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大国崛起,最重要是人民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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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2月11日,由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协办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07年年会”在全国财经界和媒体聚焦下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本届年会主题的主题是:“大国发展中面临的挑战”。与会人士就此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吴敬琏首先以《从大国崛起看民族富强之道》为题作主题发言。   吴敬琏:我讲的题目是《从大国崛起看民族富强之道》。中央台做了一个很好的电视节目,题目我觉得不是怎么太贴切,因为是不是大国和是不是崛起其实关系都不大,我想最重要的是怎么能够满足人民幸福和民族富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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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1日,由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协办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07年年会”在全国财经界和媒体聚焦下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本届年会主题的主题是:“大国发展中面临的挑战”。与会人士就此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吴敬琏首先以《从大国崛起看民族富强之道》为题作主题发言。


吴敬琏:我讲的题目是《从大国崛起看民族富强之道》。中央台做了一个很好的电视节目,题目我觉得不是怎么太贴切,因为是不是大国和是不是崛起其实关系都不大,我想最重要的是怎么能够满足人民幸福和民族富强的要求。


我们是正在一个民族复兴的道路上,这道路并不挺平坦,因为好几代人为此而努力,到现在才看见曙光。所以我们很需要吸取别的国家的经验和教训,使得我们这个路走得更顺一点,也就是发挥后发优势。我觉得这个后发优势我的体会,主要是因为我们后发国家可以避免前人所走过的弯路,不犯前人的错误,吸取人家好的经验,这样可以降低成本,使得我们这个路走得更顺一些。所以我很赞成在大国崛起前面讲的一句话,是让历史照亮未来的星辰。


在这个意义上除了电视片讲到我们国家,其实很多其他的国家他们的经验也值得我们吸取。比如像瑞典,瑞典这个国家很小,但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是一个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的国家,它有些什么正面的、反面的经验,其实都很值得我们学习。我想这些国家他们的经验可以集中在一些什么点上?


那天我们改革研究会讨论的时候就说,托尔斯泰有一句话讲得很有道理,就是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家庭都有各自的特点。我们应该吸取,因为那些国家搞得好、发展得好,为什么?有些国家崛而不起,或者是起了以后又衰了,那又是为什么?可以从中吸取教训。我想有几个重要的问题要做得比较好的话,这个国家的发展、人民的福利才能够增进的比较快。我想大概有这么四个方面。


第一,是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第二,是民主法制。第三,是思想自由。第四是中等阶级的兴起。民主和法治也可以分成民主和法治分开来谈,他们在时间上并不是统一的,但也可以把它合起来看,也可以分开来看,我想一个一个的说一说别的国家在历史上有什么教训。


第一个问题,就是自由市场经济的问题,现代经济有两种基本的资源配置方式,一种就是市场配置,另外一种是计划配置或者叫行政配置。但这个还存在一些问题不是太清楚,最容易出现的一个混淆是什么叫市场经济?它认识上有很大的差距,最容易发生的问题就是把市场经济理解为只要是商品或者资源,都是通过市场来的。于是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先行的工业化国家多少都经过一个阶段,就是重商主义时代,大国崛起有一条就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代表了企业。重商主义有两个特点,一个就是政府高强度的干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货币是惟一的财富,发展的目标就是积累财富。


许多国家确实在发展的初期是采取重商主义的政策,在大国崛起里面讲到的九个国家里面,葡萄牙西班牙当然是实行重商主义原则的,英国早期也是如此,但是重商主义使得这个国家在可以说昙花一现,或者说在一定的时间中、葡萄牙西班牙大概在五、六十年的时间里发展很快,白银、黄金滚滚而来,但是它并不能够保证这个经济持续的繁荣。所以有一个评论,说像葡萄牙西班牙不能够叫做崛起,因为它崛而不起,或者说它在16世纪初期,在开始向前发展了,但是到了16世纪中期,到16世纪后期就不行了,问题就在于这个重商主义的政策不能够造成国家的长期繁荣,因为经济上不能保持长期的繁荣,它用国家的强制力量来保持世界霸权也是不能持久的。为什么这样呢?从葡萄牙、西班牙的例子可以看得很清楚,第一,西班牙它是用一个国家强制力量来维持它这个世界霸权的,所以它就要用很多的资源去供养他的政府,特别是他的军人,在16世纪的时候西班牙有欧洲最强的陆军,最大的规模和最强的海军,所以他就要用很多钱把资源用在这里,要支持他的政府和他的军队。比如1081年一本书,西班牙在16世纪初就发生很多的皇室破产,到17世纪都出现了皇室破产,第二个原因就是他取得了财富没有投入生产,农业停滞不前,制造业一直没有发展起来,相反,大量的各金银的流露造成穷奢极欲的社会风气,好逸恶劳的懒散习惯,这种习惯一直到20世纪还有遗留,确实在殖民地搞到很多钱,1503到1660年西班牙从美洲殖民地拿到的白银是18600吨,黄金是200吨,但是这个钱不但没有支持他的生产事业的发展,反而带动了一种社会不和谐风气。西班牙的整个经济就发生了大的危机,到了1688年的海战被打败了,这个以后西班牙就沦为二流国家,一直到二战。


另外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重商主义一定会造成严重的腐败,布坎南那本书里边就把重商主义跟行政社会是划等号的。布坎南的说法就叫做看得见的脚踩住了看不见的手。英国跟我们情况不一样,英国就说他在18世纪完成的,这个对于我们来说确实是耳熟能详的,他着重的就是强调了竞争,强调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而他就强力批判这个重商主义,政府对于经济生活的干预。


