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腐败问题本质与完成反腐任务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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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谁主沉浮 /五陆 郎咸平教授是一位值得尊敬的经济学领域的顶级专家。《谁在拯救中国经济》《谁在谋杀中国经济》两本书中,他的许多见解,比如08年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产业链高效整合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

谁主沉浮

/五陆

郎咸平教授是一位值得尊敬的经济学领域的顶级专家。《谁在拯救中国经济》《谁在谋杀中国经济》两本书中,他的许多见解,比如08年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产业链高效整合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广告餐饮等行业的行业本质、经济萧条则娱乐盛行等等,都已经深入到这些观点所代表的事件内里,直言本象,振聋发聩,引人深思。然而,术业有专攻,郎教授非经济学方面的一些观点,比之他经济学方面的观点却是略有不及。如果他知道有我这样一个一面唱赞他一面找他碴的拥趸,相信他也会很高兴。尽信书不如无书。


腐败与反腐的问题由来已久,《谁在谋杀中国经济》一书中,郎教授有一个观点颇为推崇建立一套严格的事务处理流程工序制度,并且举了香港和新加波采用此制度的成功案例。书中原文部分内容如下:


“我认为用一套严谨的工序将权力流程化,即可以防治贪腐。


我再举个例子,你看按照国际标准评比,新加坡和中国香港是最清廉最高效的政府。为什么它们能做到?只有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呢?它们建立起了一套流程工序,把领导的选择权部分散掉。


土地在香港招标时最公开的,香港土地怎么批复?第一个人只收照片,你照片交了没有,交了,OK.第二个人就要看你营业执照有没有,有的话合不合规定,合规定的话,OK,盖个章。之后再叫第三个人,第三个人再查一个证明,OK。到最后一个人,记录什么?公开竞价。领导就不需要批了,这样官员就没有选择的机会,因此他不可能贪污。


分工明确,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领导的选择权工序流程化,分几个关口。这个过程必须有正义的过程和严格的法制规定。”


郎(一)


在讨论郎教授这个观点之前,我们先来看一段从一本野书上择录下来的话。《北唐》首发于起点文学,是一本不折不扣的网络小说,这样的书对正统学术派人士而言,称之为野再合适不过。作者蚕室废人在《北唐》第三卷“一代天骄”第二十五章“君权神圣(8)”中有一番见解,原文部分内容如下: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中央集权的效率无疑远远高于封建诸侯,然则这个效率在达到了一个限度之后只会发生衰变,这个限度就是信息地传递距离。


历代王朝的兴衰,其实就是一部中央与地方的斗争史。


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和乱世之所以会交替出现并乐此不疲地循环往复,根源就在于此。


中央集权的要义是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一旦有下级不肯服从上级,有地方不肯服从中央,就会被视为叛逆受到征讨。这也就导致了稍具规模的地方势力集团在形成之初就立刻将中央政权列为生死大敌,而不是将中央政权视为潜在靠山。


在理论上,中央政权希望中央地威权永远不要受到挑战,永远不要有地方藩镇出现。


但是实际上,这是做不到的。


除非信息的传递速度有一个质的飞跃。


君王在宫墙之内随便一句话,就能在万里之外的边疆地区成为最高指示,这起码是无线电通讯普及之后才能真正出现的景象。


一直到李文革同学所处的那个时代,人类的信息传递实际上仍然被限制在一个层次以内。


试想一批地球人乘坐接近光速的飞船离开地球去寻找新地家园。若干年后他们找到了他们在该星球上繁衍生息发展文明,人们或许会想当然将这颗星球视为地球的殖民地。实际上绝非如此。


两个相互之间只能用光进行信息传递的星球之间要实现政治联系,实在是太难了。


中央政府地一道命令发到新的星球需要一百年,这一百年间沧海桑田,这道命令发到时基本上可以被直接送进博物馆了。


一个政府的威权范围,与其时代的信息传递速度直接相关联。


这个规律,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政治规律之一。”


蚕(二)


蚕(二)中,“政府威权范围与其时代信息传递速度直接关联”的本质,其实是政权辖地的范围大小,简而言之就是,距离。


毫不夸张的说,世上很多事情在“距离”的天堑前都将变得更为复杂,很多事情,包括反腐。于是我们可以发现,蚕(二)中的观点所揭示出的事件本质——距离的产生使很多问题复杂化,间接的否定了郎(一)以建立一套严格的事务处理流程工序制度来杜绝腐败问题的观点,或者准确地说,是否定了将建立一套事务处理流程工序标准作为在中国大陆推行以期杜绝腐败的完美制度。


香港和新加坡,一个是地区城市一个是城邦国家,辖地偏小,不存在某一制度因“距离”的产生而受妨碍的问题。中国大陆则不同,960万平方公里,“距离”的存在不可谓不明显。那么,为什么有距离就会妨碍一个本来很好的制度的真正推行?


