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对腐败的八旗子弟的管教措施

陈继承 收藏 0 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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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八旗子弟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员由暗中贪污、盗窃,到公开明火执杖地抢劫,是八旗子弟不顾个人身家廉耻、国法旗籍,公然堕落的重要表现。



清代八旗子弟一系列腐化堕落行为,给清代社会风气带来严重影响,亦给作为统治民族的满人脸上抹了黑,很不利于大清王朝的统治。但清朝的多数帝王比较明智,除了频繁申谕,加强教育,屡屡开诚赈济,解决广大旗人贫乏之外,对于屡教不改的八旗子弟,尤其是宗室觉罗子弟,令其至东北地区观摩满洲旧俗或移置东北,长期定居,重习满洲淳朴旧风。对于触犯刑律的八旗子弟,毫无怜惜地绳之以法,甚至处以极刑。



风俗人心皆为时代产物,坏的社会风气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不是一个早晨可以改变的。清世宗在位治理到第九、十个年头时,八旗子弟、社会风习皆有好转,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八旗子弟奢侈、犯法的行为。嘉庆初年,在酌定宗室教养章程时,有“盛京地方,近来风俗亦渐繁华”,恐宗室迁居盛京“未必无所渐染”之说,可见清廷对这个问题的担心了。清仁宗打算把在京犯法,大抵“无出息”的宗室人员“始行分拨”,迁往关外。美其名为“观摩善俗”。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仁宗申谕将“不安本分之闲散宗室酌量排出送往盛京”,使其“观摩善俗或能奋勉自新”,并令和宁、富俊等盛京官员,善为之计,有闲旷地亩,酌量拨给“俾裕生计、更为有益”。第二年,仁宗为使宗室高兴地移往盛京,又重申移往盛京的好处。他说八旗子弟面前有两个问题,一是人口繁多,物价昂贵,京师难容,二是国家经费有限,无力专供宗室享用。办法是只有移住宗室于盛京,即“莫若移居故土,习我旧俗,返朴还淳,去奢从俭,诚良法也”。这个良法的好处是一举两得,既可以减轻京师的压力,亦可以“习我旧俗”,改变宗室子弟的奢侈风习,得“去奢从俭”的效果。实际上,是一举三得,就是将宗室中“没出息”而又“不安本分”的分子,撵出京师,减轻京师治安压力。不过仁宗没有那么说,改称移驻宗室70户,“皆诸王遴选安分朴实,深可造就之人也”,说些安抚人心的话。当然,不管怎么说,这一作法确实对加强宗室教育,改变奢侈风气,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清朝各帝谕令移驻宗室于盛京等地,以期观摩旧俗,目的是以教育手段,对旗人及其子弟进行挽救,已经是不得巳而为之。然而,某一种坏的社会风气,都有它的社会基础,有相当数量的人作为支持者。清代旗人及其子弟的腐化堕落,是由一般旗人及其子弟到八旗上层宗室王公子弟中,部分人作为社会基础的。这样一个广泛的阶层,单纯用教育办法难以奏效,又何况腐化堕落阶层一旦形成,很难改变,它是建立良好社会秩序的大敌,是社会的腐蚀剂或蛀虫,任何包庇或养奸,只能助长其气焰。清朝统治阶级从维护长期统治出发,从顾惜统治民族颜面出发和顾全其良好的民族自强精神出发,一句话,他们尽管是少数民族的封建统治者,心中却有个大局在胸,敢于正视现实,不敢苟且。对于违犯国宪、条规的八旗子弟,各级官兵,乃至宗室王公,皆想严加管理,甚至加倍处罚、板责、取消旗籍、革职、发遣、囚禁,直到杀头,以平民心,而正风俗。


