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南在台湾生活 自己天天盐水泡稀饭却厚待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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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胡宗南在台湾生活 自己天天盐水泡稀饭却厚待部下 国府一级上将胡宗南,一九六二年二月十四日于台北去世,长公子胡为真年方十四。父亲骤然谢世,稚龄胡为真的心灵,烙下难以平复的悲痛印记。凭借着髫龄时期模糊记忆,聆听母亲叶霞翟缕缕讲述,遍访父亲早年部属同袍,多年亲自追抚查考父亲日记、信札,远涉重洋览阅海内外多种档案文件,追怀心系,萦绕苦思,胡为真脑海里那幅父亲行谊图像,终能清晰浮现。 胡为真历任台湾“国家安全局”副局长,台湾驻德国、新加坡代表等重要职务,退休之后,利用闲暇时间,整理父亲遗稿文件,对胡宗

胡宗南在台湾生活 自己天天盐水泡稀饭却厚待部下



国府一级上将胡宗南,一九六二年二月十四日于台北去世,长公子胡为真年方十四。父亲骤然谢世,稚龄胡为真的心灵,烙下难以平复的悲痛印记。凭借着髫龄时期模糊记忆,聆听母亲叶霞翟缕缕讲述,遍访父亲早年部属同袍,多年亲自追抚查考父亲日记、信札,远涉重洋览阅海内外多种档案文件,追怀心系,萦绕苦思,胡为真脑海里那幅父亲行谊图像,终能清晰浮现。


胡为真历任台湾“国家安全局”副局长,台湾驻德国、新加坡代表等重要职务,退休之后,利用闲暇时间,整理父亲遗稿文件,对胡宗南将军半生事迹,渐有完整全面之见解。笔者专程造访胡为真先生,倾听追述胡宗南在国共阋墙的烽火岁月,不为人知的漏网历史故事


故事从抗战前,戴笠(军统局副局长)为胡宗南、叶霞翟两人牵红线说起……。以下为专访记要,为求真实,特以第一人称表述。


正文:


我母亲叶霞翟,出身旧式家庭,外公观念守旧,不同意母亲深造。母亲从小思想新潮,她力争上游,初中就离家到浙江丽水住校,之后又读了高中,高中毕业准备考大学,外公认为女孩子不必读大学,不准她念大学,不给接济,她只好选择就读公费学校。母亲富于爱国思想,于是进入杭州警官学校,成了戴笠的学生。杭州警官学校毕业之后,又进入上海光华大学政治系,毕业后赴美深造,获得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博士学位,是获得美国博士学位的第一位中国女性。我父母于一九三七年订婚,因为抗战军兴而延展婚事达十年之久,当年是一段感人的爱情故事。


母亲虽是戴笠的学生,但她从来没有做过情报工作。母亲练就一笔好字,很受戴笠器重欣赏,介绍她认识了父亲胡宗南。母亲散文里提起的“雨师”,就是戴雨农,戴笠。


戴笠之所以能得到蒋先生(蒋介石)的信任,与我父亲有关系。父亲是黄埔第一期毕业,因为东征北伐,屡建战功,蒋先生对父亲特别信任。父亲和戴先生结识于杭州,攀谈之下,彼此对国是看法完全一致,因成莫逆至交,并向蒋先生大力推荐。父亲和戴先生服务的单位,彼此交换干部。父亲驻扎西安,西安警察局长就是戴笠派的人。日本侵华,戴笠组织忠义救国军,好些干部都是父亲的部下。父亲辞世前,身上穿的一件破毛背心,还是戴先生二十年前送的,印证父亲终生怀念戴先生。


抗战军兴,日本原宣称三天之内攻占上海,三个月灭亡中国。而胡宗南部在淞沪会战的火在线,坚守了六周,屡挫日军步兵、炮兵、战车、空军联合攻击行动,胡宗南部牺牲至为惨烈,四万人最后只剩一千二百人。著名报人张季鸾说,第一军为国之精锐,如此牺牲,闻之泫然。后奉命到河南整补,再调往西安。胡宗南部最后离开西安驻地,为一九四九年五月,在西安前后待了十二年。


