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对我国的意识形态渗透

李方祥

风云变幻、纵横捭阖的国际形势,也要求我们加强意识形态工作。

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中意识形态斗争非但没有“终结”,反而进一步得到强化,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成为西方的外交工具。近年来美国大力向东亚、东欧、中亚、非洲等地区输出美式价值观,推动所谓“民主化改造”。2006年9月美国推出“普林斯顿计划”,把推进美国式民主提升为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内容,“计划”把世界上的国家划分成“民主”和“非民主”两部分,要将全球的“民主国家”联合起来,对抗“非民主国家”的挑战。这里的战略意图和意识形态性是不言自明的。美国甚至不惜动用武力手段在全世界推行自己的意识形态。伊拉克战争就是美国以武力输出“民主”的样板。美国还雄心勃勃地施行“阿拉伯民主化战略”,试图把伊拉克这一“民主样板”推广到中东的其他国家,在政治体制、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上逐步改造阿拉伯世界,建立西方式民主制度,建立、扶持亲美政权。

凭借着强势地位的话语权,千方百计地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攻击、渗透和破坏,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外渗透意识形态的重点,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放松过。近年来,他们在国际社会争夺意识形态主导话语权的活动呈显出新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在散布“意识形态终结”迷雾、“普世价值”神话的同时,把一般问题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向其他国家输出政治制度。近年来西方一些国家炒作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能源、环境、“有毒”食品、“危险”玩具、军费增长等问题,作为“妖魔化”中国的武器,而所谓“西藏问题”、“人权问题”,更成为他们惯用的武器。拉萨“3•14”暴力事件发生后,一些西方国家媒体制作了大量失实和歪曲性报道,几乎一边倒地指责中国。在我国集中精力筹办北京奥运会的时候,西方一些媒体和政要千方百计地将奥运议题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试图借奥运迫使我国在核心利益问题上做出让步。法国总统萨科齐多次宣称,如果达赖代表与中国政府的对话有进展,“达赖和中国政府方面都承认谈判的进展,那么我参加奥运开幕式的障碍将被排除”;“中国政府和达赖谈得好,我就考虑去北京参加奥运会”,等等。中国政府制止“藏独”暴力活动的正当行为,成了他们攻击所谓中国人权状况的把柄;而捣乱奥运圣火传递的暴力举动,却得到一些西方政治势力的纵容。这些现象说明,当今世界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和分歧仍然是客观存在,敌对势力攻击社会主义国家为“极权主义政府”,始终没有放弃对社会主义国家、对马克思主义的敌视态度和立场,对此我们应当保持清醒的认识。

二是掌握和利用大众传媒对一些国家形成全方位、立体式包围网。广播、卫星电视等传统媒体仍然是他们进行意识形态干扰、渗透的重要途径。2003年的监测结果显示,西方主要国家和敌对势力在我周边地区共设有30多个转播台,每天使用普通话和多种方言、170多个频率对我国播出60多个小时的节目,再加上一些国家从本土发射的广播信号,共有50个境外电台使用300多个频率对我进行广播。在卫星电视渗即面,他们在我国上空构建了密集的卫星电视网,频道达400多个,不断加大对我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和内地区域的宣传覆盖。其中,隶属美国新闻署的“美国之音”特别活跃,长期充当美国进行境外渗透、实现其全球霸权的工具。在拉萨“3•14”事件中,“美国之音”不仅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更成为达赖集团的传声筒。事件发生前,它突然加大藏语广播时间,并暗中替达赖集团传达指令,让他们在敏感的时候制造事端。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互联网对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影响越来越大,西方敌对势力也加紧与我国争夺互联网等思想文化的新阵地。一位西方国家政要人士赤裸裸地宣称:中国需要现代化,这是我们的可乘之机,我们要利用互联网把美国的价值观送到中国去。网络已成为敌对势力向中国进行思想渗透的新的重要渠道,他们雇佣庞大的“写手队伍”,向我境内发送大量有害邮件,在境内外的中文网站和BBS上大量贴文,使之成为政治谣言的重要发源地;或者资助敌对势力建立网站,支持他们利用互联网联络指挥、组织策划、蛊惑人心、煽动闹事。

三是利用国际经贸、文化交往不断扩大的机会,在向一些国家输入文化产品的同时,渗透美式自由、民主、人权等所谓“普世价值”观。文化商品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商品,它不仅具有商品的一般属性,同时又具有一定的文化属性,蕴含一定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政治意识、文化意识。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西方影视剧、图书、网络游戏等文化产品大规模地涌入,它杂以色情、淫秽和暴力等内容,以时尚潮流的形式,吸引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盲目推崇西方文化,削弱民族文化认同,诱导一些年轻人崇洋媚外,贪慕虚荣。同时,他们注重利用各种基金会、非政府组织,采取各种不同的办法,进行名为“文化交流”的渗透,使之成为输出美国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渠道。由上可见,由于西方敌对势力的阶级本性和国家本质所决定,在他们思想意识里,反共、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是根深蒂固的,他们总是认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是最美好的、最合理的,绝不容忍与自己对立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存在。他们手法、花样时常翻新,但战略意图和目标则一以贯之。

