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庐山 正文 第一章 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抗战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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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日本华北驻屯军进攻宛平城,宛平驻军宋哲元29军赵登禹37师何基沣旅吉星文团奋起抵抗,“卢沟桥事变”爆发。

这时,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党政大员正在有“夏都”之称的庐山。北方突然而至的烽火,对于蒋介石,这位当时中国的“第一人”(不是国家元首,因为当时国民政府名义上的主席是林森),该是怎样的心情。

在过去的历史书中,蒋介石常常被指责为“卖国贼”,他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正是他的“不抵抗政策”丢失了东北。今天,历史的迷雾渐渐散去,蒋介石那“脸谱化”的形象也发生了改变。前些年,重获自由的张学良公开宣称,实行“不抵抗政策”丢失东北的责任在自己而非在蒋。而今,蒋介石日记被公开,使得人们可以更进一步去认识这位至少影响了中国20余年的历史人物。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蒋是一位坚决的反共者,但也是一位民族主义者,因此,也可以算是个爱国者。蒋介石早年反对英国对中国的侵略。从鸦片战争到上世纪20年代,侵略中国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是英国。蒋介石的日记里有这样一些话,说:“汝忘英夷之仇乎”,“英夷不灭非男儿”,“英番不灭,国家焉能独立”, “英番不灭,焉能解放全人类。”抗战期间,中国和英国、美国、苏联结成了同盟。看蒋介石的日记,他内心里对英国、美国有许多看法,他骂英国是“老牌帝国主义”。二战末期《雅尔塔协定》规定:要把原来沙皇俄国在东北所取得的权益完全转移给苏联。罗斯福为了减少美国人的牺牲,为了让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同意了斯大林的上述要求。蒋介石在日记里就骂罗斯福“卖华、侮华、畏强欺弱,以我中国为牺牲品之政策,实为其一生政治难涤之污点”。 近代中国,帝国主义强迫中国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后来中国人的任务,就是要废除这些不平等条约。蒋介石也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但是他主张要用温和的方法,要慢慢地跟外国谈判,慢慢等待。对日本侵略,他在很长时期内采取妥协政策。所以,只能说他是一个温和、软弱的民族主义者。因为蒋的一辈子,最迷信的就是“实力”。他认为自己的实力比共产党强,可以“剿共”;自己的实力比军阀强,可以“统一”; 自己的实力比列强弱,所以只好温和、软弱,慢慢谈判,慢慢等待。但是蒋的软弱有个底线—不可以亡国灭种。蒋与苏俄翻脸,民族主义也是原因之一。现在许多学者认为,斯大林在外蒙古问题上的态度,是蒋由亲苏联共向反苏反共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教授就说,蒋介石访苏的主要目的是想在蒙古的库伦(现乌兰巴托)建立国民党的军事基地。当时的北京正受直系军阀的统治,推翻直系军阀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从广州出发北上,路途遥远而艰辛,这就是北伐。而另一条路线则是从库伦出发南伐,途中只要经过河北的张家口等地就可以杀入北京。蒋介石当然希望选择后者。 但是,苏联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蒋介石显然对此非常不满。蒋介石回国后,曾向孙中山进言,不同意联俄,受到孙中山的批评。上世纪60年代中苏交恶,其中毛泽东的民族主义和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与此颇为相似。蒋其实很了解国民党内的问题,他主张国民党官员应该多与农民接触,每人应到农村工作一段时间,再回到都市来。 他也确实想解决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日记中多次提到“要解决耕者有其地”,主张“二五减租”等,可惜因为日本侵华,最后都未能实现。