我认为,父亲于抗战时期有四大贡献,第一是教育,西安的军校第七分校,和战干第四团,各训练出三、四万名军官和政治人才,分发全国各战场,支持八年抗战;第二是挡住日军自北面攻向四川的钳形攻势。日本几次攻打潼关,意图进窥陪都重庆,但父亲的部队始终不动如山,完成了中央交付他最重要的任务,甚至打了好几场胜仗。包括兰封之役,打垮日军土肥原贤二;参加武汉保卫战,歼敌五千;豫西西峡口之役大胜等。


一九四四年,洛阳失陷后,他到潼关召集军师长和敢死队讲话,身后还带了一具棺材,他说:“如果这次不能打败日寇,这便是我胡某人的棺木!”结果全军奋勇杀敌,果然打了胜仗。这段话系当年敢死队员,现年八十五岁的杨廷华先生,不久之前告诉我的。


他第三个贡献,是把青海、宁夏、甘肃等地方势力统合起来,齐心抗日。一九四三年,父亲派三十七集团军范汉杰,率盛文的五十九师,平定甘肃回乱。一九四四年,派黄埔一期同学李铁军率二十九集团军到新疆。因新疆一度受苏联蛊惑,阴谋独立,最后终为胡宗南部安抚平定。


第四个贡献,就是围堵中共。胡宗南部一定程度制约了中共从陕北往外发展的力量,同时跟中共竞相争取沦陷区投靠后方的青年。抗战爆发后,沦陷区青年竞相投奔大后方,众多青年原本要到延安,不少人途经西安就被胡宗南部拦下,劝服他们去王曲军校七分校,或者参加战干团,日后到部队从事政治工作。连战主席的父亲连震东先生即曾被礼聘为战干团教官。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二日,父亲赴河南郑州,主持接受日军投降仪式,接收豫北、豫西日军。日方代表是日军第十二军军长鹰森孝中将。投降仪式结束后,双方代表握手晤谈。鹰森孝问父亲,近期河南西峡口战役,贵方一位孔姓营长,利用反斜面作战(反斜面阵地攻防战),歼灭了我们很多部队,我很想跟这位营长见面。父亲经查证,知道这名营长的名字叫孔令晟。是时孔营长刚好在外地受训,不在郑州附近,未能与日本军长鹰森孝见面。


父亲因而对出身北京大学的孔令晟印象深刻,为示赏识,父亲有意调孔令晟到长官部,原本要孔令晟接替熊向晖(按:熊向晖本名熊汇荃)职位,但孔令晟不愿意做参谋,宁愿带兵,父亲只好打消此意。由于父亲非常爱护孔令晟先生,之后,还派人帮他补习功课,稍后进入国防大学进修(笔者按:孔令晟日后曾任国防部作战助理次长、蒋介石之侍卫长、海军陆战队司令、警政署署长等职)


父亲认为,抗战结束后,国家迫切需要建设人才。所以,父亲派了许多部下到美国受训或进修,熊向晖就是其中之一。当时派出国的干部多达数十名,都是胡宗南部队中极为突出的优秀人才。内战爆发,国内局势丕变,许多人索性留在美国就业定居。抗战前后,大学生凤毛麟角,知识分子左倾的比例很高,投效胡宗南部的知识青年,不乏思想左倾或者潜伏共谍,父亲总认为以人格感召可以感化这些人。曾经有人跟他密报,熊向晖思想左倾,父亲告诉密报的人:熊向晖来部队的时候才十八岁,年轻人想法特异独行不要紧,我可以感化影响他。

熊向晖在(二00五年)过世之前,曾经托人传话给我,他强调是先加入共产党,所以不得不遵行共产党的指示做事,他强调,对我父亲终生感念,请我务必谅解他。我记得在我幼年时,他曾写信给我母亲,强调他没有做对不起我父亲的事。


抗战胜利后,国共之间究竟选择和或战?曾经一度困扰(国府)最高当局。民国三十五年,国府中央召开军事会议,蒋公日记中也记载,中共趁着抗战如何扩张,配合日本军队,处处打击国军,把我们敌后游击队都吃掉了,战后又积极扩张,不听中央号令,不断挑衅,他已经忍无可忍。