在加紧输出意识形态的同时,两方国家通过一整套的方法和手段,对他们的公务员、军队、学生和群众灌输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政治信条,加强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渗透和控制。比如,在国民教育领域他们一贯标榜培养个体意识和现代公民,但事实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西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价值观始终是处于核心地位,通过潜移默化使国民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形成高度的认同感。他们标榜“新闻自由”,其实并非不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操纵。1979年在巴黎成立的“记者无国界”组织标榜“维护记者人权,维护新闻自由”。他们把自己美化得很“高尚”,是“超越疆界的”、“不追求私利的”、“公正的”、“为新闻自由而斗争”的非政府组织,但是实际上该组织却接受美国中央情报局以及美国国家民主基金、台湾民主基金会、索罗斯基金会和古巴自由中心等其他反共、反华机构的经济资助,说明它所标榜的“公正”行为受到更深刻的政治因素、意识形态因素的支配。该组织长期与“藏独”、“**”、“台独”等民族分裂势力以及其他反中国政府的非法组织相互勾结,不仅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污蔑中国没有人权,没有新闻自由,而且蓄意制造种种麻烦,干扰破坏2008年在雅典举行的奥运圣火点燃仪式和奥运圣火,并在巴黎、伦敦等地组织抗议示威,围堵奥运圣火传递。因此,它是一股抱着顽固政治偏见、对中国人民充满敌意、企图阻止中国和平发展的势力。

胡锦涛同志指出;“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 共建和谐社会,需要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既要促进各种文明的相互借鉴、共同提高,同时又要重视保持各国文化、意识形态的独特性,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但是,“冷战”结束以来,一些西方大国相继抛出“文明冲突论”、“新帝国论”等战略,凭借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企图将自己的文化、意识形态强加给其他国家。这就是国际范围内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的根源所在,也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始终不能放松意识形态工作的一个重要的国际因素。

无数事实表明,意识形态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越来越重要了。因此,必须不断提高驾驭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和局面的能力,巩固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首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现点和方法,认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资本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本质区别。

古往今来,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都需要有一定的价值体系来维系。在这个体系中居核心地位、起主导作用的就是核心价值体系。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形成了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正义、博爱等价值理念,并形成了以个人主义为主要内容的资本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它集中体现了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体现,对建立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成功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建立了一套比较成熟的制度和体制。比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方面,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方面,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形成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方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等。与这些根本性的制度和体制相适应,必然有一个主导全社会思想和行为的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这四个基本方面,是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部分,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价值层面的本质规定。在社会观念、思想文化日益多样化、复杂化的新形势下,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核心部分不动摇,就能牢牢地把握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

当前,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和较量,本质上是不同核心价值观之间对立和较量,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渗透,最根本的是资产阶级核心价值观的渗透。他们凭借着经济、科技等方面的优势地位,把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核心价值体系说成是“普世”的、人类社会最优秀的文明成果,企图把他们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念输出、扩张到世界各地。近年来,国内也出现了一种“淡化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化”的倾向,“普世价值”思潮的泛起正是这种错误倾向的表现。“普世价值”思潮主要的理论基础就是资产阶级抽象的人道主义和人性论,它从抽象的“共同人性”、“人类本性”出发,抹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区别。它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遮蔽“普世价值”的实质和危害。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是我们区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资本主义核心价值的一把钥匙。正确运用这一基本观点和方法,就可以清醒地看到,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观念,固然是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但从来就不是抽象的,它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逐渐产生,并且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又被赋予不同的内涵,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不同的阶级,对这些价值观念的理解并非完全相同。一些人所鼓吹的“普世价值”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当然,我们区分两种核心价值体系,并不是否定两种价值观的共同性,而是为了更好地分清哪些是我们可以吸收借鉴的,哪些是我们需要有力抵制的,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动摇的前提下,以开放的胸襟吸收和借鉴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其次,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思想观念、精神生活、价值取向日益多样化,这种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不能成为搞指导思想多元化的理由和根据。众所周知,每个社会都离不开一定核心价值的支撑,否则就会人心涣散、社会混乱。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强调要“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有了这个共同思想基础,我们就可以更好地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更好地听取不同意见和呼声,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使改革兼顾各方面的利益,从而最大限度地求得最广泛的共识,把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在我国现阶段,存在各种思想分歧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大量是一般认识上的原因,但也有意识形态上的原因。后者,主要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之间的对立。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苏东剧变后,一些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严重扭曲、畸变,在大是大非面前不辨方向,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发生动摇,公然发表反对四项基本原则、违反宪法的错误言论,鼓吹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决不是要改掉社会主义制度”。两种改革观的分歧,不是一般的具体工作中的分歧,而是要不要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的重大政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是建立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照搬照抄西方市场经济模式之间的分歧。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在这些基本原则问题、重大政治是非问题上,我们要旗帜鲜明,对错误思潮和言论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如果不讲原则、不分是非,保持一团和气,放弃思想斗争,那就只是形式上的统一而不可能是真正的团结统一。

(《环球视野》2010年1月26日第277期,摘自2010年第1期《高校理论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