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 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冲突,耗尽了中国的国力。

在亚欧大陆,适合农耕的地区并不太多,也就是在几条大河的下游孕育出古代农耕文明:印度河的古印度文明、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以及长江黄河流域的中国。然而,从长白山至到东欧平原,包括整个东欧、亚洲中部、北部的广阔的草原、沙漠地带都是游牧民族的天堂。农耕文明从诞生之日起就面临游牧民族的强大威胁,古印度文明就是被来自中亚的雅利安人彻底摧毁(其残存下来的居民就是现在处于印度社会最下层的“贱民”)、古巴比伦城也多次被游牧民族攻陷、称雄西方数百年的罗马帝国最终也是被“蛮族”摧毁。

对于中国来说,从传说的黄帝时代起就一直与北方游牧民族较量,《诗经》中就有大量的描述抵抗异族入侵的诗篇,如《采薇》、《无衣》等,“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岂不日戒,猃狁孔棘”,这里所说的“猃狁”就是匈奴的先祖,而西周都城稿京最终也是被“犬戎”攻破。在火器充分装备军队之前,游牧民族快速的骑兵始终是农耕文明的巨大威胁,被中国中原王朝击败的匈奴、柔然(他们自称是马扎尔人,其它欧洲人却将他们与匈奴人混为一谈,称他们所建国家为“匈牙利”——即“匈奴人之国)的残兵败卒,却可以横扫欧洲,成为令欧洲人谈之色变的“上帝之鞭”。可以想见,中国为了击败他们耗费多少国力,汉武帝用兵匈奴的代价就是“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把汉初七十年修养生息所积累的财力用得精光。中国对游牧民族的战争,即便是赢了,也是惨胜,代价极大。

在宋代,经济文化高度发达,领先西方数百年(当时经济水平至少达到了后来西方文艺复兴时的水平),按常理,应该最早进入工业文明,但很不幸,宋亡于蒙古,后起的明亦亡于女真。繁荣→摧毁→恢复→繁荣→再摧毁,中国的发展陷入怪圈,中国人再勤劳能干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不落后才怪呢!

西方的发展水平虽然在古代远远落后于中国,但自匈奴人走后,再也没有发生大规模外族入侵(东欧各国此时已建立起来,他们替西欧挡住了游牧族的入侵),就算是蒙古大军,也只打到意大利的边境,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经济得以持续发展,最终后来居上。

有时我在想,假如这个世界上没有“马”这种动物,人类历史将会改写。

其次,中央集权过度。中国是高度集权的社会,权力向少数阶层过分集中。中国历史上没有分权的传统,既无长老院,也无人民大会,也不讲究势力均衡,各种社会阶层的利益得不到表达,而皇权至高无上,不受约束。这就造成少数阶层的权贵享尽中国社会发展所带来红利,而大多数阶层的利益被漠视,不光是弱势阶层的利益被漠视,有时甚至是一些强势阶层的利益也被漠视。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各种矛盾不是被疏导,而是被压抑、被积累,一旦达到临界点时,就会来一次总爆发,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对社会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

一、 以农民为主的下层民众利益被严重侵害。

每当新王朝建立,在上一轮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地方上的原先的豪强或死或逃,土地被废弃,农民开垦茺地,成为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这些人数众多的自耕农是国家主要的赋税及兵役的来源,是一个王朝强盛的真正基础。但随着统治阶级的日益腐败,贪得无厌,国家赋税日益加重,地方上吏治腐败,贪污盛行。农民不堪忍受沉重的赋税和贪官污吏的盘剥敲诈,日益破产,而豪强地主借助官府势力大肆兼并农民的土地。自耕农数量大量减少,国家税源枯竭,收入减少,而向地主阶层征税阻力重重,为保证赋税收入,唯有向剩余的自耕农加重赋税,这又使剩余的自耕农进一步大量破产。最终的结果是“富者有阡陌之田而贫者无立锥之地”,各种权贵富得流油,穷奢极欲;而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国库空空如也;而农民则流离失所,困苦无告,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蕴酿爆发,这个王朝走向终结了。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死结,没人能解得开,最早尝试的是王莽,他失败了,而且下场很悲惨。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央集权本身,而这是不可改变的,在这种体制下唯有指望最高当权者本身的自律,即出现所谓的“明君”(如唐太宗);或降低点要求,能有皇权的执行者即各级官吏能为普通民众的利益做点事,即指望出现各种“青天”(如包青天、海青天之类)。这两种指望其实都是不靠谱的事,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也就出过几个这样的人物,但却忽悠了中国老百姓两千多年。