清代旗人占有特殊重要地位,受到朝廷多方面的关照,但清政府对其管教十分严格,犯法者绝不轻放,对于腐化堕落现象,亦律之以刑,《大清律例》明文规定“旗员赴戏园看戏者,照违制律杖一百,失察之该管上司交部议处”。就是说,清代旗人有一定的特权,但这种特殊权力,亦有限度,不能超过刑律,更不能以情代法。比如,宗室人员,“原不应律予板责”,可是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宗室硕海,曾作案处以“拟绞缓决”,经教育不知悔改,又“捆拴官兵”,刑部以“凶恶棍徒加拒捕罪”,发往黑龙江管柬。年满释放后,又因“代人讨保”,至承德县署“击鼓闹堂,犀骂职官”,被县官执法“饬役板责”。承德县官破例板责宗室,本不合清律,但宣宗不但认为他是“辱由自取”,还再将其本人及家口,发往,黑龙江管教。承德知县没有受任何处罚。


取消旗籍,是对旗人的一个较重的处分,它意味着不再享有旗人待遇,不再是统治民族一员。削去旗籍之原因有种种,一般是作了不体面的事,“有玷旗籍”。比如,八旗子弟奢侈,唱戏,对满洲人来说,当时被认为很不体面,哪怕是为生活所迫,亦不允许。因此,清廷规定“凡旗人因贫糊口,登台卖艺,有玷旗籍者,连子孙一并销除旗籍”。


清朝政府对腐化堕落的官员,及时察处,立刻处理,哪怕是宗室、将军、亲王、公馅之爵,亦绝不让他们留任,扰害百姓,挥霍国家资财。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宗室仪续、仪平兄弟“在外宿娼”,仁宗即刻谕令“革去顶带”。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宗室拉尔森身着小褂,至西城副指挥衙门,“推翻公案,卧地喊骂”。宣宗谕称,拉尔森的行为是“自甘下贱,有玷宗潢”,命令“革去黄带子,作为红带子”。乾隆末年,杭州将军富春,由于“每日听戏”,自求逸乐,坡“革退将军”职务,并“所有职衔,尽行革去”。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庄亲王奕卖、辅国公溥喜“赴尼僧庙内吸鸦片”,以其行为“藐法无耻”,宣宗谕令将“奕卖革去王爵,溥喜革去公爵”。镇国公绵顺,由于“带同妓女,赴庙唱曲”,亦被“革去公爵”。清帝之所以对如上腐化堕落的八旗子弟各官,毫不犹豫地革职不用,是其为官不能为民表率,反而导民从奢,污染社会风气,更失满洲体面,有损国计民生。


清代对于腐化堕落的官员,被革职后,恐其在原地仍扰害地方,常常革职后,向边区艰苦地方发遣。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有宗室福山,讹诈钱文、奸淫妇女、开宝聚赌。宣宗以其“无故扰害”良民,革去四品宗室顶带,发遣吉林将军之下,严加管束。


中国历朝皆法有专条,犯法负刑。清前期自太祖太宗以来,有诸多王公,宗室子弟犯法被囚禁,或杀头,但所犯案件多是政治案例,因为生活奢侈腐化负刑的以清中叶以后为多。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有近支宗室绵传,私自出京,“挟妓饮酒”,被县役殴打。仁宗以其所行“卑鄙无耻”,传令将绵传于圆明园奏事门外责处40板,传集近支宗室王公等“看视”,以示“警畏”。绵传负刑后,发往盛京,“圈禁六年”.不准回京。对于不成气候的八旗子弟动用刑狱,在有清一代有诸多案例。嘉庆十三年,宗室敏学“逞凶不法”,大失宗室颜面。仁宗命令“严行惩办”,在宫门之前“重责40板”,集御前大臣、军机大臣“看示”,并发往热河“永远圈禁”。


从清代对八旗子弟案件处理上看,大体有四个问题,使清帝不能包庇宗亲。一是八旗宗室子弟屡屡触犯刑律,八旗庶子效之,杀一儆百,以为未犯法者之戒。二是宗亲犯法,大失满洲颜面,如不绳之以法,何以悦服民心。三是清代皇帝与历朝一样,最怕丧失天下。他们想把江山传至千秋万代,就不能不对那些不肖子孙有所约束。这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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