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雍正皇帝是如何治理贪污腐败的?

清朝雍正,是历史上争议较多的皇帝。从他的即位到施政,一直是扑朔迷离,连死都是不明不白,史笔很少。据传他冷面冷心、严刑厉治,对下多苛责而少体恤,许多人称他为“冷血皇帝”。而就是这么一个“冷”皇帝,却作了一篇鲜为人知的吏治“真文章”,史称“雍正维新”.




康熙末年,政事懈怠,文恬武嬉,表面上名称盛世、官清民晏、“永不加赋”,实际上中央过度集权,百官无所事事,人浮于事;官员结党营私,关系盘根错节,相互倾轧;各项杂费繁重,官吏横征暴殓,怨声载道;政策漏洞百出,贪污舞弊成风,名目众多;土地兼并严重,百姓流离失所,贫富悬殊,各种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到雍正即位时,国库已被大小官员借空,仅存白银八百万两,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




雍正就是在这样糜烂的环境和复杂的党争中即位的。为了收拾这个“烂摊子”,他内依十三弟允祥,平息青海叛乱,惩戒兄弟篡逆;外凭一干能吏,实行“雍正改元,刷新政治”,建立了封建历史上较为完备的反腐机制。在当时的改革先驱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名相张廷玉和雍正三大“模范”总督,他们出身不同,出发点不同,采用的方法也各自迥异。



——“不能腐败”的防范机制。三朝宰辅张廷玉,机敏练达、多谋善断,出身于勋贵之家,袭爵而为显官。他处中央机枢之位,统筹全局,因时而宜,致力于建立制度完善的防范机制:一是完善制度。他对全国的刑法、钱法、监查制度了如指掌,同时他长期办事,对官场弊端十分熟习,据此他把各项制度一一加以修正总结,建立了较为科学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并“铁牌定制”,广为宣示。二是严格执行制度。他一方面广开言路,主张对官员的公开监督,认为“事无不可对人言”。另一方面秉公执法,对于贪官,即使是亲哥哥张廷璐,他也决不姑息;对于廉官,即使触怒皇帝,他也舍身相护,是历史上有名的贤相。



——“不需腐败”的保障机制。两江总李卫,聪明多智、巧于任事,出身于乞丐奴仆,得雍正宠爱而授官。他总督江南富甲天下,因地而宜,致力于建立“不需腐败”的保障机制。一是高薪养廉。清代官员俸禄偏低,造成了官场公开腐败的奇怪现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李卫提出“高薪养廉”。江南是全国最富裕的地区,他对来往商贾、各种娱乐场所课以重税,用来补贴官员俸禄的不足。二是加大“腐败成本”。对拿了“养廉银”还照贪的官吏,不管数目大小,他拿住了就抄家杀头,软硬齐施,使江南官场贪风大减。



——“不敢腐败”的惩治机制。河南总督田文镜,忠君勤政,公心耿耿,出身于捐官杂途,为求有所作为而出钱买官。他总督河南,官风混乱,因事而宜,致力于建立严刑峻法的惩治机制。一是加强督导,他充分运用手中的权力,对全省的军政、民政、财政、学政各个方面严加监督,官吏稍有差错,他就“拜折参劾”。二是严厉惩处。对于贪官,他历来是酷刑峻法,“小过而施大刑”。他主张官民平等,越是仕绅犯法,越是严加苛责,不留情面,因此全省官员“畏之如虎”。虽然过于偏激,但对当时河南官场“畏刑不畏法”的混乱风气而用,收到了较好的实效。



——“不愿腐败”的自律机制。除了三大“模范总督”之外,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总督李绂,他清正廉洁、学理精深,出身于状元及第,科举而为官。他总督湖广,文风颇盛,因人而宜,致力于建立以人为本的自律机制。一方面他以身作则。清廉自持,耿介而不妄取,从不收受俸禄以外的任何钱物;另一方面他强调思想教育。多次要求官员组织学习以“清圣祖训”为代表的封建道德观念,希望官员通过自身道德修养的提高来杜绝腐败行为的发生。对于贪官,他重文戒而轻刑罚,认为“去其颜面而甚过刀斧”,这确实促使了一些好名的仕大夫官员慎于律己、防欲力善,但由于惩戒措施弱化,仍屡有心存侥幸的贪官敢于试法,效果并不显著。



