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勇的悲惨足球:曾拒绝出任中国足球掌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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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南勇的悲惨足球 南勇上任时,李承鹏说,你现在修成正果了。南勇说,这有什么好啊,说不定是件坏事啊。声音黯然。现在,一语成谶。 除了震惊,杨威没法形容自己的感受。 这位年轻的央视记者,在难以名状的情绪中,给《体坛周报》资深记者颜强打了一个电话:颜老师,这次丢人丢大了,一不小心成了最后一个采访过南勇的记者,还被他说出了“打击赌球大快人心”、“反赌不会就此停止”这样的话…… 当然是新闻出人意料——1月15日,“为查清利用商业贿赂非法操纵国内足球联赛和赌球的几起重点案件事实”,辽宁公安机关专案

南勇的悲惨足球


南勇上任时,李承鹏说,你现在修成正果了。南勇说,这有什么好啊,说不定是件坏事啊。声音黯然。现在,一语成谶。


除了震惊,杨威没法形容自己的感受。


这位年轻的央视记者,在难以名状的情绪中,给《体坛周报》资深记者颜强打了一个电话:颜老师,这次丢人丢大了,一不小心成了最后一个采访过南勇的记者,还被他说出了“打击赌球大快人心”、“反赌不会就此停止”这样的话……


当然是新闻出人意料——1月15日,“为查清利用商业贿赂非法操纵国内足球联赛和赌球的几起重点案件事实”,辽宁公安机关专案组依法传讯了中国足协副主席南勇、杨一民到案接受调查。


这突如其来的足坛“地震”,让很多圈内人“震感”强烈——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的副主任徐家力律师,在日本看到这个消息,尚在出差途中的他,第一反应就是: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


一个多月前,为全国足球代表大会召开的事,徐家力几次打电话给南勇,询问何时召开大会,“刚开始,南勇都说再等等,看总局消息”,到了最后一次,“南勇给我说,做好准备,随时参加。”


“我有些摸不着头脑,什么是‘准备随时参加’,不过,我没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徐家力说,后来,他就看到了南勇出事的消息。


与徐家力不同,央视女记者陆幽感觉更细腻一些。


在得知南勇“被协助调查”的当晚,去看电影《孔子》的陆幽,“看不进去,脑子里会浮现出和他(南勇)交往的画面,会浮现出一些足协内部的东西”——10多天前,陆幽和南勇在义乌有过一次交谈,“差不多二三十分钟”。


“我说,做足球记者5年来,从来没有专访过你(南勇)。然后,他跟我表示道歉,说从来不接受采访。我和他开玩笑,那你怎么接受新闻频道的采访啊?他花了很大的劲儿给我解释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他说是总局领导发话,足协一定要有人出面说话。而他是足协一把手,没有办法。现在想来,那天很特殊——他(南勇)话说得有点多。他会问你‘穿得够不够?那么冷,跟队跟得蛮辛苦的’。他很少主动跟记者嘘寒问暖的。”


“最后,他跟我说话有一点神秘兮兮,让我不要对外说。我说我对外说什么,现在没有话筒,也不是采访。他就说,‘接下来会有很多大事发生’……”


“他走的时候,还很神秘地笑了一下,”陆幽说,“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大事’,就发生在跟我说要发生大事的人身上。”这让陆幽心情变得复杂,《孔子》中孔子和老子“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对白,让她难受起来。


就在人们尚未充分消化南勇被“协助调查”的消息时,国家体育总局对其的免职迅速发布了——南被“协助调查”消息传出的第二天(1月22日),国家体育总局召开了新闻通气会,正式宣布免去南勇、杨一民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下称足管中心)主任及副主任职务,任命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主任韦迪担任足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


此时,距离南勇上任一年仅多了3天。而回到一年前,上任伊始的南勇用了3个关键词描述中国足球,分别是:“病入膏肓”、“积重难返”和“举步维艰”。


当时南勇给人的感觉是,自己并不想接任这个常被万人唾骂的活计——“我不是很想干这个足管中心主任,中国足球已经到了这个样子了,换了谁来也搞不好,换我来就能整得好?”