中国的农民,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受压迫,受侵害,他们勤劳、坚忍,都是有血性的人们,面对压迫,他们并不退缩,有着光荣的传统。中国的农民起义规模之大、次数之多在世界历史当属第一。历次农民起义当中,当属隋末这一次最为惨烈,与唐末、元末等王朝末年不同,隋的统治者及军队并未腐败,依然拥有强大战力,而农民起义就在此时爆发。隋朝廷仗着强大的武力,对起义大肆镇压,基本上是打一处灭一处。如隋大将王世充,在镇压起义中几乎未遭败绩,可以说是打谁就灭谁。但即使在这种高压态势下,虽然不断遭到镇压,遭到屠杀,但各地农民却依然在不断起义,而且他们是扶老携幼,全家全族从军,以死相拼。最后各地起义军逐渐聚集成河南瓦岗李密、河北窦建德等几股大势力,隋军不再是战无不胜了。而隋各地实力派官员眼见隋朝将亡(如河东李渊、涿郡罗艺以及刘武周等),纷纷武装割据,强大的隋帝国在数年间迅速土崩瓦解。这场惨烈的战争给当时年轻的李世民以强烈的震憾,在他后业的皇帝生涯中,始终注意给民休养生息,不过多地侵害民众的利益,开创了“贞观之治”的盛世,但他的这些思想并未遗传给他的后世子孙。公元八七三年,关东地区大旱,饥民遍地,八七四年年初,翰林学士卢携上书唐僖宗,要求朝廷暂停征收关东地区的赋税,并急发义仓米赈济灾民。他认为,现在其实朝廷已无法收到税收,百姓拆屋砍树、嫁妻卖子所得一点钱,还不够官吏们酒钱,到不了国库。而目前最为紧急,必须立刻赈灾,等到春深,百姓有树芽桑椹充饥就好办些了。卢携的上书言真意切,但没有给唐朝廷产生丝毫的影响,“要收的税,那是一个铜板也不能少,草民们要饿死,那就由他们去死好了!”——这就是唐朝廷的态度,它已完全背叛了它的人民。中国从来都不缺乏心念苍生、为民请命的学者(如这里提到的卢携),他们继承了中华文化的精髓,代表了人类的良知,但这又能怎样,他们不能让统治者麻木的心灵有丝毫的感化。既然这些统治者坐在火山口还不知死活,依然穷凶极恶,那就让火山喷发吧,让他们统统化为灰烬!数月之后,就在这关东地区,“刁民”王仙芝聚集数千还未饿死的饥民在河南长垣起义,起义军攻城陷地,很快聚众数万。第二年,另一“刁民”黄巢在山东聚集饥民起义,响应王仙芝,数月间也聚众数万,唐王朝的丧钟敲响了!

在封建社会,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问题贯穿中国封建社会始终。农民起义最大的积极意义在于它沉重地打击了那些拥有“阡陌之田”的豪强权贵,使农民重新获得土地,实现土地资源的再分配,这也是农民起义的主要目的。王莽的新朝时的农民起义赤眉军,虽然屡获战胜,但士兵们却愁眉苦脸,要求回家种田,因为家乡的豪强都被他们干掉了,他们有田可种了。不管最后的胜利者是谁,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新王朝往往都是强大的王朝,大的统一王朝如西汉、东汉、唐、明,小的割据王朝如南朝的刘宋。它们强盛的基础正是来源于上一沦的农民起义使得中国的土地问题得到部分解决。

现在许多人所谓的精英人士都极力否认中国农民起义积极意义,认为给社会发展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试问中国的农民假如不论如何困苦无望,也不发动起义,结果会如何?答案是结果会更糟!

