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学费和低就业致中国贫困家庭因教“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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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B][导读][/B]在中央财政对于西部教育长期投入不足的背景下,会宁人对“读书脱贫”寄予着赌博式的希望,如今却发现“教育立县”已遭遇“教育破产”。 [B]编者按:在甘肃会宁同时发生着两件事:大量农村大学生毕业即失业,长期举债供养学生的农村家庭血本无归,“因教返贫”屡见不鲜;农村代课教师面临最后的清退,他们在讲台上站了大半辈子,转瞬生计无着。 在会宁,教育曾是绝大多数农村家庭改变自身命运的惟一通道,也是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的“立县之本”。在中央财政对于西部教育长期投入不足的背景下,会宁人对“读书脱贫

[导读]在中央财政对于西部教育长期投入不足的背景下,会宁人对“读书脱贫”寄予着赌博式的希望,如今却发现“教育立县”已遭遇“教育破产”。


编者按:在甘肃会宁同时发生着两件事:大量农村大学生毕业即失业,长期举债供养学生的农村家庭血本无归,“因教返贫”屡见不鲜;农村代课教师面临最后的清退,他们在讲台上站了大半辈子,转瞬生计无着。


在会宁,教育曾是绝大多数农村家庭改变自身命运的惟一通道,也是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的“立县之本”。在中央财政对于西部教育长期投入不足的背景下,会宁人对“读书脱贫”寄予着赌博式的希望,如今却发现“教育立县”已遭遇“教育破产”。


会宁的过去与现在正是中国西部欠发达地区教育困局的典型缩影。我们将目光投向这里因教育破产的农村家庭与被清退的代课教师,记录他们曾经的希望和如今的挣扎,并寄望以全社会的关注为此吊诡困局求解。


63岁的王清源人生最后一场赌局正在走向破灭——小儿子王卓大学毕业半年仍濒临失业,银行不断打来催款电话,并不留情面地将后者列入信用黑名单。


这意味着,这个位于甘肃会宁破败的农家,用漫长的时光和6万多元债务,仅换来“出了3个大学生”的虚名和节节攀升的赤字。“啥时才是个头啊?”2009年1月12日,一场大雪过后,王清源在已成危房的家中枯坐,感叹命运无常。


王是目前中国为数众多“因教返贫”的西部家庭中的一员。在其所在的甘肃——中国西部最贫穷的省份之一,一项农业部门的抽样调查表明:该省重新返回贫困线以下的农民中,因教育支出返贫的占50%。


这对崇尚读书立命的中国来说是一个新悖论。尤其在广袤而落后的西部,科举取士和尊儒重教传统因闭塞而保存,又因贫穷而兴盛。长期以来,教育被压以重注,成为改变寒门命运的出路和调节贫富悬殊的杠杆。


然而,新千年以降,以大学扩招为主要标志的教育产业化所催生的高学费和低就业,像两只无形的大手,夹击着原已坚硬狭窄的农门。危机在2009年爆发,“84万应届毕业高中生退出高考”导致中国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考生总量首次出现下降,这场波及国内多数省市的“弃考风潮”被教育界称为中国高考的“拐点”。


由此凸显的农村教育之痛让“知识神话”褪色,并在某种意义上成为西部农村家庭重陷赤贫的梦魇。



一个西部穷县的教育样本


从西北工业重镇兰州出发,平定高速和312国道如刀刻般陷入贫瘠的陇东高原,跨越黄河天险,打通沟壑山河和八百里秦川。这里曾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如今繁华散尽,黄土覆盖表里万物。


会宁县就坐落在国道东段的群山中,人口仅56万,当年因红军三大主力在此会师而彪炳史册。


农民王清源的家就坐落在这座特困县西北的一处山沟里,残破得摇摇欲坠——墙壁像裂柿子般触目,灶房屋檐老往锅里掉土,一孔土窑剥落得面目全非。如果不是一只黑驴在墙外嗷嗷大叫,这里将毫无生气。


