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搜集史料对隋炀帝征讨高句丽战争的全过程进行了详细考订,对战争爆发的原因、结果,及隋与高句丽双方战术进行了深入分析。高句丽经五百年的独立发展扩张,在东北亚形成有如后来满清对明朝般俯瞰中原的形势,已非华夷朝贡体制可以包容。但隋炀帝妄自尊大御驾亲征瞎指挥,期望象经通西域降服突厥那样,以炫耀武力大陈中华礼乐不战而屈人之兵。但高句丽利用天时地利顽强抵抗,使百万隋军三次溃退。隋炀帝唯权力意志是用,国内民众无法承受兵役徭役起义反叛,政治失控使隋朝灭亡,炀帝本人成为千古暴君。

[关键词]隋炀帝 高句丽 朝贡 圣人可汗 地缘政治


目录

一、东北亚地缘政治形势和高句丽与中原王朝的关系。

二、高句丽谋求地区霸权及其与隋朝的政治冲突。

三、隋炀帝夸示四夷耀武征辽大摆仪仗。

四、御驾亲征第一次渡辽征讨及隋师溃败。

五、扫地为兵第二次征讨及国内叛乱。

六、恼羞成怒第三次征讨无功而还。

七、结语。

隋大业三年(607),盛世天子隋炀帝旌旗结彩带着后妃百官北巡蒙古草原,在启民可汗牙帐见到通使于突厥的高句丽使者,即宣旨要求高丽王来朝,“如或不朝,必将启民巡行彼土”。[1]炀帝北巡后又西狩,经通西域,万乘西出玉门关,并亲征青海灭吐谷浑,又遣使出海通使南洋、日本。其时四夷宾服,隋国力达于鼎盛,在开凿大运河等连年大役后,炀帝没有让民众休养生息喘一口气,而是紧接着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因高丽王不朝而于大业八、九、十年连续三年兴师百万,三次御驾亲征高句丽,却均归于失败,致使天下骚动,隋王朝也由极盛而剧转为败亡。隋炀帝征高句丽是中世纪政治史上的大事,后果也出乎其预料,成为历史的转折点,牵涉的问题很多,中外史学界多有评论。笔者趁来韩国讲学访问之际将旧作再作一番修改,试图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对这一影响深远的事件作一全面考察,以求教于中韩学界。


一、东北亚地缘政治形势和高句丽与中原王朝的关系


隋时东北亚地区居住着许多民族集团和民族国家,《隋书》将其列入东夷传而统称东夷,其中高句丽国力最为强盛并与隋接壤。高句丽立国有四五百年之久,已地跨鸭绿江两岸,西至辽水,领有今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北部,建都平壤。其南端是百济,东南面有新罗,在朝鲜半岛上鼎足而立。高句丽北面松花江流域是靺鞨部族,嫩江和黑龙江上游一带是室韦部族,其西面是契丹、霫、奚等游牧部族,再往西蒙古草原上就是隋扶植的启民可汗东突厥政权。随着吐谷浑的灭亡及中亚西突厥的崩离,高句丽成为隋边境唯一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民族国家。按照中国传统的华夷朝贡体制,因高句丽王作为藩国主朝贡于中国,被南北朝及隋唐历代王朝封为高丽王,故又称其国为高丽国。

从现代语言学考察的结果来看, 东夷各部族和民族国家均属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种族上是近亲,其中契丹、室韦、奚、霫属东胡系统,他们与先前的乌桓、鲜卑、柔然及后来的蒙古为同族。高句丽与三韩的百济、新罗、任那及靺鞨属濊貊系统,与后来的女真、满洲人为同族。但语言相近风俗不同,高句丽与三韩主要为农业,其他则是游牧和狩猎民族。中国古籍记载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殷商时,殷宗室箕子率众东走朝鲜,教濊人田桑礼教,建朝鲜国并受周封爵。[2]但韩国有学者认为“箕子”可能只是古朝鲜人用自己的语言系统发出的王号之一,从而否定箕子东迁说。[3]日本学者白鸟库基则认为箕子是虚构的人物[4]。箕子的事迹不在本文讨论之例,但朝鲜半岛早在三千年前已有了王国应是有史可据。箕子朝鲜传了40余代汉初被燕人卫满袭破,建立卫氏朝鲜。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出兵灭卫氏朝鲜,于其地分置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后又罢临屯、真番,以其地并入乐浪、玄菟。东汉末建安九年(204),辽东太守公孙康在乐浪郡南另设带方郡,三国曹魏于正始五年(244)灭公孙氏。这样,从汉元封三年(前108)一直到魏晋四百年间,中原王朝都控制着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北部,实行和内地一样的郡县制度。先进的汉文化及典章制度由此直接输入朝鲜半岛,并影响半岛以外的其它地区。[5]

晋末丧乱,五胡入主中原,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在战乱中逐渐脱离中原的控制。所以当大业三年(607)隋炀帝巡视东突厥在启民可汗帐见到高句丽使者时,裴矩就说:“高丽之地,本孤竹国也,周代以之封箕子,汉世分为三郡,晋氏亦统辽东”。[6]认为辽东朝鲜均曾是中国的旧疆。但是,朝鲜半岛南部却从来未被中原王朝征服领辖过。约在公元1至2世纪时,半岛南部濊貊族中出现许多部族国家,有马韩、辰韩、弁韩三大区域,汉朝官员通过乐浪郡与三韩打交道。4世纪时,三韩分别形成百济、新罗、任那三个王国,其中百济与新罗交通中国,特别是与南朝交往更多,任那则依附隔海相望的倭国以自重。

