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最后大清王爷府里的生活

作者:朱文轶·蔡崇达·贾冬婷

不止一位外来的传教士曾描绘作为农业文明城市形态顶峰的北京,极富贵族气质的优雅与奢侈。马家良恩斯神父在一六八八年出版的书中说,他见到四千名官员,“从头到脚穿着极昂贵的紫貂皮”。即使到了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罗素与杜威依旧会为雕梁画栋的老北京的缓慢节奏与吃穿的精致而震惊。

王权制度下狭小的生活空间

王爷的生活空间是很狭小的,清朝八旗制度下,皇帝掌握在手上的是上三旗,还有五旗旗主各自是八大铁帽子王爷担任的,王爷有辖管的旗和相应的子弟兵,如果让这些王爷相互走动,就可能出事。为了怕王府与王府间勾结谋反,王府间是不能随便来往的,所以即使想来往也要有所理由,不是因为‘喜庆’前来请人办事就是事后来谢步。事实上在京城里走动着很多皇帝的探子,按规定双方拜访需要大声通报和“回事”的礼节,其实也有让探子更容易知道串门的原由。

“还有个严酷的规定——王族们未经过批准是不准出内城四十里的,为的也是防止他们‘有所谋’,如果违反就要被砍头。”清史专家、北京市历史第一档案馆研究员张书才先生对记者说,“所以王爷们就只能在自己家里寻摸着怎么闹腾,发展各自的爱好。肃亲王家喜欢唱戏,根据溥杰的回忆,肃亲王家王子宪均曾说过,肃亲王府的日常生活有一个特点,就是每天都差不多要在王府里演戏,而当时剧院一年中也才上演二百来天。而豫亲王家喜欢研究小点心等等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王爷们大都艺术造诣精湛,而清朝崩溃后,那些王族后裔大都成为艺术家。”

一方面是被规定需要节制的生活,另一方面是腰缠的万贯家产,“比如庄亲王家有五十五万亩地,除了这个还有规定的3000两的俸银俸粮等等,五十五万亩养的却只有全府上下大约五十五人。举个例子,现在北京西二旗西三旗所在的那几个村,历史上一年的作物收成就是供一个王府一双靴子的钱,钱实际上多出很多。钱太多又花不出去,就会想方法折腾”。冯其利说。

赵书则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启功先生的爷爷著名的爱好就是为自己办丧事,有几次他宣布自己死了,然后乔装打扮躲起来,看府里的人为自己大张旗鼓,他会详细欣赏,那个纸作的金盘子雕刻什么样的花纹,用了多少质地的金子等等,都津津乐道地写在文章里。等张罗完了,人再现身,说我没有死。皇帝也不管,只要你按规定体制在自己家的王府里,想干吗就干吗。”

对众多王子来说,一个王府就只能有一个王爷,也就是说,没有当上王爷的都必须出王府,一般规定年龄就是18岁。“最可怕的是有可能被赶出北京,比如新封了一个王爷或者郡王,内务府就会四处勘探房子,如果房子需要兼并到你的宅子,或者甚至等十八岁出府的时候,房子是内务府帮你安排的,如果安排不上,就可能打发你回东北去,一次性折现所有俸禄和庄园的收入,然后送回东北。”赵书对记者说。所以王子们在这种压力下十八岁之前是要进入很残酷的竞争的,“一个是在府内争王位继承权,一个是看能不能被皇帝封赏”。

王子要封爵要考试,考试内容包括满文、汉文、骑马、射箭,选择推荐成绩优秀的人授封,如果不合格,明年还要应考。一般规定十岁就要考步箭,十六岁考马箭,宗族王公照例六岁入宗学,可以选择的自由是,如果对自己雇请的家塾老师和自己的家庭教育有信心可以不去,但是一律必须参加到十八岁,即使有的王子不到六岁就被封赏了,也要参加,不合格还要考,考到被认为成绩合格为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王子的一生,十八岁前在严格教育下为争王权,18岁如果封上王爷也被盯得紧紧的,锁在自己的王府里,没有封上的就要搬出王府甚至回东北,可见其实王族的生活空间是多么狭小。”赵书说。

被攀附上的庞大寄生体系

对于伙食差,溥杰在他的回忆录中曾分析了原因,是被从太监、妈妈到厨房等层层盘剥了,“我们养成一种习惯不能计算钱,钱是污秽物倘若算计就是小家子气,所以就给下人可乘之机”。“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很想买一个照相机,就问服侍我的太监需用多少钱,太监现出鄙夷的神情对我说您是一个当爷的,打听这个干什么?您若是知道了,奴才们怎么托福!”所谓托福的意思就是拿回扣,这在当时甚至是台面上被允许的事情。

溥杰曾在回忆录里写道,他17岁结婚时候,跟随他的小太监奉命到首饰楼定制银洗脸盆和银漱口盆,因为分回扣不均引起太监和妈妈的争吵,事情闹到太福晋耳朵里,她也就是吩咐太监多分些给妈妈而已。

根据赵书先生的描述,王府分成内外两块。内院是寝门以内,是王府成员生活居住的地方,就和皇帝的后宫一样,即使是近亲也不能随意入内的,外院是公事和对外活动的场所。这两个自成体系,也各自庞大。