“雍正维新”就是以这四种机制为基础,建立起一整套反腐败、肃吏治的规章制度,其主要措施包括:



“圣祖训示”清圣祖康熙执政清明,留下了许多为官善民的训导格言,可说是封建时代思想道德的至善名言。雍正将之归纳整理成“圣训”十三条,在全国各地修建学宫,诏令全国大小官员、读书仕子学习诵读,对官员也以此为标准进行考功核绩,可说是封建时代最全面普遍深入的廉政教育。



“铁牌定制”雍正对法制建设看得很重,为了完善法制,他指派宰相张廷玉将六部九司的职责制度归纳总结,然后修订整理成文,铸在铁牌上,树给百官观看。为了维护制度的严肃性,他杖杀擅问外官职守的宠优葛世昌,为制度的执行起到了良好的助力。



“火耗归公”“摊丁入亩”“官绅一体当差纳粮”清代贪污贿赂名目繁多,诸如冰炭敬、门包、印结费等等,但绝大部分最终都来源于百姓所交的钱粮税费中的火耗部分。当时,火耗弊端很大,大小官员的职务消费、个人补贴都从里面开支,有的官员还从中贪污舞弊,致使有时一两正税竟要收取二两火耗。而且税制十分不合理,连没有任何收入来源的乞丐也要交纳人头税。另一方面各种赋税差役繁重,而官绅地主却依仗特权,既不缴粮、又不服役,老百姓苦不堪言。为了克服这些弊端,雍正丈量全国土地,改革财税制度,推行“火耗归公”“推行入亩”“官绅一体,当差纳粮”。他率先提出“高薪养廉”的观念,把火耗集中起来,接官职大小、事务轻繁分发“养廉银”,既缓和了阶级矛盾,又平衡了官缺乏之向苦乐不均的现象。



“铁面御史”“六品钦差”和“密折专奏” 雍正十分注意监督机制的到位,他一方面选拔敢于仗义执言的官员担任监察御史。有名的“铁面御史”孙嘉淦就是因指出制钱弊法、敢于顶撞户部尚书而得雍正赏识,从一六品小吏屡次升官至都御史(最高监察长官)。另一方面经常派出官员四处巡视,搜检官员弊政。田文镜就是以六品职衔钦差山西时揭发了“天下第一巡抚”诺敏的欺君舞弊行为而一举成名。同时他推行“密折”制度,鼓励官员检举其他官吏的不法行为。这样通过长期和不定期监督相结合,明暗监督相结合,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监督体系。



“百官行述”和“停轿接状”雍正在位时期,推行了一系列廉政新举措,“百官行述”和“停轿接状”就是其中的两项。“百官行述”相当于现在的廉政档案,起因在于一个名为任伯安的部曹小吏,他利用在吏部任事的机会,抄下了各级官吏的大小过失,然后以此为要挟,呵斥六部大小官员如同皂隶。雍正以此为鉴,建立了各级官吏的廉政档案,以此作为官员任免的参照。“停轿接状”相当于现在的“首问责任制”。雍正下令,所有官员不论官职大小、职位如何,凡有百姓拦轿告状一律停轿受理,并负追察之责。这些在现在看来,都是比较时新有效的廉政措施。



“矫枉过正”雍正对于反腐败有一段精辟的比喻,他认为反腐败好比弄直弯了的扁担,压直一下再松开,照样是弯的,必须向相反的方向用力扳,再慢慢松开,这样就直了。因此,他主张“治乱用重典”,对腐败分子严厉惩处。即位第一天就连抄了21名贪赎官员的家,随后又赐死了他的亲戚兼亲信年羹尧,腰斩了曾经深得他信任的诺敏、张廷璐。张死时,用身下的血连书七个“惨”字,为历史上大小贪官写下了血的教训。



雍正新政施行后,成效显著。在他在位的十三年间,结党之风大止、吏治也较为清明、人民生活安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国库充盈,库存白银达到五千万两,而且如雍正本人所说,“这五千万两,不是来自百姓,而是来自污吏”,为康乾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起到了良好的“续断”作用。


本文内容于 2009-11-25 20:35:49 被国民党上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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