据说有一次在军事会议中,张治中将军认为国共之间不能战,战则国民党必败,因为八年抗战下来,国穷民困,人心厌战;但某首长却力言在三个月内必能消灭共党,蒋先生最后采纳了后者的建议。


(根据台湾“国史馆”《中共教导旅陕北作战日志》一书中,第259页至275页,附列了一九四七年三月,时任胡宗南部五00团团长曾祥廷口述历史访谈。曾老将军说“张治中与毛泽东很熟,毛在重庆就住在他的公馆,很了解共产党的力量。张忠道说:“X总长说三个月消灭共产党,你则说战则必败,你向国防部报告了没?”张治中说他报告过了。他说:“如果这个仗要打,结果一定是失败的。上自将领,下至中下级干部,都认为不是打仗的时候,打了就完了。”张忠道就问说:“打了一半讲和可不可以?”张治中摇摇头说:“也很困难。你想讲和共产党不一定要和你讲和。”我一个同学安徽寿县陶有恒与张治中很接近,是安徽同乡,前几年到了北平,见到了张治中的女儿张月娥,把张治中上国防部的报告给他看,国防部以为‘不堪一击’”。)


不久前,我曾遇见一位大陆访台的老先生,据他透露,他看过毛泽东内部讲话的档案,抗战前后,毛泽东告诉干部,国民党将领只有两个人你们要特别注意,第一个是胡宗南,第二是白崇禧。


二00一年我到德国,德国国会议员请我吃饭,这位议员说,你没来之前,我的中国朋友都在谈论,不但谈论你,还谈你的父亲,他们谈论你父亲差点捉住毛泽东。他们说,只差四百公尺远,刘戡的二十九军就可以捉住毛泽东。毛泽东躲在窑洞里边,他的侍卫把马的缰绳勒得紧紧的,深恐马匹受惊嘶叫,露出行踪。结果马没有叫,刘戡的军队打从四百公尺开外过去了,国军没能找到毛泽东。我好奇地问这位德国国会议员,这些中国朋友讲到我父亲时是咬牙切齿,充满了恨意吗?他说不!是充满了尊敬。


(有关国民党军攻打延安的经过,根据台湾“国史馆”《中共教导旅陕北作战日志》一书,曾祥廷将军的口述历史访谈回忆:“民国三十六年三月十八日,我奉命派了一个突击营突击延安,营长即原第一营营长应启新。三月十九日一早,我们到了延安东边的塔山,碰到了旅长、副旅长与参谋长。突击营的向导是共产党派的,所以进延安迟了一点,不然可以活抓到毛泽东。因为当时毛泽东还没走,毛泽东说我要看到胡宗南的兵进入延安我才要走,所以进入延安时,地下室的茶还是温的。他的情报很灵光,对我们的行动很了解。整个剿匪我们吃亏的就是情报不灵,对敌人了解太少,相反敌人对我们了解太多,甚至我们没有行动,事先他都知道。”。按:国府负责情报的军统局局长戴笠已于前一年飞机失事遇难)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蒋先生在南京主持攻打延安的秘密军事会议(笔者按:台湾于同日爆发二二八事变),父亲也是会议重要参与者之一。会议结束,蒋先生单独召见父亲,蒋交代完重要军务之后说:“以后再有什么意见,可以先跟刘次长商量。”刘次长就是刘为章,刘斐,当时的国防部参谋次长。于民国十九年(一九三0年)加入共产党,以后又进入白崇禧部队。


试想,凡事透过刘斐,这还有什么军事机密可言?所以刘安祺上将曾经在他的访谈录中说,我军简直是追随刘斐和郭汝瑰的魔棒在走,按郭汝瑰任参谋本部作战厅长,也是共谍。


妙的是,国共双方多次交手之后,父亲根据几次惨痛经验,意识到中共在最高统帅身边可能派遣了谍报人员,察觉到情况不对,父亲马上改变,在改弦易辙之后,方能在五天内打下延安。比如说,他派第二十九军对大小崂山佯攻,果然遇到坚强抵抗,数日不下,另一方面派第一军从山西过来担任主攻,出乎中共意料之外。