假如中国大陆已经推行郎(一)中所说的事务处理流程工序制度,在远离北京上海广州等开放度较高的地区中心城市的其他地县级城市,当地豪强是可以用一些土办法在不直接抵触流程工序制度的情况下实际破坏该制度的。相反,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开放度较高的地区中心城市,土办法反而行不通,为什么?简单地说,是因为处于这些地区中心城市治下的多领域组织、多组织势力、多势力集团这“三多”,形成了自我制衡的局面。因此,在这个平衡局面下多出一套有利于该地区发展且基本公平的新制度,对于“三多”成员来说,也无非是将原有的行事准则重新架构在这个制度之下又自发形成制衡局面而已。另外,再会做人也难免树敌,这也是“三多”成员在制衡局面中行事比较绅士和克制尽量不用土办法的原因。这时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距离妨碍制度推行”这句话,就能明白它的本质了。距离使得在一个较为广泛的地域内,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优势地区和弱势地区的分别。优势地区经过发展便成规模,会拥有一批数量可观能量庞大的势力形成制衡局面。弱势地区的豪强土霸可能能量并不大,却因为独占龟头,独占鳌头,而有胆气用土办法继续饱肚子,且因周围没有人旁观也无需担心吃相难看被揭露的问题。距离产生了优势地区和弱势地区的分别,优势地区和弱势地区的存在又使得一个制度在整个治地推行时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执行偏差,因此就不能将这个制度视为解决某一具体问题的完美方法,于是便弱化了该制度对于以期通过它解决某一具体问题的意义。这就是“距离妨碍制度推行”的本质。


那么,是不是解决了因距离而产生的优势弱势地区问题然后再采用流程工序制度就能完成推行该制度的使命达到杜绝腐败的目的呢?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未必。因为,这个流程工序本来的目的,是想要用一套严格的制度限制官员权力的自由意志,虽然推行后确实是可以较好的达到限制官员权力自由意志的目的,可问题是,官员权力的自由意志只是导致官员腐败的原因之一,而并非产生腐败问题的本质。无数事实证明,只有当我们理解了事情的本质后,才能顺藤摸瓜找到最根本的解决办法。


光说不练假把式。腐败问题产生的本质是什么?根据其本质完成反腐任务的方法又是什么?说出来你都不会相信,困扰了我们这么久的世界世纪问题,答案简单到让人吐血三升。


根据中国的国情,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可以用下面简单的结构图来表示:


人大←───────────────────────────┐


↓ │


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地市级政府──→地方级局所──→民众


沉(三)


基本上,沉(三)的图示就概括地说明了由中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完成的社会过程。民众推选出的人民代表组成的人大是名义上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人大以维护民众利益为宗旨通过中央政府制定的法案,经过省、市各级政府推行,具体的实施则由与该法案相关的地方级局所机构去完成,或者中央政府下各部委自行决策的一些指示条文,它们的实施也是由该部委辖下各地方级局所机构去完成。我想,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地方级局所”这个机构所包含的意义,一些最不容忽视却被完全忽视了的意义。


如果现在你有权利选择一个官员作为你所在城市的市长,你会以什么标准作为选择的参考值?品德?政绩?如果候选人的品德高尚但政绩糟糕,你会选他当市长吗?或许会。如果他的品德不太称道但政绩突出,你会选他当市长吗?或许会。如果他的政治成绩好坏参差,比如在当地自然灾害后抗灾组织得力,但是当地治安存在隐患经济建设不理想,你会选他当市长吗?或许会。那么,如果现在你有权利选择一个官员作为你所在城市的税务局长,你又会以什么标准作为选择的参考值?公安局长呢?教育局长呢?如果候选人作风清廉但个性散漫颇不严谨,你会选他当税务局长吗?不会。如果候选人行事严谨但胆小怕事,你会选他当公安局长吗?不会。如果候选人政治刚毅但脾气暴躁,你会选他当教育局长吗?不会。其实,这个现象所透示出的本质是,市长这个职位代表的是一个宽泛了的职责,而税务公安教育局长这些职位代表的则是细化了的职责。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职责的清晰度。很明显,税务公安教育等地方级局所负责人即“局长”,他的职责清晰度是高于“市长”这样一地最高行政长官的。