这种事情在中国还真发生过,不过仅此一例。门阀士族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腐朽,而且也最鲜廉寡耻的阶层,在西晋太康年间,他们可谓志得意满,不但穷奢极欲,而且各种龌龊事无般不有,对农民的敲骨盘剥也达到极限。晋武帝死,继位的晋惠帝是个白痴,根本没有执政能力,这就等于最高权力出现真空。为了争夺这至高无上的皇权,外戚(杨太后、贾后)、宗室(八王等)、以及那些整天谈玄论道,似乎不食人间烟火的所谓大名士们,都撕下伪装,投入这疯狂的争斗中去。从内廷的宫廷政变开始,扩展到全国范围的“八王之乱”。争斗各方又纷纷招匈奴兵、鲜卑兵为自己助战,内战演变成各民族间的大仇杀。在这个过程中,农民遭受的痛苦达到极限,在通常的情况下,他们都会发动大规模的起义,但这次他们没有这样做。在此前不久的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遭到残酷镇压,这次惨痛的失败始终萦绕在农民的心头,使得他们不敢轻易发动起义。当时农民求存的方式主要是两种,一种是流亡,当时雍、冀、豫、并、青、荆等州都出现大量的流民,农民是国家的根基,大量流民出现说明国家的基础崩溃了。事实上,在当时全国大面积战乱、饥茺的情况,盲目的流亡使得他们中许多人都死于路途,又常与流入地的居民发生冲突,再加上遭受官府的迫害,盗贼的袭击,可谓死者盈路,非常的惨!第二种是组织起“乞活军”。 “乞活军”大者数万人一股,小者数千人一股,在整个华北地区活动,他们以丁壮在前头打仗,老弱妇女随后,只要听说哪里有粮食就往哪里打。这种没有目标的盲动只能保存自己于一时,并不能对局势产生多大影响,根本看不到希望,反而易被各种势力利用,相互仇杀。在整个西晋末年,农民都没有成为一股独立的力量投入战斗,不但不能扫荡各种旧势力,打开新局面,反而被各种势力利用,加入到军阀混战、民族仇杀之中,加剧了中国的分裂与动荡,徒增自身的痛苦。

当劳动者不论怎样辛勤劳作,也不能获得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此时假设他们又不造反,他们唯一选择就是放弃生产,外出求生,也就是流亡,而事实上流亡也不一定能免于死亡。当国家出现大量的流民时,就意味着社会生产已经基本停止,国家经济基础随之崩溃,整个国家将成为人间地狱,元末、明末时的悲惨的局面就是例证。造成中国周期性的社会大动荡的罪魁祸首的正是那些不顾人民死活、贪婪嗜血的压迫者,而不是农民。请那些整天攻击诅咒农民起义的“精英”想想这个问题。

二、 商人的利益遭到长期漠视。

“士农工商”,商排在最后,中国的地理环境非常适合发展农业,“重农”是必须的,但过分的“抑商”显然不妥。“巨商大贾”一直是中国社会的重要力量,但他们应有的地位却长期得不到承认。秦始皇每次征发民力,商贾都是首先征发的对象。在汉代,更是将人们分为“清流”与“浊流”,非常讲究出身。事农者(其实那些家伙哪里种过田,都是地主)被称为是“清流”,是“良家子”,是高贵的阶层,前途光明;而从商者则被贬斥为“浊流”、“末流”,是“污秽人”,永远也没有出头之日。一个商人,哪怕你腰缠万贯、富可敌国,在正常的政治框架中,你连做一个“亭长”的资格都没有。一个社会,如果欺负农民也罢了,农民通常钱不多,腰杆不够硬;但是欺负商人,商人可并不都是那么好惹的,特别是那些巨商大贾,他们有的是钱,而钱可通天啊,他们其实是社会的强势阶层。本来“富而求贵”是人之常情,但现实的政治结构却将他们步入仕途、取得相应的政治地位的途径给堵死了。你料他们会怎么做?既然“正门”不开,那就走“旁门”、“后门”。读中国史时,许多读者在看到许多王朝的“宦官乱政”而感到义愤填膺,但其实宦官正是大商贾的利益代言人,他们通过“宦官”这个途径来左右中国政治。如唐代中后期,宦官通过“神策军”(皇帝御林军)来摆弄皇帝,而“神策军”有着强烈的商贾背景。由于大商贾是通过非正常途径来参与政治的,这给当时正常的政治秩序带来的冲击是颠覆性的,引发严重的政局动荡,削弱了国家的实力,这表明封建政治制度在权利分配上的严重缺陷。汉唐等朝都有严重的宦官乱政问题,而清代似乎处理得较好,大名鼎鼎的胡雪岩就混了个“红顶商人”的高帽。

