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与苏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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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939年至1943年间,陈毅作为新四军的主要领导人,根据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按照“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要求,执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在苏北富有成效地开展了统战工作。      争取“二李”,声威大振      1939年春天,陈毅受中共中央派遣,来到苏北开展统战工作。   苏北地区在抗日战争中具有特定的地位。当时苏北拥有2000多万人口,盛产粮、棉、盐等战略物资,既是

1939年至1943年间,陈毅作为新四军的主要领导人,根据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按照“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要求,执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在苏北富有成效地开展了统战工作。 争取“二李”,声威大振 1939年春天,陈毅受中共中央派遣,来到苏北开展统战工作。 苏北地区在抗日战争中具有特定的地位。当时苏北拥有2000多万人口,盛产粮、棉、盐等战略物资,既是控制日寇沿江进出的重要侧翼,又是连接我新四军和八路军的重要纽带。1939年初,以管文蔚为司令的新四军挺进纵队(简称“挺纵”)控制了长江之中的扬中县和江北沿江一带的大桥地区,打开了向苏北发展的战略通道。 当时,苏北的军事力量除了边缘地区的少数八路军和新四军外,主要力量有三个:一是日伪,这是最大的军事力量,但其兵力有限,只占领南通、如皋、靖江、仙女庙、高邮、徐州、连云港等水陆交通线上的重要城镇;二是韩德勤所属各部,韩是蒋介石的嫡系,时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控制着苏北大部分地区,拥有七八万兵力,主力部队是李守维的八十九军和翁达的独立第六旅;三是苏北地方实力派李明扬、李长江和陈太运等部。“二李”任苏鲁皖边游击总指挥部的正副指挥,驻扎泰州,约有二万余兵力。陈太运的苏北税警总团驻扎姜堰、溱潼、曲塘一带,有3000人。 这三支力量中,日寇是中华民族的敌人。韩德勤骨子里反共,是顽固派,曾于1939年春突袭我东海县抗日武装,杀该团团长以下数百人,还于同年夏围攻我活动于高邮湖北闵家桥地区的游击队,惨杀数百人,其中大多数是中共党员。对之,必须揭露他、孤立他,必要时打击他。“二李”等地方实力派受到韩德勤的排挤,与韩有矛盾,对新四军持观望态度,具有中间势力典型的摇摆性特征。 因此,在挺纵控制苏北长江沿线一部后,1939年5月,陈毅立刻从江南茅山抗日根据地过江来到挺纵驻地吴家桥,仔细分析了苏北局势,确定了“击敌、联李、孤韩”的方针。在苏北打击日寇、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韩德勤的统战工作中,陈毅表现出了高超的胆略、策略和领导水平。1939年7月,陈毅进泰州城会见了“二李”,与“二李”建立了直接联系。之后,陈毅又两进泰州,巩固了与“二李”的统一战线。陈毅还以毛泽东、朱德的名义写信给李明扬,措辞恳切,李明扬看了非常感动。“二李”也对新四军在苏北发展表示理解,并支持新四军东进南通、如皋一带抗日。 陈毅通过对“二李”的统战工作,趁势将苏南陶勇部、叶飞部调入苏北。1939年10月,陶勇部1000多人编成苏皖支队。1939年11月,叶飞部与管文蔚部合编,挺进纵队发展壮大到2500多人,并积极打击敌伪,于1940年2月粉碎了日伪军的大“扫荡”,新四军在苏北声威大振。 在陈毅积极争取“二李”时,韩德勤也改变政策,表示要与“二李”“摒弃前嫌、重修旧好、共同反共”。作为中间势力,“二李”在韩德勤的拉拢下,露出其摇摆性,使新四军对“二李”的统战工作出现波折。 1940年5月间,日寇又大举对吴家桥一带进行“扫荡”。