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中国:山川载不动太多悲哀,岁月经不起太长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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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第一章 探索中国道路 实践中国模式 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课题组[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China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and Reform,CUFE)成立于2006年7月,是集科研、教学、咨询、培训于一体的学术机构,直属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负责人:邹东涛、欧阳日辉;课题组成员:李连芬、仇喜雪、王成仁、赤旭、宋媛、李佳。] 摘 要:探讨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是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正确认识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正确评价毛泽东,是正确探

第一章 探索中国道路 实践中国模式

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课题组[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China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and Reform,CUFE)成立于2006年7月,是集科研、教学、咨询、培训于一体的学术机构,直属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负责人:邹东涛、欧阳日辉;课题组成员:李连芬、仇喜雪、王成仁、赤旭、宋媛、李佳。]


摘 要:探讨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是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正确认识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正确评价毛泽东,是正确探讨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前提。中国道路是奠基于社会主义,通过对学习、反思和借鉴、渐进式改革、摸着石头过河、对外开放等的探索过程中生成的。“中国模式”是立足中国国情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凝结。要在维护国家独立和统一、提升内在凝聚力、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中,使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赢得未来。

公元前2697年,中华始祖姬轩辕命大挠氏探察天地之气机,探究五行,始作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和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排列组合为六十甲子,用作纪历之符号。黄帝的子孙们在地球东方这块土地上生生息息,沧海桑田,勤劳智慧勇敢,开创出了伟大的华夏文明。六十甲子[ 以一个天干和一个地支相配,排列起来,天干在前,地支在后,天干由甲起,地支由子起,阳干对阳支,阴干对阴支(阳干不配阴支,阴干不配阳支),得到六十年一周期的甲子回圈,称为“六十甲子”或“花甲子”。]则周而复始地运转,不舍昼夜,浩瀚篇章,记载下了人类最丰富、最完整、最壮观的中华民族漫长而坚实的脚步。

当六十甲子运转到公元20世纪的己丑年癸酉月甲子日(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标志中国的历史从此翻开了崭新的篇章,无论是支持新中国的人还是反对新中国的人,或欣喜或悲哀,都不约而同地意识到:古老的东方巨龙苏醒了,百年来中国人民受西方列强蹂躏和屈辱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按照中国的传统文化,60年一个甲子,是人生最重要的纪念时间,也是国家和社会最重要的纪念时间。新中国60年的历程波澜壮阔,走过的道路纵横交错,如何回顾、思考一个国家的甲子历程?毛泽东有句名言:“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路线”者,带有方向性的“道路”也。认真探讨“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这个“纲”,是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60花甲庆典”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第一节 为什么要研究“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

继“拉美模式”、“东亚模式”、“德国模式”、“日本模式”等发达国家的经验模本在世界相继上演之后,“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引起了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美国《时代》周刊频频出现“中国”二字,非洲大地“感谢上帝给我们送来了中国人”,东盟各国借鉴“中国模式”得到经济繁荣发展,这种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在世界版图中日渐清晰。

一、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的内在一致性和连续性

新中国的60年,作为大的阶段划分,已经形成的基本共识是:以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时间界限,划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大阶段。由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在1978年年尾,改革开放的实际进行是从1979年开始的,所以,新中国60年大体上可划分为前30年和后30年。由于新中国60年走了一条复杂曲折的道路,因此,在如何认识和评价这60年这个问题上,就形成了十分复杂的局面。纪念新中国60年如果不首先厘清这个问题,就会在理念上把新中国60年搞得支离破碎,从而造成人心的分离。

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比改革开放前更大的成绩,人民得到了更多的实惠,更由于前30年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产生过诸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重大错误,所以很多人往往对前30年基本上持否定态度,总习惯于把前30年作为对比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反面参照系。自20世纪末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由于腐败的滋生及严重、市场和社会秩序混乱、劳资矛盾激增、社会诚信度下降、犯罪率上升、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严重化,许多人怀念和赞扬改革开放前。这样就形成了两种社会意识和评价:一种是以改革开放后的30年否定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并以邓小平否定毛泽东;另一种是以新中国后的30年否定改革开放后的30年,并以毛泽东否定邓小平。也有介于二者之间的情况:对前后30年都有肯定和否定。