三、 地方利益被漠视。

中央高度集权,所有事情都围着朝廷转,地方利益被撇到一边。各地区的具体情况不同,发展亦有先后,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但在高度集权的国家里,地方利益根本没有表达的渠道。长江下游地区从隋唐以后就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但最高权力者根本不会考虑如何能让这些地区进一步发展,而是将富庶地区看成是一块大肥肉,是他的皇家钱箱,不但课以重税,而且哪天手头紧了就会向这些地区榨钱。清王朝的极限版图超过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但它的百分五十以上的税收来自淞江府及附近几个地区。这几个地区也就数万平方公里,仅占全国面积的千分之几,人口也仅占百分之几,却承受着清帝国过半的赋税。在如此重税的盘剥之下,别说劳动者难以承受,就是那些工矿场主们也叫苦连天,能维持下去已属不易,更别谈实现原始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了。这种贬损地方利益而中央一方独大的局面只能在中央统治力极强的情况下才能实现,一旦中央统治力削弱,各地方的离心力就会迅速增强,随即出现诸侯割据、军阀混战的局面。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就如同一盘棋,作为中央政权应该能反映各地方及各种利益集团的利益,每一个阶层都应该反映其利益诉求的正常的渠道,各种矛盾能够被疏导、解决;作为强势集团自然会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而弱势集团也应该得到相应的份额,只有如此才能实现势力均衡,共谋发展,才能长治久安。但在中国封建社会,是一种胜者通吃的局面,少数权贵阶层占尽所有的社会资源,享尽社会发展带来财富,而弱势阶层则不断被侵害、被压榨,直至无法生存。集权也许对国家的统一有着一定意义,但过度的集权却使统治阶层有着过于强大的力量,使他们肆无忌惮地侵害各弱势阶层,激化社会矛盾,带来诸多隐患。秦以下各朝都无法跨过三百年这个坎,但实行分权夏(500余年)、商(600余年)、周(800年)三朝却长得多。

再次,长期对工商业的抑制和对文化的摧残带来恶果。

中国是大陆季风气候,水热同期、土地肥沃,非常适合发展农业文明,“重农”是必须的,但“重农”并不意味着要“抑商”。商业能互通有无,加速物质流通,促进生产,是一个社会所必须的。

