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上疏请武则天退位的历史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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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主政后,曾设立四个“铜匦”,以鼓励天下臣民直接上疏皇帝。铜匦,是一种铜制的容器,相当于现在的检举箱。武则天此举,主要目的是为告密之人提供方便,为其铲除异己搜集证据。在这种高压气氛下,朝野臣民迫于酷吏的严刑和女皇的淫威,大都如履薄冰,噤若寒蝉。即使在武周后期,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情况下,那些以复兴李唐为己任的大臣们,也没人敢公开上疏要她还政。这种僵局,最终被一个名叫苏安恒的平民打破。


在历史上,以高官级别上疏指责国君过失者,已是凤毛麟角;而以草根身份两次上疏请皇帝退位者,恐怕也只有唐朝的苏安恒了。苏安恒(?—707),冀州武邑(今河北武邑县)人,史书称他“博学,尤明《周礼》及《春秋左氏传》”。虽然是一介平民,且无任何政治背景和门阀优势,但苏安恒却有一颗拳拳忠唐之心,尤其对武则天篡位一事骨鲠在喉。由于身份限制,苏安恒一直没有机会当面上疏;于是,铜匦成了他冒死进谏的渠道。


长安元年(701)八月,苏安恒上《请复位皇太子疏》。内容主要有两点:一,他认为武则天年事已高,处理繁重的国事,不利于圣体安泰;而皇太子年富力强,不如禅位于太子,自己安享天年。二,他主张将武氏诸王全部降为公侯,任其闲居,同时要将二十多个李姓子孙全部裂土封王。苏安恒还威胁似的说,如果不这样做,一旦陛下死后,武氏诸王将难以自处(《全唐文》)。对此,武则天“召见,赐食,慰谕而遣之”(《资治通鉴》)。


次年(702)五月,苏安恒又上《请复位皇太子第二疏》。与上次相比,这份奏疏措辞尖锐,态度激烈。苏安恒认为,武周政权“运祚将衰”,完全是因武则天“微弱李氏,贪天之功”而致。他讽刺武则天占据皇帝宝座,是“鸠占鹊巢”。如果继续这样,“将何圣颜以见唐家宗庙?将何诰命以谒大帝坟陵?”他劝武则天尽快将神器归还李家,否则“物极则反,器满则倾”(《全唐文》)。武则天既“不纳”,也“不之罪”(《资治通鉴》)。


苏安恒两次上书的目的很明确,即女皇禅位,恢复李唐。这两份奏疏,无异于两次晴天霹雳,使朝野震动。虽然苏安恒身份微贱,但大臣和史官们并没有因此而忽略他的呼声。毕竟,苏安恒上疏所言之事,不仅是他个人的看法,同时也代表了多数人的观点,反映了朝野中拥护李姓宗室复位的共同心声。《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全唐文》等多部史籍,都记载了他的事迹或收录了他的奏疏,可见这件事在当时影响之大。


若在以前,依武则天杀伐决断的一贯作风,苏安恒就是有十个脑袋也掉光了。但民心不可违,加上武则天年近八旬,体弱多病,对什么事情都看开了些,所以也只好视而不见了。武则天虽然很有才干,颇有政绩,但这些优点却始终不能抚平李唐臣民的忿忿不平之心。人心不附,精力衰退,武周政权出现滑坡是必然的。对于苏安恒的批评和讽刺,武则天一次给予安抚,一次干脆冷处理,反映了女皇晚年对于退位、复唐趋势的某种认同。


然而,权力对于武则天来说,有着难以割舍的亲和力,何况她曾为之奋斗了几十年。武则天抱定“人在权在”,即使将“政事多委易之兄弟”,也不肯把权力交给太子。苏安恒见两次上疏无法让女皇就范,便把矛头指向了张氏兄弟。长安三年(703)九月,苏安恒借张氏兄弟构陷御史大夫魏元忠一事,又上《理魏元忠疏》伸张正义,说他们“豺狼其心”,结果“易之等见其疏,大怒,欲杀之”(《资治通鉴》),多亏众人搭救才逃过此劫。


苏安恒的上疏,虽然没能取得实质效果,但其无畏之举,却将李唐旧臣从沉默中激活。之后,要求武则天退位的呼声越来越高。神龙元年(705)正月,武则天被迫退位。不久,苏安恒被提拔为习艺馆内教。神龙三年(707)十月,苏安恒不幸被牵连进节愍太子诛杀武三思一案,冤死狱中。唐睿宗即位后,以其“鲠直成操”,追赠为谏议大夫。敢为天下人之不敢为,两次孤身请当朝皇帝退位,苏安恒堪称中国历史上最牛的平民。(刘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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