中共方面是要坚决抵抗,保卫延安的,这可以从中共第一野战军的战史记载中得知梗概,中共中央下达的命令,是要他们坚决抵抗。


打下延安之后,部队尽管极为疲惫,胡宗南部仍准备穷追不舍,这时,南京国防部来了紧急电报,命令父亲“穷寇勿追”。父亲既然接到上级命令不追,只好暂且按兵不动,保持战果,但心里依然筹划着如何追击,正待采取行动,这时南京国防部又下达命令:河南军情危急,立刻派第一军支持河南。几乎是屡试不爽,只要执行南京的命令,部队必然失利被歼。一九四八年二月底,第二十九军被打垮,就是后果。所以,父亲部下彼此警告,听国防部的命令我们准打败仗,不听命令,我们就打胜仗,这已成为铁律。熊向晖在一九四七年已离开我父亲,他造成的影响,相较之下已经是次要的次要,真正问题在南京国防部。大战略与大部队的布署安排,全部曝露无遗,夫复何言?

一九四九年五月,南京已经撤退,共军也已渡江,奉到国防部命令,要父亲将战线缩短,撤出西安,所以他就把部队撤退到汉中。那时胡宗南部还有几个军的实力,兵员十数万人。早先,当局从他的麾下抽调了好些部队去剿共。东北战役中,范汉杰就是我父亲派到东北去的。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文,及其所部,原本也归胡宗南统领,他被派去支持傅作义,这些部队后来都在平津战役中损失殆尽。徐蚌会战,胡宗南部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但仍有若干部队参与其中。


所以,当父亲撤出西安时,旗下仍有十几个军的番号,但真正的主力是第一军、第三军。其它的几个军,虽有番号,然员额不足。负责的防务,东起陕豫边境,西至甘肃南部及东部几千里。前线每天跟中共西北野战军作战,战报不绝如缕。


一九四九年五月到汉中,一出西安,父亲有鉴于四川仍很完整,力主部队应该下四川,稳定川局,代总统李宗仁坚决不允。在汉中,担误近半年时光,等到终于奉蒋先生命令下四川,局势已经无力回天。胡宗南部幕僚转述,基于集中兵力之思考,父亲的幕僚们曾经有好几个想法:第一个想法是直冲山东,到江苏连云港。第二个想法,直冲武汉,武汉位处华中交通枢纽,一旦情况危急,可南下广州或江西,再退往台湾。第三个想法,是下云南建立长期游击根据地,但情势变得太快,这几个想法都未付诸实现。(后来据担任蒋先生侍卫长的孔令晟表示,第三个计划是蒋先生的决定)


李宗仁不管事,中枢无主之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蒋先生自台湾飞重庆指挥,要父亲下四川,父亲感喟说:“现在要我下四川为时已晚,大部队入川,无异等着被共军瓮中捉鳖。”父亲在汉中主持秘密会议,会上发言盈庭,那是决定胡宗南部队行止最重要的一次会议。父亲随从参谋回忆,蒋先生不断从重庆打长途电话到汉中,想直接找父亲讲话,父亲一反常态,始终避不接听。俞济时奉蒋命,连打三次电话,父亲最后出于无奈接了电话。“总裁有令,你马上带部队下四川!”


那段期间,父亲当时主持陕甘川绥靖公署,部队分散在各据点与共军不断接战,他接到此令,非常苦恼,他在会议上告诉高级干部,现在把大部队带进四川,战略上将陷于完全不利的地位,会被共军围而歼之;日后,人家会说是我胡某人丢掉大陆的!最后,父亲的参谋长罗列将军起立发言:我们不下去也不行,如果我们不入川,蒋先生必成共军俘虏,你胡某人的责任更大!最后父亲流着眼泪,勉强按照命令进入四川。


国共战争末期,大部队缺乏机动交通工具,光靠两条腿跋涉行军,势必减缓过大巴山南下四川的速度。蒋先生原先答应,预备调集八百辆大卡车给胡宗南部队,结果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调集军用卡车一百部。胡宗南部克服重重困难,越过大巴山,如同《三国演义》中描述的邓艾下阴平入蜀;并利用原有在四川北部重镇广元,作为指挥中心。


