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父亲李尔重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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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思父亲李尔重

─家父九十七岁冥寿纪念

李为民

父亲李尔重,经过一年零一个月另加三天与疾病的艰苦抗争(父亲自2008年11月23日住进武汉同济医院后,再未能离开医院),于是2009年12月26日晨终于辞世而去!

官方审定的《李尔重同志生平》中,认定其生辰日为1913年12月15日。其实这是个错误。因为父亲档案中的履历表,都是在他离开家乡相当长一段时间后填写的,那时已记不大准确自己的出生日期。只大约记得是12月15日生,究竟是阴历还是阳历,是哪一年,都成了糊涂账。有的表填得是1913年,有的表填得是1914年,也有填1912年的。这让中央组织部最后敲定他的享年,颇费脑筋。2007年10月初,我陪父亲最后一次回丰润老家,家谱中记载的十分确切:李育三(父亲原名),民国元年腊月十五子时生。确实是12月15日,不过是阴历,而且是1912年的腊月十五。查皇历,对应的是1913年1月21日。因此今年的腊月十五,2010年1月29日,是父亲九十七岁冥寿。

父亲离去已经一个多月了,我的心中始终未能平静下来。父亲在我心中的形象,有时像晴日下的绿树山川般清澈明朗,有时又像雨雾中的小草流水般迷茫飘渺。

父亲一生的路走得真长,他在自己选定的道路上整整走了八十一年,从来没有任何改易;父亲一生的路走得真是艰难坎坷,三次进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狱,两次入共产党自己人的牢房,还有许多不公正的遭遇,从未见任何抱怨。说老实话,直到今日,我们儿子们,仍然为对他老人家一生奋斗的详情知之甚少,而羞愧。

至今,我们都不了解,父亲16岁时,是怎样毅然决然地走上革命道路;参加1930年唐山兵变时,是怎样承受白色恐怖的重压;为躲避通缉,被迫逃亡他乡,面临了多少饥寒交迫。

至今,我们都不了解,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狱中,父亲经受了多少次拷打,有过怎样的非人的待遇,又是怎样和周围的人、同志与敌人斗争。

至今,我们都不了解,1943年父亲第一次被自己人关押、批斗、审查,心中是否有过巨大的委屈;究竟曾遭遇了怎样过分的侮辱、责骂;同志间关系发生过怎样的变化。

父亲从未对我们讲述抗日战争当中的任何故事;从未告诉过我们两次受伤是怎样发生的;从未详细地说过,1943年8月30日冀南抗日根据地五分区司令部遭日本鬼子和伪军共计2000多人包围,他是怎样沉着面对,英勇抗击,艰难突围,曾经面临了怎样巨大的生死风险。

父亲从未对我们讲述过自己在东北剿匪反霸的斗争历史;从未对我们提起过曾经在辽沈、平津战役当中,为部队架桥铺路建功立业;从未讲过1954年参与指挥武汉抗击特大洪水斗争的情况;从未告诉我们,1959年,他曾差点成为了武汉市委中右倾宗派反党小集团的头子;从未向我们谈过,哪怕是一次他陪伴着毛泽东同志畅游长江的经过;从未详细述说自1968年1月20日再次被自己人抓起来后,怎样辗转搬迁十次,最后关进了广东的乐昌监狱的经历,以及在乐昌监狱里的困苦生活;从未透露,在陕西省委书记位置上,因为一次理论会议上的讲话,曾经受到时任党刊总编,后却叛逃美国的大人物的无端责难的事件;从未和盘托出在河北省委书记、省长位置上,面临的党内政治生活中的不正常局面,居然要由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两次出面召开河北省委扩大会议,解决所谓河北问题的“怪事”的缘由,以及为什么原本定下来“带班子的人”,却又因何种“莫须有”的罪名,也要“一齐”调离的前因后果。

