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邦和朱元璋看历史人物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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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一、中国史学缺少活生生的“传”   在谈刘邦、朱元璋之前,我想先交代史学上重要的“人物传记”问题。中国史学在世界上是很发达的,很少有其他国家的史学系统有我们那么长,那么完整。二十四史有纪、传、表、志四个部分:纪,是一个划年代的表;志,是专门史;表,是用表格一目了然的方式来讲一些事;传,是依据历史人物的事迹来反映一个时代的事情。其中,最重要的是传,人物传记在中国史学占很重要的位置。但到了近代,人物传记非常稀少,而且能读的好传记更少,其原因何在?   中国史学里的传记,早在《春秋》和《左传》中就可见到。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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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史学缺少活生生的“传”

在谈刘邦、朱元璋之前,我想先交代史学上重要的“人物传记”问题。中国史学在世界上是很发达的,很少有其他国家的史学系统有我们那么长,那么完整。二十四史有纪、传、表、志四个部分:纪,是一个划年代的表;志,是专门史;表,是用表格一目了然的方式来讲一些事;传,是依据历史人物的事迹来反映一个时代的事情。其中,最重要的是传,人物传记在中国史学占很重要的位置。但到了近代,人物传记非常稀少,而且能读的好传记更少,其原因何在?

中国史学里的传记,早在《春秋》和《左传》中就可见到。它们在叙事中插入人物描写,尤其《左传》里的人物,写得活灵活现,有些是呼之欲出。《左传》的姐妹篇《国语》,其作者好像就在床底下听话似的,人家半夜里的谈话他都知道。但中国史学并没有因此形成一个独立的传记体裁。

《左传》和《春秋》关系密不可分。《春秋》最注重人物的褒贬,也就是评定人物在历史上的地位,以及在中国的道德标准、道德系统中,此人物究竟是好是坏。这一特定的功能,为史学的传记造成很大的困扰,使中国文化中多了一种刻板印象。用今天的话讲,人不再是个“人”,人是个脸谱,就像京戏里的脸谱。看戏台上的脸谱,忠奸分明,关公是红脸,曹操是白脸,蒋干是个小花脸,诸如此类。褒贬使得《春秋》的《谷粱传》、《公羊传》,把许多本来不是褒贬的句子,解释为褒贬,甚至做诛心之论。某人并没有那个动机,但《谷粱传》、《公羊传》给它一个动机,再在动机上判定此人在历史上做了或对或错的事。一言之褒,给他一个奖章跟光荣;一言之贬,把他抓到包公的虎头铡、龙头铡上铡一刀。中国史学,不仅拿历史当镜鉴,还把它当作裁判。在中国史学传统内,历史学家是永恒的裁判者,其裁判可永远流传。历史学家有做判断的使命,而且这个判断是依据个人的主观做出来的。

这套做法,到司马迁有一点改变。司马迁写《史记》,不仅是写文化的通史,还要写当时那个时代他一生所体会的事情。《史记》里写了许多非常逼真的人物和他们的性格,从中可看到极好的人物描述,如项羽在垓下之围,眼睛一瞪,大吼一声,“人马俱惊,辟易数里”。这明明是夸张叙事,人可以倒退几里路,但马绝对不行,非摔跤不可,可是经司马迁这么一写,活灵活现。