我们注意到香港学者甘阳两年前就发表了《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一文[ 甘阳:《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读书》2007年第6期。],提出了正确认识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的问题,反对那种把新中国前后两个30年对立起来、互相否定的不负责任的态度,论述了前后两个30年是共通的、一脉相承的。这是对中国历史、更是对中国现在和未来理智的、负责任的态度。当时间越来越靠近新中国成立60周年纪念日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理直气壮地批评那种把新中国前后两个30年对立起来相互否定的观点[ 如朱佳木:《正确认识新中国的两个30年》,见新华网2009年8月17日。王廷连:《“两个三十年”,为何不能相互否定》,见人民网-理论频道2009年8月17日。]。“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因为这是关系着正确评价新中国60年历史的大是大非问题,关系着正确评价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大是大非问题,关系着正确评价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大是大非问题,关系着正确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大是大非问题,关系着正确评价毛泽东历史地位的大是大非问题。

我们的思想是与这些学者相通的。在新中国60年的进程中,无论是前30年,还是后30年,确实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是严重的错误,但那是新中国发展中的问题,而不是发展的最终结果——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中国在探索中崛起和不断强大。特别是前30年,我国经历了一段极为复杂、极为挫折的历程,但我们仍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而且正是因为那些在探索中出现的问题为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才造就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

如果在新中国“前30年VS后30年”中互相否定、互相诋毁,客观上就会把新中国60年统统抹黑,那么,我们还纪念新中国60年干什么?如果把新中国60年统统抹黑,那就不是纪念,而是“反思”、否定、谴责和批判。那就会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当年全面否定整个苏联历史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一统”还会存在吗?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民族复兴还有希望吗?我们相信,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绝不愿意看到中国出现苏联那种结果。对此,每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都应当具有清醒的政治头脑。

回顾和总结新中国60年,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新中国前30年的所有重大决策和历史事件都直接或间接与毛泽东相关。今天,毛泽东的巨幅画像高高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纪念堂还在天安门广场中央。我们的宪法、我们的党章,还堂堂正正地写着毛泽东。毛泽东的一切,包括他的生平、他的著作、他的诗词等,在国内和国外都还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由此,我们想到马克思。自马克思逝世之后,他的墓曾一次次被人掀翻,而后又一次次被人修复。20世纪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时候,不少人宣称马克思彻底失败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彻底终结了。但在20世纪末欧洲一个组织公开评选世纪伟人时,马克思被推选为世纪伟人第一名。

如果中国公开评选近现代中国的伟人,相信毛泽东一定会当选。

笔者曾经参观过位于美国洛杉矶的尼克松图书馆,馆中雕塑了与尼克松同时代并有交往的一大批各国著名政治家,毛泽东和周恩来雕为坐像在前排交谈,而其他各国政治家都在身后站成一圈。新中国60年,特别是前30年,美国一直是中国最大的、世界“领袖级”的政治对手,而美国的政治家们大多对毛泽东十分崇拜。而我们的某些国人,总在处心积虑地煽动对毛泽东的全盘否定和仇恨,不知道他们究竟要干什么?

关于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不是本书讨论的主题,本书也没有设计这样的篇章。必须指出的是,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因为对毛泽东的评价紧密联系着对新中国“前30年”、以至于60年的评价。

中国几千年的灿烂文明史,是与一个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朱元璋、康雍乾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历史上每个伟大时代的代表人物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们都可以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否定他们。比如,秦始皇的暴政,汉武帝和朱元璋的残忍,唐太宗杀兄逼父而夺位,赵匡胤政变而黄袍加身,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康雍乾大兴文字狱,等等;如果从个人生活来看,这些中华民族的历史伟人无不荒淫糜烂。这些都可以成为全盘否定他们的理由。如果这样,实际上也就全盘否定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成了一片黑暗和一片荒漠,就会成为历史虚无主义。

