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琅到底是收复台湾的英雄还是满清的走狗汉奸?

heyuan 收藏 44 1834

反方


施琅是明之贰臣而非英雄。就当时情势论,明是夏清是夷,明是中国正朔所在清是外逆,故施琅降清于文化上是弃夏归夷,于政治上是明正统之叛臣,施琅与郑氏恩怨不能成为其降清托词。施琅大节既亏,身名瓦裂,不管降清后有何功绩,士大夫名节已坏,余事皆不足论。儒家不以成败论英雄,若施琅是英雄,其如蕺山一堂师友自裁殉国何?夫子不与以德报怨,其理正与此同。至于施琅统一台湾,实与文不与而如其仁。虽然,又岂可因之而洗却贰臣污名耶!



正方


(一) 气节道德。明之贰臣,虽然可以说气节有亏,谈不上不光彩,但是,因此就不对其一生行事做具体分析而全盘否定其人,不能说是历史主义。毛泽东说自己一生干了打败蒋介石、发动文化大革命两件事,后人以三七开论功过。“士大夫名节已坏,余事皆不足论”不仅是理论上的极端道德主义,也是方法论上粗暴的简单化。在此基础上引出“蕺山一堂师友自裁殉国”并立为圭臬,更是脱离实际。蕺山固然可赞可叹,但用来作为一般标准,则不免陈义过高,责人太苛。即以明末三大儒论,船山隐逸,自不能比;默许学生子弟入朝为官修史的顾、黄更是污名难洗。以信仰审判历史,结果只会导致历史虚无主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没有一日得行天地之间”的历史,岂非万古长夜?实事求是的说,施琅不会因收复台湾的功业而成为道德上的圣贤,也不应因降清(且不说背景复杂)的品格污点而动摇其作为国家功臣的地位。

(二)再说夷夏之辨。首先是语境不同。满汉之争跟历史上的“中原逐鹿”一样,是权力之争,文化的意义倒在其次,这在后来的有关政策中表现得十分清楚。众所周知,孔子的理想是王道和礼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以社会秩序代政府秩序,以文化组织代政治组织。由于其思想体系中没有也不可能有近代国家概念,强调突出文化的边界意义是自然的、必要的。各部族之间的征战自然会产生各民族的英雄传奇,它的历史意义是不朽的,其精神也具有普遍的道德意义。但是,作为居于主干地位的汉族,在处理这些历史人物时显然需要更多的细心和谨慎;具体到在面对施琅平台这一个案的时候,显然更应该把版图、利益这样的概念放在思考的首位。[2]

施琅攻占台湾后,夺占田产收入施琅名下的,几乎占据南台湾已开垦土地的一半之多,名为“施侯租田园”,一直延续到台湾日治时期。收的租子叫做“施侯大租”。“施侯大租”的收纳统归清朝在台衙门代行,并保送至北京转交施琅世袭业主。如此犹嫌不足,还贪得无厌,连无田无地的渔民也不放过,施琅向渔民们勒索“规礼”收入私囊。他死后几十年的乾隆二年,清廷发布上谕说:“闽省澎湖地方,系海中孤岛,并无田地可耕。附岛居民,咸置小艇捕鱼,以糊其口。昔年提臣施琅倚势霸占,立为独行,每年得规礼一千二百两;及许良彬到任后,遂将此项奏请归公,以为提督衙门公事之用,每年交纳,率以为常。行家任意苛求,鱼人多受剥削,颇为沿海穷民之苦累。著总督郝玉麟,宣朕谕旨,永行禁革。”

在施琅的治下,规定“赴台者不许携眷。琅以惠、潮之民多通海,特禁往来。”(连雅堂《台湾通史》)。首先严禁广东客家籍人渡台,理由是那里出的“海盗”多,以及“惠潮之民多与郑氏相通”;对其他地区的人民渡台也严加限抑,竟然规定渡台人员不得携带家眷,也就是说不许老百姓在台湾扎根,这一政策后来导致台湾妇女奇缺。首任巡台御史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引《理台末议》的记载说:“终将军施琅之世,严禁粤中惠、潮之民,不许渡台。盖恶惠、潮之地素为海盗渊薮,而积习未忘也。琅殁,渐弛其禁,惠、潮之民乃得越渡。”,因此施琅对台湾的统治构成两岸往来的最大障碍。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说


施琅投降满清是因为郑成功杀了他家人,但是为了个人恩怨,不顾民族大义,投靠异族,在汉人眼中无疑是汉奸。

但是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虽然他降清,但是收复台湾,从客观上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所以现在现实需要肯定他的历史作用。


10
回复主贴
聚焦 国际 历史 社会 军事

猜你感兴趣

更多 >>
44条评论
点击加载更多

发表评论

更多精彩内容

经典聚焦

更多
发帖 向上 向下
广告 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