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一书关于明清从文明到野蛮的论述(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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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近日在打三折的旧书店觅得一好书,原价53元,结果只花了15元就得到。书名是《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写的实在不错。尤其是最后几章,对整个明代和清代前期科学和哲学介绍,论据详实,分析透彻,见解犀利,文笔优美,一扫此类书籍陈腐论调,新人耳目,沸人血液,感觉真如饮美酒。 查作者是李申,原为一名解放军战士,在1970年因为扑救山火,而被烧得面目全非,严重受伤,以至残疾,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世界宗教系,1986获得博士学位,而这本书就是献给曾经抢救他生命的医院的院长,医生和护士。 面对此人此



近日在打三折的旧书店觅得一好书,原价53元,结果只花了15元就得到。书名是《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写的实在不错。尤其是最后几章,对整个明代和清代前期科学和哲学介绍,论据详实,分析透彻,见解犀利,文笔优美,一扫此类书籍陈腐论调,新人耳目,沸人血液,感觉真如饮美酒。

查作者是李申,原为一名解放军战士,在1970年因为扑救山火,而被烧得面目全非,严重受伤,以至残疾,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世界宗教系,1986获得博士学位,而这本书就是献给曾经抢救他生命的医院的院长,医生和护士。

面对此人此书,我不禁发出慨叹,什么样的人就能写出什么样的书。只有象李申这样一个具有高洁心灵朴实情怀的人的人才能写出这样忠于历史,见解犀利,不为某些权势者鼓吹的历史实用主义所左右的学术论著出来。这样一个从普通战士出身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学者知识分子的李申,岂不是足以让某些所谓的学者教授以篡改歪曲历史为能事的人活活愧死。

在这本《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明清部分,作者如实记叙了明代科学和哲学的新趋势,新气象,蓬勃的生机,旺盛的活力,明代知识分子开放的胸襟和现代化的气度,描绘了明代思想界和科学家百家争鸣,百花奇放的繁荣景象,明确指出“明朝士大夫对自然科学的兴趣,比起前代不是减弱了,而是增强了”(第878页),进而作者在满清部分,严厉抨击了满清的统治对中国文明造成的毁灭性的破坏打击,用铁的事实,严密的逻辑,优美的文笔,从经济、政治、文化多方面多角度论证了满清统治对文明的破坏,对中国科学发展思想发展的倒退作用。

得出毫不含糊的结论:“落后导致挨打,挨打导致落后,这个二百年后显示出的效应,起始点也在清初!!”

作者毫不留情的指出“在清初大约40-100年间,矿业、纺织、外贸、航运、造船、火器制造等等,发展缓慢,有些部门一直未超出明代水平。至于农业,清代的发展则‘远不如明初’(注释:引自中国农科院编:《中国农学史》(下册),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86页)。”(第884页)

作者最后分析说“满清的前几个皇帝,被一些人吹嘘成所谓有作为的皇帝。然而他们首先代表的是自己民族的利益,特别是本民族上层贵族的利益,满足八旗子弟,特别是上层贵族的需要;防止其他民族、尤其是汉民族的反抗,是他们工作的中心。从圈占土地,追捕逃人、禁海、禁矿,到颁布剃发令,大兴文字狱,就是他们各种工作中心的表现。在这种民族重压下,经济和学术都比较先进的汉民族就难以发挥自己原来的创造活力。一些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也难以奏效。”(第909页)

“宋代产生的理学,乃是汉唐文化消化以后的产物。伴随着理学的行进,是整个民族思维水平的提高。在高水平的文化基础上,人们考虑各种科学问题的起点也高。满清汉学的兴起,一方面是学术发展的必然,一面也是由于文化水平原本不高的清代统治阶层,必须一切从头做起,才能逐步接受和消化汉文化。虽然他们提倡理学,但整个清代的理学不能有所发展,只能停留在低层次的理解。而他们支持汉学,却使中华民族的思维水平又降低到宋明以前的水平”(第910页)