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苏联历史上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问题。1953年斯大林逝世之后,赫鲁晓夫先是秘密、后来公开批判斯大林,这股浪潮后来愈演愈烈,到20世纪60年代,有几个持不同政见者公开打起了全盘否定斯大林和全盘否定苏联经济社会制度的大旗。这些人是非常爱国的,在他们看来,只有全盘否定斯大林和全盘否定苏联的经济社会制度,才能使苏联更加强大。这些人后被驱逐出境。苏联解体之后,当年主张全盘否定斯大林和全盘否定苏联经济社会制度的主要代表人物回到俄罗斯,进行自我忏悔,深刻认识到全盘否定斯大林和苏联的结果与他们的主观愿望完全相反:苏联解体。经过几十年的历史折磨和心灵反思,他们又反过来赞颂斯大林。

全盘否定一个伟大的、在历史上产生过极其重大作用的、并深刻影响着现在和未来的超级政治家,其结果是常人难以预测的。也就是说,正确评价毛泽东,不是一个简单的感情问题和学术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纪念新中国60年的时候,我们既要客观、理性、认真地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但更要理直气壮弘扬包括前30年在内的新中国60年。我们既要客观公正地评价毛泽东,更要理直气壮地“捍卫毛泽东”。

二、探索成功的“中国之谜”比探索“苏东剧变之谜”更具吸引力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各国按照西方理论家开出的基于“华盛顿共识”的“休克疗法”药方。休克疗法抛弃了社会主义制度,改革的出发点不是革除原有社会主义制度的弊端,而是认为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制度注定是没有效率的;从西方经济学的本本出发,根本不考虑是否适合本国的国情,认为只有彻底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才能有效率,企图通过“全盘西化”的道路在一夜之间向市场经济转变。实施休克疗法的结果是:生产持续下降、失业急剧增加、通货膨胀、社会动荡,最终导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

“中国模式”之所以受到世人特别是西方学者的关注,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当“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遭到失败、整个世界呈现出“资”强“社”弱的态势时,社会主义的中国却逐步崛起。

2004年5月,美国《时代》杂志前任编辑、美国高盛公司政治经济问题资深顾问、中国清华大学兼职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亦译为“拉莫”),发表了题为《中国已经发现自己的经济共识》的论文。论文在比照“华盛顿共识”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改革(转型)成就及其经验作了全面理性的思考与分析,首次提出了“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北京共识”可以看作是对“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的理论概括。

雷默指出,“北京共识”是指一系列的关于中国发展的新思想,其目标是:在保持独立的同时实现增长;实验和创新是其灵魂;它不仅关注经济发展,同时也注重社会变化,通过发展经济与完善管理改善社会;既务实,又理想,解决问题灵活应对,因事而异,不强求划一是其准则;中国的新理念正在对中国以外的世界产生巨大影响。雷默认为,建立在“北京共识”基础上的中国经验具有“普适价值”,不仅适合中国,也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寻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可借鉴的模式。对全世界那些正苦苦寻觅良方,以求既发展自身,又会在融入国际秩序的同时真正保持独立、维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尊重自己的政治选择的国家来讲,“北京共识”提供了新的发展道路。

在中国,无论是官方,还是学界,不少人在过去较长时间内并不知道或者知道却并不怎么关注“华盛顿共识”的概念,直到雷默提出“北京共识”,才把“华盛顿共识”的概念附带引了出来或者提高了对其的关注度。这就是说,“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创造过程中,我们并不怎么知晓“华盛顿共识”这个概念,甚至是在与华盛顿长期“斗而不破”的摩擦中实现的。也就是说,“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是完全“内生”的制度创新。即便我们学习了西方的一些成功经验,也已经把这些西方文明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行了“中国化”的改造。

在中国人自己没有提出“北京共识”的概念时,雷默首创“北京共识”,对“华盛顿共识”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提出质疑,同时大大提升了世界对“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关注度和影响力。对此,中国人应当感谢这位美国朋友。

与苏东式的激进改革不同,社会主义中国既没有采用“苏联模式”,各项改革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没有实行大规模的全面私有化,也没有允许外国资本控制我国的经济命脉,政府始终把握着调控经济和治理社会的主动权,同时,作为后发展国家,我们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在广泛吸收世界各国文明成果的同时,走自主创新的道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变,既发挥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又注重政府的宏观调控,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促进经济快速而稳定的增长。