三韩以北的高句丽兴起于公元前37年,也是从濊貊部落中发展起来,创业主朱蒙在汉郡县管不了的长白山区建立政权,多次与汉朝发生战争。晋末五胡乱华之时,高句丽如五胡入主中原一样,也于公元313年乘机南下攻占乐浪郡,翌年又占领带方郡,不久将都城迁入平壤,使中原王朝直接统治朝鲜半岛的历史宣告结束。又跨过鸭绿江与立国辽东的鲜卑慕容氏前燕政权争雄,被慕容氏击败。前燕败亡后汉人冯氏曾奉高句丽人高云为主,后又自己取而代之建立冯氏后燕政权,而终被立国中原的鲜卑拓跋氏北魏政权攻破,其国人大批逃亡入高句丽,或有浮海远逃到今广东地区者。北魏在六镇叛乱中瓦解,中原东西魏分立,北周北齐禅代,及北周灭北齐,多次政治动乱与政权易姓,使塞外辽东无遐顾及,高句丽趁机向西侵蚀拓展,把疆域扩张至辽水边,成为东北亚最强大的国家。

千百年来,东北亚各民族均受到中原先进文化的影响,吸收汉文化使用汉字并争先恐后通使朝贡于中国,其中继古朝鲜国而起的高句丽文明程度也最高,与中原关系也最为紧密。由于侵蚀吞并辽东,地跨鸭绿江,使高句丽成为多民族国家,境内除统治民族高句丽人外,还有大量被征服的汉人、鲜卑人、契丹人、靺鞨人及新罗、百济人等。南北朝时高句丽频繁通使于中国,光派往东晋南朝贡献方物的使团就有30多次。刘宋元嘉十六年(439),一次就由海路贡献战马800匹。派往北朝的使团更多达90余次,有时一年派两三次。另外,中原人为避乱逃亡到高句丽的也很多,给半岛带去农耕技术和思想宗教文化。高句丽很早就接受了儒家思想,国都平壤设有太学。约公元4世纪佛教也由中原前秦王朝传入高句丽,并再南传入百济、新罗和倭国。

百济与新罗也分别向南北朝遣使朝贡,学习中国文化,百济更成为中国文明东传日本的孔道。新罗则设置郡县,其文字、甲兵一同于中国。南朝陈时有新罗僧玄光法师,从天台宗三祖南岳慧思学习法华经,同智顗一起名列南岳门下28大弟子之一。[7]玄光学成回国授徒,门下弟子也不少。隋朝时,又有高句丽释波若,于开皇十六(596)入天台山从智顗学天台宗教义,“以神异闻”,但学成后没有回国。[8]朝鲜半岛与日本各国也派遣留学生、学问僧来隋朝学习,他们“好尚经述,爱乐文史,游学于京都者,往来继路,或亡不归”。[9]隋炀帝为此在鸿胪寺专门设馆,聘请名僧,“教授三韩”,[10]“训开三韩方士”[11]。隋文士杜正蒇所著《文章体式》被学人号为“文轨”,传入高句丽、百济,“亦共传习,称为杜家新书”[12]。中华文化不断地向东北亚诸国传布,到隋唐时已形成与汉字为载体的东亚文化圈。

但朝鲜半岛诸国的矛盾冲突一直很激烈。公元5世纪时,高句丽联合新罗,百济联合倭国,在半岛曾进行了长时间的争霸战,倭国曾派兵渡海,以任那国为据点,与百济组成联军向北推进,结果被高句丽好大王击败。公元562年,新罗吞并了任那,将日本势力逐出了朝鲜半岛。高句丽的势力推进到半岛南部,进一步统一半岛也就提上了议事日程,为此又与新罗交恶[13]。高句丽甚至想西联东突厥,与东突厥划分势力范围,以安抚西北契丹、靺鞨之众。高句丽在成为东北亚最为繁盛强大国家的同时,也处于各种矛盾的中心。

中国南北朝分裂对峙时,朝鲜半岛也三国鼎立,各国都结交与国来牵制敌手,利用各种机会建立自己的霸权。时南朝文化优于北朝,故百济、新罗及倭国多往南朝朝贡。高句丽与北朝接壤,故向北朝朝贡多,但也常渡海通使南朝,北魏曾多次在海上擒获高句丽派往南朝的使者,但除诏书责让外,并不能阻止高句丽向南朝朝贡。南朝亦有意与高句丽、百济往来,用以牵制北朝。高句丽曾阻止百济与北朝通使,为此百济曾请求北魏攻打高句丽,遭拒绝。其时的中国南北朝统治者和朝鲜半岛对立三方都希望对方长久的分裂,以求自已的发展与安稳。而隋统一中国,必然打破几百年来的东北亚地缘政治秩序。

