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我军兵临武汉,多重合力逼“小诸葛”弃城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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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武汉的“变天”既没有经过浴血奋战,也没有通过和平谈判,而是多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四野十二兵团长途奔袭,打到孝感,已做好强攻汉口的准备;解放军第四十军一五三师在团风至至武穴一线强渡长江,准备包抄武昌;而国民党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五“绥靖区”司令张轸率领五个师在金口宣布起义,逼迫白崇禧弃城逃跑。 “1949年5月11日,四野先遣部队15兵团156师466团奉命解放团风,并以团风为突破口强渡长江……”已退休的团风县党史办主任林泉摩挲着纪念碑上的铭文。   那一年,他才19岁,但已经是黄冈县联防

武汉的“变天”既没有经过浴血奋战,也没有通过和平谈判,而是多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四野十二兵团长途奔袭,打到孝感,已做好强攻汉口的准备;解放军第四十军一五三师在团风至至武穴一线强渡长江,准备包抄武昌;而国民党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五“绥靖区”司令张轸率领五个师在金口宣布起义,逼迫白崇禧弃城逃跑。


“1949年5月11日,四野先遣部队15兵团156师466团奉命解放团风,并以团风为突破口强渡长江……”已退休的团风县党史办主任林泉摩挲着纪念碑上的铭文。



那一年,他才19岁,但已经是黄冈县联防指挥部新集区工作组组长。14日晚上,指挥部政委陈志远对他说:四野在打团风,我们也去凑凑热闹。



他说,当时工作组一行十余人挎着枪就往团风赶,15日早上到盘石桥的时候,看到解放军正在掩埋烈士遗体,才知道战斗已经在一天前结束了。“当时挖了一个长方形的大坑,上百具解放军的遗体挨着码在坑里。”他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只有十来具棺材,那是解放军从当地老百姓家里临时买的,其余的都是用白布裹着。



解放后,林泉开始潜心研究这段渡江战役历史,据他介绍,盘踞在团风镇内的为国民党白崇禧126军304师912团3营,还有2个连的地方武装“吃光队”,在镇东、北、西南角三处各构筑有一个碉堡。



战斗从5月13日夜23时24分开始,经过7小时的激战解放团风。在攻占西南角碉堡时,466团1营遭到巨大伤亡,最后调来一架山炮直射,才让碉堡中的敌人挂出白旗。



田家镇是武穴县一个临江小镇,当年的“团风——武穴”渡江战役的最东端渡口就在此。



铸钱炉村88岁的农民尤玉清和许多乡亲们一样,在60年前的那个傍晚,见证了那场场面壮观的大渡江。“从傍晚一直到大半夜,先是人坐小木船过去。”他说,后来小钢炮和军马,靠当地老百姓扎的木筏子渡江。



“当时解放军来的时候,守田家镇的国民党军队炸断了马口湖上的一座木桥后,就逃到对岸去了。”尤玉清说,基本上没怎么交火就占领了渡口。


小诸葛白崇禧仓皇逃离



解放军兵临城下,武汉的天就要亮了。小诸葛白崇禧率部仓促南逃,留下小股残余部队欲大肆破坏。千钧一发之际,潜伏在武汉的地下党和各级城工人员纷纷走上前台,组织工人、群众开展一场斗智斗勇的反搬迁、反破坏、反逃亡的斗争……



在汉口永清路附近江滩,87岁的退休老干部陆天虹如今已头发花白,彼时风华正茂。由于参加革命早,27岁的他已经是中共天(门)汉(川)县委城工部部长,负责开展对武汉的地下工作。



从1949年5月15日白崇禧弃城南逃,到17日武汉三镇全面解放,这三天被称为武汉解放的“真空期”,也是陆天虹一生中最紧张最激动的日子。当时,他正在距武汉市百余公里一个叫张家湾的小村庄里,通过共产党的地下交通线,指挥和掌握着发生在三镇大地的各种或明或暗的斗争。



今年80岁的老人谢善宝当时也在武汉城内,年轻的他还参加了地下党组织的“义勇消防队”,维持社会秩序。于是,两位素不相识的老人,关于那短短的几天里的记忆有了交集。



外困内反,小诸葛仓皇逃离“在全国大城市解放史上,武汉模式是独一无二。”陆天虹表示,武汉的“变天”既没有经过浴血奋战,也没有通过和平谈判,而是多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肖劲光率领的四野十二兵团长途奔袭,打到孝感,已做好强攻汉口的准备;解放军第四十军一五三师在团风至至武穴一线强渡长江,准备包抄武昌;而国民党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五“绥靖区”司令张轸率领五个师在金口宣布起义。