6月28日,李明扬部趁势进攻郭村我挺纵驻地。挺纵和苏皖支队在郭村人民的全力支持下,奋起反击,歼灭李明扬部3个团,致使李明扬部全线溃退,郭村保卫战取得重大胜利。 7月3日,陈毅到达郭村,分析了形势,认为当时双方力量仍然悬殊,要解决苏北问题,首要的是打败韩德勤,要打败韩德勤就必须争取“二李”中立,不使之投奔韩德勤。陈毅决定采取先把“二李”打痛了再拉一把的策略。 郭村保卫战是新四军与韩德勤争夺“二李”的关键一仗。当时部队奋勇反击,在泰州唾手可得之时,新四军则适可而止。陈毅灵活运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使得对“二李”的统战工作取得重大成果。 1940年7月,新四军主力东进黄桥抗日,通过“二李”防区时,李明扬部如约让路,朝天鸣枪以敷衍韩顽。新四军迅速攻克黄桥以南之孤山、西来镇的日寇据点,开始建立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并与陈太运部巩固了统战关系。 政治保障,黄桥大捷 除了加强军事上的统一战线外,陈毅十分注重与苏北中上层开明人士加强联系,以取得对敌伪顽斗争政治上的优势。 1939年5月,陈毅第一次渡江北上到达苏北吴家桥,就把扬泰地区一些开明人士袁观伯、侯戟门请来开了一次座谈会,和他们商谈在苏北团结抗战的问题。袁、侯等后来去做其他中上层人士的工作,效果很好。 1940年7月底,新四军占领黄桥后,陈毅通过地方干部了解到黄桥的朱履先是原国民党北伐军混成旅旅长,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满。陈毅立即登门拜访。朱履先老先生十分赞同新四军的抗日行动,亲自号召黄桥工商界人士向新四军捐献6万元充作军费,并多方奔走,号召国共合作,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在苏北,陈毅与韩国钧的交往最具影响和成效。韩国钧是海安人,是苏北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苏北中上层士绅中有极高的声望。因他两度主政江苏,政界、军界许多人都是他的门生。陈毅到黄桥后,除与韩国钧信函交往外,还亲自登门拜访,使韩国钧对新四军有了深刻的认识。两人还通过诗联和答,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40年9月初,韩德勤调集兵力于姜堰、海安一线,并前伸进攻黄桥,被新四军击退。韩顽退回姜堰、海安一线固守,进行粮食封锁,引起广大民众不满。为了打破粮食封锁,新四军于9月14日攻克姜堰。韩德勤开始集结重兵,准备进攻新四军,苏北内战局势日趋紧张。 此时,新四军团结地方实力派和民主人士,由韩国钧先后主持召开“联合抗日座谈会”和“姜堰军民代表会议”。韩德勤拒不参加,要求新四军退出姜堰。新四军于9月30日退出姜堰,韩德勤得寸进尺,又要新四军撤出黄桥,开回江南,并同时指使李守维调集大军进攻黄桥。各界代表闻讯,极为义愤。 面对这种情况,陈毅果断让新四军撤出姜堰,一方面表明我军团结抗日的立场,赢得苏北士绅的赞誉,在政治上占据完全有理的地位;第二方面,我军撤出时,通知李明扬和陈太运部前来接防姜堰,使李明扬喜出望外,轻而易举地得到好处后,更加站在中间立场上,不与我们作对;第三方面,我军也必须撤出姜堰,以便集中兵力于黄桥打击敌人,在军事上有利。这样,通过一系列的统战工作,到黄桥战役前,韩德勤顽固派在军事和政治方面都陷入极端孤立的困境,完全实现了我军当初进入苏北的战略方针。 1940年10月4日,韩德勤以其嫡系李守维的八十九军和翁达的独立第六旅为中路军,作为进攻主力,攻我黄桥北面和东面地区,黄桥战役打响。当时,韩德勤主攻兵力约15000人,而新四军则总共只有7000人,其中战斗人员5000人,敌我兵力悬殊。在陈毅、粟裕的正确指挥下,我军坚决阻击了攻击黄桥镇的敌人,首先消灭了独立第六旅,翁达自杀;然后,包围了李守维的军部,李守维在突围时溺水身亡。10月6日,黄桥战役胜利结束。 黄桥战役的胜利,除了指挥正确、新四军浴血奋战以及广大人民的支持外,统战工作也是重要保证。李明扬部未敢轻举妄动,敌左路军保安第一旅薛承宗部也被我军事前做通了工作,敷衍战事。因此,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我军只以极少兵力监视敌左右路军,从而能集中兵力打击敌主力。 10月10日,新四军与八路军南下的黄克诚部会师于东台。 