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孙为杨虎城平反碰壁,彰显国共史观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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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996年杨瀚生起为祖父平反的念头,并在2005年付诸行动,甚至引起时任国民党主席的马英九注意,但终究没有下文。今年10月,笔者在台北国民党党史馆与馆长邵铭煌聊天,专门与他讨论过这个问题,他的立场是:……让国民党为杨虎城在西安事变的行动平反,根本不可能。

杨瀚让国民党为祖父杨虎城平反的想法已经碰壁,虽然这几年来他一直为此而努力。“我还没有放弃,还会通过各种方式推进。”11月22日,他对笔者说,“这个事情肯定是要突破的,否则(由西安事变推动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怎么评价?虽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但我对最终的结果还是有信心。”


1996年杨瀚生起为祖父平反的念头,并在2005年付诸行动,他的作为虽然掀起舆论热潮,甚至引起时任国民党主席的马英九注意,但终究没有下文。今年10月,笔者在台北国民党党史馆与馆长邵铭煌聊天,他提到杨瀚还专门与他讨论过这个问题,他的立场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将领杀死委员长的随从,并将领袖扣押的行为是合法的,让国民党为杨虎城在西安事变的行动平反,根本不可能。


邵铭煌的态度,决定了国民党短期内不可能为杨虎城和西安事变平反。这显示出国共两党对西安事变的立场差异。在中共的评价体系中,杨虎城和张学良民族英雄,但国民党并不作如是判定,张杨此后被软禁或暗杀的结局,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两蒋统治时期,国民党党史一直都刻意回避那一段历史。杨瀚此番并不顾及国民党的尴尬,要其为自己祖父和西安事变“平反昭雪”,和国共开始第三次握手有关。而邵铭煌对笔者表示,可以为杨虎城被非法杀害道歉,但不能平反,因为平反涉及对西安事变的评价问题。国民党对“西安事变”持批判态度,这种评价迄今没有变过。


1、宋子文不可能陷害杨虎城


但在交涉的过程中,邵铭煌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将张学良军事法庭判刑后特赦,然后交军事委员会管束;对杨虎城更为宽大,没有军法处置,只是让他出国。既然杨虎城答应并且事实上也出国了,为什么又回来?


杨瀚在《杨虎城大传》里,提到米暂沉(曾任杨虎城秘书)后人米鹤都那有宋子文让张学良回国的电报。杨瀚认为是国民党引诱杨虎城回来的。但邵铭煌对电报的真实性怀疑,因为宋子文在西安事变后对张杨都是比较保护的。


对此,历史学者杨奎松表示,宋子文对张学良肯定是比较保护的,对张也是有承诺的,但对杨虎城则没有这样一个承诺。不过,他觉得,有电报没电报和阴谋都没有太大关系。蒋介石通过什么方式希望杨虎城回国,是有可能的,但和宋子文的阴谋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根据对宋子文的研究,从来没有发现他在这方面跟蒋串通一气,要害杨虎城,“这是不可能的”。

“按以往的说法是,抗战爆发了,杨虎城自己要回来抗日。实际他是公开回来的,回来后被拘禁了。”杨奎松说。


被拘禁的杨虎城,1949年在重庆被杀害。虽然占据国民党党史馆的地利,但邵铭煌也没搞清楚,到底谁下令或同意做这个处理:“很多人都说是蒋介石,但这个也没有证据。当时大陆局势已经非常紧张了,杀害是事实,但这种政治上的事件,我们都知道,很多未必是最高当局下的令。”


大陆目前也没有发现更新的证据,对这两个问题的解释基本上还和过去差不太多。对杨奎松而言,这也是个谜题,“沈醉的回忆录实际也提到了,没有上级的手谕,他提到这件事情可能和毛人凤这些人有关,但具体由谁下令,他也不清楚。”

2、西安事变不可能是杨虎城主导


作为杨虎城的孙子,杨瀚近些年着力研究杨虎城的历史。他认为,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中起了主要作用。作为一个例证,上世纪90年代张学良在回答张之丙姐妹的访谈时说:“西安事变就是杨虎城,当然我们两个人,那是杨虎城不平啊。”又说:“那西安事变……那可以说他是主角哇,不过名义是我,我是主角了。当然由我负责任。”