作者揭破了某些人所谓的康乾盛世的实质:“清初近半个世纪是经济恢复时期,有些部门甚至用了一百多年,才逐渐赶上和超过明末的水平。这个时期是满清政治和军事上所谓强盛的时期,却恰恰也是经济上、文化上的低谷”

作者针对某些把中国近代落后归因于中国文化本身,把西方科学兴起归因于西方文明源头希腊罗马文明的人提出了严厉质疑

“他们忽略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古希腊传统虽然好,却非常无力,它没有能够保护本民族免于灭亡” 进一步问道,如果按照某些对满清替代明朝歌功颂德甚至感恩戴德的人的荒谬逻辑“一个连自己民族都保卫不了的传统有什么好?又何以能使整个欧洲强大?”(第932页),何以经历了中世纪黑暗之后,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人(昔日用武力消灭古罗马古希腊文明的野蛮人的后代)又要把古希腊的文化传统当成宝贝一样重新找回来??

作者继续指出“历史上,许多灿烂的文化后来都中断了,消灭了,留下一些断残的物质文化遗骸供后人凭吊。如古埃及文化、古巴比伦文化、古爱琴文化等等,它们并非不先进,但使都消灭了。古印度文化、古希腊文化,后来也中断了。历史事实说明,文化决定不了一个民族的命运,而是该民族自身的命运决定着它的文化命运”(第939页)

所以历史的发展,文明的消长,民族的存亡兴衰,并非如某些头脑简单,思想僵化的人所想象的那样以一种直线的,不变,优胜劣态的趋势前进。事实正好,文明的进步,历史的变迁,并非直线上升的,而是曲折的,迂回,在许多局部和暂时都是劣胜优态,如果不能认识到这点,那所看到的历史只能是被歪曲和被阉割的历史,只能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作者的精彩论述非常多,这里不能一一引用,但我会花几个小时的时间,辛苦打字把这本书上精彩论述都打出来,和大家一起共享,为了澄清历史真相,这点辛苦还是值得的

总算打好了一部分,花了一个下午还多的时间,也怪我打字速度太慢了


第819页

“崇祯皇帝命令大家都要虚心研究,力争结论统一。……1643年3月的日食又是只有李天经的推算准确,于是崇祯下令,废除原大统历法,实行崇祯新历。……

“明朝灭亡,清兵入关,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断裂了,历法科学的发展也断裂了。


“纵观明代的改历过程,这里没有神学观念的干扰,也没有政治权力的无理干预。无论是皇帝还是礼部官员,都没有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起初几此新历法没能克服这些障碍,主要是本身的不精确。后来西洋历法的胜利,也全是由于自己的精密”


“汉代人把社会秩序不安定也归罪于历法,自然要动员很大力量来修订历法。从魏晋到隋唐,人们至少还把日食看作上天示警。宋代虽然已经知道日食不是灾异,但仍然要庆祝当食不食(就是按照历法推算应该发生日食的时候却没有发生日食),到了明代,连当食不食也不庆祝了

“永乐十一年,正旦日食。礼部吕震奏清勿罢朝贺,就是说他们已经不把灾异、修省放在心上。

“日食不以为灾异,当食不食也不以为祥瑞:

“永乐四年(1406)六月,天阴不见日食,成祖不许表贺;

……

“嘉靖四十年(1561年)二月,日当食不见,礼官不再奏贺


“上述情况表明,起初是皇帝不许贺,臣子还不得不奏请。后来连臣下也不再奏请。明朝君臣对日食的重视程度,几乎减到了封建社会所能达到的最低点。”


第825页

“明政府设四个局,让各家互争雄长、百家争鸣,其措施也是正确的。其间可能有某些人为了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百般阻挠新法的情况,但无论如何,改历的阻力,不是政权的无理干涉,也不是什么传统观念、保守闭关、盲目排外的情绪。从深层来说,主要是传统天文学失去了传统的动力”