苏北问题一举解决,苏北、华北连通,我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掀起建设高潮。黄桥战役后,10月底,韩国钧接受陈毅的建议,和李明扬一起,在曲塘召开“苏北抗敌和平会议”,并发电报给蒋介石,揭露韩德勤在苏北闹摩擦的真相。11月底,在刘少奇、陈毅的领导下,苏北临时参议会于海安召开。根据地面积不断扩大,新四军也迅速发展,1942年初,苏北新四军已有8万主力军和4万地方军。 1939年至1943年间,陈毅作为新四军的主要领导人,根据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按照“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要求,执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在苏北富有成效地开展了统战工作。 争取“二李”,声威大振 1939年春天,陈毅受中共中央派遣,来到苏北开展统战工作。 苏北地区在抗日战争中具有特定的地位。当时苏北拥有2000多万人口,盛产粮、棉、盐等战略物资,既是控制日寇沿江进出的重要侧翼,又是连接我新四军和八路军的重要纽带。1939年初,以管文蔚为司令的新四军挺进纵队(简称“挺纵”)控制了长江之中的扬中县和江北沿江一带的大桥地区,打开了向苏北发展的战略通道。 当时,苏北的军事力量除了边缘地区的少数八路军和新四军外,主要力量有三个:一是日伪,这是最大的军事力量,但其兵力有限,只占领南通、如皋、靖江、仙女庙、高邮、徐州、连云港等水陆交通线上的重要城镇;二是韩德勤所属各部,韩是蒋介石的嫡系,时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控制着苏北大部分地区,拥有七八万兵力,主力部队是李守维的八十九军和翁达的独立第六旅;三是苏北地方实力派李明扬、李长江和陈太运等部。“二李”任苏鲁皖边游击总指挥部的正副指挥,驻扎泰州,约有二万余兵力。陈太运的苏北税警总团驻扎姜堰、溱潼、曲塘一带,有3000人。 这三支力量中,日寇是中华民族的敌人。韩德勤骨子里反共,是顽固派,曾于1939年春突袭我东海县抗日武装,杀该团团长以下数百人,还于同年夏围攻我活动于高邮湖北闵家桥地区的游击队,惨杀数百人,其中大多数是中共党员。对之,必须揭露他、孤立他,必要时打击他。“二李”等地方实力派受到韩德勤的排挤,与韩有矛盾,对新四军持观望态度,具有中间势力典型的摇摆性特征。 因此,在挺纵控制苏北长江沿线一部后,1939年5月,陈毅立刻从江南茅山抗日根据地过江来到挺纵驻地吴家桥,仔细分析了苏北局势,确定了“击敌、联李、孤韩”的方针。在苏北打击日寇、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韩德勤的统战工作中,陈毅表现出了高超的胆略、策略和领导水平。1939年7月,陈毅进泰州城会见了“二李”,与“二李”建立了直接联系。之后,陈毅又两进泰州,巩固了与“二李”的统一战线。陈毅还以毛泽东、朱德的名义写信给李明扬,措辞恳切,李明扬看了非常感动。“二李”也对新四军在苏北发展表示理解,并支持新四军东进南通、如皋一带抗日。 陈毅通过对“二李”的统战工作,趁势将苏南陶勇部、叶飞部调入苏北。1939年10月,陶勇部1000多人编成苏皖支队。1939年11月,叶飞部与管文蔚部合编,挺进纵队发展壮大到2500多人,并积极打击敌伪,于1940年2月粉碎了日伪军的大“扫荡”,新四军在苏北声威大振。 在陈毅积极争取“二李”时,韩德勤也改变政策,表示要与“二李”“摒弃前嫌、重修旧好、共同反共”。作为中间势力,“二李”在韩德勤的拉拢下,露出其摇摆性,使新四军对“二李”的统战工作出现波折。 1940年5月间,日寇又大举对吴家桥一带进行“扫荡”。6月28日,李明扬部趁势进攻郭村我挺纵驻地。挺纵和苏皖支队在郭村人民的全力支持下,奋起反击,歼灭李明扬部3个团,致使李明扬部全线溃退,郭村保卫战取得重大胜利。 7月3日,陈毅到达郭村,分析了形势,认为当时双方力量仍然悬殊,要解决苏北问题,首要的是打败韩德勤,要打败韩德勤就必须争取“二李”中立,不使之投奔韩德勤。陈毅决定采取先把“二李”打痛了再拉一把的策略。 郭村保卫战是新四军与韩德勤争夺“二李”的关键一仗。当时部队奋勇反击,在泰州唾手可得之时,新四军则适可而止。陈毅灵活运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使得对“二李”的统战工作取得重大成果。 