另一方面,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依他的判断把人物归为一类一类,刺客是刺客传,游侠是游侠传,做买卖的是货殖传,打仗打得好的是一种传,打得不好的是一种传。同样是做官,有一类官是循吏,有一类官是酷吏。这种分类法,叫类传或列传,不是一个人的传,而是一堆人的传。司马迁开创了二十四史的重要传统,二十四史的列传比个人传要多得多。同时,司马迁的传里常有他的评语——“太史公曰”,后来的二十四史也有赞。这个赞,不一定是赞美,是评语的意思。有评语,就等于断定一个人在历史上的价值、地位。也就是说,太史公写当时的事,继承了《春秋》的褒贬,其归类的办法也与中国政治上的谥法有相当大的关系。从周代开始,除了头两个王,每一个王死后,大臣们以其一辈子的所作所为,公决给他一个周什么王,如定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等。谥法和褒贬是分不开的,分类传统和褒贬传统也有互通之处。于是,历史人物的个性、特征都定性了,一类一类,不再是活泼泼的人,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刻板印象。整个二十四史,只有在《史记》和一部分《三国志》里,能看见活泼泼的人,原因是什么?因为事后修史。司马迁修的是当时史,将当时的所见所闻,直接的印象和听闻写下来,这和隔一个朝代、几个皇帝才修史,引用官书资料或收集民间资料拼凑起来是不一样的。今天,因受到中国传统的束缚,很难写出一个活生生的传。

二、西方史学更注重私秘材料

倒过来看西方史学。西方史学,论发达和漫长的延续都不如中国史学,但在传记方面,西方史学有几个重要贡献,断断续续地留下了一些传统。希腊的公共生活是靠讲演来表现,因而修昔底德(Thucydides)写的希腊古代历史,是把当时当地的长篇讲演记录下来,在没有录音机、录音笔,也没有照相机的时代,这种文辞的表现把讲演的风采活生生地记录了下来。罗马的普罗塔克(Plutarch),把他认为自古到当时重要的英雄都记录了下来,他部分接受了《荷马史诗》中对特洛伊英雄的描述特色,对人物的身体特征花很大力气去描述。反观中国史书,对人物身体特征的描述就不太像“人”,例如:夏禹重瞳,我问过眼科医生,眼科医生说这是白内障;刘邦隆准高鼻,中国人鼻子再高也高不到哪里去;孔子头上扁下去,中间凸一块,可能难产的后果。中国史学家对人物physical condi tion(体貌特征)的真正面貌,描写很少。如果叫中国史学家形容我,他们不忍心用太坏的字眼,但事实上我的外形是很糟糕的。

西方史学这种对人物的描述,到晚近有大转变。心理学家Erik Erikson的两部名著,一部是写马丁·路德,一部是写甘地,都写得活灵活现。Erik Erikson不只写了上述两本书,但这两部书写得确实非常精彩。Erik Erikson是心理学医生,他用心理学家的方式来分析人物,描写的不是physical feature(体貌特征),而是内心。他特别重视人从不认识自己到认识自己的过程——慢慢进入社会、小学,和其他人来往。他接受弗洛伊德的观点,认为人到十四五岁的春情发动期,此时期性的问题对人的性格形成有很重要的影响。他根据观察,认为认同危机对人的性格有很大改变,而性格影响行为,行为也影响性格。

从Erik Erikson以来,西文的传记文学非常盛行,也确实写得非常好。我们发现写得好的都不是历史学家,而是专业写传记的,比如美国Barbara Tucker写的传记,把人物写得非常生动。这些西方的传记文学家、史学家,多多少少有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大量引用私秘文件:日记、书信、谈话、访问、邻居及亲戚朋友的记载,其中最重要的私秘文件是书信。近代西方史学传记上的篇幅,远超过中国历史中传记所占的比例。西方史学传记所占的位置,甚至与典章制度、事件鼎足而立。典章制度和事件,大都被史学家写成专篇论文,但一般人看历史,无法看专篇论文,要靠历史人物传记作为理解历史的角度。也就是说,一般老百姓的历史理解,是从传记中得来的。假如今天没有金庸,很多人不知道中国西南角上曾经有个大理国;很多人不能理解宋朝不是一统天下,而是5个国家同时并存。

