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树开英雄花 第三部:从放牛娃到炮兵营长 之二十六 付出有回报,命运转折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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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集是之二十五 深造于柏香坪 “军校”。下面请看

之二十六 付出有回报,人生命运转折的一年

团“班长骨干”集训队是1978年3月26日结束的。

三月初的一天,指导员派人来通知我回连队一趟。我回到连里找到指导员,寒暄几句后,他对我说:“我代表连队党支部正式通知你,经过多年的考验,党支部最近经过慎重研究,认为你已基本具备中共党员的条件,决定发展你为中共预备党员(因为在1977年11月份我党恢复了预备期制度)。”说着,就递给我一份党表,“你把这份入党志愿书拿去,认真填写后明后天送回来交给我。”然后跟我交代了具体的填写方法;还说:“你的第一介绍人是王龙圣,第二介绍人是吴清火,你可以去同他俩交换一下意见。”我就向他告辞后去找两个介绍人请教注意事项。第二天,我利用午间休息时间认真填写了志愿书,晚上送去交给了指导员。

3月25日中午,连里又通知我下午回去参加党员大会。当我按时赶回去后,才知道是专门为了通过我的党表才召开这次大会的。当时老兵退伍工作已经结束,退伍兵马上就要踏上返乡的征程,王龙圣和吴清火也在退伍之列。这时召开会议,不可谓不及时,对我来说更是有着非常意义。会上,指导员宣读了我的入党志愿书,两位介绍人详细介绍了他们对我的培养过程和对我的总体评价;接着,让我本人表态,我就本次能和不能被组织吸收做了表态发言;然后,我就离开了会场,因为表决时发展对象是不能在场的。

3月26日集训结业典礼后,我们当天就各自回到了原连队。我回到班里,背包刚放下,连里就通知我:你被营里调到五连去当侦察班长,马上去报到,档案材料移交工作以后由连里来办理。我当时就有点糊涂起来,觉得太突然了,明明郑养元是五连侦察班长,怎么让我去呢?

当班里几个人把我和行李送到五连操场上时,五连侦察班的潘子贵和张勤西等人马上跑下来接我,一口一个“班长”地叫着,弄得我很不自在。到了班里才知道,原来郑养元又回连部继续当文书去了,潘子贵一时还不能当班长,营里把我调整到这个班来当班长。在班里同志的帮助下,我的铺很快就铺好了,指挥排长唐杰春就陪我到连部去向连领导报到。

这个连的连长名叫李世忠,指导员名马振仓,副连长为欧凤岐,副指导员是张仕华,司务长是我们安徽无为人,名叫张青年,炮一排没有排长,由一炮长熊永玺代理排长,炮二排排长叫郑宝渔。他们对我表现得不冷不热,我反正弄不清里面有什么名堂,服从组织分配,叫到哪就到哪呗。

有一次,我到青龙场去办事,碰到老营长蔡“包子”(去年才从田雨苗的孩子那里得知真名叫金让),他这时已被宣布转业,刘利富来接任营长。谈到我为何到五连这件事时,他透露了一些信息:原来准备提我到五连当炮一排排长,因为刚刚入党,还没有转正,干部部门通不过;再说我还没有过当正式班长的经历,原来四连的侦察班长人选已经定好,就是康存木,就临时把五连潘子贵(还没有入党)的班长人选换下来,让我顶上。主要是锻炼锻炼我的行政管理能力,就看我今后的表现了。

谈到为什么迟迟不让我入党一事时,他说:主要是你们老连队的领导对你的看法不一致,认为你优点缺点都挺突出,尤其是缺点让人难以容忍。我问:什么缺点这么严重?他说:你是不是有看不起各方面不如你的干部的表现啊?是不是在修改宣传稿子时有说话让人受不了的地方啊?呦,这倒不假,对个别干部我实在没放在眼里,他们的为人和能力太不咋样了;修改宣传稿子时,确实有对人不恭的地方。