川陕甘绥靖公署准备由主力部队第一军进驻成都,并保障川北其它各军在共军猛烈攻击下转进之安全,但蒋先生从重庆来电,表示异议,坚持第一军开赴重庆。蒋先生日记上记载,再三命令胡宗南把第一军开往重庆。由于蒋先生坚持,第一军只好调头奔赴重庆,等大部队好不容易进抵重庆,因为贵州和川东失守,四川已处于共军重重包围之中。


刘伯承率领二野蜂拥而至。林彪统领四野从武汉直逼广州,占领广东后再调头直攻四川,从川东南插入。彭德怀的一野,从陕西、甘肃一路披星戴月追来。四川地方武装力量,刘文辉、邓锡侯部队不稳。仅有的黄埔系部队宋希濂、罗广文的部队都溃败。父亲的部队入川,第一件事情却是要对付四川乱局,接管他们溃败之后的防区。第一军边走边打,居然还打了几个胜仗,共军口耳相传:怪不得这是第一军。俘虏共军数百人,稳住重庆局面,争取到两个礼拜宝贵的时间。让国民政府能从重庆迁往成都,第三军已固守成都,预备抵挡彭德怀的一野。胡宗南部可说是三面作战,既要抵抗彭德怀部及刘伯承部,又要跟林彪部对抗。王生明将军当时是第八师副师长,部队一路冲到成都东南,抵抗刘伯承部,结果部队被打垮,王生明跟着军长吴俊,兵败负伤,化装逃到台湾。(按:王生明后于一江山战役中战死)


部队到达成都,四川叛军刘文辉部队,及反叛的原国防部厅长郭汝瑰,都在一二日行程之内,他们准备要扣留蒋先生向中共邀功。


父亲曾发了一封重要的电报,给在台北的汤恩伯将军,坚决反对会战,并谓我军处于内线不利位置,一旦与敌人会战,必遭全歼。父亲说趁敌人兵力未形成包围圈时,击灭共军的一部,再俟机击灭另外一部。在时间上已经来不及,我军兵力布署呈一字长蛇阵,请兄有以教之。


在给汤恩伯的电报上,父亲的想法应是把部队主力转移到云南、西康去,既可保留实力,又可占领云贵高原有利位置。然而,现实环境根本不允许如此。果然,蒋先生要父亲赶往成都,所有部队只好往成都集中。父亲陪同蒋先生住军校,根据日记记录,他们每天密商接下去该怎么作战。蒋先生的日记中有段话,在如此危难时刻,宗南毫无颓唐之色,真将领中之麟角也。


父亲静观形势,认为局面难以长久维持,力主国府应该迁往台湾,也劝蒋先生退到台湾。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蒋先生离开成都。蒋公离开成都,父亲随即赶往西昌,力图安定西昌局面。西昌原本归刘文辉部控制,父亲调第一师一个营的部队到西昌,居然解决了刘文辉一个师的部队。

父亲从四川撤退西昌途中,飞机遭逢恶劣天候,斯时,整个大陆都已被共军占领,飞机只好往南飞,迫降海南岛。接连数日天气未放晴,飞机无法起飞,又与台湾通讯中断,蒋先生刚从成都回到台湾,急于与父亲连系,却遍寻他不着,颇为生气。所幸,天气放晴后,父亲终于赶赴西昌,重新建立指挥中心,逐步集中被打散的部队,两个月内,部队扩充到一万多人。


胡宗南部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从陕西下四川不久,天气就进入冬季,人生地不熟,既无冬衣,又无粮饷,更无兵源,连军火弹药的补给都断绝了。我作了个统计,成都之役,父亲麾下牺牲了六位师长,他们不是阵亡就是自杀;三位军长中的两位负伤;两位兵团司令一个负伤一个被俘。底下团、营、连长几乎牺牲殆尽。这些人牺牲的代价,换来国府全身撤退台湾,也帮蒋先生断了后。


据父亲部下转述,由于国府最精锐的部队,分由杜聿明、傅作义、刘峙统帅,几几乎都已于一年前在东北、华北、淮海三场战役中战败,武器装备也随之转手,全部被共军缴获。在四川重庆及成都与我军胡宗南部遭遇的共军,一个排就配属一辆战车,武器质量悬殊,可见一斑。即使如此,第一军在重庆仍能获致局部胜利。