这一切的一切,我们只是从在父亲身边工作过的叔叔阿姨那里,听到些只言片语;只在父亲的简历和年谱中了解些梗概和片段。他老人家,就是他们那一代人中固守传统的坚定分子:人,是组织上的人。组织上的事,就是组织上的事;同志间的事,就是同志间的事,只能在组织内部和同志间谈论,与家事是要分得清清楚楚的。我也曾经提出过为他老人家写传,目的就在于想认真认识父亲的全貌。父亲坚决地拒绝了,而且是一点余地都不留:“有人说给我二十万,为的是让我同意他给我写传记。我拒绝了。不论是什么样的人,哪怕他再伟大,都很难避免写传记时,只说自己过五关斩六将,不说自己走麦城。所以我不会写传记。你们也不要给我写传记。现在不许写。今后也不许写。”

随着父亲的逝去,想要弄清那八十一年路程中每一步的印记,恐怕只能是一种念想了。作为“组织上的人”的父亲,作为“党的人”的父亲,在这种意义上,留在我们脑海里的,只能说是一个朦胧、大概、作为整体存在的形象。也许我会为此抱憾终生。也许我又该为此骄傲终生!

网上有许多悼念和纪念父亲的文章,我看了其中的很多。多半是谈论他老人家在理论和文学上建树颇丰,可为后人之师。而为我,并不十分地看重这些。相信父亲本人也当如是。父亲也是一个血肉鲜明的人,是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人。是的,确像有些报刊文章中报道的那样,父亲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投放在工作和写作里去了。真的是很少、很少与母亲、子女们欢聚、闲聊。可是,他仍然是深深地爱着家里的每一个人。平日里他总把对我们的爱,深深地埋藏心中。一旦表露,也有其特殊的方式。

母亲的身体,病衰的早,2002年起就住进医院,一直就出不来了。父亲就把日常的时间表做出了重大调整。身体状况较好的前几年,每天下午必去医院看望。2006年后,自己身体也开始变化了,仍然每隔一天前去医院。这时的父亲,眼睛只有一只保有0.1的视力,耳朵只有左耳勉强可以听见大声喊叫。但这一点都不妨碍他和母亲爱的交流。每一次,他的手,从他人坐到母亲身边的一刻起,就紧紧握着母亲的手不放松。父亲2008年11月最后住进医院前两天,又一次去看母亲,分手的时候,两个人谁都不肯松开对方的手,眼睛里都饱含泪水,似乎都心存某种预感。父亲住院前后,我曾几次提出是否将母亲安排与他住在一起。父亲都说不好。起初我曾猜想,父亲是不希望母亲“沾”他正省级的光。后来母亲多次想去看望父亲,父亲都说:“等我好一些,还是我去看妈妈吧。”我才想明白了,父亲其实是不愿母亲见到原本健康的他,也已病体缠身,痛苦难受。眼不见,只有思念;亲眼见,便会是痛苦难耐呀!更何况,一旦母亲见到父亲先行而去,定会陷入悲痛的深渊。

我的姐姐晓丹,自父亲从广东调往陕西始,就一直跟在父母亲身边。经陕西、河北,最后回到湖北。到湖北后,姐姐就成为了父亲的生活秘书。姐姐的生活挫折不少。在家中照顾父母,联系周围,调解家中矛盾,也是十分不容易。由于修养、秉性、时代等等方面的因素,难免与父亲在处事待人等各个方面,有见解分歧,偶尔发生不快。社会的大环境的影响,真是难以低估,居然令姐姐抑郁起来。2005年5、6月时,愈演愈烈。6月30日,我已回到家中,联系了湖北省精神治疗中心,准备当天将姐姐送去治疗一段时间。后怕采取过分强制性的措施,伤害情绪太甚,说再行劝慰姐姐后才办。不料,7月2日清晨,却上演了悲剧。因姐姐之死,父亲表现出的悲痛是前所未见的。如此大年纪的人,全然不顾身边是否有外人,号啕大哭不止。送别姐姐那天,父亲坚持一定要去。一早就起床坐在厅里的沙发上,正襟危坐。将要出门,又见他转身回去,拿上一个装有两只工艺小猫的篮子,紧紧地攥在手里。姐姐生前十分喜欢饲养宠物,尤其是小猫。在中学时。同学们都戏称她是“小猫”。在殡仪馆,父亲一直把那两只小猫捧在胸前。最后还交代:“让她们跟你姐姐一起去吧!”