蒋介石对日的态度,也有个变化的过程。他早年留学日本,就读士官学校学习军事。据说某次课上,日本教官拿出一块泥土说:这其中有四万万个细菌,恰如四万万中国人。蒋走到教官面前,将泥土分成十块,大声说:这其中有四千万细菌,就如四千万日本国民。但蒋对日本和中国实力的了解,使他对中日发生战争的前景是悲观的。依我个人的看法,蒋眼中的实力,不仅是军事、经济的硬实力,还有软实力。在日本,完成明治维新后,国家基本是团结、稳定的,国民素质之强,可谓冠于亚洲,对此,留学日本多年的蒋是十分清楚的。而反观中国,大清帝国被推翻后,国家是军阀割据,内战不息,国民则愚昧落后。早在北伐战争时期,蒋就有“三日亡国”之论,认为中日国力悬殊,一旦开战,中国沿海地区就会陷入日军之手。因此北伐军要刻意避开日军,绕道北上。根据杨天石先生的研究,日军于1928年出兵济南,制造“五三惨案”,对此蒋最早提出对日“不抵抗主义”。日记同时显示,蒋的民族主义情绪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变得十分强烈。许多人看过电影《三毛从军记》,应该听过其中“我们要以无数的无名岳武穆,来造成一个中华民国的岳武穆”一句,就出自1931年11月23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四全大会闭幕时的讲话。特别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的对日主张发生了重大转变,“中日必有一战”成为其主要观点。纵览其抗战时期的日记,不但“雪耻”二字的出现极为频密,而且对日每每以“倭寇”称之。日本在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步步紧逼,把魔爪由关外伸向关内,由北向南逐步蚕食。国民党已经预感到靠妥协是无法改善中日关系的,于是蒋介石主导下的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 1935年年底,蒋介石派陈立夫赴苏,“商谈对日军事同盟”。 1935年11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在对日妥协抱有幻想的同时提出:“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这句话很显然是针对日本在华的一系列侵略行为提出的。1935年11月19日,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蒋介石的建议通过一个视事态如何发展而调整对日政策的议案。蒋介石建议中有句关键性的话:“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1936年,蒋介石主动派人与中共进行联系。由此可见,蒋介石对日本的防备逐步升级,已经有了和中共和解牵制日本的迹象。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加速了蒋介石态度的转变。1937年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对共立场由“武力剿共”到“和平统一”,显然,国民党已经把视线由国共矛盾转向中日矛盾。蒋介石已经嗅到了大战来临的气息,卢沟桥事变前,国民党约200万军队整顿,50个师整编。6月3日,蒋介石在庐山召集高级将领、各界人士座谈,共同商讨军事、政治等问题。6月21日,蒋介石在庐山又召集华北驻军将领开会。6月23日,张群以中政会秘书长名义,邀请全国各界人士到庐山共商国是。

蒋氏抗战思想的复杂性在于,由于他认为中日军事财政等实力对比悬殊,虽然战争不可避免,但中国绝无可能短时间取胜,应该一方面争取国际支持和援助,另一方面积聚力量,积极备战,因此,1930年代蒋设法通过多种渠道与日本军方、民间、国会议员、内阁等等各方维持联系,和谈也一直在进行。在日记里他一直强调,中国是弱国,根本没有能力抗日,所以只有拖,一直拖延最后决战的时候,好利用这个时间积极备战,另外他期待日本与苏联能够开战,这样能够两面拉锯,减轻中国战场的巨大压力。日本内阁当时有两派,一派认为‘九一八’之后,满洲拿下来就好了,最多再侵占华北一部分;另一派主张继续扩大战场,直至占领中国。甚至有消息说,日本内阁很可能会因为不同的政见而使入侵派下台。使蒋介石相信应该稳住阵脚,争取时间,进行抗战的准备和动员。出于以上目的,加上蒋希望首先解决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蒋在外交和军事上对日仍然是妥协退让的。1932年8月,蒋让何应钦去华北,解散了抗日的义勇军,企图“使日军失去进攻热河的借口”。1933年5月,日军三面逼近北平(今北京),5月28日,国民党在庐山召开中常委紧急会议,认为只能停战交涉,定下交涉基调:以不用文字规定为原则,如万不得已,只可作为军事协定,只限军事,不涉政治。并发专电给何应钦“唯盼文字斟酌,打磨干净,不可有影射,纵属同一用意,而用语必须堂皇。”5月31日,何应钦派熊斌与日方代表冈村宁次签定了“民国历史上第一个奇耻大辱”的《塘沽协定》。1936年1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宣布包括实行“中、日、满经济合作”,即承认“满洲国”等条件在内的“广田弘毅三原则”, 在这种形势下,南京政府对日态度开始强硬,做应战的准备。南京政府首先要做好国内各党各派的统一工作,关键要做好国内各党各派的统一工作,关键是要解决与拥有军队、在中国民众中享有极高威望的共产党的多年战争状态。蒋介石设法通过苏联和宋庆龄等关系,与中共开始接触。

但中日正式宣战后,蒋开始坚决反对和谈,南京沦陷以后,汪精卫已经对抗战失去信心,就找到蒋介石说,看来你不行了,还是我出来吧,我出来另外成立一个政权,我来解决时局。一些国民党大员批评他太犹豫不决,必须当机立断,跟日本人谈和。也有人对他说,要是你不敢和日本人谈和,我出来谈,我来签字。蒋介石这时采取的措施是迁都,把都城迁到重庆去。1939年,汪精卫叛变,从重庆跑到河内,接着跑到上海,想在南京组织傀儡政权。蒋一份批示中说:“今后如再有人借汪精卫事来谈与日本和谈之问题,以叛国罪论处,杀无赦。”

“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庐山,1937年7月8日,蒋介石在他的日记中写到:“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倭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时乎!”