局所级机构的社会职责是固化的。因此,其机构负责人“局长”的基本行事准则就是守成二字。说白了,只要你不犯错,你就能一直胜任这个工作。于是,因为“守成”二字的实际存在,原本应该是一个精英人士聚集的效率部门,变成了一个浮肿的机构。浮肿来自于许多大人物将自身的关系网铺向局所级机构,对其机构人员从上到下的人事渗透。


同时,局所级机构还是政府体制下的实际一线单位,与商人接触最频繁与民众接触最平常。因此,生活中常见的贪腐民怨多是在这里出现。


职责清晰度高、守成、一线单位,这是局所级机构的三大特征。把这三大特征拿到下面的结构图示浮(四)中,你能在里面发现蕴含其中的巨大能量:


人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地市级政府─→→地方级局所←─→民众


浮(四)


浮(四)比沉(三)可不仅仅只是多了一些线和箭头这么简单。线为弦箭为锋镝,满弦搭箭蓄有的力量,射出去就是惊天动地,在这霸道又不失准头的一箭之威下,困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两大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沉(三)中,省级政府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地市级政府由省级政府直接任命,地方级局所由地市级政府或上级部委直接任命,民众只有一个泛民意的人大是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民众没有选择政府官员的权力,处于沉(三)结构的绝对弱势。而这,便是国外许多国家对中国抨击极烈的“人权”问题。人权问题的根本是人民选举官员的权力。那么,在中国,由民众选举官员之所以不能成行的原因又是什么?这个原因,其实在中国的四项基本原则中就能找到。四项基本原则第一条,坚持党的领导。假如民众有了选择官员的权力,那么就能选择其他政党成员进入地市级政府进入省政府甚至是进入中央政府。这,是违背了“坚持党的领导”原则的。这番话不管听在你耳里是什么味道,但事实上我说出来是没有一点讽刺意味的。我个人也并不觉得一党对一国的直接领导是一件多么让人难以接受的事。存在即是合理,有合理的好,有合理的坏。要在中国实现人权而又不违背“坚持党的领导”基本原则,也并非不可能的事情。


从郎(一)到蚕(二),再到沉(三)之前,一直都是在说的腐败与反腐的问题。可是到了现在的浮(四),却已经跑题到了试图解决官场积弊的问题上,而腐败仅仅只是官场积弊的病症之一。跑题跑到这个程度上,我很惭愧。更让我感到惭愧的是,即使是试图解决官场积弊的大命题,要想在革除积弊时完全消灭腐败也是不可能的事,除非把所有当官的都爆炒了。


人权和官场积弊,浮(四)之箭所指处。


出箭之前,先来看一个小故事。


有一个城市,这一年,市民们选出了他们的市长。市长年轻有为,锐志改革城市诸多弊端。可是一段时间过后,市民们发现城市似乎还是老样子。于是他们跑去质问市长。市长苦着脸给他们解释,不是我没有努力改革,只是下面其他的负责人不配合,我也实在是没有办法啊。我推出了一系列于城市有利的法令,可负责具体执行的一些局长,表面唯唯诺诺,实际上根本不搭腔,而我也拿他们没办法。税务局长在上面后台硬得很;公安局长是部队里出来的,他的老战友最高都有做到将军了的,民不与官斗,可秀才官也怕遇上兵啊;教育局长是上一届老市长一力保荐的,老市长对我颇有知遇之恩,我怎么能在他卸任后就拆他的台呢…市民们纷纷同情起市长来,明明是一个有抱负的官员,却也不得不向现实低头。只有一个直肠子的人听了后不以为然,嘟囔开来,既然问题都处在那些局长身上,还不如不选市长选局长呢。


“不选市长选局长”,七个字,字字掷地有声,声声如雷。


不选市长选局长,局所级机构负责人“局长”的上位权力交给了民众,这可以减少他与商人接触产生的龌龊增强他与民众接触的热心,这也意味着大人物们不能再将局所级机构视为后花园,浮肿之症不药而愈。地方级局所三大特征的两个“守成”“一线单位”产生的弊端,便因“不选市长选局长”得以慢慢革除。