我们几兄弟平时回家的时间都不太多。但是只要是回去,就可以见到,无论多晚,父亲都会拉上母亲,坐在沙发上,非要见到我们人到家后,才去休息。每次离去都十分为难,不知是否应提前告诉父亲离开的时间。不提前说,他会不高兴;提前说了,他总有几天睡不好觉。

1972年5月,我在海南岛得知父亲由乐昌监狱出来,到了中共中央中南局在广东连山县上草干校,急忙想法请假回了去。记得到家时正赶上吃中午饭,父亲在一张小方桌前坐下,端详了我许久,说道:“听说你学会了抽烟。要不要给你买包烟去?”虽然这不是一句责备的话,但是却比责备的效用更大。这就是父亲内心的爱。

有时,父亲表达的对家人的爱,太特殊,你一定要经过时空演变才能更深地感悟。1966年11月,我们家住的大院院墙上贴出了许多大字报,说父亲是“叛徒”、“特务”、“汉奸”云云。一天晚上,父亲将全家叫到一间小房间里,开了我记忆当中家庭的第一次正规会议。父亲郑重地对我们全家人说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现在外面贴了很多说我历史问题的大字报。这些历史上的事情,你们妈妈都不清楚。我自己当然清楚。不过现在我不打算对你们说。即便是说了,你们也不一定会相信。我想,还是那句话:相信群众,相信组织,问题总有弄清楚的一天。这场运动会搞成什么样子,很难预料。但是,无论出现怎样的情况,我只有一个要求,我们家里的人,一个都不许自杀。首先,我就不会自杀。人不死,问题总有清楚时;人死了,问题弄清楚了也没用了。”时过四十多年了,现在的人们,你能从这番话中领悟到怎样的爱的信息?父亲是怕我们从他口中知道了些东西,会以此为据,出去与人辩论,引出不测;父亲是怕自己一旦有不测,我们会轻信谣言;父亲是怕我们家里人经受不了磨难,发生家破人亡的巨大不幸!父亲的这番话,保佑了特殊时期的我们全家!

父亲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始终表达着对我们的疼爱。在半清醒半迷糊时,他还不停地念叨:“老小再怎么的,也是个公务员,退休后会比较稳定;老二也不知道是否真的挣到了钱,兴许今后去新西兰日子好过吧;老大企业退休的,只有那点干退休金,遇到大病不好办呀。”

父亲之情义,不止于家。只要是在他身边工作的每一个人,他都以为是人民的一分子。都是兄弟姐妹,都是家里人。格外地关心、爱护。在我们家做饭、料理家务时间最长的,是一位名叫明柏芝的阿姨(我们家从未用过保姆的称呼)。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她就到了我们家。父亲平时总是告诫我们,决不许把明阿姨当外人看待。如果我们对她有任何一点不礼貌,都会受到父亲严厉的批评,并且要立即对她赔礼道歉。“文革”父亲抓走后,这个阿姨只能到别人家去干活。父亲重新出来工作后,老阿姨二话不说就又回了我们家。给父亲开车的司机叫吕德双,同样是一听到父亲解放了,马上要求从广州军区调回父亲身边。他们两人后来跟去了陕西。那时明阿姨年纪已不小了,父亲还曾经交代我们,要为她养老。因为她的儿子家生了小孩,要老人去带小孩,她离开时,父亲十分伤感。

父亲在中南局时的一位身边工作人员,“文革”时期,在特定的条件和氛围下,表现不好。不只是批斗父亲时动过手,还有其他一些不应出现的行为。1973年,中南局解散,一些来自广东之外省份的干部自愿回到原来来的省份,这位同志也要离开广州了,父亲要到火车站去送行,我和姐姐坚决反对。父亲对我们说:“在这场运动中,只有一种人我是不能原谅的。就是那种几十年工作在一起,什么都清楚,却在那里胡说八道的人。除此之外,所有人在特殊条件和特定环境下的任何表现,我都可以原谅。”这位同志,此后一直与父母亲保持良好关系,经常探视病中的老人家。

