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省“政府”竟穷得把行政院副院长办公室设在地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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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自今年第46期的《南方人物周刊》上的一篇新闻报道——《媒体监督环境塑造台湾新政治文化》:



怕热就不要厨房

——台北政治观察记


本刊记者 万静波 张欢 发自台北


为什么是“马立强”?


在台湾,马英九、朱立伦和胡志强,已有了一个约定俗成的称呼——“马立强”。这本是21世纪初以幽默市长著称的胡志强在一次3人共同出席场合的玩笑之语,取谐音“马力强大”之意,最后竟不胫而走,咸为台湾民众、时事评论家们所认同。


这3人均以洋博士、海归、大学教授、形象清新著称,然而拥有类似条件者,国民党内并非仅见,比他们早一辈的政治人物如连战、宋楚瑜等不论,刚刚离任的“行政院长”刘兆玄、现任台北市长郝龙斌等也都具备。如果是赞誉他们的个人才能,也不靠谱,在民选制度早已深耕广种的台湾,哪一个县市长乃至乡镇长没点吸引选民的真工夫?


在记者看来,这个称呼的出现,不是偶然,也并非巧合。对大陆读者来说,要理解“马立强”这个生造词的背后内涵,不妨先厘清台湾发展史,特别是世纪之交的台湾政党选举史的由来。


1987年台湾解严后,岛内政治、社会运动风起云涌,民进党通过合法的选举斗争,不断从原本掌握执政权的国民党手里接收权力。1994年,台湾首次直接选举台湾省SZ、直辖市(台北、高雄)市长,同年还通过“宪法”增修条文,直接选举台湾领导人。陈水扁就在这一年当选台北市长,“中央政府”所在地首次由反对党担任市长。


1997年是民进党抢班夺权进程中具有标志意义的一年。当年的台湾县、市长选举,23个县、市长中,民进党获得12个席位,首次超出国民党。南台湾县市全面由民进党执政,绿色执政版图首次出现。国民党仅保有几处落后的边陲县市。台湾民众对国民党的失望和怨愤,通过这次选举表露无遗。


追究国民党一路败选的原因,既有时代风潮的大势所趁——任何一个失去人心的政权败落,都有汹涌澎湃的民意反对,其次,国民党长期执政带来的僵化印象、保守气息、官僚主义作风,由李登辉在威权转型时期造成的黑金政治,以及赵少康、宋楚瑜等先后出走另组政党带来的内部分裂,都是主因。不要说市民阶层和青年团体,就是普通党员也对国民党失去信心。


这就是1998 年台北市长竞选马英九终于胜出的意义所在。当时如日中天的在任市长陈水扁,施政满意度高达7成。而被国民党内公认为唯一有希望击败陈水扁马英九(胡志强是国民党的第二备选),最初却对政治有些心灰意冷,此前他在“法务部长”职位上发表了“辞官退选”声明,表示以后“专心教育,不涉政事”。因此当他终于同意代表国民党参选,并击败陈水扁时,他为国民党带来的振奋可想而知。


这也是胡志强和朱立伦2001年从民进党重围中闯进台中市、桃园县首长宝座的意义所在。2000年陈水扁登上大位后,国民党全线溃退,除了“立法院”外几乎失去了全部政治舞台。这时,只有“马立强”等3人还有空间挥洒,特别是他们的 二次当选,既表明了他们的实力和深孚民望,客观上也保证了国民党势力这几个重要市县的继续在场(台湾其他主要市县如高雄市、台北县等,悉数落入民进党口袋)。从国民党的立场来说,“马立强”等人实在是国民党的中兴重臣。


普选制度下,政治人物的实力,全凭选票说话。政治人物的命运,也交由民众决断。权力的来源,不再是自上而是自下。权力的退出,也不再是你死我活而是和平交接。从2005年起,国民党的党主席选举、中常委选举等,都实现了党内初选、党员直选的制度革新。这也是马英九广受泛蓝支持,最后能赢得2008选战的民气基础。


政治强人时期的独裁专断、威权转型时期的大老话事、密室交易等政治文化传统,正逐渐丧失存在的土壤。这是我们考察国民党政治所带来的启示。


没有围墙的政府


在台湾采访政治人物,仅从地点而言,都是很难得的经历。


采访朱立伦先生,地点约在了台北八德路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朱立伦是台湾“行政院副院长”。——楼主附注),这里远离市中心,没有繁华商店,道路也不宽阔,楼房高约十余层,也就相当于大陆某个地级市的区级机关办公楼水平,但和四周低矮的民居相比,已算是鹤立鸡群。他的幕僚、桃园县观光行销处处长的陈国君先生特意声明,你们到了一定告诉我,我来接你们。