二、高句丽谋求地区霸权及其与隋朝的政治冲突

高句丽立国五百年来一直在四面拓土扩张,隋时高句丽北面的靺鞨有7大部落,各有酋长,不相统一,常遣使朝贡中原,并南下侵寇高句丽。高句丽王征讨不过想招抚他们,但力不从心。高句丽西面的契丹、奚、霫和西北面的室韦等游牧民族也互为雄长,难以驯服。其中契丹有8大部落,而以大贺氏最强,《辽史.太祖纪》追溯契丹先世出自炎帝,但现代语言学已确认炎黄子孙的汉族属汉蒇语系,从语源上看与东北亚及蒙古草原各族阿尔泰语系民族并无语族亲缘关系,所以契丹自封炎帝之后只是自吹而不确切。其时契丹的文明程度也较奚、霫诸部要低,最为“无礼顽嚣”。与契丹同族类的室韦文明程度更低,民众贫弱,分为5大部,不相总一。所有这些部族皆依附于东突厥,启民可汗置官吐屯设总领他们,并得到隋朝的认可,高句丽对此当然很不高兴。

高句丽谋求东北亚地区霸权的野心不仅使百济、新罗恐慌,而且不见容于隋朝。隋建立后,东北亚诸国都关注中原局势的发展,争相朝贡,想借助隋天子的威权为自已谋取好处。如高句丽王汤在北周武帝扫灭北齐后即“遣使朝贡,武帝拜汤上开府、辽东郡公、辽东王”。至隋文帝“受禅,汤复遣使诣阙,进授大将军,改封高丽王。岁遣使朝贡不绝”[14]。不甘落后的百济王余昌也遣使朝贡,被封为“上开府、带方郡公、百济王”[15],与高丽王汤平起平坐。东北亚各民族也纷纷主动向隋贡献方物,据《隋书.高祖纪上》:

开皇元年(581)秋七月庚午(二十三),靺鞨酋长贡方物。冬十月乙酉(初九),百济王扶余昌遣使来贺,十二月壬寅(二十七),高丽王高阳遣使朝贡。

开皇二年(582)春正月辛未(二十七),高丽、百济并遣使贡方物。十一月丙午(初六),高丽遣使贡方物。

开皇三年(583)春正月癸亥(二十四),高丽遣使来朝。五月甲辰(初七),高丽遣使来朝。五月丁未(初十),靺鞨贡方物,八月丁丑(十一日),靺鞨贡方物。

开皇四年(584)夏四月丁未(十六日),宴突厥、高丽、吐谷浑使者于大兴殿。五月癸酉(十二日),契丹主莫贺弗遣使请降,拜大将军。

开皇五年(585)夏四月甲午(初八),契丹主多弥遣使贡方物。

开皇初年高句丽几乎每年都来朝贡,有时一年遣使二次,表现最为主动积极。但值得注意的是,百济和高句丽同时也向江南的陈朝朝贡。史载陈后主至德二年(584)十一月戊寅(二十曰)和至德四年(586)九月丁未(三十日),百济国两次遣使向陈献方物。至德三年(585)十二月癸卯(二十一日),高丽国遣使向陈献方物[16]。高句丽和百济在交接隋朝的同时没有中断与南朝的交往,并在交往中互通情报,同时根据各自的利害,寻找战略伙伴。

隋文帝时对四夷的方针是息事宁人。其时败亡的北齐宗室高保宁据有营州(今辽宁朝阳市),连结契丹、靺鞨兴兵反隋,文帝“以中原多故,未遑进讨,以书喻之”[17]。契丹与靺鞨互相劫掠,文帝与来朝的靺鞨使者说:“我怜契丹与尔无异,宜各守土壤,岂不安乐?何为辄相攻击,甚乖我意”。但文帝君临天下为四夷主的立场也是坚定的,称:“朕视尔等如子,尔等宜敬朕如父”[18]。时隋对外主要敌手为突厥和陈朝。值得注意的是,开皇九年(589)灭陈后,高句丽等国的朝贡使者与隋的往来断绝了好几年。特别是高丽王汤闻陈亡,“大惧,治兵积谷,为守拒之策”[19]。南朝与北朝汉晋时本为一家,辽东在汉晋时也为中国统辖,隋灭陈统一中国,原亦为中国郡县的高句丽自然感到震恐,高丽王预感到隋兵锋将转向自已,于是开始了备战[20]。

隋臣中最早提议灭高句丽的为吴人陆知命,他曾直诣朝阙上表,请求出使高句丽,说:“陛下当百代之末,膺千载之期,四海廓清,三边底定。唯高丽小竖,狼顾燕垂,王度含弘,每怀遵养者,良由恶杀好生,欲谕之以德也。臣请以一节,宣示皇风,使彼君面缚阙下”[21]。隋文帝虽没有派陆知命出使高句丽,但对他的言论是赞赏的。

