞了一百几十年了。但在电动车上,是我们先搞出来的,我们和他们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恐怕还是要鼓励就地升级,重要的是它自身能不能去有效地延伸,而不是要用一个完全新的东西代替它。广东要抓住几个产业振兴,现在考虑到的,一个是电动汽车,一个是信息产业。


顺德:小城穿上“大部衫”


位于广东省佛山市东南部的顺德区,孕育了美的、科龙、格兰仕等众多民族品牌。如今,这个曾经的中国百强县之首,再次以她的魄力进行着一场实验性的变革


顺德,珠江三角洲一个总面积800余平方公里的小城镇,正在进行着当代中国最为大胆的体制改革。


2009年12月16日,广东省深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珠海召开,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力推大部制改革的 “顺德样本”,并向全省推广。


2009年9月16日,佛山市顺德区党政机构改革动员大会上,顺德“大部制”改革方案一经公布便被舆论冠以“石破天惊”之称。41个党政机构(含双管单位)及群团组织统一整合为16个大部,顺德此次改革精简幅度近2/3。


一向以创新著称的顺德,这次将改革的手从经济领域伸向了政治领域。作为唯一试点区,无论成败,顺德再次成为改革的先锋队。


顺德“大部制”样本


改革速度之快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从宣布改革到人事变动,顺德仅用了三天时间。


2009 年9月14日上午,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批示同意顺德大部制改革方案,当天下午,佛山市召开市委常委会作内部通报;15日上午,顺德区召开党委、行政、人大、政协四套班子党政联席会议,当晚,方案一并通报给各职能局局长;16日上午召开全区科级以上干部动员大会,宣布免除22名正局长,并确定16个大部负责人和副职人员名单;17日下午,新产生的部门负责人首次与新闻媒体见面。


新上任的16个大部局长在21日便正式投入工作。


“大部制挂牌前后,把我们搞得很紧张,每个采访几乎都是临时通知,天天加班,我估计没有哪个政府这样做。”一位当地记者如此形容那三天的工作。与记者们相比,顺德的主政者们对这次改革更觉突然,副书记、副区长们知晓自己成为改革对象,也仅仅比媒体早了6个小时。此后一天,这些副书记、副区长们摇身变成了各大局的局长,原局正职全部成了副职,副职则成为顺德新设的首任“局务委员”。


顺德区增设区政府政务委员,与区委常委、副区长一起兼任16个大部门的首长,并参加区联席会议决策。联席会议的决策直接由16个大部门落实执行,形成“联席会议—部门—业务科室”的决策、执行机制。


顺德区教育局是大部制改革中没有调整的两个部门之一,新任局长由顺德区副区长曹洪彬兼任。曹洪彬是广东2008年公选的100名年轻干部之一,2009年11月当选顺德区副区长,一个月后,成为顺德大部制改革后首任教育局局长。


“大部制改革对顺德教育事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整合教育资源,构建现代教育体系。” 曹洪彬说。


顺德区委社会工作部是唯一一个新组建的党委机构,并且与新组建的政府机构顺德区民政宗教和外事侨务局合署办公。这无疑是本次大部制改革中的亮点。顺德区委副书记、社会工作部部长周志坤形容说:“这个部门的职能跨度之大,难以简单概括。”顺德区委社会工作部以及顺德区民政宗教和外事侨务局,是由原来的五个职能部门和五大群众组织组合而成,包括原来的统战部、农村工作部、民族宗教事务局、外事侨务局、民政局,以及工会、团委、妇联、残联和工商联。


“党政联动是顺德此次改革的一个主要特点。我个人长期在基层工作,在基层最关键的就是要解决问题,这是我们的出发点。”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刘海如此评价这次“突如其来”的改革。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彭澎说:“这是深圳改革方案没能突破的,相对来说,也是顺德这种层级进行这种试探所拥有的特殊优势。这种试探性改革首先突破了原来‘党政分开’的认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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