起先我们以为这是客套话,后来才知道这是“不得不”:先从中央党部的入口处乘扶手电梯,上到二楼,然后再进电梯下到地下一层,再经过狭窄、仅容两三人擦肩而过的曲折回廊,终于进到朱立伦办公室:没有窗户,近20平米,仅有的家具是黑色大办公桌、书柜、大班椅、深色的三座会客沙发。这已算阔气了,紧挨副主席办公室的,是国民党青年部、大陆工作部等了解国民党历史者听来赫赫有名的机构,每个部门只有10平米左右,几个党工和几张电脑桌,房间里已满满当当的容不下外人了。


采访台中市市长胡志强,同样如此。采访地点最早约在了台中市政府。已有近百年历史的台中市政府,白瓦红墙尖顶,是日据时代修建的“台中州厅”,从殖民时代迄今,一直被征用作政府机构的办公楼,外观华丽轻快,一直是台中新人结婚的婚纱照拍摄地。以建筑论,这栋三层楼房子不失美观大方,但真正在里面办公,却未必舒适:没有中央空调,回形走廊,窗户洞开,还必须开门办公以接待市民来访,想想看,常年平均气温都在20多度左右的热带气候,穿衬衣打着领带的记者没多久就淌下了汗。这栋建筑的使用效率颇高,除了警察局等在外办公,市政府所辖的多数机构都在此办公。


拜访其他政治人物的场合,也都大同小异:采访时任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先生,是在他开封街的私人办公室——伯仲文教基金会所在地,同时还兼他二子——台北市议员吴志刚的受访服务处,在一间不起眼的办公楼的顶楼。这是栋商住楼,还有其他住户。楼下只有一个上了岁数的老伯值班:“哦,你们找伯公(台湾人尊称吴伯雄先生为伯公)啊,他来了,已经上去了。”这是周六早上,出入的人很少,伯公没带警卫保镖,一大早就到了。


采访“立法院长”王金平是在他的办公室。这个台湾最高民意机构的办公楼,外观似乎还比不上台中市政府,两层小楼,里面的院子另建有议事厅等建筑,但看上去怎么也不像能容纳100多名议员开会、办公及助手们接待民众的场所,在“立法院”门房作了登记就进去了。


王金平的会客间也同样简陋。内外间加在一起不过四五十平方,沙发看上去已用了多年,布套浆洗得发白,墙上挂了些字画,也就称得上干净简洁而已。一群年轻的台湾电视记者堵在门口,长枪短炮地候着。王金平好不容易从记者丛中挤进来,身为董事长,他要先为“台湾民主基金会”录制宣传短片。助理人员高效率地给王整理头发,有女记者向王院长开玩笑:院长,今天这么精神,有没saidou(化妆)啊?”王金平一挥手:“不会啦,一直都这样子啦。”于是,记者们和王院长都哈哈一乐。


综而言之,在台湾除了军事机构外,大多数政府机关、公家办公场所都是敞开的,没有围墙,不需要荷枪实弹的武装卫兵保护。市民可以在每个政府机关门口唱歌跳舞,不必担心会遭盘问。“总统府”也向民众开放,只需登记就可以参观部分区域,每3个月会向民众和游客全面开放半天,记者甚至看到有同学在里面跳街舞。


据说但凡有市民进入办事,政府办公人员都会起身迎接,用敬语,端座倒水。记者没有实地体验,只能就此引述台湾当地朋友的描述。


威权时代,政治力量是社会的中心,控制最重要的资源;民主时代,政治力量则日益边缘化,从中心向边缘放逐。过去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位居“总统府”对面、紧靠凯达格兰大道的一栋景观绝佳之大楼,现在卖给了长荣集团,中央党部的牌子换成了“张荣发基金会”,被搬到了台北东部的八德街。何也?党库不再通国库,为给党工发工资,就得卖房子还债。


老蒋时代,蒋介石先生住在西北郊外、阳明山脚的“士林官邸”,只要他到“总统府”办公,从“士林官邸”至“总统府”一线就全线戒严,交通管制,可苦了沿线上下班的市民。今天,“士林官邸”已经成了向市民开放的公园,“总统官邸”也搬到了“总统府”一路之隔的对面,确实没有“士林官邸”的舒适气派,但再也没有了针对小民的交通阻塞。


其实,引起这一切改变的,不靠严刑峻法,不依赖纪律说教,也不必仰望圣人当道、人心浸润,一项制度的建立就能解决问题:政府使用的每一分钱:小到买不买沙发,墙壁要不要装修,大到要不要赴海外考察,买不买新办公楼,都要由议会批准。批准了,可以用;不批准就用?想想陈水扁坐困土城看守所的丑态吧。