老营长的一番话语让我一下子明白了许多道理:一个有抱负的人,特别是年轻人,不仅工作要做得好,而且为人处世也要做好,要做让大家愿意接纳的人,即具有亲和力;否则,刚愎自用,眼中无人,只能是孤芳自赏,曲高和寡,脱离群众,到头来,付出和回报成反比例,吃力不讨好。

老营长这番话要不是对我特别器重是绝不会说的,因为1976年那次营里计算兵集训,我确实做得不错,在后来的几次实弹射击考核中,我的表现又很突出,所以对我很欣赏,就一直关心着我的进步问题;现在要转业了,憋在肚里的话不说出来,好象有点对不住我。我相信他是真心真意的。

老营长的这番话,引起我很多反思:不能怪五连的领导对我不冷不热,也不能怪老连队对我无情无意,主要还是怪自己没有处理好各种关系,只顾埋头钻研业务技术和从事自己拿手的事务,不思量如何搞好待人接物,不善体会别人的感受,不知如何取得大家的认可,教训多深刻啊。

五连的营房建造在到大礼堂去的山坡上,成三阶式布局:最底下是车炮棚和操场;沿高约五米的台阶上来,是二层的宿舍楼;宿舍楼后再上两米多一点的堡坎,就是伙房;上楼的路是一座连接坎上平台与二楼过道的天桥。营房坐西向东、背靠庙儿岗,北侧是淹溪沟,南侧是营区公路;正前方也就是操场的坡下边是四连,即我的老连队;背后的坡上和公路的西侧以及淹溪沟北侧那一大片是团司令部的地盘,那里面建有团枪管射击炮楼、观察所和靶场,还有几间装杂物的小平房;再上去就是我们营部的地盘了。

当了班长后,就要以行政管理为主。四、五个人跟着,排长又跟我们班住在一起,时时事事处处都要做好才行,对于我这个被别人指挥管理惯了的人来说,压力空前的大。因此,头几天夜里觉都没怎么睡好,老是在回忆以往别人怎么指挥管理我的,然后谋划自己怎么指挥管理好班里的几个人。

我对自己提了几条要求:一是以身作则,凡是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必须做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赢得尊重和拥护;二是遇事多向排长汇报,求得支持和帮助;三是发扬民主,有事常同班里的老兵商量,取得信任和理解,从而团结全班共同完成好上级交给的所有任务。

我带领全班人努力实践:切实执行连队一日生活制度,集合站队每次都在第一时间到达;认真莳弄班里的菜地,种的蔬菜是连里最好的;“内务卫生流动红旗”从我上任第二周被我班夺得后,就基本上没有流出过我班宿舍;队列会操基本保持在前三名;专业分队考核全营第一;……同时我还针对个别新战士的思想问题开展谈心活动。

班里有个1976年底从河南掖县入伍的新兵,名叫张勤西,是个高中生,团员,入伍前曾当过几天代课老师,思想比较活跃,对前途考虑比较多;分到班里后,见全班基本上都是团员,要想在年把内入党,为早日提干准备条件,恐怕不那么简单,就显得有点懒散,成天无精打采的振奋不起精神来。

我先从侧面了解了这些情况后,就抽了个星期天的下午,约他到后山去散步。我先充分肯定了他的长处,然后谈我这几年来所经历过的坎坷,以及我是怎样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挣扎和努力的感想;当他了解我远比他更向往政治进步与前途命运的改变,不向困难低头,仍然锲而不舍地在继续努力时,他就觉得自己太急于求成了。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努力工作与训练,很快赢得大家的信任,当然这是后话。

五月初,团里接到上级指示:成都军区将在建军节前举行大规模的军事竞赛,我团各专业技术兵种均得选拔技术“尖子”参赛。团里决定抽调各路骨干,分专业进行突击性训练,从中选拔参赛选手。我被余副团长点名担任计算兵集训队的教员兼行政负责人,接受团侦察股顾善德股长的具体领导和管理。