直到开皇十一年(591)春正月辛丑(十八日),高句丽才又遣使入隋朝贡,五月,高句丽又遣使贡方物,恢复了与隋朝的朝贡关系。这年高句丽来朝两次,但以后就很少来了,与开皇初“频有使入朝”的情况判若两人。同年十二月丙辰(初九),有靺鞨遣使贡方物。开皇十二年(952)十二月,靺鞨又遣使贡方物。十三年(593)春正月丙午(初五),契丹、奚、霫、室韦并遣使贡方物,其中契丹在开皇十年(590)十一月丙午(二十二)亦曾朝贡一次。十三年七月戊申(初十),靺鞨遣使贡方物[22]。开皇十四年(594),新罗遣使贡方物,隋文帝拜新罗王金真平为“上开府、东浪郡公、新罗王”[23]。隋统一后东夷各族都来朝贡,以靺鞨最为积极,高句丽来得显然少了。直到开皇十七年(597)五月己巳(二十三),高句丽才又一次遣使贡方物[24]。说明隋与高句丽的关系已呈紧张。

隋文帝既对东夷采取怀柔政策,所以始终没有主动出击征讨各部,时韦冲任营州总管,“怀抚靺鞨、契丹,皆能致其死力,奚、霫畏惧,朝贡相续”[25]。对于高句丽的治兵积谷拒隋举动,文帝派出使团往高句丽“抚慰”,美其名曰:“欲问彼人情,教彼政术”,实际上是进行侦察。但高丽王却将隋使置之“空馆”,“严加防守,使其闭目塞耳,永无闻见”[26]。开皇十七年(597),文帝给高丽王汤修玺书一封加以责备。高丽王汤收到隋文帝的玺书惶恐万分,将奉表谢罪,却因病谢世。太子高元嗣立,文帝又册封高元袭爵辽东郡公,高元奉表谢罪,请求封王,文帝又再册高元为高丽王[27]。

但史载开皇十八年(598)高元竟率靺鞨之众万余骑入寇辽西,被隋营州总管韦冲击退[28]。隋未先击高句丽,高句丽何以敢先举兵侵隋?这件事颇值得思量,高元恐怕不致如此鲁莽。据史书记载,有原依附于高句丽的“契丹别部出伏等背高丽,率众内附,高祖纳之,安置于渴奚那颉之北”[29]。看来,高句丽率靺鞨之众讨击背己入塞依附隋朝的契丹,而不是侵犯隋疆,才是事实的真相,这反映了高句丽试图让契丹、靺鞨之众依附于已,虽未敢冒犯隋廷,但其追求东北亚地方霸权的野心与隋朝利益发生了冲突。高元追击契丹不仅入侵了隋边疆,而且违背了文帝“自化尔藩,勿忤他国”的训示。为此,开皇十八年(598)六月丙寅(二十七),文帝下诏黜高丽王元官爵,大兴问罪之师,命汉王杨谅为元帅,宰相高颎为元帅长史,总领水陆二路30万大军讨伐高句丽。由于准备不足,王师不振,损失惨重,而高元亦“惶惧”,遣使谢罪,上表称“辽东粪土臣元”。于是罢兵,隋恢复对高元的册封,高句丽也恢复了对隋的朝贡。

隋还曾联络百济国夹击高句丽,百济王昌也“遣使奉表,请为军导”。但战事很快结束,文帝乃下诏给昌:“往岁为高丽不供职贡,无人臣礼,故命将讨之。高元君臣恐惧,畏服归罪,朕已赦之,不可致伐”。隋与百济陆地上不接壤,关系处理得好一些,平陈之役,隋有一艘战船飘至海东聃牟罗国(今济州岛),被送到百济,百济王昌资送他们回国,并遣使奉表祝贺隋平陈成功,受到文帝褒扬,其情形与高句丽正好相反。但高句丽得知百济与隋的这些交往,即“以兵侵掠其境”[30],使听命于隋的百济国蒙受了损失。

开皇二十年(600)正月辛酉(初一),突厥、高丽、契丹并遣使贡方物,时契丹别部又背突厥降于隋,文帝“悉令给粮还本,敕突厥抚纳之”。这表明隋文帝对边境四夷的政策始终还是安境保民。到隋炀帝即位,国家殷富强盛,朝野皆以辽东为意,唯独刘炫以为辽东不可伐,作《抚夷论》以讽,已是绝无仅有的少数派。

隋文帝晚年和炀帝大业初年何以朝野皆以辽东为意呢?

从地缘政治来看,高句丽立国己五百多年,在东北亚局部地区己建立了霸权,百济、新罗不能抗衡,倭国的干涉也被击退,靺鞨、室韦俯首称臣,契丹虽叛附不一,亦不能兴风作浪,特别是高句丽西联突厥,又曾南结陈朝,在东北边境出现了俯瞰中华的态势。一旦中原有乱,则有如后来的与高句丽有血亲关系的满洲女真人,入关灭明席卷中原易如反掌,其势真可谓“狼顾燕垂”,虎视眈眈。所以大业三年(607)隋炀帝在塞外突厥启民可汗牙帐见到高句丽使者,即引起了警觉。更何况隋炀帝的对外政策顾问裴矩所谓:“高丽本箕子所封之地,汉晋皆为郡县,今乃不臣,别为异域”。孰不可忍。而当大业全盛之时,“安可不取?使冠带之境,遂为蛮貊之乡乎”[31]?其时隋的北方劲敌东、西突厥均己俯首帖耳彻底臣服,西突厥处罗可汗亲诣长安朝贡,炀帝对他说:“譬如天上止有一个日照临,莫不宁帖;若有两三个日,万物何以得安”?[32]隋不能容忍东北边境强大的高句丽独立存在,正如其不能容忍北境蒙古草原上强大的突厥政权一样,突厥已破,兵锋自然转向了高句丽,而且成为隋唐百年来对外征服战争的焦点,高句丽不亡,征战不断。