第830页

“宋代第一流的学者:……都从事象数之学,甚至连朱熹也对邵雍推崇备至,说邵雍‘见得一个盛衰消长的理’。……到明朝,第一流的学者们不仅不研究象数,而且痛斥象数学。比如王廷相就认为象数学‘索引茫昧,欺迷后学’,他不相信邵雍的‘天开于子,地辟于丑’及一万零八百年之说。”


831页

“明代不搞这些,因为他们的神学观念比宋人淡化了”

“象数流为纯粹的占术,因而被徐光启所痛斥”


“明朝末年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今天已经是世界闻名的伟大著作。他的儿子李建元在《进〈本草纲目〉疏》中说,此书‘虽命医书,实该物理’。就是说,这是一部探求物理的著作”



第853页-856页,

“不论对错利弊如何,明代医学家都力求在医学领域走一条古人没有走过的路。这种探索最积极的成果,就是李时珍《本草纲目》和吴有性的《瘟疫论》。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实事求是,不迷信古人,其正确性超过了以往所有本草学著作。……吴有性的《瘟疫论》透露着中华新医学的曙光。


“吴有性认真考察了瘟疫的起因、症状,写出了他的《瘟疫论》


……


“现代医学的发展,主要得益于细菌病因说。虽然许多病因并非细菌,现代医学也有赖于生理学甚至生物、化学的成就,……


“吴有性的成就,主要就是冲破传统的病因说”


吴有性根据自己对瘟疫的观察,把致病的病因抽象出厉气的概念(就象现代医学起初得出病 毒的概念,抽象出病菌的概念,以及生物学最初得出基因的概念一样)他描绘出厉气致病的17个特点:


……

……

“吴有性的叙述,就是从今天的观点看来,也难有更多的挑剔。”

“在六气之后,致病的真正原因是杂气。所以一定要找到致病的杂气,并且要寻找新的治病方法。这一切都是新医学的曙光


“然而曙光初露,吴有性即遭亡国之痛,他的事业已经无人继承下来”


“明代的冶铁业比前代有了急剧的发展。特别是民营铁矿,永乐初全国产量大约为120万斤,而到了成化年间,仅仅山西阳城一地就产了750——900万斤,六七十年的时间,这一地的产量就等于全国产量的六七倍。在技术方面,实现了生熟铁的连续生产,灌钢技术又有了新的进展。炼铁需要煤炭,煤矿业业相应地发展起来。为了提高炉温,我们早于欧洲一二百年发展了炼焦技术


第858-860页


“明代永乐以后,火器部队正式成为军队的一部分,此后并且不断发展。由于欧洲战争更频繁,在战争的刺激下,欧洲火器的技术虽然一度走在前面。但从嘉靖年间,明朝人就主动努力学习外国的火器制造技术,不断仿制,改造佛朗机炮和红夷炮。


“研究火器制造以及使用技术吸引了相当一部分明朝的知识分子。有人提出火器与车相结合的战法,不少人都进行过炮、车结合的设计。这时候没有人号召“师夷之长”,因为根本用不着号召。明朝人对待各种技术的一般态度是:只要好,我就用,不管它来自哪里。


“明末出现的一披科学家,比他们的前辈更加注重实地考察,甚至亲自实验。李时珍为了写《本草纲目》,不仅走遍了家乡的山山水水,而且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他解剖过穿山甲,还把罗勒子放进水中,观察它是否能够变软。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在他自著的部分,有他自己亲自实践的基础。他在天津作过屯种实验,在上海试种过甘薯。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其中许多记载都是经过他亲自观察和试验。……他对炼铜、制纸、制糖工艺流程的叙述,都给出了量的规定。这些量的规定,不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是写不出来的”

“至于著名的《徐霞客游记》,每一篇都是作者亲自考察的结果。……徐霞客21岁时出外考察,走遍了南半个中国,直到逝世前一年,还在外出考察,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一次次陷入绝境,常常要冒生命危险,才能得到一个标本。”


862页

“这些人的科学活动,不仅提供了一些新的科学结论,而且提供了一种新的科学精神,他们的精神,正是发展科学技术、发展国民经济所需要的科学精神。他们一不迷信前人结论,二要经过亲自考察,三则认为只有这种与国计民生直接相关,又经过亲自考察得来的学问才是真正的学问。”