人民在父亲的心中就是天。很多人听了我们家孩子们的姓名,都以为是“文革”的产物。其实不然。我们的姓名,是在1956年排定的。此前,姐姐叫李小丹,因为生在牡丹江;我叫李全胜,因为出生时就快全国胜利了;大弟弟叫李汉生,因为在武汉出生;小弟弟当时还没有大名。记得是在我准备上学前,父亲在饭桌上对我们说:“今天,给你们把大名都取了。小丹,改为李利民,全胜就叫李为民,老三叫李新民,小四李亲民。意思是:做有利于人民的事;为人民服务;当好新中国人民的一员;永远与人民相亲近。”那时我们还不能完全理解透父亲所说的寓意。

1973年5月的一天,父亲才解放出来工作不长时间,又一次把家里人召集到一起,开了我记忆当中的第二次正规家庭会议。父亲首先说:“审查有了结论,你们业已长达成人,应该了解一些我的历史情况。”之后梗概地说了几次入狱、出狱的经过。完了,他老人家又一次郑重地说了下面一番话:“现在你们都已经是二十多岁的成年人了,应该思考自己今后的人生道路怎样走了。我当然不能去规定你们所走的路径,但是我可以提出希望。我的想法是,你们都要真正下决心当一名普通老百姓。今后的路,只能靠自己去走。决不要指望我会给你们帮什么忙。我和你们妈妈只会在你们遇到重大疾病,或者是实在混不下去时,给予力所能及的经济资助。”父亲就是按照这番话做的。所幸,我们几个兄弟,也都是这样在走自己的道路的。尽管不算成功。

父亲灵堂上的挽联:千万字存世尔,一颗心悯民重。网上有一篇文章揣测,是我父亲身前为自己撰写好的。如果真的让父亲为自己事先预备挽联,或许此幅应该是放在可选之列。事实上并非如此。这幅挽联是我献给父亲的。最初写的是:千万字存世,一颗心悯民。后来是在2009年12月26日往家赶路的火车上,改写成灵堂上所悬挂的那样。父亲确是一笔一划地写下了千万字的文章(是有点令人菲思。因而有人不相信如此高龄者真能坚持笔耕数十年。),有文学方面的,有政论方面的,出版的还没有包括那许许多多受到众多人赞誉的即兴讲演、报告。不过,正像父亲自己所言:“我的文集(文字或文章)只是生活历程的轨迹。……有人能从这曲折的轨迹中看到些人生路上的闪光和指向未来应有的方向,那是我希望的;有的看了,感到失望,扔了,我也认为是合理的,道不同嘛。我的企愿是:奉上一杯清水,也许对找水喝的人产生稍稍解喉咙枯燥的作用。”如此而已。真正沉重的,应该让人永生怀念的,是父亲老人家自走上谋取劳苦大众解放道路后,始终未曾泯灭的爱民、悯民之心!这幅挽联还有个横批:共产党人不朽!

父亲,怀念永在我心!

2010年1月29日 于武昌父亲的落红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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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怀念心糸黎民甘当二传手的李老


黎 彩 华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老红军、我党卓越的党务工作者,河北省原省委书记、省长、原湖北省顾问委员会付主任李尔重,去年12月26日与世长辞的噩耗传到湖北省黄梅县下新镇,3.3万下新镇农民,深切怀念这们德高望重、心糸黎民、甘当农民二传手为民请命的老人。

我是黄梅县下新镇罗岭村村民,与李老素昧平生,与李老结缘,得益于《楚天都市报》。2001年前,我在武汉打工,此前仅知道李老是毛泽东时期的老干部,是被毛主席誉为“我们的作家与才子”。因每天看报纸,得悉李老离休后住在省老干局,是个离职离休不离老百姓,时刻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父母官。追念李老在耄耋之年急农民之所急,想农民之所想,屈尊当农民的二传手的事,时间还得从税费改革前说起:

税费改革前,下新镇是闻名遐迩的农民负担重灾镇。当地农民的年收入人均不及1000元,每年却要承受人平300——500元各种名目的摊派。2003年,饱受“三乱”之苦的父老乡亲,盼星星盼月亮盼来的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刚刚结束,但仍旧走不出“乱摊派”“乱集资”的阴影。违规收水费的“连续剧”继续上演;修村级公路以 “以资代劳”名义要村民出钱;税费改革前,315国道拓宽、县级公路改造强迫农民出资,甚至税费改革后,修县级公路仍然出现强迫农民集资的怪事。

省财政厅鄂规发[2000]1004号文件明确规定,“水利工程水费,不作为行政事业性收费,转为经营性收费,实行有偿服务,谁受益谁出钱”。我县有三大水库。分田到户前,古角水库每年向下新镇供水,分田到户以后,古角水库停止向下新镇供水,虽然下新镇农民没有用过水库一滴水,但当地政府却年复一年地向农民按人头或面积摊派水费。尽管税费改革中,省委省府出台了“不得违规收取水费”的硬性规定,2003年,下新镇政府仍然强迫农民每亩缴纳水费11.2元;2004年底,下新镇政府除了继续违规摊派水费外,一条通车30年,由县城经下新镇通往独山镇的县级公路部分地段改造施工,镇政府又一次顶风下令每个农民集资50元。集资任务分解到各村后,全镇19个村除罗岭村拒交外,其余 18个村村干部,带领各村民组长积极响应,速战速决,水费、修路集资款全额到位。

2003至2004年,我由村民推选担任罗岭村五组组长,为了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维护村民合法权益,同镇政府顶风加重农民负担的行为进行了艰难的抗争。2003年12月初,镇里一位干部在我村村组干部会议上布置工作时,传达了镇政府要求每个村民缴纳11.2元水费的任务,我依据省里有关文件规定,站出来进行了驳斥,表明了坚决拒绝的态度,号召全村7个小组一分钱水费都不要交,谁敢强迫罗岭村村民交水费,我将直接去省里上访,如果省里没有“包公”,我去北京。因此,2003年全镇其他18个村的水费,按期如数交到镇政府,唯独我村拖了一年。

2003年以前,我因反映“乱摊派”、“ 乱分田”、 教育“乱收费”等问题而搬动过新华社记者、《湖北日报》记者,惊动过前任省纪委书记黄远志、省长蒋祝平等省领导。由于信访机制的先天不足,下新镇政府练就了手眼通天的信访公关能力,和应对舆论监督方略。2003年我站出来号召罗岭村抵制镇里下达的水费任务,越级投诉杳无音信。2004年12月初,一位副镇长在罗岭村村组干部会议上,气急败坏地批评罗岭村村组干部,没有完成镇政府2003年下达的收缴水费任务时强调,“2003年全镇其他村水费全部交清,唯独罗岭村一分未交;罗岭村除了完成2004年水费任务、公路集资任务外,还必须补交2003年水费,没有完成上述任务的村组干部,本年度职务补贴一分不给”,作为一个村民组长,我再一次依照省委省府有关文件规定,义正辞严地批驳了副镇长代表镇政府所表述的观点,严词拒绝乱收费,听完我的发言,有备而来的副镇长,带着不屑一顾的语气,底气十足地当着村组干部的面反唇相讥,“黎彩华,你想告也告不进”!