除王府成员之外,长史是名义上管理王府最大的官,因为实际上王府是公产,长史一开始是内务府派来帮忙并监督王府的,不过后来也就是婚丧大事才来,成了形式上的官员了。再就是管事官和首领太监,一外一内,内院是首领太监,养着首领太监一二名,回事太监二三名,小太监六七名,微差太监约十二三名,妈妈三十来名,丫头六七名。外院则是三四品管事官,体系更为复杂些。“一个体系复杂,每个人就管很小的一件事情,而且待遇都不差,即使是在王府‘回事’——就是负责传话的也是五六品的王府官员,要有五六品的经济待遇。”王府中最细致的还要数花园,有专门管理温室和地窖的把式—其实温室一冬的成绩就在于存储了少得可怜的蔬菜,地窖的作用也只限于使花木不致冻死,但是所需费用却不少。有的王府除了雇花把式,还雇专门的养鸽子把式,伺候龙睛鱼的鱼把式。

“再有就是各个体系也都各自克扣钱,使得王府的运转成本很大。”赵书说。外院最重要的是庄园处,是王府进账的经手单位,王府的收入分两块,一个是俸禄,一个就是庄园的收入,而且更主要是后者。“他们在见王爷时,满口,他们不但会哭穷——诉说地租催不齐的苦楚,还会假发慈悲替佃户求情,以便达到欺上瞒下。”这中间就让王府收入被克扣很多。

“那种大家印象里的奢侈浪费,更多是在时节上。除此之外,清末以前那些奢侈可能是那些没有被封上王爷的王子,在被赶回东北前的狂欢。不过后来清朝末年那些祖宗的制度都被改了,没有封上的王子们也能各自在王府里占据一角,因为对未来不确定,各自通过变卖财产求狂欢。”赵书说。据溥杰的记忆,那时成年后爷们和他们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几乎每晚都有酒会,常去的地方就是天和裕、新丰楼、明湖春、“六国”等等。溥雪斋对这种现象闹嘀咕,理由是当时的俸禄根本够不上能这么花,甚至断言这些子弟的父亲肯定通过某种关系接受贿赂。溥雪斋先生忽略了一个东西----比起他所在王府,其他王府一些王爷其实都有收集珍奇珠宝的习惯,那是很聪明的一种存款方法,房子庄园不归自己,但珠宝归自己。

而醇王府经济出现问题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慈禧为了捉弄醇王府,在她妹妹也就是醇王府的正福晋死后,到醇王府家祭悼时,突然要求醇王府把家里所有之前的珍奇都要给自己的妹妹陪葬,当时可以说毁了醇王府的全部积蓄,溥杰的生母,刘佳氏还因此刺激而发疯。

王府的土地和地租

土地仍然是清朝那套成熟的政治技术的基础。中央政府要安抚各个王府,首先要在制度上保证他们有稳定可靠的收入来源。

恭亲王溥伟之子毓曾在他的回忆文章里讲过他对自己家族的观察。他说,到光绪宣统初,他家里的近万顷土地只有很少是在始封恭亲王时一次由皇帝赏赐的,更多的地是外省地主“带地投主”而来。这是地主们对向政府纳税所采取的一种“欲减多粮而就少,避重差而就轻”的形式,包含两种代理关系:穷人把土地挂在一些特权者名下,可以按较低的税率纳税,以及分享部分特权,免交一些附加费。这些地主又将自己土地投到王府名下,假报王府土地,如此每年只向王府缴纳较少的地租。

这些土地被详细登记在庄园处掌管的一本地亩册子上。溥杰在他的《大清王府》里曾讲过一个故事,“一九OO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位置在东交民巷的肃亲王府被烧成一片焦土,‘地册’也被烧了”,比房子被烧更要命。“后来采取了善耆某妻弟建议,由王府派出几名能干的管家,各带几名专管记录的写字先生,分赴有地亩的各县,找各家佃户,逐个个别谈话,写字先生们在内屋偷偷用笔记录下来。一直这样持续了两三年,才把王府的新地册重新制定出来”。

曾在庆亲王载振府中服役的老人汪荣方估计当年以“带地投主”方式依附在庆王府名义下的土地就超过一千顷,散在各地。他说,“王府每年秋后派经租处的大批奴仆下乡去收取地租。为收租方便,许多王府都和庆王府一样在外县往往找一名地主做‘皇粮庄头’,为他们代收地租”。每年这一项中央财政流失的土地税收相当巨大,这是一类很明显的“违法”行为。但它在多数时候被皇帝所默许,出让利益的条件当然用以安定诸侯人心。

王府所供养的家人同样从中有利可图。毓在回忆文章中称,除“带地投主”,王府管事的也会时刻注意着去收买土地。当然这买卖中间有巨额的佣金可图,并且凡是经谁手收买土地,以后便由他下去收租,所谓“经手三分肥”。“每年八月节后,王府有一百多人,除庄园处二十来人,内账房、外账房、管事处、回事处,还有书房和后花园等处伺候王爷的人,都要抽调,下到下面各个州县,到十月底便陆续回京缴纳租银,到年底结账,算是当年地租全部收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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