共军绝不可能让父亲在西昌站稳脚跟,与台湾形成互为犄角之势。一九五0年三月,十万共军围攻西昌,父亲辖下的一万部队,多是新造之师,而且分散在好多据点,备多力分。而且,弹药补给均成问题,地方上的彝族,也多未能合作。


攻打西昌的共军,系二野刘、邓的部队。父亲的部队无力固守,眼睁睁看着城镇与据点逐一被攻陷。到情势最危急的关头,蒋先生从台湾派了一架飞机,到西昌接父亲及贺国光将军等人。当天晚上,父亲召集部将开会,父亲表示他打算留在西昌,与阵地共存亡。他要秘书长赵龙文,参谋长罗列等人搭这架飞机走。参加会议的人员坚决不同意,最后,罗列起身发言。先前汉中会议是他力主挥泪入川,西昌会议上又是他挺身讲话。罗列说:共军四路围攻,喊出口号活捉胡宗南,你胡宗南如果被活捉了,对党国有什么好处?以后还有谁能号召失散的部队和七分校的学生?


罗列说:汉高祖被围,纪信伪装成刘邦,引开匈奴冒顿单于的部队。我愿意当纪信,从现在起,部队由我指挥,我来做纪信,你上飞机。罗列跟赵龙文等将领,簇拥着父亲,强行将他拉上飞机,直飞台湾。未几,共军攻进西昌,乱军之中,罗列受伤昏迷,当地彝族剥光他全身衣物,共军清理战场时,遍寻不着罗列,即宣布罗列战死,台湾随后将罗将军入祀台北忠烈祠。实际上,负伤的罗列被老百姓救活后,经彝民协助,由四川南下广州,辗转逃往香港。


西昌易手之后,父亲在台湾以为罗列阵亡,把罗列母亲当成自己母亲侍奉。罗列逃到香港,父亲喜出望外,马上跟蒋先生报告,为罗列办理入境手续。其后,父亲奉派任职澎湖防卫司令官。一九五九年某日,蒋先生召见父亲,征询他接任陆军总司令的意愿,父亲谦辞不受,他向蒋先生推荐罗列,蒋先生同意,罗列随即奉调陆军总司令。刚撤退到台湾时,一度有传言,蒋先生要父亲当参谋总长,好友副参谋总长王叔铭还要父亲的参谋们先作准备,但后来父亲没有去,反而愿意到大陈岛(笔者按:胡宗南于一九五一年奉蒋介石之命,担任“江浙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兼浙江省主席”,指挥大陈海上游击队)。一九六0年,经国先生衔命来见父亲,要父亲做参军长,他告诉蒋经国:“请你跟‘总统’报告,我有心脏病,不能做这个职务。”隔了两年,父亲就心脏病发作病逝了。


父亲刚到台湾,曾经遭逢一桩很不愉快的事件。一九四九年,部队奉命从西安撤退到汉中,由于和谈破裂,共军已渡过长江,局势危急。父亲暗思,应该为麾下将领在台湾购置房舍,安定部属军心,免除后顾之忧。于是用一千两黄金,在台北南京东路、松江路附近,购置五十间房舍,供麾下将领和家人撤退台湾的栖息之所。父亲却未藉此机会,为自己购买任何一间房舍。孰料,陕西省议会副议长李梦彪,跑到父亲办公室,向幕僚副官人员提出要求,希望能比照胡宗南部将领,为他配一间房子。幕僚人员告诉李梦彪,这房子是给将领住的,你不符合条件,但这件事他们并没有报告我父亲。李梦彪兼任“监察委员”,一气之下,向“监察院”提出弹劾案,以丢掉大陆为由,弹劾胡宗南。


父亲从不为自己辩解,任何人对他毁谤、误解,他非但不置一词,也不准部下仗义辩解。他说,你们多辩解,就多给“总统”找麻烦,不必辩解,打落牙齿和血吞。


弹劾案提出来后,便有一百零八位“立法委员”联名为父亲辩诬。经过“国防部”详加调查后,停止弹劾。而蒋先生深信胡宗南的人格,最后也亲自出面讲话:如果没有胡某人,我怎么从大陆出来?如果没有胡某人,“政府”怎么出来?你们怎么出来的?不要再办了!这桩弹劾案终于不了了之。