王清源坐在昏暗的里屋抽旱烟,奄奄一息的炭火连热一杯“罐罐茶”(当地民间一种特有饮品)都困难。虽然饥肠辘辘,但干瘪的面饼和籽瓜让他无心下咽——常年歉收的土地和日益衰退的健康如紧箍咒般让他难过。


但在大部分外人看来,他应该又是光荣的——他是三个大学生的父亲。“很意外?”王清源吧嗒着旱烟向来访者比划,“在这里,不出大学生的才值得奇怪。”


王清源所在的汉家岔乡是会宁最穷最旱的地方之一,同时也是有名的“博士乡”,家家户户都出过大学生,还有留洋教授。传奇在这里层出不穷——一个仅有十来户的深山小村出过4个博士;一个寻常老农,把10个孙子中的9个送进了大学校门;距此不远的柴家门乡一户人家,兄弟三人都成了博士后。


惊人的大学生出产率让会宁教育拥有与“贫穷”不相伯仲的显赫名声。恢复高考32年来,这里共培养出6万多名大学生(几乎相当其整个城区人口数量),此外,三千多名硕士和五百多名博士更助力会宁成为与江苏如东、湖北黄冈并驾齐驱的中国基础教育的“三辆马车”。


“读书经世”在会宁早有传统。王清源的幼年时代是在长辈们“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的叮嘱中度过的。“会宁自古不经商。”王说。


这样古风洋溢的人生信条得益于这里封闭落后的自然环境和远离战乱的历史。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和缺少外来冲突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耕读文化,崇文传统兴盛,科举传统得以延续和浸染。仅明清两代,会宁就出过20名进士和113名举人。就连没读过书的农民看到有字的纸条都捡起放好,以免玷污圣贤。“文革”期间,“苦甲天下”的会宁成了知青下放的热门地点,三百多名来自北京、天津的大学教授和学生把这里汇聚成一个学术高地。“会宁人把他们请到学校,而非牛棚。”会宁县教育局副局长张贵荣说,“他们带来山外的世界和现代文明,延续了会宁的教育血脉。”时至今日,一个老教育工作者仍记得他的知青老师在贫瘠的田野上拉小提琴时给他带来的感动。


逆势上扬的会宁教育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得到回报。此时期走出农门的甘肃首个自主培养的工学博士、力学专家王银邦,生物学双博士王铁邦以及北大地理学教授柴彦威等会宁学子,都成为闪耀的学术明星。直至1990年代末,不同乡镇的会宁人自我介绍时,还会用老家当地出过的著名学者来作注脚,并引以为豪。“会宁人就喜欢说两个事。”王清源说,“一是什么时候下雨,二是谁家孩子考上大学。”


而汹涌的民间热情也不断提示地方执政者——在缺矿、缺水甚至缺风的会宁,教育成为最可控和最有作为的领域。在财政收入尚不及南方一个乡镇的会宁,每年50%以上的财政支出义无反顾地用于校舍建设和支付庞大的教职工队伍开销,甚至不惜举债。


2002年到2005年会宁曾掀起投资教育的历史高潮。四年间,全县通过筹措、贷款甚至干部职工捐资,共投入教育建设经费已近2亿元。这相当于维持一所重点高校运转的费用,以及当地十多年的财政收入。


截止到2005年11月,国家审计署驻兰州特派办审计表明,会宁基础教育已累计负债6600万元,这个数字仅过3年又蹿升至1亿,需要全县不吃不喝还上5年。


押宝般的行政倾斜让教育部门成为当地绝对的强势群体,甚至拥有独立的人事选拔权。2002年至2004年,会宁在其他行政事业单位一人未增的前提下,唯独在教育上增加了1769人。昂贵的教育消耗挤占了其他领域的发展血液,导致这里工农业长期停滞不前,几成鸡肋。“我们没有选择。”一位教育官员说,“除了教育,这里没有出路。”


