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清祥与李光耀认识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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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954年5月13日,新加坡华文中学一批学生前往当时的皇家山脚下举行和 平集会,要求总督接受中正中学和华侨中学数百名同学提出的免除国民服役的请愿书。 面对这些手无寸铁以和平方式表达意愿的年轻学生,英国殖民当局竟如临大敌,出动大批全副武装的警察镇暴队,使用武力对付。 此时,在新世界娱乐场附近的惹兰勿刹运动场,正举行全新华文中学生运动会。当上千名各华校男女同学正在这里全神贯注地观赏体育竞赛的时候,传来了在皇家山脚举行和平请愿的同学遭到镇暴队武力镇压的消息,同学们顿时义愤填膺

1954年5月13日,新加坡华文中学一批学生前往当时的皇家山脚下举行和


平集会,要求总督接受中正中学和华侨中学数百名同学提出的免除国民服役的请愿书。




面对这些手无寸铁以和平方式表达意愿的年轻学生,英国殖民当局竟如临大敌,出动大批全副武装的警察镇暴队,使用武力对付。




此时,在新世界娱乐场附近的惹兰勿刹运动场,正举行全新华文中学生运动会。当上千名各华校男女同学正在这里全神贯注地观赏体育竞赛的时候,传来了在皇家山脚举行和平请愿的同学遭到镇暴队武力镇压的消息,同学们顿时义愤填膺,热血沸腾,纷纷以最快的速度冲向皇家山,声援正在那里与镇暴队搏斗的同学。最后,终于演变成一场冲突,导致不少学生被警察殴打和逮捕的流血事件。




这就是半个多世纪前,轰动新马甚至引起远在布拉格的国际学联关注的、新加坡华文中学生争取免役遭到殖民当局残暴镇压、后来称为“五一三事件”的简单经过。




有关这方面的记述,官方的、或一些参与者站在不同立场以不同观点从不同角度撰写的资料已经不少,我在这里就不再赘述。




我想回忆的是,后来当了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先是与我们这些华文中学生打交道,之后又与林清祥认识的经过。




记得“五一三事件”后,一批被捕的同学被殖民地法庭以不服从警方命令、蔑视法律等罪名被判罪名成立,其中八名同学甚至被判监禁三个月的徒刑。殖民地法庭这一无理判决,更进一步激起广大华文中学生的强烈不满,并誓为被无理判决的同学进行上诉,与殖民当局抗争到底。




要上诉,自然要请律师代我们打官司,而且要请一位能为学生讲公道话的律师。在当时新加坡的环境下,愿意为学生出头主持正义的律师,犹如凤毛麟角。其中有位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的正是李光耀




李光耀从伦敦剑桥大学毕业归来就在新加坡一所律师馆当见习律师。获得律师资格后,先是为一些普通案件打官司,从1952年至1953年间,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他有意识地积极地出头露面为新加坡邮电工人、军港工友和政府公务员争取改善待遇和平等权利的罢工斗争,担任辩护律师,或者代表他们与政府周旋谈判,使他的声名大噪。一些工会和团体还聘请他担任法律顾问。




特别要提到的是,他出面邀请英国女皇律师布里特前来新加坡同他一起为马来亚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出版的《华惹》(Fajar)杂志打官司,不但成功迫使殖民地法庭撤消强加于《华惹》的煽动罪的控状,而且成功使八名被捕的马大同学全部获得无罪释放的案件,给许多人,包括我们这些华校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把他看成是一位反殖民族主义者。




正因为如此,为了推翻殖民地法庭在审理“五一三事件”一案中强加给学生的罪名和无理判决,以孙罗文为首的五名学生代表便前往他在欧思礼路的住家,要求他请布里特律师和他一起替同学们上诉。




这场长达4个月的上诉,虽经被李光耀誉为“以支持左翼事业闻名”、“人们公认他是共产党的同路人,牙尖嘴利,无论在殖民地或英国都完全不怕任何法官”的英国女皇律师布里特仗义执言,据理力争,最终还是败诉,于1955年2月15日遭伦敦枢密院驳回、结案。但是,在整个上诉过程中,华校生表现出来的热情、团结、纪律性、组织能力和献身精神,给布里特和李光耀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从此,李光耀对华校生的世界的认识有了一个新的开始。与此同时,用他后来的话说,他认为偷捕这个池塘(指华校)里由共产党人喂养大了的鱼的时候到了,而且“要尽可能钓取”,因为他们(指共产党人)也在我们英校生的池塘里偷捕了伊峇、沙玛、蒂凡那和沙末等人。