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九年,父亲当澎湖防卫司令期间,他把薪水分成三份。三分之一的薪饷寄回家用,三分之一留给“长官部”当公费运用,三分之一发给澎湖长官部两位各有七、八个孩子要抚养的部下。我们家人起初完全被蒙在鼓里,母亲也根本不知道这回事。直到父亲及母亲去世多年后,我带孩子到澎湖,瞻仰树立在澎湖的胡宗南铜像。适有父亲任职澎湖防卫司令时代,一位在办公室服务的老士官,赶来与我碰面。老士官拿出当年父亲的“军人补给证”说,关饷时胡司令交代我把薪水分成三份,其中一份,交给两位子女众多的部下。老士官还和其中一位姓梁的袍泽,经常连系,他把梁老先生的电话留给我。回台北,我打电话向梁老先生求证,他一听是我,语气显得非常激动。两三天后,梁老先生两个当军官的儿子,跑到我办公室来找我,其中一位中校军官说,他们父亲交代,你胡某人有任何事情,两兄弟愿意赴汤蹈火为你效力。


可想而知,父亲只拿三分之一薪水回家,这怎够养家活口?我至今记忆犹新,父亲薪水不够家用,家里开销捉襟见肘,母亲老是为钱发愁,可是父亲又交代她不要再出去教书,在家专心照顾孩子。别无它法,母亲指望写文章赚稿费。她虽然是留美博士,但写散文仍非易事。为了补贴家用,她试着向《中央日报》副刊投稿。报馆审核文稿的标准很高,第一次接到退稿通知,母亲非常沮丧,痛哭一场,我站在她旁边,深刻体会她的心情。母亲再接再厉,再写,再退稿,再写…。到了第三次投稿,她的文章终于获得刊用,文章上报,稿费来了。哇!我们几个孩子带到学校的饭盒,菜色马上丰富起来。父亲就是这种个性,宁愿刻苦对待自己家人,也要厚待部属,所以他的部下都肯为他效死。


幼年时期(一九五0年代),家里没有冰箱,父亲办公室主任程先生家里有只木头外売的冰箱,冰箱上层摆着冰块,下层存放饭菜、西瓜等。暑天到程先生家里吃冰西瓜,是我莫大享受,至今难忘。一九五0年代晚期某日,我放学回家,见到家里搬来一部旧冰箱,品牌名称PHILCO,虽然是旧冰箱,令我颇为开心。我正高兴不已,父亲回来了,一看冰箱,脸色一沉,正色问我母亲哪来的冰箱?母亲说是罗列先生叫人送来的,因为罗先生升上陆军总司令,特地送来一部旧冰箱。父亲疾言厉色大声喝道:“不可以!给退回去!”


十年前,前台大总务长高化臣的夫人去世,我特地到高府吊唁慰问。我握着他的手,劝他节哀:高伯伯您不要难过。但是,高伯伯不跟我谈他夫人的事情,反而谈起家父往事。他说:当年我已在台大工作,你父亲从大陈岛捎来一封信,你来大陈帮我忙。高伯伯说,大陈生活太艰苦,我原先不想去,你父亲又来信,字里行间略有责意,你是不是看我落魄了,所以不来。高伯伯收到这封信,马上收拾行囊,动身前往大陈。高伯伯告诉我:你父亲每天吃盐水泡饭,餐餐盐水泡稀饭。他见到胡宗南日子这么苦,说我不回台北了,高伯伯留在大陈协助父亲,帮到一九五二年,与父亲一同离开大陈。高伯伯跟我讲述往事,边讲边哭,我也为之动容落泪。


父亲过世,朋友、学生、部属闻讯如丧考妣。他去世至今已四十七年,每逢忌日,老部属年年按时纪念,从无例外。开始时参加人数有几千人,后来老病凋零,人越来越少。现今,他学生最年轻的都已八十几岁了。前不久又办了一场纪念会,有的老人走不动了,还勉强拖着老弱的身躯,从台湾各地赶来参加纪念会。这群老人家对我说:“你父亲是完人,我们要纪念到底,一直纪念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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