面对种种不利形势,曾扬言“负华中剿匪重任,绝当不辞劳瘁,以争取剿匪事功”的小诸葛白崇禧,在5月15日下午3时许,坐飞机匆匆逃离武汉。



随后,武汉守军向解放军滠口红薯岭阵地放了几下“起身炮”,旋即又遭到解放军118师炮兵的猛烈还击,大约半小时后,国民党大部队全线撤走。



晚7时,国民党武汉守备司令鲁道源发表书面谈话,称放弃武汉后,地方治安“由地方警察机关和人民自卫队负责”。午夜,五十八军全部撤离,而此时解放军还没进城,武汉三镇进入“真空期”。



“对于这种情况,地下党和各级城工部是有准备的。”陆天虹告诉记者,早在十余日前,国民党军队就有撤离的迹象,武汉的治安也日趋混乱。潜伏在武汉的地下党迅速成立了三个指挥中心,一个位于汉口保元里9号,另一个位于原汉口市电信局大楼,在武昌的原鄂南电力公司大楼内也有一个指挥中心。“早就秘密组织好各种力量,只要国民党军队一撤,立马就出来控制局势。”



最令人遗憾的是,15日夜,关在监狱里的中共湘鄂特委秘书、武汉中心小组党支部书记张冰,被逃离武汉的国民党装入麻袋,扔进了长江。



活跃在街头的“红帽队”



白崇禧逃离以后,留下了小股残余部队,准备破坏武汉的供水、供电、轮渡等重要设施。当时的口号是“大破坏、大搬迁、大屠杀”,重要设施搬走,搬不走的炸掉……而地下党组织的口号则是“反搬迁、反破坏、反屠杀”,护厂护校,维持社会秩序。



为了让解放军能顺利、完整地接收武汉,潜伏在城里的各级地下党员390余人,以及解放区各级党委的城市工作部工作人员,纷纷“冒”出来,与破坏分子斗智斗勇,维持社会秩序。



陆天虹回忆说,当时武汉的地下党属于上海局领导,而解放区各级党委也都向武汉派驻有城市工作人员,各个组织、各条线之间都是单线联系,因此,许多朋友、同学之间相互都不知道对方身份。“由幕后走上前台之后,许多人都感慨颇深,原来有这么多同志潜伏在身边。”“义勇消防队”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民间自行组织成立的一支消防力量,各个区都有。在真空期的那几天,义勇消防队成了地下党组织最可靠的“武装力量”,他们统一着装,头戴红色钢盔,手持木棍,在闹市区和重要工厂轮流值班,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红帽队”。



由于急需人手,时年20岁的武汉中国国货公司职员谢善宝被临时“抓丁”,招进了义勇消防队。谢善宝说,15日那天晚上,他和另外一个值班的同事一宿没睡,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护厂”“护店”。晚上不时可以听到江边有零星爆炸声,听说是国民党在炸渡船和码头。



谢善宝说,自己当天晚上还有些害怕,担心国民党以后回来反攻倒算……一直到了第二天中午12时许,在公司大门口巡逻时看到了一队解放军,从中山大道转弯,一路急行军到了江汉路,一颗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下来,而此时,义勇消防队也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保护轮渡、船厂和机场



那个时候武汉三镇没有桥,交通往来全靠轮渡。而武汉轮渡管理处处长童伊为,也是天汉城工部安排的人。



15日,留守专门实施破坏的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鲁道源派工兵排来炸沿江轮船和码头时,大多数轮船已开往青山、湛家矶等地躲藏,坚持摆渡的兴山、长阳、汉阳三艘轮渡,见到有爆破工兵来到,调转船头就跑,兴山船跑到王家港,碰到4号铁驳呼救,他们冒着被流弹击中的危险,用缆绳拉着驳船一起跑,趸船跑不动,童伊为就用银元收买工兵排长,将点燃的引火线偷偷剪断。