“外界都说我了解中国足球,但越了解我越知道这里面的困难有多大,别说5年,就是花10年的时间也未必能走出低谷。所以我和领导表态,如果有其他人选,最好还是让别人来干吧,足球我是干腻了。”


可是,领导最终选择了他。


在原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董事长张宇看来,南勇是中国足协这届干部中少有的比较正直的人,“足协内外团团伙伙很多,他不在其中任何一个。正因为他有这一面,他才能上去。他有比较公正的一面,认真踏实的工作作风,正因为如此,他在足协与全国足球俱乐部之间威信非常高。”


在央视足球记者陆幽看来,“我的判断就应该是他当,他是一个有气场的人,一把手就应该是个有气场的人。”


足球记者李承鹏回忆,在北京世贸天阶的地下车库里,他曾给南勇打过一个电话。“在那次通话中,我说,你现在修成正果了。他说,这有什么好啊,说不定是件坏事啊。”声音黯然,现在,一语成谶。


事发爱福克斯


南勇事发后,1月25日,本刊致电公安部新闻办公室,询问南勇被“协助调查”缘由,对方告知,“以新华社通稿为准”,“有新情况再行披露”。在专案组严密消息封锁之下,猜测南勇案发缘由,几乎成为媒体的最大看点。


从本刊掌握的一封针对南勇的匿名信来看,2006年,在南勇主导的中超公司与赛季主赞助商爱福克斯(Iphox)签约过程中,存在诸多让人费解之处,最终,5400万的赞助款未能收回,成为一笔无处讨要的烂账。


匿名信写道:2006年初,中超联赛在2004年西门子退出,2005赛季“裸奔”一年之后,南勇以中超公司董事长的身份飞赴欧洲,与之前相熟的华裔商人白川商谈中超联赛冠名赞助问题,白川向南推荐了爱福克斯公司。之后,三方签署了框架协议。


南勇回国后,向足协汇报了寻求赞助的情况。此时,体育总局和媒体都在关注爱福克斯赞助问题,并发出许多质疑的声音。南勇的回答是,“我可以以我的党性担保,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我辞职。”


问题终于还是出现了,爱福克斯约定的6000万冠名款没有如约汇入中超公司,两年后汇入了白川扣掉代理费的600万。无奈,在谢亚龙的敦促下,2008年底,中超公司把爱福克斯和白川告上了法庭。


中超公司官司赢了,而剩余的5000千多万却再也追不回来了,因为爱福克斯的代理公司ACE和白川的BCD公司早已破产。ACE公司和爱福克斯公司都是2006年在英国注册的皮包公司,BCD公司也是同一年白川在香港注册的皮包公司。


匿名信质疑,“除了南勇,全世界没有谁会与没有任何信用记录的公司签订如此重要的合同。”


但是,匿名信同样存在重大瑕疵,因为众所周知,作为时任中超公司董事长、足协二号人物的南勇,在众目睽睽、举国关注之下,几乎不可能一人代表中超公司与爱福克斯签定独家冠名权。


在2006年3月10日的“中超联赛冠名赞助签约仪式”上,谢亚龙发表了致辞,他说:“爱福克斯作为世界上技术领先的高科技企业和成长最快的网络电话公司,代表着世界科技的潮流。此次开拓中国市场,选择与中国足协合作,说明国际企业对中超联赛影响力的认可,对中国足球的信心。”


“当时的情况是中国足协‘祼奔’,没有人赞助,谢要南与爱福克斯签合同,南当时绝对是为了办好事。但是中国官员在经济合同上的不成熟不老练和疏忽,所以才犯下这个错。几千万流失了,这个账算在南身上了。”张宇感叹。


《足球》报披露的一个细节令人慨叹——在南勇正式上任后的2月份,总编辑刘晓新赴京出差,因为《足球》报是中超公司的赞助商,与南勇见面吃饭。当时联赛即将开打,而赞助商还没着落。


“这一晚,南勇为表达对合作伙伴的诚意,差不多喝了8两白酒。”饭局结束时已是11点30分,就在话别过程中,中超总经理吕枫提醒南勇:“南主席,得快点了,耐克那边的人还等着呢。”


不久,传来了耐克每年出资1500万美元赞助中超联赛的消息。


大鱼入水


向本刊记者谈及南勇时,新华社高级记者杨明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大鱼”。他说,这条大鱼的出水,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养着这条鱼的水是不是毒水”,“会不会毒死更多的鱼”。


那么,南勇这条鱼,是如何游进足管中心这潭污水的呢?