夏不可知,商朝正是以商业起家的,继起的周却是以农业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虽然周推倒了商,但重农的周人并不刻意排斥商业,在东周时,在东方各国中,齐国最为发达,齐国相国管仲将全国分为二十一个乡,其中工商乡六个,免除兵役,专事生产。设盐官煮盐、设铁官铸农具,利用齐国的丰富的海产品与诸侯进行贸易,获得大利,使得齐国“富甲天下”,而这正是齐恒公“九霸中原”的坚实的物质基础。齐国始终以此为国策发展,在战国时更是制定优惠政策,招来天下客商,奖励学术交流,“稷下先生”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美谈。这使得齐国成为一个政治宽松、经济繁荣、学术自由、人民生活也相对富足的国家,史书上对齐国都城临淄的繁荣赞誉甚多。孔子、孟子、孙子等先贤大师诞生于齐鲁大地并非偶然,这块姜子牙、周公旦的封地给中华带来太多的惊喜(本人是广东人,不过也忍不住对古代的山东称赞几句)。而西部的秦国则走上另一条道路,最早以国策的高度提出“重农抑商”的是商秧,他刻意要把秦国打造成战争机器,提出以“耕战”强国,只将国民煅造成两种人,即农民与战士,其它的一切人等,包括商人在内都属“游食之民”,不允许存在。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更是将“工商之民”列为“五蠹”之一,视为国家的蛀虫,必须坚决打击。商秧变法在秦国推行,韩非子的思想也被秦始皇继承。法家的所谓“强国之法”,实际上是利用人性中的贪欲(建立军功以获取奖赏)来激励人性中的兽性(进行战争与杀戳),再以严刑峻法去规范人们的一举一动,强迫人们成为统治者的战争工具。这其实是一种完全湣灭人性的制度,它使得每一个个人都做为统治者工具而存在,完全失去的个性,就象蚂蚁群中的一只蚂蚁。(夜读《韩非》,使人背脊发凉,直冒冷汗)。所谓“和气生财”,商业发展需要安定平和的社会环境,而文化事业也需要松宽的政治氛围,这都与秦国所强调的政治秩序是格格不入的,秦国严厉打击商贾(大商人吕不韦执政期间除外)以及后来秦始皇焚书坑儒”毁灭文化事业也就势在必然。齐与秦是沿着两条迥异的道路发展,“富”并不等于“强”,就象工商繁荣、文化发达的雅典敌不过全由战争狂徒组成斯巴达,富足的齐及东方各国敌不过秦国这台狂暴的战争机器。也许这是历史的选择,但这种选择让人感到多么的无奈与悲怆,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有多少文明的城池被蛮族攻陷。虽然秦对中国的统一功不可没,但始于秦朝的各种苛刻的政治制度也同样被后世王朝所继承。齐国的那种自由活泼的商业气氛和那学术自由的“稷下先生”从此淹没在历史中,成了“绝响”。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三千多年前的周代的法律制度竞然比一百年前的清代文明得多、宽松得多。在周代,在对待政敌的态度上最多也不过是惩其元凶,有时更是网开一面,仅将他“废为庶人”,还经常“留其宗庙”,如保留了商朝宗室及遗民,让他们建立一个宋国,而且还拥有最高等的“公爵”(姜太公的齐国也过是第二等的侯爵)。周代爱惜人命,诸如“满门抄斩”的事从未干过。“杞人忧天”的故事为大家熟知,故事里还作了一大通解释,其实无须解释,“杞人”肯定是忧天。杞人夏王室后人,商灭夏,保留其宗室,让他们建立一小国——杞;周灭商,同样保存了杞国。杞人在一千多年时间,寄人篱下,当然会“忧天”。这个故事说明当时的各利益集团即便怎样争斗,也不像后世那么残酷。但在后世,动辄“满门抄斩”、“夷三族”、“灭九族”,明永历皇帝逃到缅甸,清统治者依然不放过,就是要赶尽杀绝。这两者中间的转折点就在秦,而始作者正是商秧,如“连坐”、“夷三族”等野蛮法律也是他最早以律法的形式提出的,商秧流毒两千年!中国封建统治者越是到后期就越是凶残,1854年广东天地会组织在太平天国影响下发动“洪兵”起义,起义失败后,清政府疯狂反扑,仅一年时间就杀害了超过一百万人,1855年广州一地就有7.5万人被杀。清吏杀人,根本不加审讯,捕得就杀,在那几年,广东各地的刑场基本上就是不断的砍脑袋。在这些被杀者中,大部分都是从未参加过起义而是被清吏肆意捕来“杀良冒功”的,这是一个毫无人性的政府。

封建社会的所谓“重农抑商”是带引号的,“重农”是假的,是蒙人的;而“抑商”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民以食为天,在农业为主的中国,农业的地位自然是极其重要的,但封建统治者主张的“重农”却只是借口。你以为那些最高统治者真的会关心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也许他们也许曾真的关心过农业,如秦国,但也只是希望农业为国库提供更多的军粮,好为他的战争机器加油,至于老百姓是否吃糠咽菜饿肚皮,他才不管。统治者提出的“重农”,只不过是要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控制住老百姓的人身自由,保持他们所认为的最佳的社会秩序(潜规则就是农民就是饿死也要死在家里,死在他耕种的那块地上,这样对统治者毫无损失,别到处惹事惹我心烦就行),这才是所谓“重农”的本质,它的真正目的。

显而易见,商人是个麻烦!商业的繁荣不仅带来物质的的流通,也带来人员的流动、思想的活跃,将给封建统治秩序带来严重冲击,这使统治者如临大敌,对商人大肆打压也就势在必然。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才是“抑商”的目的,商业及商人则成了“抑商”的牺牲品。