“宋代沈括作《梦溪笔谈》,心情抑郁而沉重,虽然他的著作足以流芳千古,但他自认为所作所为无关于治国大计。秦九韶、李冶的数学成就,具有世界先进水平,但他们总是觉得这种工作总是小道末技,甚至是玩物丧志。宋应星却故意自署为‘宋应星书与家食之问堂’,表示他自己就是要关心人们的吃穿日用。他只承认靠这套学问做不了官,却并不自惭不如人。秦九韶、李冶都承认数的最大作用是‘通神明’,徐光启则明斥言数有神理的是‘妖妄之书’。明末这批科学家的思想状态,比起宋元时代,也有了根本的进步”


“他们的活动,当时就得到了社会的支持。徐光启的工作,获得了崇祯皇帝的支持。李时珍的书,由当时的文坛领袖王世贞作序,后来由朝廷命令刊行。而象《天工开物》等一问世就受到了社会的热烈欢迎,并且一再刊印(直到明朝灭亡,到了满清就再也没有刊印过了)。而象徐霞客游记同样是明朝当时江南文人的领袖钱谦益,对徐霞客进行了最大程度的赞扬,甚至提出了‘徐霞客精神’这样一个概念”


“明代末年,……中国社会并没有腐朽,新的因素在成长。当时中国社会和西欧社会前进的速率有快慢之分,但那盼望新生的共同趋势却没有东西之别”

“王阳明倡说之初,一面受到热烈欢迎,一面也遭到激烈反对。……罗钦顺、王廷相等从哲学上给以尖锐的批评。特别是罗钦顺,其哲学思维的深刻与精微,一点也不比王阳明差(引者注:在我看来,王廷相同样丝毫不比王阳明差,在许多问题上,甚至王廷相更深刻)”


“王学并没有左右明代中期所有的知识分子。明代晚期,王学得到了国家承认,王阳明从祀孔庙,然而就在此时,一是东林党人的出现,一是几部伟大的科学著作的问世和天文历法科学的复兴”


“王阳明不得不承认草木瓦石天地也有人的良知,既然如此,研究草木瓦石天地,也就不违背王阳明的学说,……在王阳明的学派中,也果然有这样的人物。属于浙中王门的季彭山,‘苦力穷经’,他曾‘穷九边,考黄河故道,索海运之旧迹,别三代、春秋列国之疆土、川原,涉淮、泗,历齐、鲁,登泰山,逾江入闽而后归。’”


“和王廷相的同时的何塘,主持考试时,出的题目有问海潮等事,……王廷相作的策问,关于自然万物的问题提的更多。……


“从历史的发展看,明朝士大夫对自然科学的兴趣,比起前代不是减弱了,而是增强了”




第879页


“明末的农民战争,主要在北方进行。清兵入关,受破坏最严重的是南方经济发达地区。民族战争具有更加残酷的性质。正在中国经济受破坏的当口,西方加快了前进的步伐,这一快一慢造成的后果,既不是由于传统,也不是由于汉民族的本性”


第880页


“手工业,明朝后期有很快的发展。万历年间围绕矿税的斗争,正说明矿业在国民经济中已经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丝织业方面,原来是西班牙产品占据着美洲殖民地市场,但1565年,大帆船贸易展开以后,中国丝织品不仅在国际市场上排挤西班牙产品,而且还大量销往西班牙本土,导致了西班牙丝织业的衰败。在一般的国际贸易中,中国外销的多是手工业产品,输入的多是自然产品,因而贸易长期出超,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注释:参阅《从国际市场的商品竞争看明清之际的生产发展水平》,载《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三期)

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是由于中国有先进的生产技术,正是,这先进的生产技术,产生了宋应星的《天工开物》。”

“手工业的发展导致了市镇的发展,市镇的发展导致市民队伍的扩大,市民队伍的扩大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思想。不论人们把这些新问题和新思想叫做什么,都不可否认中国社会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大规模的市民斗争,社会下层对封建伦理道德的蔑视和背叛,等等。”