三、重友情、薄亲情成就了刘邦的伟业

拿西洋的传记传统和中国比较,我要说的是:中国的纪、传、表、志实际上已经终结,我们已转向西方的传统。西方史学传统以人为主角,并解释历史人物为何有如此的作为。今天我挑了两个历史人物作为例证,一是刘邦,一是朱元璋。我挑刘邦,因为太史公留下了生动的描述,以致我们对刘邦的生平、性格、家世、经历,要比别的皇帝清楚得多。朱元璋为他自己留下了记录,他对做皇帝以前的家世、经历,有不避嫌、不避讳且相当真实的阐述。两份资料,虽不能和西方传记的私秘文件相比,但仍可用。刘邦、朱元璋两人,创造了朝代,影响了朝代的作风,我觉得拿这两个人来比较,可以看出一些东西。

先讲刘邦。他是小混混出身,父亲是自耕农,不太有钱。兄弟四个,他老幺。老幺从小没管好,到了青年,轮流到哥哥家吃饭,有次嫂嫂听见他来,甚至拿着锅铲把锅铲得哐哐响,表示饭吃光了。父母骂他不成材,不如老二能种田、治家产。因此,刘邦长大后,在乎的是朋友,不是亲戚;他重视友谊,重视打天下的伙伴,而不重视亲情。他打仗时,项羽把他父亲抓起来,在城头上说:你不投降的话,把你父亲煮了吃。刘邦回答说:我们曾结拜兄弟,我爸爸就是你爸爸,你要煮你的爸爸,分我一杯羹。从这句话里可以看出,刘邦确实不在乎他父亲。刘邦做了皇帝后,把父亲从乡下接过来,问的第一句话是:老二治的家产多,还是我这个不成材的老幺治的家产多?起先,他为了装样子给群臣看,还带群臣去给父亲请安,请了两三天后,就有人跟他父亲讲:你儿子是皇帝,他来请安时,你不能这么大剌剌坐着,应该一边扫地一边倒退着走。老父如此一做,刘邦就大为快乐。司马迁把这些事情交代得清清楚楚,而汉代皇帝的好处是没有把这些细节删掉。

刘邦在世时,许多功臣都封了诸侯。韩信、彭越、英布三个大功臣,过去是他的敌人,被他统战统来的。后来,刘邦和吕后一起,将这三位功臣都杀掉了,后人把责任怪到吕后身上,这是不对的。刘邦把坏人推给吕后做,可见他亲情淡薄得很。

刘邦重视臣子、参谋、将军说的话,可以违背自己的决定,然后180度转弯接受大臣的意见。他不是很喜欢大儿子,当小妾生了儿子,便想换太子。太子找了四个白头发、白胡子有名的老头陪伴在旁,刘邦因而认为:自己都招不来的人,竟然是太子的朋友,太子必有一帮人在身边帮忙,因此没换太子。这四个天下有名的大佬,很可能是找人假扮的,因为后来从没看到这四人有什么作为。刘邦死后,吕后专政,吕家的内侄慢慢起来,是谁替刘家把政权拿回来?不是刘家人,而是刘邦当年的老战友周勃、陈平等帮他争回天下。从汉初到汉武帝晚年,功臣集团始终占领政治集团很大的位置。郡太守一定要功臣的子孙担任,宰相一定要封侯才能做,但只有军功才能封侯。后来,不能不用文人为相时,才开始将文人先封侯再做宰相。所以,汉代功臣集团维持的时间远比宗室内亲要长。在汉朝,牺牲大批亲人的例子太多,而牺牲功臣则很少。刘邦曾对哥哥的儿子吴王濞说:你将来要造我的反,要小心。刘邦心里对宗族一直不太相信,对亲戚一直存着怀疑、嫉恨。

以上,我把刘邦的私人性格和公众行为、历史影响套在一起看,多多少少用了Erik Erikson的方法,但没有完全套用,只是纯粹从刘邦的性格形成,来看他对当时以及后世作为的影响。