我先报到一个星期,主要是准备练习题集。此前,我只整理有加农炮的习题集,没有榴弹炮和火箭炮的习题集。顾股长帮我找了一本《炮兵测地兵习题集》,作为制作习题集的测地诸元,免得从头计算耽误许多时间。

这是一项很辛苦的工作。三种火炮各自装药等级不同(加农炮有全装药和减装药,榴弹炮有一至六号装药和全装药),各装药的最大射程不同,射界不同(加农炮只有低射界一种,榴弹炮和火箭炮有高低两种射界),要修正的弹道气象条件还不同(火箭炮不但要同加农炮、榴弹炮一样修正气温、药温、气压、纵风、横风、偏流等影响射弹飞行的弹道气象条件外,还要修正地面风——火箭炮是利用火箭发动机向后喷火产生的推力向前飞行的,停止喷火以前这一段叫主动段,地面风对这一段影响很大),我必须在准备习题时把这些情况都考虑进去,然后利用一个测地诸元,计算出三种火炮的射击开始诸元。

为了便于整理,我设计了一种表格,采用同一个目标、同一对观察所、同一组弹道气象条件和不同的阵地与装药,计算出射击开始诸元,填制成习题集。也就是说,我出一道习题可以考核三种炮的计算兵。那几天,我加班加点,每天只睡很少时间,终于准备好了“简易法”、“成果法”和“弹测法”三大本习题集。

很快,全团的计算兵都被集中到一营,团指挥连和一营的人由于住的地方离得近,就仍然住自己的连队宿舍,庙儿岗那边过来的人分两个班,分别吃住在二连和三连,教练场地就放在二连宿舍楼对面的炮棚里。我带着我们营的参训人员住在三连驾驶班临时腾出来的宿舍里,伙食搭在三连一起。这个连里有好几个老乡,如汪晶德(时任指挥排长)、李友平(时任炮一排排长)、黄春信(时任驾驶班副班长)等,他们对我都挺好的。但是,由于我肩上担子太重,没有大块时间与他们交流。

本次军事竞赛的主要目的,是检验部队自1975年邓小平提出“军队要整顿”和“要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要求以来的军事训练成果。竞赛的基本要求是精度与速度。考核标准上的精度与速度标准是一般情况下的标准,作为竞赛,则必须高于这个标准。因此,我先在顾股长的指导下,在现有标准的基础上,提高了精度与速度的标准,提高幅度将近百分之三十。采用百分制,将原标准上每个等级的误差允许数字细化,并首次引用了倒扣分的方法。就是说,如果超过最低标准后,得分可能为负数,然后制定出很严厉的考核标准。

那一个月时间里,我每天就是带领大家在炮棚里做习题,每出一道题后都要卡住秒表,哪个人做好了必须报告“好”,我则报给他所用的时间数字,由他自己写在答案边上,待大家都做好后,再收上来打分。我们训练时都是采用的蹲姿,两条腿可以来回交换着支撑体重,但在操作指挥器时,上体不可能保持挺直,因此,一个个常常是勾腰曲背,时间一长,还真让人受不了。当然,这都是我经过来的事,为了让大家出成绩,我是不能同情他们的。

有时,我出了题,一声“开始”的同时摁下秒表,然后看着他们紧张地做题:有的非常沉稳,如尹跃刚,他能不慌不忙地操作,时间虽然没有快的人那样快,但精度都能保持在优良范围内;有的则快中出错,时间虽然达到优秀以上,但精度往往要么很好,要么错得一塌糊涂,如杨绍友;有的又慢又出错。