根据《足球》报的调查,1980年,18岁的南勇考入沈阳体育学院,1982年当选沈阳体育学院的学生会主席。1984年,南勇从沈阳体院毕业,被国家体委选拔干部的人员挑中,进入体育总局,长时间在人事司工作。在体育总局人事司期间,南勇表现出色,被认为是总局内部的重点培养对象,当时有“几小龙”的说法,南勇就是其中之一。


1997年9月,一纸调令,36岁的南勇从国家体委人事司干部处的处长,成为了中国足协历史上最年轻的专职副主席。


而他引起公众瞩目是在第二年,“3号隋波事件”。


当时,央视《足球之夜》主持人刘建宏采访出席新闻通气会的南勇,面对刘犀利的提问,对着镜头,在人事司训练有素的南勇慌了阵脚,无法确切回答问题的他,连着说了18个“这个”,并被剪辑播出。



后来,因此事,《足球之夜》一度被足协“封杀”,而时任足协当家人的王俊生也向南勇表示了歉意,说不该让不了解情况的他去参加新闻发布会。


若干年后,南勇向媒体解释,“当时虽然我已经到了足协工作,但是一直留在人事司那边交接工作,那天突然说让去参加这个发布会,但我什么情况都不了解,到那之后,面对媒体这么敏感的事情又不能乱说,只能表现得那样。”


这段人事干部的青涩经历,给李承鹏留下深刻印象。2000年左右,黎巴嫩亚洲杯。在一个极其狭小的电梯内,李和南勇第一次面对面接触,“南勇看上去比电视画面要显年轻,给人的感觉甚至有些腼腆。”李承鹏说。在他的印象中,很快,南勇适应了足球这个复杂的江湖。


铁腕治军


有心人看到,南勇第一次公众亮相,选择了民间青少年足球活动——北京越野足球俱乐部的青少年足球大联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很多人认为,这才是中国足球的未来与希望。


上任仅仅两个月,南勇推动组建了中国足协新一届纪律委员会,改变了过去由足协工作人员和部分地方足协负责人组成的情况,新一届的11名成员由9位律师和两位资深体育人士组成。


“我们纪律委员会处理了30多起事故,但是没有接到一个来自南勇的电话。”足协纪律委员会副主任徐家力说。当初,接到足协人员的邀请电话,他一片模糊,为什么找到他,他也不明白。


“南勇还是希望在他的任上,干出点事情来的。”在本刊记者的采访中,这是很多业内人士的一致观点。


“足协就他一个是敢担当的人,他是忧心忡忡。”原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董事长张宇说。


“他对我说,张总,中国足球怎弄啊?真的弄不上去吗?要我们做什么?我是被他感动了。我说你要听实话吗?没有希望了。他问我为什么没有希望?我说体制问题。不是一两个干部能改变面貌的,是体制本身有问题。你们不培养青少年踢球,不认真搞联赛,国家队能上去么?他问奥运会有没有希望?我说没有。你放弃吧。他被感动了,说我不知道你对中国足球这么了解。这让我很温暖。”


尽管对这个体制心知肚明,南勇终究是干了下去。“他非常敢干,处理事情非常硬。”张宇说。


在李承鹏的印象里,南勇非常严谨,思路清晰,工作敬业,甚至有些冷酷。“如果他当年没有去国家体委,而是去报考公安部的话,现在很可能是专案组组长,负责抓另一个叫南勇的人。”


南勇的“狠”甚至连米卢都畏忌。


2000年,南勇签下了世界著名教练米卢,中国足球渴望这位神奇教练能够带领中国队闯进世界杯。2001年米卢私自去阿根廷看世青赛,南勇要求米卢带着辞职报告到足协。十强赛客场挑战卡塔尔队时,米卢想搬到没有队员居住的一个楼层,南勇的回答是:“如果他要换房,让他拿着辞职报告来见我。”经过了几次交锋,米卢彻底地败下阵来。