汉阳船舶修造厂,是国民党在华中修造船舰、进行军事运输的重要军工企业,管理极其严格。



以前曾经有一名地下党打入,不久即被开除。城工部工作人员李汉涛的表兄李书林是该厂的钳工,在陆天虹等人的安排下,李书林答应为共产党做事,他还拉拢了年轻车工张世忠,两人以坐茶馆聊天和个别串连的方式,团结了数十名工人。



当国民党宣布要长沙、重庆撤退时,李书林等人组织了百余名工人同厂方谈判,反对搬迁,要求发遣散费。



后来,厂方不得不妥协,留下三分之一的机器,和部分工人。



在拆机器的时候,李书林、张世忠又搞破坏,拆散并藏起一些关键零件,使搬走的机器不能配套运转。大部队向长沙逃跑时,李书林跟踪前往,探明了被搬走的机器的下落,武汉一解放,即在军代表的支持下,从长沙把机器运回,迅速恢复生产,修理船舶支援前线。



陆天虹手下还有个叫刘业成的城工人员,通过老乡的关系接触到程德骥、李冠军等几个汉口王家墩机场的空军地勤人员。



该机场是白崇禧的空军前线阵地,岗哨密布,刘业成在程、李的掩护下,借穿了空军的制服,进入机场位于唐家港的宿舍,对着一群空军飞行员讲话,鼓励他们在反破坏、反逃跑、反迁移中做出贡献,维护飞机和机场设备的安全,等待解放军接管。“当时告诉他们,上级命令轰炸时,尽量把炸弹往空地上扔。”



武汉告急时,白崇禧准备炸毁机场,城工部关系人童治周又利用北方老乡关系,策反了工兵连长李树柏起义。



李先是派工兵像模像样地安炸药、埋地雷,骗过白崇禧派来监督的人,接到爆破命令后,李树柏不仅没有点火,反而按照事先做好的记号,一个一个排雷。



还有当时位于宗关的汉口自来水厂、武汉市电信局、电厂等都是国名党要炸毁的目标,而陆天虹他们采用的对策是,组织工商界头面人物前去谈判,请求他们体恤民情等等,那个时候留下来的部队也大多抱着敲诈一笔走人的心态,所以塞一点钱基本上都能解决问题。


群众游行庆祝,数日不绝



5月20日随部队进城,进城后城工部的工作就结束了。各级解放区政府的城工干部在胜利街的交通银行大楼设点,成立了华中总工会,陆天虹当时任秘书主任,总工会的主要工作是组织工人恢复生产。



早在5月16日,隐藏在长江上游的渡船,就鸣着胜利的长笛返回汉口,次日即恢复轮渡;而汉口公共汽车管理处隐蔽起来的18辆公交车,19日就重新行驶在市区;5月8日奉命停播、准备南撤的汉口广播电台,由于城工部的郭承先等人巧妙周旋,设备器材全部保存下来了,19日以“汉口人民广播电台”的呼号开始播音……



当时给陆天虹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群众持续激昂兴奋的情绪,从16日汉口解放开始,一直到二十几号,一个星期内武汉大街上游行不断。



游行主要以工厂为单位自发组织,有人在前面拉着写有标语的横幅,喊着口号,还有人举着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画像。解放军的军乐队在前面吹吹打打,途中不断有人加入,滚雪球般动辄达数万人,然秩序井然。值得一提的是,游行队伍往往会特意绕到租界区来,挤在总工会大楼前欢呼,而陆天虹和他的同事们则在楼上放鞭炮回应。



一个星期后,穿着棉布军装的陆天虹在办公室接待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原汉口特别市市长晏勋甫,他是被城工部一名叫林涯萍的工作人员做



工作留下来的,当时汉口工商界有个大老板叫林厚周,与林涯萍是是汉川本家,城工部通过林厚周与晏勋甫接触,提出只要他留下来出面维持秩序,就算立功。



策反晏市长的计划虽然是陆天虹制定的,但之前两人从未谋面,陆天虹回忆说,当时晏勋甫西装革履,显得很文雅,一进门就握住自己的手,不停地说“幸会幸会”,后来聊熟了一点,他还透露,自己好几天都没睡着,一直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



后来,晏勋甫成为新中国武汉市政府参事室主任。



5月24日,武汉市人民政府成立。在交接大会上,晏勋甫将国民党汉口特别市政府的全部材料和档案清册,一一点交给新生的武汉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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