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破解了公有制和市场经济能否结合的“世界性和世纪性难题”;从实践上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使我国的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中国成功地避开了“依附论”、“中心-外围”论、“西化论”等以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为中心的理论的影响,逐步探索出了一条既切合中国实际国情,又顺应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创造性地避免了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一个半世纪历程经历过的种种挫折、失误,成功地跨越了当今许多后发展国家普遍面临的种种发展困境,使中国现代化建设最终步入了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轨道。俄罗斯学者阿·雅可夫列夫指出:“恰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了在目前世界条件下体现社会主义的生命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胜利发展,不仅扭转了20世纪后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趋势,而且必将对21世纪社会主义的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中国已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中国模式”对“后发展效应”挑战的创造性回应以及由此形成的诸多发展战略与经验,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成功,不仅在东亚地区独树一帜,而且在整个世界发展理论的舞台上,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在苏联东欧国家,他们也在研究中国发展道路。在他们看来,原来采用的是激进改革模式,对这种政治民主化与经济私有化同时进行的发展模式需要进行深刻反思。尽管激进改革模式曾被西方世界称颂一时,但现在的领导人已深刻意识到,这并不是适合他们经济发展的理想模式。

成功的“中国模式”的许多做法不一定具有普遍意义,但这些做法背后的思想,可能有相当的普遍意义。其中,有三项主要内容隐含着非常重要的经济发展思想,即思变、竞争、稳定。“思变”是一个经济体发展的基本轨迹。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初根本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也没有一个完整的改革路线图。我们就是在不断思变的探索中逐渐清晰了自己的发展道路。“竞争”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形成的最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机制。中国的市场化取向改革是渐进的,因此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在缺乏市场的环境下竞争是难以形成的。但是,中国就是在市场化渐进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全方位的、多层次的竞争格局,并且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机制。这表明竞争可以脱离市场的一般条件,在诸如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之间形成。“稳定”是“中国模式”最成功的因素,包括意识形态的创新、竞争组织的创新和经济体制的创新,都包含了奠定稳定局面的因素。

思变、竞争、稳定等构成了中国的政治软实力。可以说,“中国的崛起也是中国软实力的崛起,这将对解决中国自己面临的挑战,对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对全球问题的有效治理、对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未来的演变,产生深远的影响。”[ 刘树成,张晓晶:《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特点和地区间经济差距的缩小》,《经济研究》2007年第10期。]存在于“中国模式”背后的属于该模式内核的内容,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性因素,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而且其运行的许多条件也是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但是,“中国模式”所具有的思变、竞争和稳定内核却可以在不同的条件、不同的环境下实现。因此,说“中国模式”有普遍性,不是指复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道路,而是要在自己的特殊条件下努力实现“中国模式”背后的一些核心内容。

三、研究中国,必须了解“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

一直以来,西方学者对中国前途和命运有着种种预测。随着中国从“醒狮”到“行狮”的转变,他们开始意识到,过去对中国的许多认识是存在偏见的,他们提出的“中国将会毁灭”、“中国是一个未来的敌人”、“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社会主义失败论”等观点,几乎是明显错误的。他们开始分析各种预言破产的原因,意识到他们的理论范式尚不能解释中国成功的原因,不能客观分析中国发展存在的问题,也不能为中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找到出路。比如,雷默认为,“以前在西方用于讨论中国的语言已不再适用”,而要研究中国,必须具有“中国眼光”,必须了解中国。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社会主义运动进入前所未有的低潮。由于中国曾经发生过“六四”****,也由于苏联东欧剧变后中国仍然坚持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因此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开始引起国外学者的关注。在国际主流媒体上,出现许多国外学者对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预测。按照他们的认识逻辑,中国肯定经受不住东欧剧变带来的冲击,中国共产党会很快像东欧共产党那样丧失执政地位。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他们又预言:中国会经受不住民族独立的世界影响,西藏、新疆会独立。在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之后,西方学者又断言:市场经济将埋葬人民民主专政政权。香港回归之后,曾有人预言香港会成为“死港”。90年代末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又有人预言中国顶不住金融危机的冲击。

然而,铁的事实是:中国不仅没有像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那样崩溃,反而打破了制裁重返国际社会;中国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加速市场化改革,最终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影响因素;中国经济并没有衰退,不仅顶住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压力,而且维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成功地实现了“一国两制”,香港回归之后,澳门顺利回到祖国的怀抱;保持了国家领土完整,西藏、新疆紧紧团结在祖国的大家庭之中。