“这个说法很难相信的。因为无论是从中共保存的双方接触交涉的档案资料看,还是从张学良自己五十年代写的回忆录看,这一点都很清楚。肯定是张学良一直在主导这件事。”杨奎松说,杨虎城与中共的交涉一直十分谨慎,与中共结盟的时间也比张晚得多,张学良1936年4月底就有与蒋撕破脸的想法了,中共的西北大联合计划就是建立在与张学良的合作之上的,最初的所有计划都没有提到杨虎城和十七路军。当然,就后来的西安事变的具体方法而言,确是杨虎城出了一个主意,主张利用蒋来西安视察,把蒋捉起来,这也有档案可以作证明。


杨奎松进一步表示,张学良当时觉得,已经无法劝蒋停止剿共了,但杨虎城说还是有可能的:你如果是真心干的话,就是趁蒋介石来的时候把他捉起来。不过,在这之前,张学良跟中共在四月份下旬就已经谈的很清楚了。他要反蒋,无非就是时间问题。他想等半年。半年之内他准备一些工作,等苏联的态度。红军当时在陕北有一万多人,东北军有十几万,这才是后来会发生西安事变的最主要的前提。


至于张之丙给张学良做的口述,杨奎松认为,很多问题提的都不到位,因此对了解西安事变的史实帮助不大。


台湾一些学者认为,在西安事变中,杨虎城比张学良强硬得多。但在杨奎松看来,实际上两个人的态度差不多,只是在12月25号最后放蒋的时候,要不要蒋写一个书面的承诺,双方才有分歧。包括放蒋,杨虎城也是同意的。而且要蒋的书面承诺也是中共中央先提出来的。中共中央提出来以后,杨虎城就觉得中共中央提的是对的,既然中共都这么坚持,就应该坚持。


国民党方面也很在意杨虎城在西安事变前与中共的关系问题。现在流传的说法是,杨虎城最初想要入共产党,但中共没有同意,1928年同意他入党时,他已经离开日本了。但杨瀚说,实际情况是,他从日本回国后,收到准许他入党的函件了,但他那时向右转了,拒绝加入。


杨奎松认为,杨瀚的这个说法完全有可能,因为实际上杨虎城后来对共产党并不信任。包括西安事变之前,中共跟张学良建立关系很容易,张自己很主动,但杨虎城在这些方面始终跟中共中央保持距离。


至于有些史书中所谓的杨虎城的部下(包括他的夫人)有很多都是共产党员的说法,杨奎松认为不准确。“他的部队里面有很多共产党员,但是那些共产党员,按照后来中共的正式说法,大都是脱党分子。他们不是有组织的党员,不是渗透进去的。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派进去的党员。杨虎城的夫人也不是。”杨奎松说,正因为杨虎城知道这一点,所以他愿意用他们,并认为这些人很能干。


专访历史学者杨奎松:


发动西安事变不是单纯的抗日问题


西安事变不是单纯逼蒋抗日


刘若南


发生在七十三年前的“西安事变”,在中国近代史中具有重要意义。它虽然促成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但这种合作并不长久。抗日战争胜利后,内战爆发,历史的主流开始从国民党手中滑向共产党。“西安事变”促成了这次转折,至今,它仍是国民党心中无法抹平的伤痛。


随着国共两党自2005年始出现和解迹象,中共对西安事变的纪念也出现微妙变化。随着相关档案的陆续公开,中国大陆学界对“西安事变”的研究也有了很多新的进展。我们需要超越被意识形态与党派利益遮蔽的新视角。在西安事变73周年即将到来之际,笔者采访了杨奎松教授。他十四年前著的《西安事变新探》被国内外学界认为是该领域的扛鼎之作。


1、张学良想联合苏联


记者:苏联在西安事变中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发动之前苏联介入了吗?


杨奎松:没有。苏联对张学良不信任,因为1927年在北京抄苏联大使馆,杀李大钊,是张学良的父亲干的。1929年在东北抄苏联领事馆,收中东铁路,是张学良干的。而且,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苏联重视的是谁能够领导中国抗日,这只能是蒋介石,靠张学良的部队是绝对不行的。因此他们坚持共产党要跟蒋介石去谈判。


记者:张学良想加入共产党未获批准,主要也是苏联的一个决定。


杨奎松:那当然了。


记者:张学良为什么发起西安事变?除了不想内战,想抗日外,有没有其他原因?


杨奎松:主要是跟中共中央的关系问题。因为他发动事变前的1936年11月,中共接取苏联援助的武器装备的宁夏战役刚刚失利,损失很大,处在非常危险的状态。当时红军三个方面已会合在甘肃北部,但国民党中央军也围追堵截过来,把红军逼到很小的一块地方,已无法继续在生存了,中共中央只好决定重新再来一次长征,突破包围圈后想办法进山西、河南再、陕西,经过一年左右再转回来。张学良跟中共中央已经密谋合作了很长时间,想要通过中共联合苏联。如果中共走了,张学良的这个计划也就彻底泡汤了。


记者:张学良要联合苏联的目的是什么呢?