三、隋炀帝夸示四夷耀武征辽大摆仪仗

如何变高句丽“蛮貊之乡”为隋朝的“冠带之境”呢?早在大业三年(607)突厥启民可汗帐前,裴矩就曾为隋炀帝策划并献计:“今其使者朝于突厥,亲见启民合国从化,必惧皇灵之远畅,虑后伏之先亡,胁令入朝,当可致也”。裴矩以为其事易如反掌,在国力较高句丽更强大的突厥都“合国从化”的情势下,只需让其目睹了这一文物盛事的使者回国向高丽王传话,“令速朝觐,不然者,当率突厥,即日诛之”[33]。似乎只须恫吓利诱,高元即会象东、西突厥可汗启民、处罗及高昌王麴伯雅那样亲自诣阙朝拜。隋炀帝当即采纳了裴矩的意见,下令征高丽王元入朝。然而,高元惧,“藩礼颇阙”,不但不入朝贡献,反而断绝了朝贡使者,干脆不与隋朝往来。

这当然让隋炀帝大失面子,使天子龙颜震怒,被激怒了的炀帝当即下定了征讨高句丽的决心。大业四年(608)元月,炀帝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显然就是为征讨高句丽作准备。《隋书.阎毗传》记阎毗“以母忧去职,未期,起令视事。将兴辽东之役,自洛口开渠,达于涿郡,以通运漕,毗督其役”。同书《五行志下》记这年太原厩马死者大半,炀帝令巫者视之,“巫者知帝将有辽东之役,因希旨言曰:‘先帝令扬素、史万岁取之,将鬼兵以伐辽东也’。炀帝大悦,因释牧马者”。这是正史中有关炀帝征辽的最早信息。

永济渠北通涿郡(治今北京市),隋炀帝宣布声讨高句丽及发兵的地点,都在涿郡,永济渠的开凿,有利于隋征调全国兵力及运送全国物资到涿郡。隋炀帝既在大业五年(609)将吐谷浑纳入隋郡县体系中,将高句丽重新归入王朝版图当然己在他的通盘考虑之中。他先巡江都,作军事调度,然后沿大运河直达涿郡,正式总动员令随即下达了。《资治通鉴》记当时的军事动员和人员调动情况云:

(大业七年二月)壬午,下诏讨高丽。敕幽州总管元弘嗣往东莱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督役,昼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夏四月庚午,车驾至涿郡之临朔宫,文武从官九品以上,并令给宅安置。于是,诏总天下兵,无问远近,俱会于涿。又发江淮以南水手一万人,弩手三万人,岭南排[]手三万人,于是四远奔赴如流。五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车五万乘送高阳,供载衣甲幔幕,令兵士自挽之。发河南、北民夫以供军须。秋七月,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载兵甲及攻取之具,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填咽于道,昼夜不绝,死者相枕,臭秽盈路,天下骚动。[34]

征调范围遍及全国,其动员人数之众,规模之大,远远超过开皇九年(589)平陈之役,可以说是“扫地为兵”。仗还没打,已经搞得天下骚然。

由于频兴工役,大业五年(609)的大索貌阅虽搜括出大批人口,但仍感人役不够,有“总持菩萨”法号的隋炀帝这时甚至打起佛教寺院的主意。据唐人高临《冥报记》记载:“大业五年,奉敕融并寺塔”。释家史料记载了隋炀帝诏天下僧徒无德业者并令罢废的诏令,拆毁寺院,沙汰僧尼,用于充工役,充实国用[35]。直到大业七年(611),裁汰僧尼的命令仍在全国推行。据《隋书.王文同传》:“及帝征辽东,令文同巡察河北诸郡。文同见沙门斋戒菜食者,以为妖妄,皆收系狱。比至河间,求沙门相聚讲论,及长老共为佛会者数百人,文同以为聚结惑众,尽斩之。又悉裸僧尼,验有淫状非童男童女者数千人,复将杀之,郡中士女号哭于路”。王文同敢于“收系沙门”,“裸僧尼”,肯定是有上方的指示,但做过了头,民愤极大,被隋炀帝斩首,成为替罪羊。

大量裁汰僧尼也有可能引起社会不稳,为防止有人利用佛教聚众闹事,隋炀帝又将天台宗智者大师上首弟子灌顶召到涿郡,“远至行所,引见天宸[],叙以同学之欢”[36]。炀帝还专门派遣员外郎崔凤举将道士王远知请到涿郡临朔宫,亲执弟子之礼[37]。随即,炀帝令跟隋着他的大批佛、道人士在涿郡摆起了四道场,为征人祈福,用以安抚人心。

