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刀后面的暗箭

对中国人来说,日本是一个令人感觉复杂的国家。它当年的军事霸道,以及后来的经济强悍,都让人印象深刻。同时,类似的印象深刻又不止于此。日本的拿来精神,也令大家印象深刻。据说日本是第一个翻译《孙子兵法》的国家。而对其中《用间》篇的重视,又使日本自丰臣秀吉德川家康伊始,就培育了“庭番生谍”的传统。所谓庭番,出自“庭番士”,字面意思接近于中国古代的“死士”,系指德川家康豢养的情报人员。实在说,间谍从来不是某一个国家的专属产品,但像日本当年那样,对穿上校服的小学生便灌输“凡是你们认为可以怀疑的一切事情,即使牵涉到你们的父母,你们都应该向警察报告”之类,鼓励为“国家利益”不惜“大义灭亲”的举国体制,的确并不多见。


至于日本对中国的间谍活动,更因地理上的相邻、文化上的相近和资源上的诱惑,而受到格外重视。譬如日本是最早向中国派遣顾问的国家之一。自清末实行新政、编练新军,中国就开始聘请日本顾问。在清政府看来,日本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遭遇和解决问题的办法,比之西方列强更切合中国实际;而中日文化的相近,以及它仿效德国所建立起来的军事制度,也比较适合曾经受过德国人训练的北洋军;并且日本顾问的聘用费用相对较低。这样的考虑,不可谓不细密,然而却也正中日本的下怀。从担任袁世凯、段祺瑞、黎元洪顾问的青木宣纯、坂西平八郎,到为孙中山、孙传芳、张作霖担任顾问的佐佐木到一、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日本人对中国政治、军事均有介入和渗透。


担任过清朝公使书记官的黄遵宪,在他的《日本杂事诗》后记中感叹,日本研究中国之书数量甚丰,中国写日本之书数量与质量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在日本学习、生活多年的戴季陶也说,你们试跑到日本书坊店里,去看日本所做关于中国的书籍有多少。


这种“解剖”“化验”最典型的例证,也许无过于地图的绘制。地图一向被称为军队行动的向导和作战的指南。因此,地图的测绘,一直被各国政府视为“国之神器,不可予人”,而掌握了一个国家的精确地图与关键设施的地理坐标,也就意味着对其国防和经济命脉的了如指掌。明治维新后,日本便积极对中国展开实地测绘,1874年日本陆军便出版了《清国海南省地方图》。之后1894年的甲午战争,大批日本浪人事先到中国东北、华北及朝鲜实地绘制的作战地图,使得日军得以顺利攻占九连城、金州、旅顺口和威海等重要城镇。而侵华战争之前,日本对中国的航拍,几乎覆盖了中国全境,航拍的内容细致到街区,并且标有精细的经纬度和拍摄日期,城门、机场、交通枢纽等战略要点也一一标注。在此基础上,又派遣大量间谍,携带测绘器材,对航拍照片实施校准。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接收了数以万计的日军作战地图,其内容之繁多,绘制之精细,令人不由不发出“中华腹腋,几为倭人洞悉”的慨叹。


这种将工匠意识运用到如此极致的事件,实在是不胜枚举。而《日谍在中国(1895 ̄1945)》正是详细记录了日本如何在上述50年间,运用间谍这支“军刀后面的暗箭”,对中国政治、军事乃至民情的渗透、影响,其中既有日本间谍体制、运作以及间谍铨选、训练和一些常规间谍门类、手段的专业介绍,更对日本在中国特务机关的建立和分布,进行了详细描述。对于“中村事件”、“成都事件”、“南苑谍案”等具体间谍事件,以及间谍人物,尤其是引人关注的女间谍,如川岛芳子等,都辟有专章。而日谍对张作霖、吴佩孚、马占山、于学忠、蒋介石、宋子文等政要谋杀的情节叙述,更可以因应当下大众对谍战秘闻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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