杨奎松:当然是要抗日,东北军拖家带口,离乡背井,跑到西北来能呆多久,整个东北人都想回东北啊。但靠蒋介石能打回东北吗?这一点张学良非常明白,蒋介石自己也讲得很明白,东北问题不是靠中国自己能解决的。张学良当时要想能回东北,唯一可以指望的,只有苏联。因此,发动西安事变不是张学良单纯地想要逼蒋抗日的问题,最直接刺激他的原因是红军要走,他必须要把中共中央和红军留下来。因为张学良抗日必须要联苏,而联苏他除了找中共,别无他途。如果红军自己跑掉了,回不来,或者蒋介石把共产党消灭了,他也就没有联苏的希望了。另外,张学良这些人真的会天真到以为只要把蒋扣起来,用枪指着蒋介石的脑袋,蒋介天就会答应他的条件吗?不可能吧。张学良扣蒋实际上就已经做好了和蒋彻底翻脸的准备了。他事变当天在给中共中央的第一封电报里第一句话讲的就是:“蒋介石反革命面目已毕现”。以后他在给毛泽东去电要求知道苏联政府的态度时,问的也是苏联对他的“一二一二革命”有何意见。由此可知,张学良发动事变时其实就表明了准备站到中共和苏联一边,参加“革命”了。这已经超出打回东北老家去的目标了。


2、中共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没争议


记者:张、杨发动西安事变之前,确实没有通知中共吗?说中共中央没有参与策划,这方面资料充分么?


杨奎松:当然没参与,资料很充分。从当年留下来的电报资料看,张学良事先是试图通知中共的,但是他不敢通过电报通知中共,他曾经在事变前几天打电报给中共中央,急召中共中央负责和他联络的代表叶剑英马上过西安来。中共中央光看到12月7号张让叶剑英赶快过去,说是有重要事情相商,但并不知道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所以就没有让叶剑英马上走,而是让他等了几天,等因病准备去苏联的王稼祥一起动身。结果,12号就事变发动了,叶剑英动身时已经晚了。


记者:西安事变发生后,在是否和平解决上,中共中央内部最初是有争议的,是不是?


杨奎松:我一直讲,这个说法不太准确。和平解决是中共从一开始就主张的,它并不希望因为西安事变造成全国内战。在这一点上中共中央内部没有什么争议。有争议的是,用什么方法来实现和平解决?因为中共中央领导人当时多数都想乘机把蒋除掉,张闻天等少数人对此有保留。


记者:问题是,把蒋除掉后,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么?


杨奎松:对,这恰恰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当初中共中央领导人都认为,蒋介石是不可能同意和红军达成妥协的。既然把蒋捉起来,当然就要把他除掉,至少也要搞个公审什么的,把蒋从南京政府中排除掉。当时有人就认为,这样南京军队就会群龙无首,全国反蒋派一响应,事情就和平解决了。实际上无论是中共中央,还是张学良、杨虎城,他们当时对蒋介石在国内民众心目中的威信和蒋作为中国中央政府最高权力形象的作用的估计,都大大脱离了实际。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西安事变会引起全国各界那样强烈的反感。


3、中共承认公开蒋介石六项承诺很幼稚


记者:后来决定放蒋,那个时候有没有担心蒋可能不会遵守诺言?


杨奎松:当然有担心。这就是为什么在12月25号决定放蒋的时候,中共中央专门有一个电报,要求无论如何要蒋留个字据。


记者:张学良确实是没有通过中共,就在蒋没立字据的情况下,把蒋放走了?


杨奎松:当然。蒋就这样走了,中共和杨虎城等其实都比较紧张,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接二连三地出来公布所谓蒋的六项承诺,毛选里专门有一篇文章就讲蒋介石承诺这个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不策略的做法。因为蒋是非常要面子的一个人,何况他又是全国的最高领袖,无论他的性格还是他当时的地位和身份,他都不会公开签字承认自己在被扣押期间承诺了什么样的条件。何况蒋介石根本就没有和中共及张、杨进行过什么谈判,都是两宋出的面,他也无须承认自己在枪口下答应了什么,即使答应了,如此胁迫情况下的承诺也可以推翻的。所以苏联在这个问题上很恼火,得知中共公布所谓蒋承诺后,马上来电斥责中共中央的作法很愚蠢。中共中央后来在1937年2月开会的时候,也承认自己当时这样做在政治上非常幼稚。