最有意思的就是杨绍友,别人做题不出声,他则控制不住地边做边嘀咕,不停地念叨手上要推(计算盘)定和已推出的数字,我连警告带敲“暴栗子”都没能制止住他。不过,他也不生气,总是傻傻的边摸被敲的地方边对我笑,令你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这次集训是为了选拔参加成都军区军事竞赛(即大比武)的“尖子”,因此,采用了逐人淘汰制。经过几次严格的考核,筛选出两人,即尹跃刚和杨绍友。尹跃刚是三营指挥连的计算兵,1976年底从河南南阳当的兵,团员,高中生,长得高大魁梧、白白净净,为人处世很稳重,待人接物很友善;杨绍友是团指挥连的计算兵,1976年3月从四川江津当的兵,团员,高中生,个子比我矮将近一个头,邋里邋遢的,成天罗罗唆唆、洋相不断,给人的感觉就是个长不大的孩子。

余副团长、顾股长和我之所以最后定这两个人参赛,理由有三:一是两人都是使用的机械指挥器,精度好于普通指挥器;二是两人各代表一种火炮,各有特点;三是都来自指挥连。有点勉强的是杨绍友,他做对的比率和做错的比率几乎相同,但比其他人多个优势,就是速度快,这是可取的,至于容易出错,可以在后两个月的强化训练中注意纠正。

5月下旬的一天上午,老四连突然通知我回去一趟,说是有紧要事情要我去办理。我连忙向顾股长请好假,交代好训练事项,就一路跑着回四连去。回到四连,只见到刘利德连长,他不冷不热地说:“是指导员叫你回来的,他到四零医院去了,你等他回来再说吧。”我心想:“怎么回事啊,这连长不是一直也算器重我的吗,怎么这会儿这么冷淡?”边想着心事边到我的老班里去。到了班里,康存木、马殿英和刁明德都很高兴,和我说了一些事情,原来上级要把刘利德连长选调到合肥炮兵技术学校去当副营级管理员,他真不想去,正一肚子不舒服呢。噢,原来如此。

午饭之前,张华双指导员回来了。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兼卧室,拿出一份《提干申报表》交给我,说:“刘中林同志,团营连各级对你这几年来的表现进行了全面考察,认为你具备了当干部的基本素质,准备将你提起来。你利用中午时间尽快把这份表填好,下午你还要赶回九里去抓集训。你可能认为怎么由我们连来办这件事,主要是由于你在我们连干了五年,今年才去的五连,团里就责成我们连来办这件事。”我感觉太突然了,一时还有点莫名其妙,好象做梦一样。是啊,那时战士提干的年限是二十三周岁,而我已经是二十四周岁过了的人,怎么会呢?我理了理头绪,心想:“管他呢,先填好表再说。”吃过午饭,我就认认真真地把表填好,交给指导员,然后向他和刘连长告别,又拔腿向团部那边跑去。

六月初,团计算兵集训队结业,我带领两个计算兵“尖子”选手,在团司令部田德荣副参谋长的领导下,与其他专业技术“尖子”一起,组成一四九师炮兵团赴军强化集训队,奔赴邛崃土地坡(军炮兵团战斗分队的驻地)进行强化训练。

安顿好住处后,我就带着尹、杨两位学员熟悉周围环境,考察地形地貌,为下一步强化训练选场地。

邛崃,是一座古城,也是川滇公路的必经之路,还是囤兵囤粮的好地方,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古代的美女卓文君就是这里的人,至今还有“文君酒”存世。我们五十军驻守成都平原,与驻守重庆的十三军成犄角之势,牢牢地扼守着巴蜀大地。为便于炮兵机动,成都军区将这个团放在这里。作为军属地面炮兵团,这个团装备的火炮可大了,有152加榴炮两个营,122加农炮一个营,130火箭炮一个营。

那152加榴炮可是个庞然大物,我看见要用一个排的人才能推动;瞄准镜的基座很高,估计瞄准手没有一米八的个子别想够着;其炮闩足有两三百斤重,我去试了一下,整个人都悬在炮栓扳手上了,还是没把它打开。那122加农炮的身管比我们营的76.2加农炮的长得多,推动起来也得十来个人。那130火箭炮有三十根定向管,就是说它能在几秒钟内发射出三十发火箭弹,覆盖几百平方米的幅员。