“面对日益发展的矿业和丝织业,明朝国家机器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把他们当作可以满足自己需要的财源。于是税使满天飞,……但这也表明当时的国家承认这些私营手工业的合法地位。另一方面,从中 央,到地方,都有一批官吏、士大夫反对税使,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支持和保护手工业的生产”


“明朝末年的江浙以及其他沿海地区、手工业比较发展的地区,社会还是充满生机,以东林党人为代表的士大夫们,以天下为己任,士风昂扬,充满了生气”


第882-884页

“可以断言,假如李自成掌握了全国政权,因战争而受到破坏的农村经济很快就能得到恢复,而城市经济则必有更大的发展”

…………“但是,清兵从山海关进来了,一场更大规模的民族战争给社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如何估计清兵入关所造成的破坏?到目前为止,我自己还未见到专门论及此事的文章,所以这里只能采摘一些零碎的资料,对当时经济的破坏描出一个概貌”

(根据现在学者的推算,明末中国人口将近两亿,而到了南明抵抗结束后的清初,人口只剩下4000万,在所谓留发不留头的政策下,满清屠杀掉了中国至少一亿以上的人口,人口损失掉了将近百分之七十)



“陈良学的文章说:经过明末请初的战乱,陕南的人口急剧下降,不及过去的十分之二三,石泉县在明末尚有1万0500户,4万3000人,到了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仅存700余户,2100人。即或如此,比起东南各省,陕南的破坏是相对比较小的。……比如江西,无民可治,田荒无力可耕。东南一些大中城市几乎都遭到了兵火洗劫,一向人烟稠密的江苏宜兴地区,也是千百顷荒地相连(注释:载《陕西师大学报》1988年第一期)”


“叶恩显的文章说从清初到康熙二十三年(1644年——1684年),40年里面,由于禁海和迁海政策,大大削弱了我国与东南亚各国的航运贸易,西方殖民地则乘机扩大势力,以至开海以后,已经无法挽回昔日颓势。这一带本是广东商人的市场,此时则多被西方人占领。广东商人的处境则每况愈下,甚至沦为西方殖民贸易的中介人(注释:参阅叶恩显《清代广东水运与社会经济》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四期)”


“清代规定船只最大载重不能超过五百石。明代万历二十五年(1597),远航东南亚的私人帆船就有137艘,而在清代一直过了将近两百多年,才勉强超过,而且由于大小不及明代船只,栽重的总吨位海增加不了这么多”


“清代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不仅实行禁海,而且实行迁海;把沿海居民迁入内地,以便造成一个沿海的无人区,隔绝大陆人民和郑成功的联系。命令一下,官兵逞虐,沿海居民死亡过半。其后因为各种原因被指控违禁而被杀的,难以数计,有些地方官也受到此类案件牵连,被革职杀头”


“王守稼说,明末清初,上海地区开展了激烈的抗清斗争。‘嘉定屠城以及松江地区的抗清斗争,波及到社会各阶层,不能不对社会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而清代为恢复上海地区经济所花的时间比元末明初要多的多。(注释:王守稼:《明清时期上海地区资本主义萌芽及其历史命运》,载《学术月刊》,1988年第12期)”


“明末李自成起义,对东南沿海一带的经济并无多大影响。但清兵入关,受害最重的就是东南这个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在华北地区,满清统治者为了酬谢八旗兵士的勋劳,允许他们圈占耕地。致使大量土地荒芜,农民流离失所,或者成为奴隶。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受到严重摧残。”


“清初不仅禁海,而且禁矿。禁矿不仅是为了推行‘崇本抑末’政策,主要是为了防止汉族人民聚集在一起,危及他们的统治。虽然在禁矿期间,个别地区有所松动,但整个来说,清代的国家凭借自己强大的军事实力,禁矿也做得相当有成效。直到乾隆年间才开禁,而此时距离清初已经有一百多年了”


