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人高战:别把农村“妖魔化” 农会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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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导读:高战有个假设:合作是天性,只要外部一点推动力,村民自治就能独立运行。他创立的江苏窑湾农会,在乡村熟人社会传统和复杂的乡村政治生态中,艰难前行了6年。这场实验,早已超出他的设想。 [img]http://pic2.itiexue.net/pics/2009_11_22_11013_10311013.jpg[/img] 农会召开养猪交流会,习惯手拿扩音器的高战在做动员。 [img]http://pic2.itiexue.net/pics/2009_11_22_11014_103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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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高战有个假设:合作是天性,只要外部一点推动力,村民自治就能独立运行。他创立的江苏窑湾农会,在乡村熟人社会传统和复杂的乡村政治生态中,艰难前行了6年。这场实验,早已超出他的设想。


城里人高战:别把农村“妖魔化” 农会的产生

农会召开养猪交流会,习惯手拿扩音器的高战在做动员。


城里人高战:别把农村“妖魔化” 农会的产生

农会组织专家给会员免费体检,后面左边墙上粘贴着会员照片,右边是议事黑板报。摄影·高战


城里人高战:别把农村“妖魔化” 农会的产生

陆口村的剧团一分为二,基金会只是一个中立者,两边都扶持。摄影·高战



苏北的乡村,直至入夜方可看出一丝不同来。当其他村沉入夜色时,在江苏省新沂市窑湾镇陆口村和桑庄村,200多盏节能路灯渐次亮起来,灯下有人聊天、打牌。这些路灯,自2003年4月安装至今,天黑即亮,未有一天间断。


国庆日和中秋节这两天, 在陆口村出生长大、现在广州生活的高战特意驱车去了邻近的张海村和窑湾镇王楼街,那儿也有路灯,远比陆口村的来得昂贵,但不出他所料,没有一盏灯是亮的。“国庆和中秋都不亮,其他时间也不可能亮。”他判断。


在陆口村和桑庄村,一个叫“窑湾农村发展协会”的农民合作组织承担着路灯的日常管理工作,会长便是高战。农会下设互助基金会,高战有一句戏言:“路灯一断,基金会就断;基金会断,农会不复存在。”“路灯在乡村公共服务里是很有象征性的。怎么付电费,谁去管理,管理人拿什么工资,怎么能够持续,这里面牵涉到很多很细的工作,当下政府体制无法做到。”他说。


2003年,高战自己掏钱,为陆口和桑庄两个村装了路灯。有人佩服他,认为他在做好事,但高战不以为然。就像后来建立农会一样,他说这是他的宿命,“满足自己对自己的需求。”


一个农会的产生


10月5日是农会成立6周年纪念日。但因为国庆,这一天,高战刻意保持了低调。


陆口村已今非昔比了。在这个有近3000人的苏北小村,村民虽仍以务农为生,但农业已不再是唯一经济来源。村里大部分家庭都有副业,或养殖或收购,或外出务工。村民们用平生积蓄置办起了摩托车、机动三轮等大件,也翻新了房子。但在高战看来,乡村环境并未因个体生活的改观而改善,厕所仍然那么简陋,猪粪依旧堆在门前。换言之,乡村没有因为参与和交往,产生自发的社会秩序。


他想起昨天上午与20多年未见的老师徐遵昭的谈话。师生二人拉着家常,但话题马上转入农村现状。81岁的徐遵昭写得一手好毛笔字,这些年经常有村民请他帮忙写上访材料,不外是村民的承包地被非法占用、集体资产被卖等,但上访材料寄出后往往犹如石沉大海。


“农村法制工作不到位、不兑现已成一个习惯。”徐遵昭认真地说。和中国基层多数朴实的民众一样,他坚信中央政策是好的,只是被基层干部歪曲了。于是,就法治如何确保政令畅通等,师生二人说着便出现分歧。徐遵昭一下子激动了:“你还是个学生!”