火箭炮是采用的车载式,因为它发射时会冒出很大的火光,容易暴露目标,发射完必须尽快撤离,另选阵地发射下一批炮弹;加榴炮和加农炮都是牵引式。那牵引车可大了,全是德国进口的奔驰,动力可了不得,国产牵引车上土地坡要换几次档,它却能拖着几吨重的火炮“呼——呜”一次加油就到了坡顶上。

集训队成立了几个临时教研组。侦察、计算和测地组由顾股长负责,我为计算教员,兰胜柏为测地教员,顾股长兼侦察教员。三个师炮团的侦察、计算、测地教员都在一个大会议室里办公,既相互交流,又相互提防。交流的是如何提高精度和速度,提防的是对方把己方的绝招学去了。一四八师炮团的计算教员是他们团的集训队队长,是个河南信阳人,他整理的习题集比我的正规多了;一五零师炮团的计算教员是个作训参谋,是个四川人,他准备得不很充分,成天扭住一四八师炮团那位队长借习题集去抄;军炮团的计算教员是个连长,他带着他们的人成天不和我们见面,防得真彻底。

大概一四八师和一五零师的教员都认为我只是个班长,不会有什么绝招,所以对我都不设防,尤其是那位队长,他还教了我不少东西。训练时各自带着自己的“尖子”到处躲起来,谅你也不会去跟着。我参加过团里许多次竞赛,深知心理素质的重要。说实话,当教员一声“开始”口令下达后,秒表又在“嚓-嚓-嚓”地响着,你的心跳会立即加快,不紧张也得紧张。

我带的这两人在团集训队时已基本适应了比赛气氛,但是谁又能保证他们到了军区竞赛场也能适应呢?我想,如果在比赛之前带他们跑上一节路,突然停住并立即放下器材,马上出题进行比赛,不是更能强化他俩的心理素质?对,就这么干。

我向顾股长汇报了想法,经他同意后开始付诸实施。只要天气好一点,我就让他俩背上器材到外面的马路上去跑。跑着跑着,看见哪个地方合适,就立即命令停止,放下器材,打开指挥器,做好作业准备;不等他俩喘好气,紧接着就出题让他俩做。那个尹跃刚真不愧是个好苗子,那样的强度,连我空着手跑都有点累,他却能咬着牙坚持住,始终不叫一声苦;杨绍友则一路跑一路叫苦连天,但又不敢不跑,因为我紧跟在他的后面,跑不快就踹他的腿,逼着他跑。经过一个多月的强化训练,俩人的成绩有了很大提高,错的次数大大减少,时间都能控制在考核大纲规定的优秀范围内。

七月下旬,团领导在参赛选手们即将到军区赛场去之前,专门来邛崃看望大家,为参赛选手鼓劲,并对选手们进行了严格的考核。考核结果,令领导们非常满意。28日上午,参赛选手们在师炮兵科领导的带领下前往军区比赛场地,顾股长被抽去当裁判;我们这些教员和行政管理人员就返回了峨眉驻地。下午晚饭前,我回到了庙儿岗五连侦察班,又恢复了原来的生活。八月五日,团里传来消息,尹跃刚和杨绍友在军区大比武中,分别夺得炮兵计算兵第一名和第二名,为军师团争了光,也为我这个教员争了光,团里给他俩各记三等功一次。

有一天,我到三营去办事。回来的路上碰见尹跃刚,我立即向他表示祝贺。他很不好意思地说:“首先要感谢你的辛勤教导,要不是你那样的严格要求,我和杨绍友不可能取得这样好的成绩。”我说:“不要谦虚了,主要还是你俩自己努力的结果。”就那么站在路边谈了一会。当我正要向他告别时,他象变戏法一样,从挎包里掏出一个笔记本,说:“刘教员,这个本子送给你作个纪念。”我说:“你自个留着用吧。”他说:“我早就写好了赠言在里面。原来想抽空到五连去交给你,现在碰见了,正好当面送。原谅我不再到你们连去了。”我说:“呦,我可没准备什么东西回赠你诶,不好意思嘞。”他说:“瞧你说的,我感谢都还感谢不过来呢,你就别客气了,收下吧。”我说:“好,好,恭敬不如从命,我就收下啦。有空到五连来玩,再见!”两人握了握手就回各自连队去了。在路上,我打开他送的本子,只见扉页上他用扁魏体字写着:“尊敬的刘教员:感谢你孜孜不倦的教诲,你将是我永远的榜样。学员:尹跃刚,1978年8月于峨眉。”是啊,有什么比学员在那样大的场合获奖更让当教员的骄傲和自豪的呢,况且这个学员又是这样的出色,这样的善解人意,真是个好人才啊。