“直到明朝末年,中国的火药和筑炮技术,并不落后于欧洲,或者是各有长短。(注释:沈定平文,以及李洵《明代火器的发展与封建军事制度的关系》,载《史学集刊》,1989年第三期) 清兵入关以后,要求八旗兵仍习骑射,不用火器。绿营兵用火器,但质量低劣。民族的隔阂和不信任,使得清政府多方限制绿营兵用精利火器,更不必说去发展火器。到乾隆年间,中国的火药技术已经落后于西方,而西方侵略者就是凭借新火药和先进的火器,打开了天朝的大门。(注释:参阅王戎笙:《清代前期历史的几个问题》,载《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三期)”


“以一个落后的民族统治先进的民族,所造成的影响许多是难以从数字方面计算的。江南士大夫在民族斗争中,有三分之一衰落下去了(注释:参阅李洵:《论明带江南地区士大夫势力的兴衰》,载《史学集刊》,1987年第4期)衰落的不仅是人数,而且是士风和士气,昔日趾高气扬、面折廷争,以天下为己任的态度非常罕见了。有反抗情绪即被处死,想活命的就只有低眉顺眼做奴 才。社会缺乏生气!”


“因此在清初大约40-100年间,矿业、纺织、外贸、航运、造船、火器制造等等,发展缓慢,有些部门一直未超出明代水平。至于农业,清代的发展则‘远不如明初’(注释:引自中国农科院编:《中国农学史》(下册),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86页)。”

下面一部分,该书作者指出,满清仅有的一些思想和科技的成就也大多是明朝的遗民和明朝遗泽余波影响的结果,一旦这种明代的遗留效应结束,满清就只剩下万马齐喑,一直到外国的大炮打开国门


第889-892页


“在民间,有两位著名的天文数学家,王锡阐和梅文鼎……,他们兼取中国传统方法和西洋新法的长处,也屏弃二者的缺点,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数学方法,……”

“王锡阐和梅文鼎都生在明代。教育他们的,主要是明朝的遗民。比如梅文鼎,他的第一个老师是父亲梅士昌。梅士昌终生布衣,但学问渊博,不仅通经史,而且通医学、数学,为学讲求实用。梅文鼎的启蒙老师罗王宾,经常教他观察星象。27岁以后,梅文鼎又从学于明代遗民倪正。倪正教他推算日月交食,并由此奠定了他终生从事天文历算的思想基础。因此清初第一代天文历算学者,仍然是明代新数学发展在清兵入关的浩劫之后的余波”


“他们不仅继承了明代的数学成就,也继承了明代的学风,……”


“明末的遗民,也多重视天文数学,比如黄宗羲,就著有《授时历故》,《大统历推》、《气运算法》,《勾股图说》”


“但仅仅为了历法,数学就没有多少前途,假如再进一步引向天人感应,数学的出路就更加狭隘。但是刚刚入主中原的满清统治者,本民族人数少,文化水平低,生产方式也落后,要统治人口占绝对多数的其他民族,在武力镇压之外,也必须高举君权神授的旗帜,天人感应思想的抬头是不可避免的”


第902页

“明末开始的实用技术,不仅引不起他们的兴趣,却常常要受到他们的责难。他们以是否离经叛道为依据,抨击明代一切新的思想萌芽”


“《四库提要》的作者基本尚不理解吴有性说的杂气是什么意思,说吴有性不仅不合古,而且‘妄施治疗’”


“朱载育的新法密率,当然也不合古,乾隆御制《律吕正义后编》对朱载育进行抨击”


“由明末上推,在科学上有新见的思想家,也往往受到指责”

“明中叶王廷相在天文,地理,生物,社会学等众多问题上都提出新的思想新的观念,满清修的《明史》本传说王廷相的论说多‘乖僻’”



第906页-912页


“《本草纲目》,《徐霞客游记》,《天工开物》,《农政全书》,《算法统宗》、《瘟疫论》,……在这些科学著作背后,不仅有高水平发展的农业,还有高水平发展的手工业和商业。所以算法统宗一出,就‘竟相翻刻’,闹得一时‘纸价腾贵’。《天工开物》问世以后,第二年就被刻印出版。几年后,书商杨素卿认为有利可图,决定翻刻。雕版已成,未及印刷,适值明朝灭亡。到了清初,经过改版,才得付印。但杨本以后,便无人翻刻了。因为情况变了!!!”