隋炀帝还把鼓吹、乐队带到了临朔宫,在江都的各国朝贡使者也都来到涿郡,其中还有高昌王麴伯雅、伊吾吐屯设、吐谷浑王太子顺等。大业七年(611)十二月已未(初八),西突厥处罗可汗也来到临朔宫朝见,炀帝“备设天下珍羞,盛陈女掷,罗绮丝竹,眩耀耳目”,举办了盛大的歌舞宴会。由于隋炀帝对征辽胜利充满信心,招各国使者和藩属君王随军,就是要耀武让四夷领略大隋天子的威风,亲眼看一看不事藩礼的高丽王元的下场,以收杀一儆百之效。

但让人疑惑的是东突厥没有遣使来也没有如约派兵参战,其时启民可汗已死,其子始毕继位,与隋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突厥骑兵善于在恶劣条件下作战,此前隋将韦云起曾率东突厥骑兵征讨契丹,大获全胜,这次征讨高句丽若得突厥骑兵相助,沿西辽河上游快速突击,对高句丽将会是致命的打击,在塞外广漠天寒地冻环境下作战,突厥骑兵的战斗力无疑优于隋朝府兵。但三次征辽竟未见东突厥以一兵一卒相助,这当然是大问题。时始毕可汗虽仍受隋册封,但关系己疏远,大业五年(609)始毕就没有如约派兵协助隋军西攻伊吾铁勒军。年轻的始毕可汗看到隋炀帝正着力扶植西突厥处罗可汗,对隋离强合弱伎俩已有警惕。另外高句丽既与东突厥通使,双方面对强隋在战略上共同利益更多,实际上是唇亡齿寒的关系。始毕可汗从自身的切身利益出发,严兵不动,坐山观虎斗,这当然是对隋炀帝的不恭,但炀帝也暂且不能处置。

隋炀帝不能得到突厥骑兵助力,仅能邀得靺鞨渠帅度地稽所部有限人马从征,度地稽虽“每有战功”,但力量太小于大局无关轻重。在这场战争中,外藩诸夷多考虑自身利益,大多都只是作为观众。高句丽的世仇百济可谓是隋的天然战略伙伴,百济王余璋,对夹击高句丽也很有积极性,大业三年(607)就曾主动遣使请求征讨高句丽,炀帝令他“觇高丽动静”。但百济是小国,开皇十八年(598)贸然进兵不但没有捞到好处,反而在隋师败绩后遭到高句丽报服,当然要吸取教训,且余璋也深知高句丽若灭亡了下一个就会轮到自已,不如保持现状于己更为有利,于是鼠首两端,暗中与高句丽通款,反例“挟诈以窥中国”。大业七年(611),百济王余璋又假惺惺地遣使问隋炀帝征高丽的行期,实际上是为高句丽探听军事情报。蒙在鼓里的隋炀帝反而“大悦,厚加赏赐,遣尚书起部郎席律诣百济,与相知”[38]。翌年隋大军渡辽,余璋也集兵边边境,声言助隋,但实际上按兵不动,没有给隋军丝毫相助。

然而,虽然没有外援,隋炀帝却并不在乎。高句丽蕞尔小国,隋倾全国之力,以大击小,必将势如破竹。隋炀帝对胜利有绝对的自信,认为只要隋大军齐集,吓也会吓得高丽王屈膝投降。同时,隋炀帝也有意向包括东突厥、倭国等不驯服者在内的四夷显示力量。征辽之役与其说是征讨高句丽,不如说是杀鸡给猴子看,在击灭高句丽的同时,炀帝要一举威服四夷,建立大隋天子为中心的天下朝贡体制。

也正因为如此,隋炀帝进行了超乎寻常的军事调动。炀帝的期望值很高,试图通过充分显示大隋国力,调集庞大军力来威吓高丽王,“胁令入朝”,以期不战而屈人之兵,迫使高句丽王就范。大业七年(611)夏秋之际山东河南发生大水灾,漂没30余郡,但这并没有改变隋炀帝讨伐高句丽的决心,大规模集兵继续进行,炀帝并决定御驾亲征。

按照古礼,巡狩亲征有造庙致祭之礼,据《隋书.礼仪志三.军礼》记载:“大业七年(611)征辽东,炀帝遣诸将于蓟城南桑干河上,筑社稷二坛。设方墙,行宜社礼。帝斋于临朔宫怀荒殿,预告官及侍从,各斋于其所。十二卫士并斋,鄣衮冕玉辂,备法驾。礼毕,御金辂,服通天冠,还宫。又于宫南类上帝,积柴于燎坛,设高祖位于东方。帝服大裘以冕,乘玉辂,祭奠玉帛,并如宜社。诸军受胙毕,帝就位,观燎,乃出。又于蓟城北设坛,祭马祖于其上,亦有燎”。隋炀帝的御驾亲征大讲排场,军礼仪式如此隆重,各国使节及诸藩王驻足观看,其实就是向四夷发出警告,不向大隋天子低头是绝无好下场的。对于隋炀帝来讲,这场战争只能嬴不能输,也只会赢不会输,炀帝本人对取胜没有半点怀疑,所以不仅御驾亲征,而且带上各国使者前往观摩。

大业八年(612)正月辛巳(初一),从全国各地调集来的征讨大军齐集涿郡(治今北京市),总计达1133800人,号称200万。这么多军队在辽东一隅其实无法展开,也用不着,反倒徒然增加了后勤馈运的困难。馈运者“填咽于道,昼夜不绝”,供输军粮等物资,其数比军队还要多。隋炀帝亲征还带着后妃宫女、公卿百官及僧尼道士、仪卫鼓吹等,这架式那象是去打仗,简直是在演戏。炀帝只期望以大军压境而令高丽王胆寒,以求不战而胜[39],其实并没有认真从军事上仔细研讨战略出军战术。