1940年7月,新四军主力东进黄桥抗日,通过“二李”防区时,李明扬部如约让路,朝天鸣枪以敷衍韩顽。新四军迅速攻克黄桥以南之孤山、西来镇的日寇据点,开始建立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并与陈太运部巩固了统战关系。 政治保障,黄桥大捷 除了加强军事上的统一战线外,陈毅十分注重与苏北中上层开明人士加强联系,以取得对敌伪顽斗争政治上的优势。 1939年5月,陈毅第一次渡江北上到达苏北吴家桥,就把扬泰地区一些开明人士袁观伯、侯戟门请来开了一次座谈会,和他们商谈在苏北团结抗战的问题。袁、侯等后来去做其他中上层人士的工作,效果很好。 1940年7月底,新四军占领黄桥后,陈毅通过地方干部了解到黄桥的朱履先是原国民党北伐军混成旅旅长,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满。陈毅立即登门拜访。朱履先老先生十分赞同新四军的抗日行动,亲自号召黄桥工商界人士向新四军捐献6万元充作军费,并多方奔走,号召国共合作,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在苏北,陈毅与韩国钧的交往最具影响和成效。韩国钧是海安人,是苏北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苏北中上层士绅中有极高的声望。因他两度主政江苏,政界、军界许多人都是他的门生。陈毅到黄桥后,除与韩国钧信函交往外,还亲自登门拜访,使韩国钧对新四军有了深刻的认识。两人还通过诗联和答,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40年9月初,韩德勤调集兵力于姜堰、海安一线,并前伸进攻黄桥,被新四军击退。韩顽退回姜堰、海安一线固守,进行粮食封锁,引起广大民众不满。为了打破粮食封锁,新四军于9月14日攻克姜堰。韩德勤开始集结重兵,准备进攻新四军,苏北内战局势日趋紧张。 此时,新四军团结地方实力派和民主人士,由韩国钧先后主持召开“联合抗日座谈会”和“姜堰军民代表会议”。韩德勤拒不参加,要求新四军退出姜堰。新四军于9月30日退出姜堰,韩德勤得寸进尺,又要新四军撤出黄桥,开回江南,并同时指使李守维调集大军进攻黄桥。各界代表闻讯,极为义愤。 面对这种情况,陈毅果断让新四军撤出姜堰,一方面表明我军团结抗日的立场,赢得苏北士绅的赞誉,在政治上占据完全有理的地位;第二方面,我军撤出时,通知李明扬和陈太运部前来接防姜堰,使李明扬喜出望外,轻而易举地得到好处后,更加站在中间立场上,不与我们作对;第三方面,我军也必须撤出姜堰,以便集中兵力于黄桥打击敌人,在军事上有利。这样,通过一系列的统战工作,到黄桥战役前,韩德勤顽固派在军事和政治方面都陷入极端孤立的困境,完全实现了我军当初进入苏北的战略方针。 1940年10月4日,韩德勤以其嫡系李守维的八十九军和翁达的独立第六旅为中路军,作为进攻主力,攻我黄桥北面和东面地区,黄桥战役打响。当时,韩德勤主攻兵力约15000人,而新四军则总共只有7000人,其中战斗人员5000人,敌我兵力悬殊。在陈毅、粟裕的正确指挥下,我军坚决阻击了攻击黄桥镇的敌人,首先消灭了独立第六旅,翁达自杀;然后,包围了李守维的军部,李守维在突围时溺水身亡。10月6日,黄桥战役胜利结束。 黄桥战役的胜利,除了指挥正确、新四军浴血奋战以及广大人民的支持外,统战工作也是重要保证。李明扬部未敢轻举妄动,敌左路军保安第一旅薛承宗部也被我军事前做通了工作,敷衍战事。因此,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我军只以极少兵力监视敌左右路军,从而能集中兵力打击敌主力。 10月10日,新四军与八路军南下的黄克诚部会师于东台。 苏北问题一举解决,苏北、华北连通,我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掀起建设高潮。黄桥战役后,10月底,韩国钧接受陈毅的建议,和李明扬一起,在曲塘召开“苏北抗敌和平会议”,并发电报给蒋介石,揭露韩德勤在苏北闹摩擦的真相。11月底,在刘少奇、陈毅的领导下,苏北临时参议会于海安召开。根据地面积不断扩大,新四军也迅速发展,1942年初,苏北新四军已有8万主力军和4万地方军。 不朽功勋,名垂千古 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是与陈毅高超的统战工作艺术分不开的。 