在西方学者的预测失败之后,面对快速发展的中国,又有人抛出了所谓“中国威胁论”。多年来,西方一直认为中国的巨变是“威胁”。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们早期对中国采用各种围堵政策,遏制中国崛起。但显然,这些政策并没有奏效。现在中国崛起已成事实,但一些人仍然认为中国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西方认为,西方世界基本上有着共同的价值体系和相似的政治制度,西方文化往往有着很强的使命感和扩张性,他们很珍惜自己的那套价值,并想当然地觉得全世界各个国家都应该接受这套价值体系,于是极力向发展中国家推销。而中国崛起的价值取向和西方的并不一样,政治制度更有着非常大的差别。因此,西方感觉到“威胁”不仅仅是因为“中国模式”的崛起,更重要的是西方模式的失灵,担心被“中国模式”所取代,所以恐惧感顿时油然而生。德国一位主管亚洲外交政策的官员就曾对笔者直接表达过这种担忧,他表示自己非常担心中国的价值理论会取代西方的制度。这种看法在西方世界相当普遍。

从“中国威胁论”的演变历史看,其作用有限,无论炒作多么厉害,终究未能撼动中国国际关系发展大局。一方面,在渲染“中国威胁论”的团体之外,还有一大批严肃的学者在认真地关注中国的发展,并得出相对公允的结论。比如,同样看待中国的崛起,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布鲁金斯学会的尼古拉斯·拉迪就理智得多,他说:“对亚洲所有国家来说,面对实力如此强大的中国,惟一理智的反应就是想方设法与其合作。”马丁·费德斯坦不久前表示,中国经济发展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中国崩溃论”是站不住脚的。中国的发展并没有带来威胁,威胁来自“中国威胁论”的制造者。不难看出,制造“中国威胁论”的目的是遏制中国的发展,树立假想敌,为自己行使军事干涉、发展军工产业牟取暴利制造借口。近年来日本与美国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扩大军事合作范围,这才是对邻国乃至东北亚地区的真正威胁。宣扬“中国威胁论”的那些玩意,靠的是虚张声势、无中生有,因而大都不得善终,像《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现在已成了路人喊打的“不严肃读物”,《考克斯报告》在美国也臭不可闻,“李文和案”已公认是一桩冤假错案。

近年来,还有另一变种的“中国威胁论”也不时涌动,包括所谓“中国不行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发展掺水论”等等,不一而足。前几年的《外交》杂志上刊登伦敦战略研究所学者西格尔的文章《中国真有那么重要吗?》认为“中国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重要,没有必要过分重视中国和发展同中国的关系”,以“中国不行论”开启了另类“中国威胁论”的先河。2000年,“中国崩溃论”的始作俑者美国匹兹堡大学罗斯凯教授先后发表《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统计出了什么问题》、《中国的GDP统计:该被警告?》,质疑中国经济增长统计数据的真实性,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是虚假的,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率只有2%左右;还有论证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但是单位能源消费下降,这在世界经济增长历史上是没有出现过的,因而认为中国在造假。该论调被西方媒体炒作,使“中国发展水分论”大行其道。稍后,美国经济记者戈登·尚出版耸人听闻的《中国即将崩溃》一书,“中国崩溃论”逐渐流行,对中国过分“关注”起来。他们观察中国的角度虽然不一样,但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即中国的崛起对美、日等国构成威胁,中国的衰落或者崩溃更对美、日等国构成威胁。这些谬论与“中国威胁论”同出一辙,但更荒唐可笑,根本不值一驳。

然而,中国历经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之后,依然能保持比较稳定和快速的发展趋势,中国不仅没有崩溃,而且发展得很好;中国的发展不仅不是威胁,而且为世界和平增添了更多的保障。这使得这些言论不攻自破,也使得他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乃至于美国和欧洲最近对金融市场的干预都被认为是在学习中国。