7月8日下午,蒋介石收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9人的联名电报:“庐山蒋委员长钧鉴:日寇进攻卢沟桥,实行其武装夺取华北之蓄谋已定之步骤……红军将士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家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地为国之目的。”7月9日,彭得怀、林彪、刘伯承、贺龙等红军将领打来电报:“我全体红军愿即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与日寇决一死战。”

在1937年6月5日,周恩来已经初上庐山,与何应钦、顾祝同等进行了初步接触,就两党及所辖的军队合作抗日交换了意见。周恩来提出共产党愿意取消苏维埃政府,服从国民政府;愿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但不能将红军改编的人数压得太少,也不能将红军分散到国民党各个部队中,必须保持独立的编制,特别是要保证共产党对改编后红军的独立指挥权。周恩来将中共提出的《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递交给蒋介石,并就国共两党所辖的军队合作抗日交换了意见。7月15日,周恩来和秦邦宪、林伯渠再上庐山,继续与国民党进行国共合作的第四轮谈判。

1937年7月至8月,南京国民政府在庐山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名流参加的“庐山谈话会”,共同商谈国事。被邀请者计200余人,谈话日期定自7月15日至8月15日,分三期进行。

7月15日上午,汇集庐山的各界名流齐聚仙岩饭店,痛叙国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大文学院长胡适等均发言表示不可再对日退让。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来到仙岩饭店,抓住“谈话会”这个机会,与各党派人士、各界名流广泛接触,向他们介绍、宣传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恩来谈了中国共产党对合作抗日的一贯主张,强调在国难当头之时,各党各派尤其要精诚团结,以民族利益为重,摒弃一切前嫌、成见,携手共赴国难。周恩来最后说道:“各位先生都是学贯中西、通宵古今的有识之士,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华民族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在世界居领先地位。但是近百年来,我们落后了、衰弱了,多少耻辱的条约,象剪刀一样扎在中国人民的心上,每一个有志之士都无法忍受这种耻辱。中国是我们中国人民的,不能由外国列强任意争夺宰割。只要我们四万万同胞紧紧拧成一股绳,我们不但能战胜外寇,而且一定能建设一个强盛的中国。”

1937年7月16日,比原定日期推迟了一天的“庐山谈话会”第一期在传习学舍楼上举行。会场布置得特别别致,没有设主席台,席位被精心安排成“山”字形,每个坐位前泡有一杯云雾茶,唯有蒋介石坐位前是清水一杯。会厅里悬挂着一对巨大垂幔:“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 席开幕式的共158人,除了各界名流外,还有国民党要人蒋介石、汪精卫、于右任、冯玉祥、李烈钧、戴传贤等,青年党代表左舜生、曾琦、李璜,国社党代表张君劢,以及农民党、村治派的代表。在开幕式上,汪精卫代表国民政府致词:“感谢各位代表来此,共商国是……自‘九一八’以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成为全国一致的口号。最近又突然爆发卢沟桥事变,危机情形,更加严重。根本方法,仍是精诚团结,将全国人力物力,熔成一片,方可以抵抗强敌,自救危亡。对于怎样解除困难,复兴民族,参加谈话会的代表,必定有许多高见,还望畅所欲言……”冯玉祥、胡适等人慷慨陈言,共同表达了共赴国难的恳切心情。

7月17日,“谈话会”的第二天上午,一身戎装的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抗战宣言》。他说:“各位先生、女士,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置,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屈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如此理。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之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坚持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和平已非轻意可以求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之境地,在这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望的。 ”

伟大的全民族的抗日战争,终于在庐山正式拉开了序幕。毛泽东指出:蒋介石7月17日在庐山发表的《抗战宣言》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

7月17日下午,周恩来一行来到“美庐”别墅,与蒋介石、邵力子、张冲进行会谈。周恩来将经过修改、作出重大让步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呈交给蒋介石,并就其中关于取消苏维埃政府、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等重大问题,作出了详细的说明。蒋介石表示,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国民政府可以颁布3个师的番号,12个团的编制,总人数为4万5千人。师、团设政训处,直接指挥军队,政训处主任由国民党委派李秉中、丁维汾等人担任,并准备委派刘伯龙、龚建勋、梁固任3个师的参谋长,具体负责军事行动。这实际上是剥夺了中共对自己经过10年艰辛才创立的红军的指挥权,曾经在1927年大吃过没有掌握军队的苦头,深深明白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中共领导人当然不可能接受。周恩来当即表示,中国共产党愿与国民党合作抗日,并在军事上接受国民政府地统一指挥,但必须保持对改变后的红军的独立指挥权。如果国民党想取消我党对军队的独立指挥权,共产党是不能接受的。国共经过几轮商量,合作抗日谈判终于在“谈话会”期间取得原则上一致的意见。国民党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同意共产党拥有对改编后的红军的独立指挥权,向所属共产党独立指挥的军队提供武器供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第一次谈话会于7月19日结束,比预定计划提前5天。7月28日至29日,庐山谈话会举行了第二期座谈,参加者有任启珊、吴康、许仕廉、王芸生、洪深、章益、蒋百里、张季鸾、沈钧儒、吴南轩、潘序伦、刘彦、戴修瓒、周北峰、张凌高、肖一山、王亚明、朱庆澜、杜重远、李剑农、陶希圣、顾毓、王秀、杨公达、潘公展、段锡朋、经享颐、叶楚伧等。因蒋介石返回南京主持战局,谈话会由汪精卫主持。由于战事紧张,第三期未能举行。

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国共重新合作,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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