虽然统治者“抑商”,但商业为重利所在,他们自然不会放过发财的机会,盐、铁、茶等大宗贸易历来为各朝所重视。他们既想捞钱又不想有麻烦,于是就出现了官府控制下各种垄断商业及官商勾结的局面,这样便于统治者控制局面又可坐地分赃,两不耽误。而对各种民间的自由贸易反而大肆打压,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在清末,仅一项“厘金税”的开征,就使得长江中下游的商业几乎窒息。这就出现一方面勾结官府的大商贾们富可敌国,另一方面老百姓做点小买卖却困难重重、难以维持,在中国,如果想做大买卖就必须“官商勾结”。这是一种畸形的商业,当年齐国的那种活跃自由的商业气氛永远远离了中国。

商业成为末业,在统治者眼中,除了是他们摇钱树外,不再有别的什么作用。至于商人们有什么政治诉求,他们更是充耳不闻。在明末,“永嘉学派”主张以国家力量来支持海外贸易,这与当时同时代的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国策十分相似。但他们“位微言轻”,根本无法“上达天听”,而且即使实现了,皇帝也只会当作是过耳秋风,完全不予理会。

对于工矿业来说,雇佣大量工人是必须的,而封建统治对大量人员的聚集有天然的敏感,特别是清代,出于“防汉”的心理更是如此。他们看到大量的工人聚集在一起,首先想到的是“那么多刁民聚在一起,是不是想造反?”于是他们制定了许多条条框框,进行诸多限制。比方说工场的规模、雇工人数甚至每个师傅所带的徒弟的人数等等都有严格的限制,此外再加上各种行规的限制,看了你都觉得要窒息,更别提什么发展了。

重农抑商的国策使中国工商业长期受到抑制,而且对人们的心理产生深远的影响。商人没有社会地位,他们觉得低人一等,没有安全感,认为从商不是长久之计,希望转换社会角色。许多商人(包括著名的晋商、徽商等)虽然以商业起家,但在内心深处却固执地认为从商不是“正业”,在他们发迹后,首先要做的就是买田置地、建起高宅大院,摇身一变成为地主。他们所获得的大量的商业资本不是投入扩大生产,而是变成土地资本,除了抬高地价之外,对社会发展起不到丝毫的作用,原始的资本积累就这样被浪费掉了。

商业与文化的繁荣是相辅相成的,互为基础。商业的繁荣不但可以加快物质的流通、促进生产,而且促进人员的流动,实现各地文化实现交流与碰撞,活跃思想;而文化的发展,特别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发展更是可以开启民智、提高生产力,促进工商业的繁荣。但这个结果正是封建统治者所不愿看到的,他们只需要“良民”——会劳动的工具,他们只会实行“愚民政策”,而“开启民智”对他们来说简直是毒药,实行文化上的专制也是箭在弦上的事。秦国实行法家的赤裸裸的的恐怖统治,把秦国打造成战争机器。秦国完全为战争而生,当战争结束,秦国也就该完蛋了,秦帝国仅仅维持了十几年。这给后世的统治者一个教训:不能这么蛮干,得另想法子。虽然其后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封建统治者实行的仍然是法家的那一套专制独裁的政策,但却从不公开张扬,只是偷偷的干;而明里却打出主张仁义道德的儒家的大旗,实行两面手法。也就是统治者自己执行的法家的那套专制独裁手段,好处捞尽、坏事做绝,杀起人来从不手软;而要求老百姓执行儒家“忠信孝悌礼义廉耻”,要“忠君爱国”、要老实本份,勤勤恳恳地为统治者创造财富。孔老夫子做梦也没想到,他当年奔走天下却无人问津的“仁义”思想却在后世被如此发扬光大,只不过后世统治者发扬光大的是已经被严重歪曲的儒家思想。老先生他如果泉下有知,一定会从棺材里跳出来,拍桌子大骂!不错,孔子确实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他也说过“君无道,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说过“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寇仇”。孔夫子所说的“君臣父子”是对等的,双方各有权利义务,“君”待“臣”以礼,“臣”才会待“君”以礼,反过来也一样。但到统治者这里,完全变了样,成了“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而且死的时候还要“谢主隆恩”。也就是说统治者规避了“君”的义务,而只享有权利;而“臣子”则只有“臣子”的义务而失去了权利。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完全失衡,完全倒向“君”的一边,而老百姓只有当奴才的份。至此,饱含先贤智慧与人性的光辉的儒家思想完全被阉割成对人民实行奴化教育的工具。中国的统治者可谓用心良苦,一方面,他们打压各种他们认为的“异端学说”;另一方面设计好科举制度,给士人入仕提供出路。入仕就意味着升官发财、光宗耀祖,吸引力太大了,多少人穷毕生精力,皓首穷经,在故纸堆里翻来覆去,最终也未能通过科举这座独木桥,他们自然也不会有精力去研究什么“异端学说”了。