狭窄的农门


头寨子乡与王清源的汉家岔乡接壤,交通却更为闭塞。很多村子尚未通车,例如武志霞所在的乱庄村——从这里到最近的公路,首先要步行翻过两座大山。


村子38户人家散布在一条狭长的沟谷里,连年干旱让这里的地表植物仅剩下几棵光秃秃的杨树和榆树。但乐观的人们仍养起家禽,建起院子并画上漂亮的图案。


生存是用高额代价换来的。现在的乱庄是一个由小孩、老人和孤独的妇女组成的村子。几乎所有的一家之主都在外打工,他们用劳力换来廉价的报酬,滋润着行将枯竭的家园。


武志霞的家里现在只剩下两个老人,他们守着几亩瘦田和数十棵奄奄一息的杨树度日。“这里没有事情可做。”武志霞的公公刘登芳说,“除了等死,待在这里将毫无意义。”


大约4年前,38岁的武志霞带着两个孩子从这里走出去,住进县城北部一处狭窄破旧的出租房,一边打工一边供孩子读书。


这个游离在会宁县城的特殊群体被叫作“陪读家长”。他们形成于上世纪90年代,并在2004年前后渐成气候。据当地教育局统计,已有近1万名陪读家长聚集在会宁县城,在各个中学周围形成方圆1公里的“陪读村”。


武志霞和女儿刘永玲租的“家”只有6平方米,一张床占去了绝大部分空间,墙壁被熏得发黑。1月8日晚上,武志霞在这个斗室里整理女儿的复习资料。她没读过一天书,暂时还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但她移动这些书本时,小心得像对待易碎品。


2008年,武志霞的人生事业已经完成一半——儿子刘永伟考上大学。但高昂的学费马上让她负债累累。“再苦都要供。”武说,“被逼上梁山了。”


这基本也是万名陪读家长共同信奉的逻辑。他们辛苦而卑微地游离在城市边缘,目的只有一个——供孩子上学。大多家庭靠打工或家里寄钱度日,还有一些甚至还要通过捡垃圾来维持生计。曾有一位母亲,靠乞讨米面送到学校给孩子吃,硬把孩子送进了大学。


“作为母亲,这是我们生存的动力。”陪读家长成粉英说。


这些聚生在城市贫民区的陪读群体催生了周边完善的消费链和配套设施,它们就像一个自给自足的世界,连接希望与现实的两端。在这里,陪读家长们团结,照应,甚至同病相怜。学校是共同的指挥棒,让家长和孩子钟摆式地往返其中并遥控着他们的喜怒哀乐。


武志霞和院子里其他5个女人共同打点这个简陋的落脚点。闲时就聚在一起说说老家,还做些针线活。孩子自然是焦点话题,贴在墙上的奖状则是最荣耀的战利品。


这里的家家户户几乎都不同程度地欠债供学。武志霞的邻居成粉瑞正拖着3万元债务,正在上高一的女儿和患肺病的丈夫让她不堪重负。


娃娃上大学,这个家苦一阵,但不上大学,整个家就苦一世。”成说。


西部农村孩子出路之窄曾被编成一则流行一时的笑谈,放羊娃向记者描述他的人生理想:放羊——挣钱——娶媳妇——生娃——放羊。这常常被视作一种农民式的愚昧,但对大多数西部农村孩子来说,这又是一个与生俱来又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武志霞的丈夫刘风雄当年正是为了打破这种命运诅咒而离乡别井的。只有初中学历的他自1980年代就外出打工,跟一支工程队修路。千元左右的月薪除了吃饭,基本用来医治母亲日益严重的白内障。


毁灭性的打击降临在2005年。那年腊月,回家仅3天的丈夫乘坐摩托车坠崖身亡。一同跌落深渊的还有这个脆弱的家庭,困顿接踵而至,两个孩子曾多次因情绪受创和营养不良晕倒在教室。


武志霞把丈夫的悲剧大部分归结为贫困和缺乏教育。“如果不上大学,”武说,“娃娃的未来只是农民和农民工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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