高战并未因此心情不快,相反,他高兴有这样的交流。他知道,乡村公共舆论往往就是在这样的聊天中产生并流传。作为陆口村出去的第一代研究生、曾经的大学老师、前《中国改革》杂志记者,高战在村民眼中是个权威,这从他在家时门庭若市可窥一斑—村民收到法院传票求助于他、剧团找他商量剧务、生产组组长向他诉说环境污染??


高战说,他和温铁军、李昌平等三农学者有所不同。“温铁军注重通过教育农民来改善农村集体的现实问题,李昌平希望向毛泽东时代那样通过党组织的力量来维护农民的集体权益,他们强调用外力去组织和管理农民;我倾向强调农民的个人自由,包括土地私有的权利和结社的权利,帮助农民就是大家合力将农民身上的枷锁打开。”


这正是6年前的10月5日,高战在陆口和桑庄两个自然村建立窑湾农会的初衷。那时,中国正在全面普及城乡基层民主自治试点,要求增加农民合作组织,窑湾农会很顺利地拿到了“准生证”,红头文件编号为官发[2003]22号。那天有200多名村民到会,以民主投票的方式选举出了农会首届理事会。翌年春节,高战又创办互助基金会。基金会吸收本村村民存款返用于村民,济弱扶贫,盈余则用于社区公益。极为难得的是,基金会虽然没有合法身份,但得到了江苏省有关部门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认可。


农会承载了高战思考已久的乡村建设理论及其理想:“第一,农民的苦难,其中之一就是政治上没有代言。由此我想到了别国的经验,就是农会;二是经济上不能自我造血,所以要成立农民自己的银行—基金会,实际上也是台湾农会的经济功能,即农村信贷。有了自己的银行后就能促进很多公共生活,比如路灯、环卫,或复兴文化。政治代言、经济造血、文化或公共精神的复兴,这就是指导我工作的理论框架。”


然而,如一盘散沙的农村已按照惯性运行了多年,改变观念绝非旦夕之事。徐遵昭离开高家不久,10月4日傍晚,高战与基金会工作人员发生了国庆长假以来的第一次争论。



“我做所有努力就是与他们战斗


回老家之前,高战其实还满心欢喜。9月中旬,他兴奋地告诉朋友,基金会本息资金累计106万元,盈余4万多。比起刚成立时的2万多元—其中包括他和茅于轼出资的1.7万元,这绝对是一个大飞跃。“根据茅老的经验(指茅于轼的小额贷款项目),基金会必须盈利,盈利了才有影响。我们做到了。”高战说。


高战父亲高念文提供的基金会账本上显示,迄今共有165人存款,个人最高存款5万元,累计有233人贷款,贷款用途多为养殖、经营、买设备或化肥、种子等。由于基金会每月6厘的存款利息远高于银行,金融危机发生后,村民们纷纷将钱转存到了基金会,今年5月以来,基金会存款猛增40余万元。


季克平是陆口村小学退居二线的校长,作为乡村精英有一定的权威;何培忠是村里公认的忠厚人;加上曾在乡镇企业当过会计的姚友勤,三人共同承担起了基金会的具体事务。然而,随着基金会壮大,问题出现了。


10月4日傍晚让高战恼怒的是,5月他曾专门就违规贷款问题立了规矩,包括作为监督人的他在内,四人都签了字。然而仅隔5个月,其他三人又集体违规了。


当晚,高战几次坚持先摸一下5月份以来的情况,甚至特意声明无意追究谁的责任。但屡被季克平婉拒,他只同意明天一早来做这事。高战最终只好放弃。


“这基金会,我做所有努力都是跟他们战斗。”高战疲惫地说,“你讲不能借给外村,他们说,有钱不贷出去不就亏了,人家还有人担保;你说不能超过5000元,这儿怎会有一万?他们说这人很可靠、肯定能还贷,我们规定只限本人使用,他们就形式上做成两笔;规定不能代签,他们说男的外出打工了;规定半年到期必须本息还清,但你看以前的账单,很多人都是一借两三年,每次只还利息。他们总有一套套理由来应付你。茅于轼说,基金会最大的风险,没有别的,就是内部人违规。”


茅于轼告诉高战,他的小额贷款项目曾因为管理人员违规的问题差点关闭。


季克平说他理解高战的担忧,但坚持认为基金会的风险处在可控范围内。“农村不是那么一成不变,有时做事就得灵活一些。”他说。


三人还提出一些现实问题。“比方说他1月借钱买稻种,但6月不是收获季节,什么都没有,怎么还钱?他得等水稻收上来,卖掉才有钱还款。那我们规定是半年必须还清,怎么办?”