中国高举和平与发展的旗帜,主张走和平发展道路,倡导建立和谐世界。和平发展是“中国模式”在对外关系上的体现。中国的发展不走苏联对外扩张、霸权主义的道路,也不走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对外掠夺和殖民,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控制别国的道路,我们走的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平发展道路。我们认可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尊重世界各国发展模式的多样性,主张不论大国、强国还是小国、弱国,都应该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相互间的友好关系。

中国不仅没有威胁世界和平,反而成为世界和平的最主要维护者之一。进入新世纪,中国改革开放的成绩进一步彰显出来,中国的软实力进一步增强,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扩大,许多国家开始举办“中国年”、“中国文化周”。伴随着“孔子学院”在世界诸多地方的设立,不少国家掀起了“汉语风”。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又看到近来国际主流媒体流行“中国辉煌论”、“中国机遇论”和“中国崛起论”等新的观点。

嗅觉灵敏、思想敏锐且拥有丰富资讯的西方学者开始注意到,一个具有五千多年文明、13亿人口的大国,经济持续增长了近30年,堪称“中国奇迹”。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模式”的成功实践,为繁荣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历史的车轮已经行驶到世纪的交汇点。现在中国共产党正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模式”以其特有魅力穿越时空必然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和重大的世界意义。

中国的经济崛起既有可能帮助其他贸易依赖国赚钱,也有可能影响他们的财富积累。中国的经济像磁铁一样,把其他国家的经济利益与自己的利益紧密相连。对中国来说,真正全球化的多边世界能提供更加强有力的安全保障。中国希望通过参加上海合作组织以及东盟10+3机制,并利用新的睦邻政策,建设一个和平的区域环境来保障其经济发展,使“中国威胁论”失去市场而代之以“中国机遇论”。面对种种预言的破产,西方学者开始分析破产的原因,开始关注“中国之谜”,开始研究“中国模式”。

四、研究“中国模式”有利于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认识

经过建国以来长期的探索和实践,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实践,中国已经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发展思路,积累了非常丰富的成功经验。我们应该在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过程中,对我国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经验进行全面系统的提炼和概括,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主要特征进行深入的研究。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人必须走自己的路。中国必须创造一种适合自己国情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照搬照抄别国的模式,是不可能成功的。过去北洋政府照搬西方民主模式,没有成功。新中国成立后,照搬苏联模式,也遭受了挫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才找到了正确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强调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页。]建国以来,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都在发展,中国国内和国际环境不断变化,前进的道路绝非一帆风顺。我国能够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绕过各种激流险滩,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显著成绩,经济总量和进出口总额跃居世界前列,人民生活发展到总体小康,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国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走自己的道路”。

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概括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它作为一个科学理论体系,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扎根于我国国情并具有时代赋予的鲜明中国特色。我们坚信,这一理论体系作为当代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将与我国国情更加密切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日益焕发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截然不同的,它是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具体情况紧密相结合、具有时代赋予的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人民出版社,2007,第1页。]所以,现在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将它称为“中国模式”。

在上述事实和潮流面前,中国学者和中国学术界应该自信地、郑重地说出我们的话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模式”,而不是属于其他任何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模式”的内核或精华实际上基本相同。首先,二者都集中回答了中国怎样在新的时代、新的形势下,清醒地判断自身方位,正确地选择发展路径,从而解决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的问题。其次,二者都强调中国的特色即不同于世界其他民族国家的独特的发展道路,这是二者最大的共同价值。再次,二者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既是一个主动的过程,也是一个同一的过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就是“中国模式”逐步成形并为世人瞩目的过程。将二者紧密关联的必要性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具有强势的话语权,不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强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研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深刻理解本国历史传统、社会条件和国家环境基础上业已梳理出的理论成果,而仅以所谓局外人的视角或西方社会的视角来审视,就根本无法理解“中国模式”的精华和内涵。因此可以说,“中国模式”的发展道路,就是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可以看出,“中国模式”这一概念实际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指代的内容大致相同,都是邓小平理论的集中反映,只是二者的研究角度不同。毫无疑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构成了“中国模式”的主要内容,只是在考察角度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着眼于政治和意识形态取向,而“中国模式”概念着眼于社会发展,更便于人们在全球化的宏观背景下,从世界视野考察我国的现代化。因此,有必要通过研究“中国模式”,进一步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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