首先,陈毅同志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策略和相关指示。新四军组建完毕后,早在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就曾致电项英:“在侦察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行,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建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步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洲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 这个指示发出后,陈毅立即率部进入苏南,创建了茅山抗日根据地。1939年春天,周恩来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共同确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原则,但项英对这个方针执行不力。1940年5月4日,毛泽东写给东南局指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对项英提出严厉批评。而陈毅立即组织学习执行这个指示,率江南新四军主力进入苏北发展。 其次,陈毅同志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对统战工作有十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发展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如他对苏北实力派的分析入木三分,采取又打又拉的策略。他认为郭村保卫战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战略上的胜利,因此不允许攻泰州,退兵姜堰,一举三得。 1943年,韩德勤在进攻新四军时被俘,是否放他回去?陈毅分析:如不放韩回去,汤恩伯会取代他,对苏北不利;放韩回去,对我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有利。所以陈毅电示中央应放韩回去。释放韩德勤,显示了陈毅高超的统战艺术。另外,陈毅为人豪爽、才华横溢,每到一地都乐于结识当地贤士,苏北士绅及党外知识分子都乐意与陈毅交朋友,使陈毅从事统战工作如鱼得水。所以有人戏言:“陈毅同志是个天才的外交家!” 更为重要的是,苏北抗日根据地是在广州、武汉失陷以后开始开辟,国民党在敌后有意留下一部分军事力量,敌伪顽势力错综复杂,与华北失陷后基本没有军事力量有很大的不同。在东南局和新四军领导层当中,对统战工作的看法和做法也不一致。因此,陈毅在苏北的统战工作就显得十分突出和典型。 实践证明,陈毅在苏北的统战工作不仅开辟了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苏北根据地,而且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提供了一个十分生动的实例。 1940年11月18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在批转陈毅《关于苏北统战工作的经过和主要经验》的报告中指出:“中央军委完全同意陈毅同志的统战方针和统战工作,为使各部队团以上干部深切研究统战策略,破除其狭隘而不开展、顾小利而忘大利、称英雄而少办法的观点,特将陈毅报告转告你们作具体教育材料但须保证不外泄。”这是对陈毅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斗争的统战工作的高度评价。 1943年底,陈毅离开苏北根据地到了延安,准备参加中共七大,毛泽东又一次高度评价了陈毅在抗战中的功劳。陈毅同志在苏北从事的统战工作以及对创建苏北抗日根据地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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