后来,当我团进入紧急战备,扩编一个榴弹炮营时,尹跃刚被提拔为该营营部侦察排排长,杨绍友则提为团指挥连侦察排排长。1980年底,我从宣化炮兵学院毕业回部队时,尹跃刚已是团作训股的参谋了,杨绍友也已提升为副连长。1983年年初,我转任作训股长时,尹跃刚被提拔为榴弹炮一连连长。当我1984年年底到榴弹炮二营当营长时,团长武凤海征求我的意见,问我的接班人是张金明合适,还是尹跃刚合适。我这人太敬业了,认为张金明是多年的正连职,刚从宣化炮兵学院参谋系毕业回部队,既是我的老学员,又是我的校友,缺乏的就是机关工作经验,应该在机关再锻炼锻炼,今后可能大有前途;至于尹跃刚,由于没有到院校培训过,加上本身就是从司令部机关下连队去当主官的,还是在营连成长比较有利一些。武凤海果然采纳了我的意见,由张金明接替了作训股长的位置,将尹跃刚提拔为榴弹炮一营副营长。

九月八日下晚时分,接到连里通知:明天早晨团长亲自来庙儿岗组织队列会操,指定你带领侦察班完成“单兵和班徒手队列动作”的全部科目。乖乖,这可咋办呢?

前面说过,我心情不紧张的时候,说话还算流利,一紧张起来,结巴的毛病就会发作,越紧张越结巴,越结巴就越紧张。假如到时说不出话来,下不了口令可就丢人丢大了。

怎么办?豁出去了,抓紧时间练口令吧。于是,吃过晚饭后,一个人躲到后山沟里,从头至尾把所有口令都练习了上十遍,直到确信不会出大问题了才回寝室安歇。躺在床上,还一再告诫自己:团长也是一个人,跟其他领导一样的,没什么可怕的;千万不要慌张,一定要沉住气,绝不能出现结巴现象……

第二天一早,庙儿岗部队全部拉到柏香坪老连队原驻地操场上,三个营分别站在操场的北、东、南侧,将操场围在中间。团参谋长接安东整队宣布科目,最后一声大喝:加农炮2连侦察班出列!按规定科目实施!

我胸有成竹地带出全班,列队,向韩志刚团长报告后,就在众目睽睽之下,指挥全班把单兵和班队列的全部动作分别做了两遍;最后整队、报告、带回。全部科目一气呵成,没有打顿。当然了,紧张的心情还是有的,但都被自己压下去了。

当我把全班带回连队所在位置站好后,原以为还有别的单位进行操练,谁知团长立即进行讲评,然后就下口令“各单位带回!”在往回走的路上,我想:恩,这是专门来考察我的组织指挥能力的:也可能是团长对我不了解,要亲自考察一下才放心吧……

“十一”国庆节那天晚饭之前,我们在食堂门前集合后,当天在连里值班的副指导员张仕华走上台阶“训话”,谁知他宣读的是师里对我的任命:“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一四九师(命令),政干字[1978]第XX号,关于刘中林等同志担任职务的命令,各团,各直属分队:鉴于刘中林等同志的突出表现和年龄实际情况,经研究决定,任命:刘中林同志,为师炮兵团加农炮二连一排排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一四九师师长:康虎振。政委:XXX,参谋长:XXX,1978年9月15日。”接着他说:“经连首长研究报团司令部批准,潘子贵同志担任侦察班班长。吃过饭后,一排的同志帮刘排长把铺盖搬过来,一班长把代理排长期间的情况向刘排长进行交接。”