有着巨大政治抱负的他认识到,单靠“没有坚定信仰,也没有力量跟华校生一较高低”的英校生和马来人,而没有像华校生那样干劲十足的年轻人为他们的事业服务,要在以华人为主的新加坡社会取得成功,简直是痴心妄想。




而对我们这些年仅十七八岁阅历未深的莘莘学子来说,我们一步步把他当成了值得信赖的法律顾问和好帮手,可以团结的对象。因此,不论是华校生免役代表团的事务,以及随后成立华文中学生联合会的筹备工作,甚至于一些小冲突、申请集会准证等诸如此类的事情和法律上的一切疑难问题,同学们都上他家找他帮忙和请教。他本人也非常热情,来者不拒,言语间丝毫没有表露出不耐烦的情绪,倒是李夫人看了我们之间来往如此频繁,偶有烦言,深怕我们这些学子忙坏了她的先生。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54年下半年的某一天,他主动向前往他家商谈工作的学生代表表示,他想组织一个政党,并说,他已有马来族、印度族和受英文教育的人才,唯独缺少受华文教育而且在华族群众中有影响力的人才,所以他想和华族工会接触,希望我们能介绍一些华族工会领袖跟他认识。




我当时就是这几位学生代表中的一位,亲耳听到他讲的这番话。那时我已是免役代表团和中学联筹委会的成员,与他打过几次交道,到过他家好几次,记忆中还见过他的当年仅两岁多还在咿呀学语的长子——李显龙(现任新加坡总理)。




于是,我回来后立即把他的要求,如实向我的“顶头上司”作了汇报。没过多少天,我的“顶头上司”便要我到乌节路的光艺戏院门口去和一位原来就认识的华中同学林清祥接头(清祥此时已是新加坡巴士工会的领袖)。就这样,我也没预约,便把清祥带到李光耀位于欧思礼路的住家,介绍他俩认识。接着,我又按“顶头上司”的指示,出去带另一个人——曾超卓,到李光耀住家,介绍他们认识。可以这样说,我是在同一天,差不多同一时间,先后带了两个李光耀梦寐以求的华校生给他认识的。




为什么要分开来带他们两个去见李光耀呢?理由很简单,就是按当时保密的要求,可以让清祥知道超卓是我带去的,而不必要让超卓知道清祥也是我带去的。我在介绍他们认识之后,就算完成了任务。此后他们从政,我继续读我的书,搞中学联的工作。大家虽在同一条战线上奋斗,却是“河水不犯井水”。




至于后来清祥如何带方水双(也是清祥同班同学,工会领袖)去见李光耀,他们又如何商讨成立人民行动党的事,我并不知情。只知道1954年11月21日人民行动党成立大会上,曾超卓和方水双获选为人民行动党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而清祥则在1955年立法会的选举中,成为人民行动党参加竞选的五名候选人之一,而且在武吉知马选区的角逐中,成功当选为立法会议员。




从此,年方二十出头的他们,走上了一条从政的道路,一条布满荆棘、饱经沧桑、命途多舛的道路,肩负起反对英国殖民统治、争取新加坡独立的历史重任。有句俗话说得好,自古不以成败论英雄。他们在那场艰巨复杂、残酷无情和可歌可泣的斗争中,虽然成了胜利者的垫脚石和牺牲品,但是,他们为新加坡的独立所做出的贡献,他们表现出来的大公无私的献身精神,新加坡人民是永远不会忘怀的。他们不愧为杰出的独立斗士,不愧为华校生的杰出代表。




当然,在深受英国文化教育熏陶,深得英国政客调教,洞悉英国政治诡谲,深谙各种内情,既老练圆滑而又雄心勃勃的政治人物面前,我们华文中学生未免显得过于纯真、善良和幼稚。跟他们相比,我们只能算是羽量级的“小人物”,他们则是重量级的“大人物”。即便如此,在这场不同档次、实力悬殊、高下立见的较量中,执法者始终站在他们那一边。到头来,我们华校生就像是为了追求光明,前赴后继不断扑火的“飞蛾”。




1956年下半年,林有福政府在英国主子的命令下,在外国势力的一片叫好声中,出动大批军队和警察,对新加坡工会组织、妇女联合会、中学联等发动了突如其来的疯狂镇压行动,强行解散、封闭这些合法组织和团体,野蛮逮捕其领袖和负责人,包括已是人民行动党立法议员的林清祥,人民行动党执委、工会领导人方水双以及蒂凡那、兀哈尔、普都遮里,还有妇女界领袖陈蒙鹤、家长联谊会主席吴采唐及其儿子农民协会副秘书方小浪等,学生方面则有郑敏娜,我也未能幸免。