四、重亲情、薄友情限制了朱元璋的视野

朱元璋跟刘邦一样,是由穷人慢慢打出天下,匹夫为天子。朱元璋什么亲戚都没有,只有他哥哥死后留下的一个侄子,和姐姐死后留下的一个外甥,三个小孩为伴。朱元璋穷得没饭吃,偷鸡摸狗、要饭,什么都做,后来去做小和尚,接着又伙同在凤阳结交的一批哥儿们投军。由于他打架的本事一等一,便在郭子兴的红军做随从的卫兵。在这时候,他认识了郭子兴的干女儿马皇后马皇后岁数比他大一点,人也不怎么漂亮,但很能干。一个是卫兵,一个是干女儿(就是丫头),门当户对,两人感情很好。朱元璋本来孤单一人,只有友情,缺少亲情,自从有了马皇后,他体会到什么是亲情。马皇后因而成为朱元璋一辈子最亲近的人。在这一点上,朱元璋和刘邦是倒过来的。

朱元璋打天下,靠的是淮西一批功臣。他和这批人一起在郭子兴部下,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有感情,有依赖,也有冲突和矛盾。他经历过叛变,四无依傍,只有几个非用不可的朋友。他用的几个文人学究,如李善长、胡惟庸,都跟他虚虚假假,真真实实。他没有刘邦那种一起偷鸡、一起烧着吃的忠心朋友,情况比刘邦糟。

等朱元璋定了天下,儿子早死,留下幼孙,为了保护孙子便大杀功臣。亲情与功臣比起来,朱元璋要保护的是幼小孙子,因为孙子投射的是他早死的儿子,早死的儿子投射的又是他亲爱的马皇后。因此,他因疼爱孙子,尽一切办法帮他清除四周的障碍。明初杀功臣,杀了几万人,连当年等于营长、排长的人都杀,都是莫须有之罪。惟有几人例外:一是徐达,病死;一是常遇春,累死;还有干儿子沐英,世代镇守云南。除了这几人,功臣几乎全被朱元璋杀光。

比较汉高祖和朱元璋,一个重友情、薄亲情,一个重亲情、薄友情。朱元璋重亲情重到以为只要把儿子分封出去,拥有若干军队,中央有事时,王子每人提3000兵,就可解决问题。于是在通都大驿、战略要地,从东到西封儿子出去,燕王在北京,晋王在山西,秦王在西安,宁王在大宁。他以为兄弟姐妹感情会非常浓厚,一起保大明,但事后证明没这回事。

从这两个例证,我们可以说,一个人在长大过程中经历的事情、面对的事件,以及所见的冷暖人情,都会影响他事业成功的过程。重友情的汉高祖,心胸开阔,用人用得宽,招了一堆别人的谋士如张良、萧何等人来做自己的臣子,汉朝的规模因而靠他个人的历史而定。重亲情的朱元璋,圈子打得窄,除了淮西功臣集团外,他在浙东找的文人,包括刘伯温在内,基本上都没听他的话。明朝后来,也没有真正的名臣、贤臣。再者,汉高祖关怀的是全中国,他一路打上来,统战做得好,次要矛盾放一边,集中打击项羽。朱元璋不是如此,他一辈子花最大力气的是荡尽群雄,不是赶元人出去,他像一个穷孩子,有点产业后便抓在手上不肯放,所以要“高筑墙,广积粮,不称王”,不做“出头鸟”,就算打不了第一,也可有粮可吃、有城可守。

朱元璋的高筑墙,是真的。前几年,我在山西、河北到处看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址,一路上看到明朝建的城、庙和官署,盖得真好。值得注意的是,像蔚县县城有四个门,北边有门但门洞是堵死的。这是防守心理,跟人家打仗,却不开门,完全没有攻击开阔的视野。明朝盖万里长城,从山海关一直建到嘉峪关,一条线连在山顶上,意思就是:这是我家的篱笆,我的墙,你别进来,是保家产的意思。明朝始终不开阔,跟汉朝屡次大军出击不一样。汉朝的边功,是十几万的牲口,几万、几千的俘虏,上万的首级;明朝的边功报上来就可笑了,斩首5个,大捷。这两个朝代长期延续的性格,从他们两个开创帝王立下的规模,传下的风格,就可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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