第二个问题就是民主与法治,可以分开来看,因为法治和民主这个事情可以是完全同步的,也可以是有先有后的,但是他们之间又有联系,所以也可以看成一件事,也可以看成两件事,第一就是实行法治。关于实行法治这个事情,大国崛起里面我觉得在英国表达的比较好,如果说英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发展他是从1216年的大宪章开始的,大宪章是一次颁布了,过两天又不做数了,又再一次颁布,但是它是一个法治国家开的先例,就是从这里一步一步的改良,积累性的改良形成了这样一个法治的传统,而且后来又成为了比较完备的法治。实行法治有两方面的重要性,一方面它是个普世价值,另外一个方面,你对于一个自由市场经济要能够发展,它一定要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这点在1997年的第15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个口号以后,实行法治好像是大家的共识,其实仔细看一看大家对这个法治的认识还是非常的淡薄,原因就在于我们国家从先秦时代,它这个法家就是讲法治,但是它这个法治跟现代法治根本是两回事,完全是两回事,这两个东西就经常会混淆,先秦法家讲的法治它是皇帝手里的工具,是统治人民的工具,韩非讲得很清楚,这个法跟式跟事,皇帝用这三个东西玩老百姓,这个跟现代讲的法治是另外一回事,现在的法治是法律的统治,所有的人,包括统治者在内都要服从法律。但是在我们这里因为在57年一些人批评人治,主张法治,这些人大部分后来都定为右派,所以法治,就是治就在新华字典里面没有这个词了,只能说制。


另外一个问题讨论的就是法制和民主的关系问题,常常人们最近也有议论,就是说可以不一定要民主,有法制就能够维持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转,我觉得八十年代一些同志讨论这个问题很热烈,但是它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确实时间很有限,重点会有不同,所以在英国的情况来说,应该说初步建立起一个法制确实比中国要早,从大宪章开始逐步完善起来。但是还有另外一面,就是要保证法律符合公认的争议,而且要保证它能够持续下去,如果没有民主制的话很难保持。当时我们八十年代讨论的时候就是香港,说香港只要有法制就可以了,但是不同意的人就说它的根子在英国,英国有民主制,我觉得这个反驳是有一定道理的,你只要看菲律宾就可以看到,因为它那个地方是一个西班牙的殖民地,它的根就不行,所以它这个法制很难保持。


再讲民主,民主这个问题好像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也是不成问题的,五四运动就提出了,但是我觉得这里还是有一些问题,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可以用一段时机叫做开明专制,或者叫威权主义,这个在八十年代曾经我自己也很同情这种想法,权威主义的政治。我们从世界吸取一些经验到现在,最近我也怀疑了这个做法,特别是考虑到在知识经济时代看来不行。


另外一个方面,从民主制度来说也要看要什么样的民主制度,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国家好像几代人都很受法国式的理想主义、革命情怀的印象非常深。我想法国他对这套制度,其结果就是一切权利归国民议会,他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主体,结果变成了雅各宾领袖的专政。而宪政民主是另外一种类型的民主,宪政民主它和法国式的民主有一点很大的不同,就是他不承认任何不受约束的权利,没有最高的权利主体,任何一个权利都受到制约。


我们中国人认识到这个问题,应该说是顾准,他找到一个叫理想主义,理想主义很容易就会演变为专政,但这是一种感觉,理论的分析应该有很多人做了很深刻的分析,比如卢梭,他这个思想体现在一本书里讲道德理想国的覆灭,这本书很好。我有一位企业家朋友,他非常的崇拜法国式的革命民主思想,我就推荐他看一本《带一本书去巴黎》。这里面讲得很深刻。


再有一个问题,就是第三个问题,思想自由和学术主义。我想大国崛起这方面涉及的不多,这是人文的思想的基础,一个国家发展的基础,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文艺复兴,没有宗教改革,那么科学和文化是很难发展起来的。我们现在讲增长模式转变,早期经济增长模式到现代经济增长模式要靠技术进步和效力提高,它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立足于理论科学,或者说基础科学研究的应用技术的普遍运用,而这个基础科学的发展,教育的发展没有思想的解放,没有文艺复兴后来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个是解决不了的。我们现在一讲起来教育不够发达,科学不够进步,


财政部有一位同志几年没到我那儿去了,最近去了一趟一看,我住在师范大学里,他的结论是好家伙,这个大门都修成这样了,可见我们给的钱不少啊!


最后一个问题,真正一些发达国家走向社会的稳定,持久的繁荣,他有一个基础,就是社会结构的问题。这个传统社会是个哑铃型的社会,中间阶级是非常弱小的,即使到了近代开始中间阶层,叫中产阶级,叫中间阶级,中间阶层,或者叫中等收入阶层,开始壮大,但是总的来说人数还是非常少的,他是一些什么人呢?是中小资本家,这个人数是很少的,这个情况在20世纪,就是说增长模式发生转变以后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就是因为增长模式转变以后专业人员在整个社会生态体系中的作用变得非常重要,所以他们的人数增加了,他们的社会地位提高了。所以现代社会就变成一个橄榄型了,而这个组成人员是专业人员,在一本书里讲了一个数字,其中一个我说一下,美国劳动力总人数1900年是2900万,1970年是8000万,其中体力劳动者1900年是1000万,1970年是2900万,增加了190%,白领工人在1900年是500万人,1970年是3800万人,增加了600%,它的总人数比蓝领还多,蓝领是2900万人,白领是3800万人。这个哑铃型社会通常是不稳定的,是充满动乱的,而橄榄型的社会则容易实现稳定增长与和谐。所以从别的国家经验看,我对于最近流行的分析我是感觉到非常的怀疑,就是说现在我们社会有两种,一种叫精英,一种叫草根,或者叫大众,我对这种分析表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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