农民砸锅卖铁上访被当皮球踢。那位公开告诉我“你想告也告不进”的副镇长言外之意是什么?明白人一听就知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坚信,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一定能够找得到为农民说话的地方。本村村组干部会议结束后,我整理好材料,自费前往省城上访。到了省城,我先后去了农业厅、财政厅相关处室,没有受理。最后去了设在省委大院的省减轻农民负担办公室,省减负办工作人员接访后,填写了一份交办函,建议我带上交办函去黄冈市减负办;辗转反侧到了黄冈市减负办,黄冈市减负办工作人员把我的信访材料留下一份,告诉我解决问题最终在基层,差我回黄梅找有关部门反映一下情况,等候处理。我知道“等候处理”是个没有时间限制的托词,其结局十有八九是泥牛入海。离开黄冈回到黄梅,黄梅没有减负办,我找到纠风办,纠风办把我指到多种经营管理局;找到多种经营管理局,多种经营管理局推到物价局;到了物价局,物价局又把我当皮球踢到设在财政局的县税改办,县税改办知道我的来意后,以临近春节没有时间为由,处理方式同黄冈市减负办一样,叫我回家等消息。

农民是社会的弱者。在信访渠道不畅通的某些地方职能部门,平头百姓想通过正常途径,走信访上访的路,反映问题解决问题的几率很低。2003年前,我虽然经历了几次比较成功的信访上访,但多数问题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2003年前的8年时间里,我反映“三乱”问题100余次,仅有几次引起关注,90%以上的问题都是石沉大海。

这次上访之前,我汲取了以前的经验教训,做了两手准备。一手准备是拿几百元血汗钱去省城赌一把,争取讨回公道;二手准备,求助李老,给李老准备一份材料,带到省委省府所在地水果湖邮局用挂号信寄给李老,请李老当一回二传手。从省城上访回来没几天,我欣喜地收到李老发自省委办公厅的亲笔来信,李老告诉我,“他已是90多岁的人了,无职无权,已将来信复印几份,分别送给书记、省长和分管农业的副省长。相信他们会处理的”。在这个元老级的二传手的强势推动下,收到李老复信不几天,省督查组一行数人率市县税改办领导、县分管农业的副县长、下新镇主要领导来到本村,实地调查,现场办公。

我作为当事人参加了这个活动。尽管在场的分管农业的副县长极力为下新镇制造“三乱”加重农民负担粉饰、表功、找理由,但持有尚方宝剑的省督查组负责人还是一锤定音:“黎彩华同志反映下新镇涉农乱收费问题属实。一、黄梅县有三大水库,水库自分田到户以来没有向下新镇供水,下新镇向农民收水费,没有政策依据。没有收的水费不能收,违规收取的水费要清退;二、下新镇通往独山镇的公路属县级公路,镇政府自定项目,要求农民人平集资50元是错误的,已经收的,听候处理,没有收的一律停止。”

离休的李老迟暮之年无职无权,能为饱尝 “三乱”之害的农民伸出援手,把素不相识的农民信访材料第一时间转交给省领导,在书记省长的关注下,问题很快得到解决,罗岭村1100多村民感念李老大恩大德。如果不是李老,罗岭村村民2003——2004两年要白白地向镇政府贡献水费和集资修路款8万余元。下新镇3.3万农民永远忘不了李老,连续20多年每年用血汗钱向政府交水费,终于在2004年画上了句号。李老当二传手,每年为下新镇3.3万农民免交水费30余万元。

李老来信讲“很愿意看到像你这样反映真实的材料”, “虽不能直接处理,却可以当个二传手,直送省或中央领导同志”手里。黄梅县濯港镇刘圩等滨湖村,有得天独厚的水资源优势,从来不用水库水,村民请我上书,“当地政府凭什么收老天爷降水的水费?”农民逢年过节、办红白喜事自养自食生猪,国家早就取消了屠宰税,下新镇农民自己杀猪,每头猪还得交屠宰税100元……农村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农民有千言万语要对李老讲,岁月不饶人,李老离开了魂牵梦萦的祖国、事业和百姓去了天堂,再也听不到农民朋友的呼声。

李老说,共产党正,则天下正。共和国需要李老,共产党需要李老,人民需要李老。

3.3万下新镇农民,深切怀念李老,祝李老一路走好!




向终生为真理而斗争的老一辈真正的共产党人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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