可以说,从始皇帝烧书开始,中国文化陷入一片黑暗,所谓的一些繁荣也只是汉《乐府》、唐诗、宋词、元曲等纯文学作品的繁荣,而人文思想领域则几乎看不到光亮。中国的下一次文化繁荣已是封建王朝寿终正寝后民国时期,在这漫长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学者们都在干什么?他们除了吟诗填词外,基本上都在做两件事:一件事是在他们得意时候,如出将入相,风光无限之时,此时在文化上干的,就是将《论语》、《孟子》等这几部书反复解释、反复诠注、反复增删,直至最高统治者满意为止。朱元璋看到“民贵君轻,社稷次之”,大为光火,于是《孟子》被砍掉一千多节。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古代学者并未全体沦为统治者吹鼓动手,多少慷慨之士依然在为理想进行抗争,但他们无法冲破束缚,不能动摇封建制度的根本。第二件事就当他们失意时,无非是或看“明月清风”或听“松涛阵阵”,或谈“老庄”或论“虚无”,在苦闷压抑的气氛中寻找点属于自己的精神自由。当然也会出现“异端”,王阳明的心学,只是与所谓“正统思想”稍微有点偏差,就被斥为“离经叛道”;而黄宗羲、顾炎武竟然指责那“宽厚仁慈、万民爱戴”的皇帝是“人民公敌”,这更是“十恶不赦、罪该万死”。不过这几位大师很会挑时机,选了个明末清初的历史空隙,旧皇帝自身难保,管不了;新皇帝的位子还未稳,顾不上。他们等于是漫漫黑夜中捅了个天窗,呼吸了几口新鲜空气。至于那位自诩为“十全老人”的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孝慈神圣纯皇帝,有人说句“清风不识字”,就被满门抄斩,谁还敢冒泡出头。在这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华文化被严重摧残,仅有王充、黄宗羲等几位大师发出点光芒,以至现代人想学习点先贤智慧,差不多都要穿越两千多年的时空,从先秦诸子那里去汲取营养。

人文科学遭到毁灭,自然科学更不用提。除了农业技术(中国古代农业技术世界第一)得到推广外,其它学科即便取得一些成就,也如流星一样迅速陨落。一方面,科举制度将绝大部分学者吸引过去,为科学进行研究的学者简直成了异类。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向来被贬低为雕虫小技,不值一提,而科技进步需要生产力推动,但中国的工商业遭到压制,长期停滞不前,科技成果即便出来了,也得不应用,失去了发展的原动力。祖冲之的圆周率之所以能保留下来,为后人所知,并不是因为他将圆周率算到小数点后第几位数,而是他的那手字写得漂亮,他的那篇文章被当作书法作品被后人收藏了。在宋代,已能运算多元高次方程,已经进入了高等数学领域,但再也得不到继续发展。明末科学家徐光启的《天工开物》,发表不久就在中国失传了,反而传到了西欧,对西欧的工业化进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确是中国人的悲哀。

工商业的繁荣和人文科学及自然科学的发展是人类走出中世纪,步入工业文明的必备条件,但它们在中国却遭到封建统治者严重扼杀,而中国的进步力量始终未能突围。

以上三项是造成中国发展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还有一些次要原因,如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脱节等就不想多说了。

中国的自然环境其实相当优越,有着肥美的土地、丰富的物产,还有那无比勤劳的人民。可是,让人无比悲哀的是,中国的老百姓千百年却为吃饭问题而挣扎,至今那句“吃了饭没有?”还是人们日常的问候语。老百姓刚吃了几天饱饭,就已经被统治者看成“黔首是富”(秦),就已是被史学家们反复歌颂的什么“之治”、什么“盛世”了。是中国的人民太懒惰了吗?不是!是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太强大太凶残了,他们不但拿走并挥霍了绝大部分社会财富,而且窒息了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使得中国就在:治→乱→治→乱这个怪圈中反复循环,始终原地踏步。

中国的历史给人的就是无尽的悲伤!想要心情好就不要读中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