“南勇可以跟米卢拍桌子啊,很多次争论,而且队里边的作风他也抓得紧。队员吊儿郎当的不行。他不迟到,不早退,如果让他写一个很急的文件,他会熬个通宵把它写出来。他的神经特别坚强。”李承鹏说。


李承鹏回忆,当年距十强赛只有一个星期时,国家队全队大面积感冒。米卢坚持上高原训练,南勇坚持国家队应该马上去沈阳。在感冒的情况下上高原是会加重病情的。“南勇告诉米卢,你要去高原你现在就辞职。”


2001年十强赛,客场对阵卡塔尔时,在落后一球的情况下,李玮峰最后时刻顶进一粒头球,帮助中国队战平卡塔尔。紧张万分的米卢跑过去想热烈拥抱南勇,李承鹏观察到,让米卢没想到的是,南勇冷冷地看了米一眼,只给了个象征性的动作。


米卢在离开中国的时候说,中国足协所有的主席里,他最佩服的,是南勇。


脾气火爆的杜伊后来成为中国国奥队的主帅,公然对时任足管中心主任的谢亚龙发飙,但是他也承认在中国自己最怕的就是南勇。2006年多哈亚运会前,南勇出手重罚了山东鲁能的崔鹏。当时崔鹏是山东鲁能的希望之星,但他在国奥队却经常玩游戏到深夜,甚至缺席球队训练。为了严肃球队纪律,南勇将崔鹏开除出国奥队。这一举措让杜伊有所忌惮。此后,只要有南勇压阵,无论是国家队还是国奥队,都没有队员敢违反纪律,他的强势可见一斑。


而每逢国家队外战,南勇一定随队出征,有人说,南勇不在队伍就打得不好。


李承鹏说,如果细细品味人们对于足协官员的称呼,会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比如,大家称阎世铎为“阎掌门”,称谢亚龙为“谢主席”,称张吉龙为“龙哥”,对南勇的称呼则是“南头”。


一个“好人”


在恶评如潮的中国足球圈中,南勇一直保持相对正面的形象,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细细究来,这和他的另一面有关。


陆幽回忆,就在她和南勇那最后一次长谈中,南勇说起了她和黄健翔之间的官司,这让她很惊讶。“圈里都知道我的事,有人对我说,其实南主席挺为我说话的。但因为他的身份不适合公开场合来支持。”


李承鹏也提到,尽管他和南勇来往不多,两人唯一的一次共餐,还因为话不投机,各丢下100元钱走人了事。但是,他每次给南勇电话,南即便不是当时接听,后来必然会回拨过来,询问何事。


不止于媒体,曾和南勇打过交道的中体竞赛管理集团副总裁王奇对他也以“够哥们,讲义气,年轻时的朋友不管他在什么位置上,他都认”来评价。


2001年10月7日,沈阳五里河体育场,中国队1比0战胜了阿曼队,提前获得了2002年韩日世界杯的参赛资格。这场比赛一票难求,当时还在做足球记者的方肇来到看台媒体区,偶然间碰到了他任教辽化职高期间的前同事,对方竟然说是“问南勇要的票”,这让方肇很惊讶。


原来,南勇在毕业前,曾在辽化三中实习了半年,与学校体育组的老师关系很好,大家也都很喜欢这个即将步入工作岗位的小伙子。“没想到,南勇还记得这些从三中出去的老朋友,对方一个电话,就把票送来了。”


媒体报道,2007年6月,国足在香港备战亚洲杯。一次训练中突然下起大雨。大部分随队记者都只能往大球场的通道跑,但安保人员却无端拦住国足跟队记者。此时,原本已经进入通道的南勇折返回来,对安保人员说:“这是我们的跟队记者,他们要和我们在一起,请马上让他们进来。”最终,记者们被允许进入通道,从而避免成为落汤鸡。



2008年,商瑞华再次执掌女足教鞭后的香河首训吸引了大批记者前往。采访结束后,某电视台记者驾驶的汽车刚刚开出基地不远,便在一次掉头时与迎面而来的卡车相撞。由于车体严重变形,该记者已被卡在驾驶座内,并一度失去意识。10分钟后,得知此事的南勇抛下正准备开会的队伍,和领队朱和元、新闻官董华来到事发现场,亲自护送出事记者前往香河医院,并垫付了2000元的医疗费用。临行时,南勇还嘱咐董华将受困香河的记者送回北京。