记者:但是,抛出来之后,蒋也遵守了承诺。


杨奎松:以蒋介石的性格,以及当时他身边人的影响看,蒋本来也是会按照承诺的办法去做的。你可以说蒋很笨,但这恰恰就是蒋介石处事为人有时候所表现出来的一个特点,或者叫弱点。当然,蒋并不是所有条件都严格遵守了。像改组政府就没做。有些东西他当时那种情况下其实也是做不成的,他也不能做。而且你把这个条件一公布,他就更受牵制了,有的事情即使能做反而也不能做了。这个道理很简单。


4、撤出东北并非没放一枪


记者:前一段流传一种说法,好象是从李敖开始,认为张学良放弃东北不抵抗,是蒋介石下的令。但现在史学界已经把这个案子给翻过来了。


杨奎松:张学良自己就否定了。指挥当然是他自己指挥的。蒋介石当时没有什么专门的密令。


但是问题不在这。问题在于,当时的情况下,无论张学良还是蒋介石,在这个事件之前,都讲过类似的话:不能够抵抗,不能够挑动跟日本之间的冲突。因为你挑动的话,关东军马上就能够占领东北。他们对冲突的结果都很清楚,所以内心都知道即使日本挑衅也一定不能够打,要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张和蒋在这点上是共同的,各种各样的文件电报在这之前就有。


记者:这是不是不意味着,当日军真的对东北进行占领时,也不抵抗?


杨奎松:这就要具体分析了。张学良后来讲过,他当时的问题是没有想到日本军会借着一个沈阳的局部冲突乘机大规模的占领整个东北,他开始认为是个局部的事件。东北这样的局部性事件多了。包括前面发生的好几起事件,像过去万宝山、中村事件等,都是局部性的。


记者:但是等到东北军撤出东北,是不是基本上也没有放一枪?


杨奎松:也不能那么说。后来马占山部在黑龙江不就抵抗过吗?但第一,东北军的作战能力肯定不行,第二因为张学良也害怕硬拼会把整个东北军全部牺牲掉。张学良毕竟还是一介军阀,在当时中国的情形就是这样的,如果你没有部队你就一钱不值了,如果还有较多的本钱,万一日本在当时国联的干预下撤回到南满铁路附近去呢,他不就又可以想回东北去了吗?第三,因为他早就归顺了中央,东北丢了也不是他东北人自己的事,是整个中国的事,因此他也一直寄希望想让中央帮助他,中央当时也一直在向国联控告,国联也一直在压日本撤军。这也是他不愿意东北军自己去打的一个原因。


5、西安事变前,蒋介石抗日是肯定的


记者;那么在西安事变之前蒋介石对日的思路是什么?可以说他不抵抗吗?


杨奎松:也不是,蒋介石其实一直在暗中准备抵抗。这是肯定的,他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问题是无论是九一八事变之前,还是之后,中国其实都没有能够真正统一起来,南京中央政府一直在和各种分裂、分立势力打内战。九一八前后光是分裂的中央政府和分立的国家就有好几个。1930年是与北京的国民政府对抗,1931年是与广东的国民政府对抗,1931年还有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宣告成立,1934年又有一个中华共和国在福建宣告成立。蒋介石当年可以说是分身乏术,今天打这个,明天打那个,因此他的准备工作很困难。另外,当时中日两国各方面条件相差很远,经济和实力都无法和日本对抗,蒋在1932年指挥过上海抗战,1933年指挥过长城抗战,知道仅仅是军事上两军的对抗,中方都只能取守势,而且无法守得住。这也是为何他一直希望通过外交的方式,包括想要采取联合苏联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原因所在。


记者:蒋介石当时的思路是,先把共产党解决了,再抗日?


杨奎松:蒋的国策“攘外必先安内”,安内是前提,但安内不只是对共产党,包括对国内各种地方割据势力。像今天大家所熟知的西南几省军阀,国民党中央军就是通过追剿中央红军乘机解决的,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能够退守西南,坚持八年,这就是蒋当年谋略的一个成功之处。今天看蒋介石1934-1935年的一些文献,他确实在当时就已经把西南几省当做中国对日作战的战略后方来经营了。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关键是日本进攻不进攻,日本如果进攻,他肯定要打。西南几省拿下来之后,他就已经在1935年和1936年国民党中央全会和五大上发表了很强硬的关于“最后关头”的讲话,对日政策最后的底线就是华北不能丢。日本如果在华北发动进攻,他一定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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