“基金会规模不宜再扩大。若严格按规定执行,每户最多只能贷5000元,风险是不大,但这样的小额贷款已基本饱和,存款再多的话就可能贷不出去;1万元以上贷款的需求量倒很大,但风险也大,且不合规定。”于是,新问题又来了:贷款限额标准要不要改?这边要限制规模,那边仍在鼓励村民存钱,这一矛盾又该如何协调?


这天晚上,高战心情极度不好,甚至一度产生停掉基金会的想法。何培忠听了赶紧劝阻,这位爱打比喻的拖拉机手说:“不能停。当车在行驶时,一下子急刹车容易爆胎。”


但到了第三天,新一场争论又爆发了。高战认为,一个公益基金会必须保证信息公开透明,除了存款保密以外,其他一切必须公开,甚至包括坏账,以接受村民的监督。农村人要面子,一公开就受不了。高战母亲陆淑英回忆,今年春节过后,借款信息一公布,一个借了4000元的村民连夜过来擦掉了高家门前的黑板报,第二天一早便到季克平处还钱。


但高战再次遭到了所有人的反对。“这些都是商业秘密,具体运转不能公开,只能自己掌握。”季克平认为,基金会的运作类似金融企业,一旦公布坏账,人人都会蜂拥前来提款。让高战无可奈何的是,当他一项项地列出具体账目时,这些在“原则问题”上固执己见的乡亲们,又点头表示可以公开。


他深感到了培训的重要性。


三天讨论下来,四人还是达成了一些共识。这包括对相关贷款规定的再规范,如每户贷款不得超过5000元,逾期还款利息加倍以防止只还利息不还本金的行为;启用新的借款合同和催款通知书等。高战说,这其实是一个妥协的结果。尽管他极力想把基金会制度化规范化,但乡村是个熟人社会,有时不得不退让。


茅于轼给他的第二条经验是:规定一定要简单,四五条就行。但高战发现,他拟的规定越来越多。他担心这会变成恶性循环:规定越多,违规越多;违规越多,规定就更多。


谁的公共空间


这8天对高战来说,开心的事也并非没有。


每次回老家,他和基金会都会搞几场戏剧演出,戏是本土的柳琴戏,演戏的也都是农民。从田里、工地里干完活后,这些农民往往匆匆洗把脸,未及吃饭便直接上妆演戏。那几天就成为村里最热闹的日子。牛皮鼓、铜锣铜钹在哪响起,哪里便是临时剧场,村民们会陆续闻声而至。当然,村里也有公共广播站,但一般在传达官方通知时才会响;同样,村委会有足够宽敞可供演出的场地,但没有村民愿意去那儿观戏。


2009年的这个国庆却与以往不同:陆口村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两个剧团。两个月前,陆口村剧团一分为二,自感被团长陆华正排挤的导演尹学义,带着女儿和另外3名演员另立门户。一周前,听说高战要回老家,73岁的尹学义连日赶排出了古装戏《小姑贤》。


10月6日是国庆6场戏中的最后两场。这天晚上两个剧团将分别在丁场村和桑庄村开演。高战既高兴又担忧:两个暗中较劲的剧团,能唱好这场对台戏吗?


尽管看戏的大都是老人、妇孺,但高战更看重路灯、照片、戏剧、基金会、村民互动后构成的乡村公共空间。他注意到观戏过程中的几个细节。“农民的公共参与不强,公共生活太缺乏。”他说,“一是从来没有大声地在公共场所说话;二是看完剧后很少有人鼓掌致谢;三是很多村民从来不愿意站在前台,看戏时不是站得远远的,就是躲在阴影下,说明农民的尊严长期受到忽视。”


他也观察到乡村公共空间其实不难形成。只要演过一次戏,第二次再演时,村民们便会自动带着凳椅,绕着临时剧场围坐成半月形。有的村民会自发前来敲锣打鼓,有的聚在一起,聊家长里短、讨论照片,也会谈村民最切身的农村问题。


天色已黑。然而,让高战和基金会工作人员最为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在丁场村,当晚演出的是尹学义导演的《小姑贤》。当演员陈宗侠以精湛的演技逗得观众大笑时,高战接到来自桑庄村的电话:“快过来,这边冷场了!”