印象中,每次“改革”所引起的社会变动都极大。对“改革”,一部分人欢欣鼓舞,一部分人惶惶不安。惶惶不安的这些人,往往是未改革前的既得利益者,是“改革”的拦路虎。“不选市长选局长”很大程度上可以消除许多官场上的积弊,同时你也能发现,它的实现,并不会伤及到处于积弊之官场中真正据有地位的大佬的根本利益。反而因为积弊的消除,还给社会和国家一个更强健的体魄,寄居体内靠汲取营养为生的虫子拥有了一个更长远和舒适的宿所,它们或许有理由反对,但是它们不应该失智的跳出来。因为,相较于能够带给社会和国家的好处,相较于其他“改革方式”从上到下的动荡,“不选市长选局长”简直就是一个极品尤物了。


不可否认,人民民主权力的广泛实现确实是社会良序发展的重要保证,又尤其是将民主权力作用于职责清晰度让人一目了然的地方级局所机构上。“选局长”,即赋予了民众选择官员的权力。“不选市长”,即不违背“坚持党的领导”基本原则。不选市长选局长,则是人权能在中国得以实现的具操作性的一个途径。


一直以来,我们都这样认为并且事实也确实如此:当一个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表现为某一政治倾向时,这个地区就会被视为其政治倾向所在集团的固有势力。这是因为,最高行政长官对一个地区的实际领导权,注意是实际领导权,将使得这个地区的政治理念和形态呈一体化。这个政治形态一体化的团体,领导了该地区的整个社会过程,不论它的政治成绩是好是坏,它拥有的社会资源获得的民意都是完整的是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地方级局所机构则不同,它只是负责一个地区某一事务的具体部门,领导的只是这个地区社会过程的其中一个,不管在机构负责人的作用下它的表现是好是坏,它拥有的社会资源获得的民意,对于其机构负责人政治倾向所在集团而言都是有限的,甚至可持续发展的潜力也是有限的。这是“不选市长选局长”使人权得以在中国实现的本质。


浮(四)中,“地市级政府”对“地方级局所”有一个单向双箭头,“民众”与“地方级局所”间有一个双向箭头。这四个箭头所代表的意思是,地市级政府提名地方级局所候选人名单,由民众选出来,地市级政府保有对地方级局所的领导包括决定其负责人因工作成绩是否升迁等,地方级局所行政于民众。军乃国器,执军之党更需有国家器宇。几千万党员必定不乏仁人志士,需要对他们持有信心。于是你能发现,“地方级局所”成了一个试金的地方。对上面的事要有所交代,这个“事”有大小之分,大事指政治态度政策认识等,小事即人事,要将上面的“人事”打点好;对下即对民众百倍热心。只上不下,过柔则曲;只下不上,过刚易折。上通下达,兼顾自身,这样的同志就是黎叔所说的人才啊。这样的人才势必将因此番锻金过程而在今后的仕途上倍受擢识,向上充实到各级政府。因此,虽然民众并未选市长,却间接的影响了市长甚至更上层官员的任职。“地方级局所”试金地的意义,使之成为众人心中的向往之地,便越激发他们对上通下达技能的掌握,民众也就越愉快上面也就越轻松,谁让大家都好上面也就会让他好,这又给试金之地继续贴金,于是,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的秩序。


把浮(四)说得这么好,“距离的产生将使很多问题复杂化”对它还有效吗?依然有效。不过要知道,谁制约谁本来就是一个比大小的问题。因距离产生的问题,它的个头是一个定值,郎(一)结构简单身子骨薄在它面前败阵很平常,浮(四)上通下达长得结实就不惧“距离”冲击。


现在,我们便可以对浮(四)作一个总结了。解决中国的“人权”之困,但不伤及一党治国的根本原则;解决中国的官场积弊,但不伤及积弊之官场中高层的根本利益,兼有试金之利的意义。试金地,两决两不伤。


反贪局的设置就没有必要了,但要不要机构不撤只变职能,负责起民选过程的监督?民选出的局长,上级政府需不需要保有对他的完全领导,其中的平衡性怎样支配?是所有的局所级机构都实现民选,还是只开放与民生有关的?…“谁主沉浮”干的只是抛砖引玉的活。


……


《论藏》中有一段话我始终深以为然。


“一个协议或者计划,表面上看似乎每个人都能得到好处,各得其所皆大欢喜。其实,协议或计划表面上的平衡性只是开始的号角,真正决定利益分配的都是号角之后各自的手段深浅,手段深利益丰,手段浅利益俭。每个人心中的小九九都是一样的:我一定比别人高明。古老的中国有一句话,一山还有一山高。现在的中国也有一句话,没有最猥琐只有更猥琐。这两句话放在哪里都适用。


那么,就各逞所能吧。”


……


“谁主沉浮”是策,水煮“沉浮”是菜。


菜还是策。




本文内容为我个人原创作品,申请原创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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