谁知这一抓,未经审讯,就把我投入欧南路监狱,令我饱尝殖民地铁窗风味达二年之久。幸好在失去人身自由的牢狱生涯中,有众多志同道合的难友相伴,大家互相鼓励,互相支持,誓把牢底坐穿。蒙鹤姐当时也跟我们这些乳臭未干的小妹妹们关在一起。她始终保持乐观精神,她虽然是出身于书香世家,而且受英文教育,但平易近人,毫无大知识分子的架子,跟我们相处融洽,还抽出宝贵时间教我们学习英语和各种有用的知识,让我们得以在逆境中比较轻松地度过那令我终身难忘的难熬岁月。




1958年告别新马的时候终于到了。殖民当局以非本地人为理由,把我、敏娜蛮横地强行驱逐出境。我们先是被押解到吉隆坡的半山芭监狱囚禁,之后又被押解到巴生港乘船去中国。与我们同船的,还有方小浪以及跟我们同一命运来自联邦的难友。就这样,我们这些为新加坡的独立、自由、民主出过绵力的学生,被殖民当局及其傀儡硬生生地剥夺了在新加坡这片我们深爱的热土学习、生活、工作和居住的权利。




岁月无情,这段往事一转眼就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我已是年已古稀的老人,清祥也已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作古,李光耀先生现在也已是鹤发童颜的耄耋老人。




回首这段往事是不轻松的,但看了市面上流传的有关清祥与李光耀从不认识到认识的介绍的诸多版本,包括李先生写的回忆录里有关的描述,我作为当事人之一,清楚知道与事实相去甚远。其中原因,我想,有的人可能是根本就不知情,把道听途说的传闻当成事实,以至以讹传讹;有的人可能是因为年代久远,记不清了,以至张冠李戴,弄错了。有没有人出于某种目的,故意歪曲真相呢?那就不好说了。




今天,我终于把深埋在心中达半个多世纪之久而鲜为人知的真相吐了出来,不为别的,而是想让关心过去和想了解过去的人们,能获得第一手的真实资料。仅此而已。




殖民主义者从十九世纪初起对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实行殖民统治,一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先后让马来亚独立、新加坡自治为止的百多年时间里,对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各族人民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掠夺了马来亚大量的财富和极其丰富的各种资源。因此,马来亚人民反抗殖民主义统治的斗争,在马来亚近现代史上此起彼伏,连绵不断。而在这一斗争中同时涌现出不少的英雄人物。




当然,由于种种原因,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经济的,马来亚三大民族人民的觉悟程度有所不同,诉求有所不同,因此反对的方式有所不同,激烈的程度因而也有所不同。但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要求英国殖民主义者结束其殖民统治。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新加坡,除了有以林清祥为代表的华校生积极投身于反殖爱国运动,在他们之前实际上就有不少优秀的马来族知识分子和英语界人士投身于这一运动,如《马来前锋报》(Utusan Melayu)编辑沙末.依斯迈、阿都拉.苏丁,在伦敦的林丰美、约翰.伊峇、新加坡教师公会主席沙玛以及接受他影响的蒂凡那、普都遮里、兀哈尔,还有余柱业(前新加坡副总理吴庆瑞的同窗)、傅树楷医生、林福寿、陈蒙鹤等受英文教育的高级知识分子。历史的重任本应由他们担负,可惜的是,由于殖民当局的镇压和迫害,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是被驱逐,就是被逮捕,有些甚至被迫出逃,流落异乡。




华校生反殖爱国觉悟之所以比较高,受殖民主义教育政策迫害和歧视,以及职业上的不平等待遇、社会地位的低下,都是直接的原因。但是,我要指出的是,共产党的影响是不容否认的事实,特别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亚非拉反帝反殖争取独立的民族运动风起云涌,加上华文革命书刊的广泛传播,对我们这一代接受华文教育怀着崇高理想和充满激情的年轻人,其影响既深且远,这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我作为一个从印尼前来新加坡求学的花季少女,不愁吃不愁穿,专心读书就是,但是,在时代的感召下,在滚滚向前的历史洪流面前,我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新马人民求解放争自由的轰轰烈烈的反殖爱国运动,难道不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吗(据我所知,像我这样的“外地人”还真不少)!!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世界的前途是美好的。




半个多世纪前,林清祥和李光耀的第一次握手,在新加坡历史上产生的影响,是颇堪回味的。无论给予多高的评价,也不为过,我想。




蔡石君




写于2008-1-7 修改于2008-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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