“明末出现一披实用的技术科学著作,是适应当时高度发展的生产力,特别是手工业、商业的需要。清兵入关,扬州、江阴、嘉定等江南城市被屠,许多手工业基地成为一片废墟。受祸不太严重的山西潞安,明末有织机三千余张,到顺治17年(1660年)仅剩下二三百张,减少90%多,江南的受祸可想而知。在这样残破的经济基础之上,还会有谁去关心技术问题?就是有了技术书籍,又有谁购买?所以《天工开物》在明末的杨本以后就不再版。”


“清初近半个世纪,是经济恢复时期,有些部门甚至用了一百多年,才逐渐赶上和超过明末的水平。这个时期是满清政治和军事上所谓强盛的时期,却恰恰也是经济上、文化上的低谷”。


“根据《简明清史》收集的资料,明末清初曾经有不少技术发明。但在满清残暴愚昧的统治下,这些发明的结果可想而知。比如苏州民间手工艺人孙云球曾制成‘千里镜’,可远见城中的亭台楼阁,如在目前,并著有《镜史》一书,但后来失传了。江苏另一位青年科学家黄履庄仿制和自造了许多自动机械和仪器,如机械自行车、望远镜、温度计、湿度计等等,不久也失传”(可以想见,如果没有满清的统治,这些技术发明会对中国的进步造成多么巨大的推动作用)”



“清初所进行的战争,是一场民族战争,所以斗争特别残酷,破坏也格外严重。清军不仅摧毁城市,大加杀 戮,而且摧毁了大量先进技术的载体。对江南士大夫的严重打击,大大降低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平,也造成了深刻持久的民族仇恨。……后来民族仇恨虽然淡漠了,但民族压迫并没有消失。接连不断的文字狱,打击的不仅是汉族知识分子的反清情绪,而且一般的打击了知识分子的士风和士气。”


“明朝末年,知识分子们结党****成风,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新现象。……而明末的知识分子社 团,多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入社的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他们把天下看作自己的天下,把国家看作自己的国家。顾炎武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集中表现了明末知识分子的责任感”


“这些知识分子社 团,由于是民间组 织,所以能迅速而直接地反映出社会的要求,他们的出现,不仅体现了知识分子群体意识的觉醒,而且是整个社会独 立自主意识的觉醒。这种自主意识的觉醒,乃是创造力地直接源泉。”


“这些具有自主意识的知识分子,同时也多是具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清兵入关以后,受打击最重的也是这些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被彻底摧毁了,明朝末年对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昂扬士风也不见了。做人必须处处小心,就事思想也不能擅越雷池。在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双重压迫之下,人们的创造力萎缩了”


“满清前期,残破的经济没有对科学技术迫切的需要,所以当时的满清人不仅没有能继续发展明末勃兴的实用技术科学,甚至那已经发展起来的也不能传播,后来,随着经济的恢复,当社会重新需要技术科学的时候,由于民族压迫和复古思潮的影响,人们又缺乏创造的活力。所以直到鸦片战争,二百年中,中国几乎没有可以与明末相比拟的、具有新的科学精神和科学见解的著作”



“满清的前几个皇帝,被一些人吹嘘成所谓有作为的皇帝。然而他们首先代表的是自己民族的利益,特别是本民族上层贵族的利益,满足八旗子弟,特别是上层贵族的需要;防止其他民族、尤其是汉民族的反抗,是他们工作的中心。从圈占土地,追捕逃人、禁海、禁矿,到颁布剃发令,大兴文字狱,就是他们各种工作中心的表现。在这种民族重压下,经济和学术都比较先进的汉民族就难以发挥自己原来的创造活力。一些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也难以奏效。”