同样是2008年初,足协在香河召开中超会议,由于会议从上午9点一直开到下午4点,而大批记者早上7点就赶到香河。休会期间,南勇发现在大堂苦等的记者中午无处吃饭,他立刻吩咐基地给记者们准备午饭。


这些事,给南勇赢得了高分。


足球利益场


在宣布南勇被免职的当天,甚少有媒体注意到,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主持召开了另一场会议,会上,刘鹏言有所指:“一定要管好自己的心思,管好自己的行为,管好自己的手。在诱惑面前把握不住自己必然掉进深渊,对不起党和国家多年的培养,对不起大家钟爱的体育事业,也对不起自己一辈子的奋斗。”


“可以说,我们大家都是坐在火山口上,心思稍有不慎就会一失足成千古恨……坚决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才能坚决落实并提高廉政建设的执行力。”刘鹏说。


与刘的言论遥相呼应,重庆著名民营企业家尹明善见诸报章的话也颇有意味:“这一段时间,我都在关注足球的打黑扫赌,南勇、杨一民出事是在我的意料之中,太爱钱了,坐在那个位置上迟早是要出事的。”


尹明善没有详细阐述,“太爱钱”有何出处,但在那封匿名信中,重庆力帆和南勇有些许关联:


重庆力帆想留在中超,这对于俱乐部产业、重庆政府、重庆球迷,中超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白川嗅到了这个机会,力帆也探明了白川的背景,这时的足球界都看出来了,一场大戏就要上演了。


当时南勇已稳坐足坛第一把交椅,行为也愈加的铁腕,为了做出暗中支持阿里汉的姿态,在阿里汉登陆重庆时,他特派了一名足协官员前往护送,见此情景力帆人仿佛自己已经保级了,多年未亲近的足协终于向他们敞开了怀抱!


……


尽管最终力帆没能保级,但白川已是有口皆呸的人物了,只要他去哪个俱乐部,哪个俱乐部就能得到中国足协的恩宠,因为这厮朝里有人……


没有人能证明匿名信中的事情,但人们更愿意去猜测和联想,因为,足球的利益关联之大,超出很多人的想象。


“足球可能天生是个尤物,它本身有一个气场,会招致所有的人美好的和不美好的东西都来。”陆幽说。


李承鹏举了个例子,2001年,沈阳做中国十强赛的主场,为这座城市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当时沈阳连酒店都没有住的了,全国十几万球迷只能住在洗浴中心里边。因为沈阳的洗浴中心都是统一用同一款的香皂,大家出来都是同一种香皂味。最后出线那天,五里河体育场门口被踩掉的鞋都有5000多只,因为不成双了。”


“当时,很多城市要竞争。有人说,南勇最终选择沈阳,是有原因的。”李承鹏说。


而在中国,足球很多时候还是政治,打造城市名片的政治。徐根宝在他的《风雨六载》中这样记载1998年下半年万达一度宣布退出时自己的状态,当时他已经答应去四川全兴执教:


……薄市长(注:薄熙来时任大连市市长)最后讲话。他一开口就冲着我:“根宝,你刚才忘了做自我批评。”这句话把全场的空气弄得很紧张,我也有点摸不着头脑。他接着说:“万达5年职业联赛4次夺冠,其中丢的这一冠,就是你带的申花队拿去的。”这话讲完,在场人都笑了。薄市长说:“你来万达队后,的确为这支队注入了激情,今年好几场比赛都是大比分赢,而且踢得相当漂亮,你为大连和中国足球与国际接轨作出了贡献。你的亚洲最佳教练是当之无愧的。”


我非常感谢薄市长对我这么高的评价,但也隐隐感到,薄市长讲这些,恐怕不单单是为了表扬我吧。


……


中午12点,王健林打来电话,他好像很紧张:“根宝,你下午1点到我办公室来。”我问:“什么事?”他说:“你来了再说。你1点来,海东1点30来。”


我不知道王健林叫我去干什么,满腹狐疑。


1点钟准时到王健林办公室。王健林见面就说:“根宝,情况变了。刚才首发式结束后,薄市长马上召开了市政府足球内阁会议,在这会上决定让我继续搞万达队,而且让你继续当教练,也不放海东去英国了。”