这个任命对我来说,既突然又在意料之中。感觉突然,是由于上次填表以后这么长时间都没消息,我已不抱什么希望了;意料之中,是说已有这个思想准备,所以我并不觉得意外。饭后,侦察班和炮一排的同志们帮我把铺盖搬到炮一班铺好,我就算走马上任了。

当兵的过节是不能休息的,因为要战备值班,但是可以第二天换休。10月2日,我们休息。我寻思大家很长时间没洗澡了,就跟连长报告说想带排里同志到高桥磷肥厂去洗个澡,连长同意了。吃过早饭,除了站岗和不想洗澡的外,就都跟我一起,带好换洗衣服向高桥“进发”了。我们抄小路插上万山去鞠漕的大路,趟过小河,上了峨眉至龙池的柏油马路,向磷肥厂大步走去。

峨眉县磷肥厂是个规模不小的厂子,它矗立在高桥公社的东北侧,占地面积有五六公顷;它拥有两座高炉,两个大烟囱高高的直插云端,打老远就能听见缆车“吱吱嘎嘎”运送磷矿石料、输送带“呼咙呼咙”传送矿石并倒进炉膛的声音;伴随着每一次倒料,烟囱都要冒出一阵灰黑的浓烟,稍等一会再恢复为灰白色;一条工厂路约长四百米,连接着大马路与厂区大路。迎面是厂的大门,上书“四川省峨眉县磷肥厂”的招牌。进了大门,一条宽马路笔直的直通后门;左方是生活区,依次排列着宿舍、澡堂、锅炉房;右边顺序建有矿石堆场、添加料卸货场、高炉;澡堂里的热水来自高炉的循环冷却系统,这个水虽然不能食用,但洗澡还是很好的,既节约能源又不浪费水。……

洗过澡,我就带着大家到高桥场街上去逛商店。当来到百货公司时,一班长说:“排长,你那床扒单(被单,四川人称“扒单”)都破了个老大洞了,不如买床新的换上算了。”我一想,确实不错,我那床被单已用了六年了,磨损得太厉害,真该换了。就说:“好,进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白布,扯上六尺作被单。”谁知左问右问,不是门幅窄了,就是要布票。

我们当兵的被装都是发的,哪来的布票呢?这时一班长看见了一床单人被单,奶黄的底色上绘有一些好看的图案,鲜而不艳,而且不要布票,我就掏钱买了下来。接着又带大家沿街道往西走,到高桥瓷厂的南侧上了柏油马路。这里有一座古老的石桥,二十米长,六米宽,七八米高;桥的上游大约两公里,是两条河流的交会处,其中右手那条河发源自峨眉山的绝壁下,也就是我们1974年在鞠漕站岗时去过的那个枷担湾的西边;左手那一条来自四季坪(千佛顶西面那座大山),峨眉至龙池公路就是沿着这条河向西修建的,而且磷肥厂的矿山也在那里面,只见运送矿石的缆车线路蜿蜒伸向山里;再往西走,就是大山区,两侧尽是高山绝壁了。

我们游逛够了,就又沿着公路往回走。回到宿舍,我就把新被单给换上了。旧被单也没舍得扔掉,准备今后寄包裹时用,就洗一洗晾在铁丝上。第二天中午,张仕华副指导员一脸不高兴的走进我们宿舍,当着大家的面说:“一排长,你马上把花扒单换下来。搞啥子名堂么,特殊化。”搞得我脸上一阵发烧,面子一点都没有了。我马上想起当年自己对倪修仁不理解那件事来,就老老实实地接受了批评,换上了旧被单,只不过把破的地方换到枕头下面去了。这就是我提干以后第一次犯“错误”的经过。

下集请看 之二十七 第六次拉练,对抗形式主义挨臭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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