此时已是晚上7时多,驱车赶到桑庄村南头的高战,发现陆口村剧团的演员只到了一位,而村民们仍在等。一个村民愤怒地质问高战:“你们这不是骗人吗?说要演戏,有人饭都没吃就过来了。”


高战看到了季克平和何培忠的不同态度。当过校长的季克平抽着烟,马上说:“不演拉倒,让他们走!”完全草根的何培忠则会替观众着想:“这怎么办,多难堪啊,人家都来了。”


陆华正关了手机,家中也不见人影。在一个叫“杨勇大酒店”的村头小饭馆,几位演员和琴师坐在饭桌前,却无心举箸。高战悄声问道:“有没有特殊原因?”几人支吾其辞,或摇头不答。高战看得出来,他们想演又不欲率先表态。


晚上8时30分,从桑庄村南头到饭馆,高战已来回跑了三趟。心急如焚的他,开车速度明显比往常快了许多。他决心做最后一次努力。“确定不能演了吗?演不了也没关系,明晚再演。”他依然温和地征求意见。几个演员迟疑了一下,悄声商量,终于决定出演。


高战松了一口气。事后他悄声说,如果陆口村剧团罢演,势必信誉扫地。“我希望还是保持两个剧团的竞争,基金会只是一个中立者,两边都扶持。这有利于增进乡村公共空间。”



贷款与道德底线


当高战着急或生气的时候,季克平往往沉默地抽着烟。2003年,回村筹建农会的高战第一个找上的便是这位陆口村小学原校长。60年的乡村生活经历,足以使季克平领略农村的复杂性。对高战的许多想法,季克平往往一开始不赞成,然后默认。


季克平回忆,当2003年高战自费装路灯时,他并不赞成,因为路灯装了便得维持下去,那需要相当的经济基础;陆淑英回忆,基金会成立之初决定借款公开时,季克平也以个人隐私为由反对。高战要求基金会工作人员穿制服上门走访,季克平同样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只需在村里转一转,贷款人的情况便一清二楚。他经常想不通,高战在城市里好好干着,干嘛要回来搞这些。


但这并非说季克平放弃自己的想法。有时他保留,有时因为高战未曾事先沟通、感到意外的他不会立刻表示同意—当然,更多时候是对这种行为本身的抗拒。10月7日这一天,高战再度给了他一个意外。


这天早上8点多,季克平来到高家大院填写催款通知,陆口村尹庄一组的两个村民王维朋、邓坤山寻迹而至。二人共10500元的贷款分别于10月9日和11日到期,王维朋小心翼翼地试探说,希望基金会宽限几天还款。原来,两人合伙经营鸡蛋收购,因为陆口村鸡蛋便宜,每箱收购价只90元,相当于3元/斤,他们打算再收购一车,等长假过后运到南京卖,如此一来资金周转有了困难。


季克平沉默了会,表示为难:“高战这次实行了一些新办法,以后逾期还款要收取三分利了。”


对于基金会,王维朋和邓坤山的共同感觉是:贷款手续越来越复杂,要求越来越严,而且和信用社“老客户优先”相反的是,他们在基金会不仅享受不到任何优先政策,反比新贷款户更受限制。


但这仍然比不上高战给予的即时打击。9时40分,刚返回家中的高战见季克平在场,便提出了他突然想到的、认为需要执行的一些事项。“我觉得借款前还是应该先填申请单,凡违反以下行为的坚决不给贷款,不管什么原因。”他接着从卧室取出笔记本,翻开念道:


“无不良借贷或担保,信用良好;遵纪守法,无打架、谩骂、偷盗、赌博、贩吸毒等违法或不良行为;如担任过村干部,做到了公开廉洁、财务公开,无贪污占用集体财产和土地;家庭和睦,邻里关系良好,无家庭暴力(虐待老人、妻子、丈夫、子女等);无从事污染环境(炼铅、废塑料等)的行业或在该行业内务工;注重健康和卫生,全家定期参加体检,家庭卫生状况良好,庭院及户外路口整洁,不占用道路,户外无暴露粪池。”


王维朋一听,顿时呆住:“那这里就能砍掉80%,人家信用社不考虑这些东西,什么小偷小摸、赌博、打架。”二人失望离去。


季克平抽着烟不说话,过会苦笑:“现在越来越严了,连我这教书的人都越来越不愿意干了。”


“我是想倡导一些底线,培养公共精神。”高战解释,根据他的调查,目前贷款户中就有人在污染环境。“比如高念龙开了一家浴室,他用的不是煤,而是废塑料颗粒,一到冬天整个村子上空就被浓烟笼罩;夏东海利用小组长的职权之便支持炼铅厂,我问了一下,炼铅厂是最毒的。”


晚上,高战经反复考虑,终于将之从强制性条款改为考察项目。


他担忧,季克平等人现在似乎很顺从他,但等他离开后,他们—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乡村,是否又会恢复常态?


“农民的日常反抗”


高战特别反对有人将农民“妖魔化”,认为农民素质差。但令他讶异的是,说这话的也包括同样生活在农村的人。这时候,他反而要为农民辩护。


他想起美国学者詹姆斯·斯科特在东南亚农村观察到的“农民的日常反抗”,类似形式在陆口村也存在:有村组干部承包的一池塘鱼被人投毒全部死亡,树也被剥了树皮,但不敢声张;有村民实在气愤时,会在树上绑个草人,一把木刀刺入草人心脏。高战说,“被村干部压榨的村民,知道到派出所去告没用。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报复恰恰是村庄自发秩序的一种调节。”


回忆自己当年在村里装灯铺路时遇到的阻力,高战也在反思:“在他门口装路灯,他的第一反应是不让你装;占用他的一点地弄排水沟,他把沟破坏,反面理解是这人没有公共性,正面理解就可以说是一种意见表达,他在保护自己的财产,何况你没有给适当补偿。以前都是国家向他要这要那,这税那费,从来没有商量的余地。现在他难得有一次机会能对外来力量说不,我觉得这实际上是一种政治上的考虑。”


农会为农民做政治代言,高战其实只做过一次。 2004年沭阳农民因集体维权被捕,他建立的所房村农会派代表前去谈判,并得到时任宿迁市委书记仇和的支持。谈判的结果是,有关部门承诺不抓人,保障一部分村民的土地权益。但事件平息后,还是有四五人被拘留了几天。之后所房村农会名存实亡,“就像水面上的一个水泡,冒了后池塘恢复平静。”高战说。


有所房村农会的前车之鉴,窑湾农会成立时便主动规避了维权活动。但自2006年凤凰卫视报道陆口村的猪疫情后,农会空间越来越窄,甚至国务院新闻办想宣传陆口村的草根政治,在新沂市这一级也遭拦阻,新沂市不同意的理由是“这不是政府行为”。有一次,邮递员还打开了高战寄往家乡的几十封信,发现是报纸才送到陆口村。窑湾农会两年前便该举行理事会换届选举,但因无法召集会员开会,也就不了了之。


农会现在只剩下了基金会。高战说,现在基金会的正常代言,就是通过各种公共活动来抵御腐败和强权,让它们自动往回缩。因为当村民有公共生活,表现出一种组织性和公共力量的时候,强权就有可能会敬畏、后退。他之所以经常在村里露面,拍照片、搞戏剧演出,宣传基金会,也是基于这一逻辑。


这事实上起到了作用。有村民告诉高战,有村干部一直想在村里开有污染的厂,就因他经常在村里露面,他们不好在本村干,便去了别村。


高战说,他做的事也许不会触及农村的根本,这就像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宿命一样,可能他就该承担这种苦难。“我在做是一回事,做不成是另外一回事。至少我努力了,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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