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说我军早期的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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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略说我军早期的军衔


略说我军早期的军衔

1937年7月佩戴中将军衔的周恩来




略说我军早期的军衔




沈克尼




朋友帮我找到一副当年抗日战争前后国民党军中校军衔,我想起六十年代著名电影《停战以后》,主人公八路军代表顾青就佩戴“国军”少将军衔,参加1946年北平(北京)军调部工作,引发我追溯我军历史上两次拟定军衔。


略说我军早期的军衔

国民党军中校军衔




第一次是1939年4月2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致电毛主席和中央书记处,提出“部队日益扩大,正规军各种制度亟待建立,拟照国民革命军编制区分,规定部队中各级干部之等级(三等九级制)。这可以兴奋干部,职责分明,于我军传统亦无损害。”


我军第二次准备实行军衔制度,是党中央1946年2月24日在《关于军队整编的若干问题的指示》中指出:“我军各级干部即须执行将校尉的正规制度”。《指示》还对我军干部哪些评衔请求加委,哪些不评衔加委,都作了规定。




耿飚曾任少将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必须制裁反动派》一文注释中提到的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1946年我驻“北平军事调停处执行部”成员的少将、上校等衔,都是在这次布置实行军衔制度后出现的。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耿飚,当时是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兼野战军参谋长,因参加军调部工作,中央军委特任命他为少将军衔。曾任军委一局,即作战局参谋雷英夫、杨迪二人,也因参加军调部工作授予了军衔。


国民党军方面为军调部工作派出了精通参谋业务的国防部三厅(作战厅)厅长蔡文治少将(后晋升中将)。负责军调部我方工作的叶剑英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认为这是国共两军参谋部和参谋间一次比军事素养、比参谋业务水平的较量。因而抽调得力干部。叶剑英对选中的一局作战参谋杨迪说:“军事干部带你们两人去。为了工作的需要和便于与国民党军官、美国军官打交道,雷英夫佩戴中校军衔,杨迪佩戴少校军衔。雷英夫对外,到执行处参与三方谈判工作,杨迪就在我身边工作,对外称我的机要参谋,负责有关我军与友军的作战情况的收集研究,随时提供给我。”又说“已经告诉八路军办事处行政处给你们各制做了一套国民党的校官尼军服,你们穿着可要精神一些,要比国民党军官着装更精气,不失我军军人的仪表。”还有一段小插曲,一局作战参谋杨迪身着少校军服未扣风纪扣,被周恩来碰了个正着。周恩来批评说:“小同志,你现在身着少校军官服,穿着就要很正规,你怎么不系风纪扣呢?这是军容不整,你马上把风纪扣扣上。以后要注意,你现在穿上正规的军服,就要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这都代表着八路军干部的形象。”



略说我军早期的军衔

左起:聂荣臻、周恩来、叶剑英、柴树藩、贺龙、萧克




翻阅军事科学院军制部编写的《军衔》等文献,大多都说我军军衔始动议于1939年。而我在一张周恩来1938年7月在武汉纪念抗日战争一周年大会的照片上,看到了周恩来佩戴着中将军衔(题图)这也是时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工作需要吧。



略说我军早期的军衔


前排右为军委一局局长伍修权,左为边章五,后排左为一局安东处长,右为一局参谋杨迪




我在杨迪回忆录《抗日战争在总参谋部》中看到,时任军委一局局长的伍修权(后任副总参谋长)佩戴军衔的照片。惜未见到深受毛泽东、周恩来见重的优秀作战参谋雷英夫佩戴中校军衔的照片。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初,雷英夫就敏锐地预见到美军会在朝鲜的蜂腰部仁川登陆,由此,毛泽东告诫过金日成,其后果然。80年代中期,我和一位少年时的朋友到后勤学院找人,敲错了门,开门的是一位上了年纪,雍容高雅的夫人,我看到她背后室内墙上的字画上书“英夫法家正之”。我竟在不经意间叩开了鼎鼎大名、曾任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的雷英夫将军的家门。




略说我军早期的军衔

右三为耿飚少将




耿飚是军事干部出身,长期负责司令部工作,注重指挥理论的学习,闲暇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的军事译作和《袭击战术》手不释卷。1955年我军授衔时,耿飚调任外交部工作,因而未授军衔。“文革”之后,耿飚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但当时军衔制尚未恢复,因而有“无冕将军”的称谓。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从各野战军选调了一些兵团级的高级干部任驻外大使,如姬鹏飞、黄镇、曾涌泉、王幼平等,耿飚也在其中。耿飚出使巴基斯坦,与当时巴基斯坦的总督米尔扎交谈时,这位当过地区司令和国防部长的总督对耿飚简历中1946年曾有少将军衔表示出极大的兴趣。耿飚出使缅甸,与当时的奈温主席会商剿灭李弥残部的谈话中,因耿飚有将军的经历,会谈极为融洽。奈温诚恳地对耿飚说“我们都是将军出身,都曾指挥军队作战,因此对我来说,很容易理解你刚才所作的解释……”由此可见,军衔在曾有军旅生涯的高官中的沟通作用。




军衔是军官终生的荣誉




我在南京陆军指挥学院预备役师团军事指挥班学习时,一天晚饭后在院中散步,见一位老军人骑着自行车过来。老远,他军帽上的金色帽饰带告诉我他是将官,骑到近旁,果然是位少将。我立正向他敬礼,老将军忙不迭的下自行车还礼。望着他匆匆骑车而去的背影,我在抱歉自己“多事”的同时,觉得我的做法,符合《内务条令》,也是军人荣誉观的体现。


近日北京大雪,我去拜望一位八十岁的老将军崔世芳,他在八十年代中期,就因为看到我发表的军事地理,特别是兵要地志方法论的系列文章,亲自召见我,拟破格调我这个非亲非故、素昧平生的地方青年进京入伍,将军甚至征得了总参谋长杨得志上将的同意。后来事搁浅在另外一个大部门而未成。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仍感念老人家。每想到老将军,我都告诫自己“要做个好干部”。这次我去看他老人家,他怕我找不到门,晚上冒着风寒在楼下等我。我惶恐至极,连忙敬礼。老人家虽穿着便衣,但他永远是将军,因为法律规定“军衔是军官终生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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