也有人对如此兴师动众而又滑稽的征讨提出异议,出来谏止。如右尚方署监事耿询随车驾至涿郡时,即上书称:“辽东不可讨,师必无功”。炀帝得书大怒,要将耿询问斩,幸何稠苦谏才得免[40]。给事中许善心也上封事谏炀帝不必御戎东讨,结果也“忤旨免官”[41]。术士庾质被召到临渝宫(今河北抚宁县境)行在所,问以吉凶,炀帝问:“朕承先旨,亲事高丽,度其土地人民,才当我一郡,卿以为克不?”庾质回答:“以臣管窥,伐之可克,切有愚见,不愿陛下亲行”。炀帝对庾质劝导不必御驾亲征很不高兴,板起脸孔说:“朕今总兵至此,岂可见贼而自退也!”庾质于是分析说:“陛下若行,虑损军威。臣犹愿安驾住此,命骁将勇士指授规模,倍道兼行,出其不意,事宜在速,缓必无功”[42]。其所分折可谓切中时弊,很有道理,但头脑发热的炀帝根本听不进。

隋炀帝任命兵部尚书段文振为前敌总指挥,从军事指挥员的角度,段文振也同意庾质“出其不意,事宜在速”的战略思想,而不同意隋炀帝的耀武威吓战术。他在其后出师途中遇疾,上表炀帝分析征战的天时地利人和说:

窃见辽东小丑,未服严刑,远降六师,亲劳百乘。但夷狄多诈,深须防拟,口陈降款,心怀背叛,诡伏多端,勿得便受。水潦方降,不可淹迟。唯愿严勒诸军,星驰速发,水陆俱前,出其不意,则平壤孤城,势可拔也。若倾其本根,余城自克,如不时定,脱遇秋霖,深为艰阻,兵粮又竭,强敌在前,靺鞨出后,迟疑不决,非上策也。[43]

段文振的分析可谓极具远见,辽东地处塞外北方高寒地带,冬季严寒无法出兵,从时间上讲只有半年用兵时间,且夏季多雨,道路泥泞,行军住宿扎营很不便,加上路途遥远,以牛车人力车运送军需十分困难,军队越多后勤越困难,若不速战速决则自已就会陷于被动。开皇十八年(598)杨谅出师就因天时不利,“霖潦疾疫”,“馈运不继,六军乏食”,30万大军尚未接战即自行溃散,是为前车之鉴。对此,陈寅恪先生有独到分析:“中国东北方冀辽之间雨季在旧历六、七月间,而旧历八、九月又为寒冻之时期,故以关中远距离之武力而欲制服高丽攻取辽东之地,必在冻期已过雨季未临之短时间获得全胜而后可。否则,雨潦泥泞冰雪寒冻皆于军队士马之进攻糇粮之输运已甚感困难,苟遇一坚持久守之劲敌,必致无功或覆败之祸”[44]。由于天时地利不在隋一方,人海战术派不上用场,人再多也斗不过老天爷,所以段文振认为宜出奇兵,星驰速发,水陆俱进,直取平壤。可惜段文振在行军途中病故,未能肩负起前敌总指挥的责任,实际最高指挥者正是不顾天时地利人和头脑发昏的隋炀帝本人。

隋炀帝根本没有认真考虑战役的战术问题,在完成了一切调动之后,于大业八年(612)正月壬午(初二)正式下诏宣布讨伐高句丽,诏文直把高句丽王高元称之为“小丑”,轻蔑愤怒地声讨高元罪状,指斥高元不修职贡,无事君之心,无为臣之礼,掩匿怀奸,招纳亡叛,穿着靺鞨的衣服侵扰辽西,这些内容和开皇十八年(598)文帝诏责高元差不多。值得注意的是诏文后半部指责高元内政不修,法令苛酷,赋敛烦重,百姓愁苦,冤枉莫申,则和当年讨陈檄文差不多。暴虐者不堪为国主,炀帝于是有理由协从天意,拯民于水火,“取乱覆昏”,亲总六师进行讨伐[45]。这就把隋军变成了王者正义之师。隋炀帝甚至把自已比作商效问罪的周武王姬发,成文王之志灭商纣,圣王当然要承先帝之志灭高句丽,“二代承基,志包宇宙”[46]。