在这种以足球成绩作为城市形象、政治资本的环境下,中国足协作为行业协会的力量微乎其微。南勇的几个前任都曾在联赛某场比赛前接到过来自地方的电话,而当南勇终于“媳妇熬成婆”时,他自己也说,“我不是很想干这个足管中心主任,之前我和总局领导提出来过,希望换一个人来干。”


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


在2009年底的中超颁奖会上,南勇亲手给公安部颁发了年度“特别贡献奖”,对公安部在打假扫赌中的贡献,“致以崇高的敬意”。


在国家体育总局领导的压力下,不得不接受央视采访的南勇,在电视镜头前,对“假球赌球”侃侃而谈:“是严重违背体育精神的行为,也是违法犯罪行为,危害非常大,影响恶劣。”


“是足球比赛当中的‘毒瘤’,这个脓包不挤破,不对这个事情严厉打击,中国足球不可能有一个稳定、健康的发展环境……”


即便是在足协官员范广鸣被“协助调查”后,南勇镇定依然,表示:“有关范广鸣的事现在还没有什么具体结论,一切要等到有了结果之后才能最终确定。所以大家在这个时候也不要乱猜,相信有关部门,也要相信同志。”


李承鹏记得,在2007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南勇就很真诚地对他说过,“这些踢假球的孙子们不得好死,有证据非弄死他们”,而他当时也“很真诚地相信了南勇说的话”。


在足协12年,南勇管过许多业务:国家队、国奥队、女足、青少年足球、中超等等,几乎没有他没干过的部门。可以说,对于足协的体制弊端和中国足球的致命问题,他一清二楚。


扶正伊始,他感叹,“我想为中国足球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但我也明白在这个位置上工作确实太难了。中国足球的腾飞也不是哪个领导来就能很快实现的,我也不是神仙。”


这是实话实说。


作为一位扶持过王俊生、阎世铎、谢亚龙3任足管中心主任的元老,南勇几乎感同身受般近距离地洞悉这3位的甘苦与酸楚。


2001年掀起的“扫黑打假”风暴,阎世铎先是发出“杀无赦,斩立决”的豪言壮语,接着,却又陷入虎头蛇尾被人指做保护伞的困境。仅有龚建平受审的局面,让阎世铎和中国足协颜面扫地,也背上了沉重的道德包袱。


这位酒量过人的阎主席,只能在酒酣耳热之际发发牢骚:足协的天塌下来,也只能我来顶着。


与此相对应,本刊在2009年采访足协主席袁伟民时,袁一再声称,自己这个足协主席是个虚职,中国足球,“这种事情,我要管,要花很大的代价,而且不是我能管的。”


谢亚龙上任后的难过日子,已经与其平起平坐的南勇更是了如指掌,先是中超“裸奔”,被媒体一次次报道,接着又是“叉腰肌”事件,好不容易签下爱福克斯,不想却又是一个深重的陷阱。


李承鹏说,“中国足球真的分不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包括南勇。我觉得这(南勇被协助调查)是一个拷问,中国足球不能绕开足协主席,要是动了他,你动的是体制吗?”李坚持认为,南勇的上位,“是足协内部斗争的结果,不当足协副主席可能不会出这事儿。”


“其实南勇和很多有问题的官员类型是一样的。他在没出事之前,你真的不会发现他有什么事。他是很无趣的,铁板一块,非常冷,不该说的绝对不说,不像有的副主席,冷不丁就跟你说一点儿料,南勇说不出来。”



“他这么一个资深的副主席,手握大权,难免和各种利益关系接触,这由不得他。他是搞人事出身的,一定知道怎么运作人际间的关系,树立自己的这种铁腕的形象。”李说。


事实是,这位众人眼中的“好人”和“铁腕”,在一场更大范围的“扫黑反赌风暴”中,黯然落马。而他的妻子,也和记者一样,在四处打听丈夫究竟是为何进去。


“或许他更像《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王奇惋惜地说。


“我看到很多人说中国足球要推倒重来,我觉得不是。伤筋动骨一百天,这真的不是伤了筋了。马来西亚打赌了,10年了还没有缓过来。所以我觉得挺无望的。”陆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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