怕热就不要进厨房


对初次造访台湾的大陆客人来说,最值得看的,不是101大楼,不是阿里山日月潭,不是士林夜市的小吃,不是垦丁海滩,而是竞争激烈的电视媒体现象:多达上百个电视频道,第一时间播出、全无剪辑的现场直播,或歪曲煽动、或理性冷静的名嘴政论节目,嘉宾甚至可能大打出手的谈话现场,观点截然对立的蓝绿电视阵营,这里有着全世界新闻报道难以见到的冲突、快捷、火爆和八卦。


就如何看待台湾的电子传媒现象,各界评说各异。就记者的采访所见,有政治人物认为“要是邱吉尔在世,来到台北,一定会对这里的媒体厌恶至极”,有的人徒呼奈何,有前辈记者慨叹“没想到民主到来后居然是这番景象”,更有人评说是“台湾之耻”,还有朋友建议,“大陆未来一定要充分借鉴台湾经验,不要一开始就发放过多的电视台营运牌照”。但更多的意见认为:新闻媒体是促成台湾政治转型的重要力量,传媒特别是电子传媒的娱乐化和口水化,是台湾社会由乱到治过程的必然现象,不必大惊小怪,也不必太过悲观失望。


这里无法细述台湾新闻史和台湾当代政治转型史的关键节点,仅以去年7月底记者访台期间,所看到的电视新闻和政论节目的主要聚焦点做一分析。


2008年7月28日晚,“凤凰”台风袭击台湾,顿时在台湾社会引起波澜,数十家电视台随即展开新闻大战,随后几天里,电视新闻的主要议题如下:


灾害的损失情况。台北市福华里里长李振贵投诉:政府“水门关闭通知慢”,造成车辆在街道上被淹。有老人死亡,由此开始对政府责任的追问。台中县乌日灾民林某对电视镜头喊:谁向我道歉?还有新闻质疑:台风年年有,为何台南等地政府主导修建的防台风工程还是容易出现滑坡、不坚固等漏洞?


台湾气象局口播失误,把“小飓风说成中飓风”而遭来批评。“行政院长”刘兆玄出来安抚:气象局同仁也很辛苦,没必要道歉。由此引来名嘴开炮,杨宪宏在《2100全民开讲》上点名批评“刘揆”,张友骅认为:气象局不该推卸责任;政府应该公开救灾款项的使用情况。“刘揆”在出席一个科技论坛时自嘲:还是当教授好,真不想干院长了。”结果再被媒体狂轰为“假惺惺、恋栈”。


传媒批评的焦点渐渐集中在各地的县市长身上。台北县县长周锡玮周五晚到南京公干,台风一来,提前两天结束工作,周日晚即赶回。台中市长胡志强到“邦交国”马绍尔访问没赶回,被批评为“外交比救灾重要?”连带着马英九也被批“包庇”。


炮火最后集中到了国民党籍的台东县女县长邝丽贞头上。她于7月23日率团赴欧洲考察,由于没赶回指挥,媒体因而质疑她“未苦民所苦”。她的母亲随同出访,有人检举是花公款。台东地检署随即前往台东县政府调阅资料,发现她上任两年3个月,共“出国”8次,平均一季一次,花费1,100万余台币。有电视评论说,邝任内多次“假考察,真观光”,有为选举收买人心之嫌。8月5日晚,返台的她被迫在记者会上鞠躬道歉。绿营人士进一步攻击马英九“荐人不当,应站出来向台东县民道歉”。


邝丽贞一行15人12天花费300万新台币(合人民币60万余元,人均花费4万元)。由此展开了媒体对各县市长“出国”次数和费用的追剿。连带着“立法委员”的旅费情况也被曝光:每个“立委”一年两个会期,每会期可报销差旅费16万新台币,合计一年可报销32万。


这是“凤凰”台风卷袭后一周左右的主要议题,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是蓝营执政,对政治人物的攻击最强烈、态度也相对不客观的,大多来自绿营媒体。不过,除了娱乐化报道未有涉及外,台湾电子媒体的新闻报道策略已显露出一个清晰路向:批评政府、监督官员。


以大陆的视角来看,这也许有矫枉过正、小题大做、为收视率而收视率、缺乏严谨的新闻专业主义操守、有违客观中立原则、报道为政治立场服务等嫌疑,但正如胡志强所言:媒体的批评,至少可以让你少犯错。


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台湾官员敢公开批评新闻监督。顶多是私下抱怨几句:记者无孔不入,真讨厌。对这样的抱怨,吴伯雄先生有一句名言:怕热就不要进厨房。怕媒体监督,不要干这行好了。


就是在如此激烈、也许可以说竞争过度的新闻大战陪伴下,台湾人民已走过了十余年历程。台湾新的政治文化,也就在这种媒体监督的环境下逐渐塑造成形。在这里,再不会有官员放出这样的怪论:“你是哪个单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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