隋炀帝的诏文是写给高句丽看的,也是写给四夷各国看的。为了扬威张大声势,诏文甚至公开了用兵作战部署,隋百万大军分成左右两翼,每翼又分为12路军,共24路,各路军队都要“先奉庙略,骆驿引途,总集平壤”。诏文云:“今宜授律启行,三令五申,必胜而后战。左第一军可镂方道、第二军可长岑道,第三军可海冥道,第四军可盖马道,第五军可建安道,第六军可南苏道,第七军可辽东道,第八军可玄菟道,第九军可扶余道,第十军可朝鲜道,第十一军可沃沮道,第十二军可乐浪道。右第一军可黏蝉道,第二军可含资道,第三军可深弥道,第四军可临屯道,第五军可侯城道,第六军可提奚道,第七军可踏顿道,第八军可肃慎道,第九军可碣石道,第十军可东暆道,第十一军可带方道,第十二军可襄平道”。24路军全面展开,铺天盖地,但明眼人一看就知无法展开于24道上,各道相隔遥远,根本没有24条路可走,完全是纸上谈兵,虚张声势。诏文吹嘘隋大军为百战百胜之雄师,“顾眄则山岳倾颓,叱咤则风云腾郁”。且炀帝“躬驭元戎”,总其节度,控弦待发,摧枯拉朽,似乎一口就可将高句丽吞下肚子里。炀帝还要“解倒悬于避裔,问疾苦于遗黎”[47],建立圣王可汗的不朽功业。

诏文最后称:“王者之师,义存止杀,圣人之教,必也胜残”,“若高元泥首辕门,自归司寇,即宜解缚焚梓,引之以恩,其余臣民归朝奉顺,咸加慰抚,各安生业,隋才任用,无隔夷夏”。隋炀帝不是立足于打,而是立足于抚,百万大军首先考虑的不是进击歼敌,而是先考虑如何接受敌人投降。因为在隋炀帝看来,面对如此强大的“圣王之师”,高丽小丑根本不敢负隅顽抗,投降是高句丽的唯一出路。于是乎隋炀帝又要求各路隋军,“营垒所次,务在整肃,刍荛有禁,秋毫勿犯,布以恩宥,喻以祸福”,而“若其同恶相济,抗拒官军,国有常刑,俾无遗类,明加晓示,黎朕意焉”[48]。隋炀帝全盘公开军事部署,根本不关注也不讲究取胜的军事战略战术,而是强调义师形象。作为总指挥,隋炀帝导演了世界军事史上前所未有的出师仪式。

一月癸未(初三),隋征讨大军的第一军出发,隋炀帝根本不考虑快速进军,出其不意,而是大讲排场,要求步履齐整,“每天遣一军发,每军相去四十里,连营渐进”,24天才使两翼24路军开跋干尽,结果是排成了一条长蛇阵,当然也不会有什么战斗冲击力。隋各路军“首尾相继,鼓角相闻,旌旗亘九百六十里”,24路军之后又有“天子六军”次发,前后相置“又亘八十里,通诸道合三十军,亘一千四十里”。炀帝又令诸军以帛为带,长尺5十,阔2寸,题其军号为记。御营内者,合十二卫、三台、五省、九寺,并分隶内、外、前、后、左、右六军,亦各题其军号,不得自言台省。王公以下,至于兵丁厮隶,悉以帛为带,缀于衣领,名“军纪带”[49]。这样,光大军出发仪式就用了40天,百万大军,整齐划一,秩序井然,“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50]。然而,这那里是去打仗,简直就是武装大游行,是一次规模宏大的军事大检阅。

更有甚者,连绵千里的长蛇阵皆由隋炀帝“亲授节度”,每军设大将、亚将各1人。骑兵40队,每队百人置一纛,10队为团,团设偏将1人,并有仪仗队,“前部鼓吹一部,大鼓、小鼓及鼙、长鸣、中鸣等各十八具,棡鼓、金钲各二具。后部铙吹一部,铙二面,歌箫及笳各四具,节鼓一面,吴吹筚篥,横笛各四具,大角十八具”。[51]带这么多笨重的鼓吹乐器是干什么?当然不是为了打仗,这和隋炀帝即位之初下江南在江都制羽仪大陈文物,大业五年(609)炀帝西巡在河西大摆鱼龙漫延之乐,是同样意思同一招式,即要用中华礼乐文明感召威服东夷,征讨不如说是巡狩。

由于根本没有立足于打,隋炀帝没有设想这会是一场恶仗,不是费心思去考虑如何克敌致胜的战术,却十分注重礼仪排场,当大军行至望海楼(今辽宁辽西县境),炀帝又于秃黎山设坛,祀黄帝,行禡祭,设轩辕神座,炀帝与诸预祭臣侍侍诸军将,皆斋一宿[52]。由于轻敌,炀帝甚至允许主将宇文述以妇人“家累”自随[53]。苏威年老,上表乞骸骨,想退休,炀帝不许,让他以本官领左武卫大将军从征[54]。二月甲寅(初四),炀帝又下诏:“朕观风燕裔,问罪辽滨,文武协力,爪牙思奋,莫不执锐勤王,舍家从役”,表彰从征官兵,并令郡县存问从征士兵家,使行役无后顾之忧[55]。

三月癸巳(十四曰),隋炀帝来到前线,因怕军将贪功出击,令各路军主帅有事皆须禀报,诸将互相牵制,不设统帅,不许擅自挥师挺进。炀帝自以为高句丽臣民见到隋军盛大架式必将自动瓦解投降,因此在每军设“受降者一人,承诏慰抚,不受大将制,战时为监军”[56]。如左骁卫长史游元即为盖平道监军[57]。仗还没打,隋炀帝先把自已的军队捆住了手足。为防止百万大军中有人开小差,各军并发给幡旗数百,有事往回走者要执幡而行,无幡而擅离本军者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