“满清统治者本身的文化、经济都比汉民族落后。他们入关以后,学习汉文化非常努力,……。然而他们的整个民族,却首先要完成封建化的过程,完成从落后的生产方式向先进的生产方式的转变。伴随着他们的进步,却是整个中华民族前进步伐的迟滞,就象一块冰的融化使整盘水的温度不能迅速上升。而且由于他们处于统治地位,这种迟滞作用就特别大。”


“为了保持本民族的特权地位,清代皇帝虽然自己努力学习汉文化,却不允许本民族所有成员都学习汉文化。这些没有文化的成员却是各级政府的首脑,掌握着鉴定好坏、判断是非的标准。因此他们的军事镇压破坏了经济,而他们的政治压迫又破坏了文化。”


“宋代产生的理学,乃是汉唐文化消化以后的产物。伴随着理学的行进,是整个民族思维水平的提高。在高水平的文化基础上,人们考虑各种科学问题的起点也高。满清汉学的兴起,一方面是学术发展的必然,一面也是由于文化水平原本不高的清代统治阶层,必须一切从头做起,才能逐步接受和消化汉文化。虽然他们提倡理学,但整个清代的理学不能有所发展,只能停留在低层次的理解。而他们支持汉学,却使中华民族的思维水平又降低到宋明以前的水平”(第910页)


“比如宋明理学的核 心是性与天道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兴起了一系列理气心性之辩。这些辩论虽然没有实际用处,却促进了人们去进行精密的思维。人们可以用精密思维去思索理气心性的问题,也会用精密思维去思索科学问题。而清代汉学家,……丢掉了理学精密思维的习惯。……这样性和天道的讨论又回到了汉代的思维水平,认为性与天道讲的只是吉凶祸福、阴阳灾变。宋代人把天道变成理,所以他们涉及自然界的时候,注意探讨其中的理。汉代讲天道,却主要是天人感应,是现象与现象的表面关联,而且多半是错误的关联。正因为如此,清代汉学家们就不能理解吴有性,不能理解王廷相,也不能理解欧阳修。所以就是在传统科学的领域,他们也只注意历法,对天体结构等古老的科学问题,除了咀嚼前人和外国传入的结论以外,自己却不能有进一步的思考和创造。”


“宋明理学,……从其创立开始,就伴随着对经典的批判和否定。欧阳修说《十翼》不是孔子作品,司马光反对《孟子》,王安石不喜欢《春秋》,朱熹说《周易》是卜筮之书,……他们敢于否定经典,别人也就敢于反对他们。正如自己不孝父母,也难让儿孙孝顺自己,所以朱熹之后出了王廷相、王阳明,王廷相、王阳明之后有何心隐、有李贽。李贽不是一个偶然现象,他是宋明理学发展的必然产物。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人们可以随意的解释经典,于是传统的经学衰落了。人们常常谈论传统科学科学在明代的衰落(与此相应的是新科学新思想在明代的兴起)。却很少有人注意传统经学在明代的衰落。所以在明代,社会上层是理学的自我革新新哲学观念的层出涌现,下面是流淌着一江活水,生长着几枝春芽。人们公开的蔑视礼教,欣赏肉欲。在上层,在社会的天上,是理学和心学的统治,在下层,在社会的地上,人欲在横流。横流的人欲,反映在明末的小说里,反映在文人学士的诗文中”


“正是这样的一种文化气氛,明末的科学家才不象沈括、李冶那样,一面象鬼追着似的从事科学著述,一面又觉得自己的工作低人一等。明末的科学家们理直气壮,丝毫没有卑躬屈膝之态。宋应星还公开以‘家食之问’著书,正表现了对传统的蔑视”


“传统的衰落,正是新时代的曙光。但是强大的满清军队摧毁了江南富庶之地,也摧毁了产生反传统思想的温床。……那刚刚萌芽的春芽被扼杀了,一江流淌的活水被堵死了。所以到乾嘉时代,汉学鼎盛,然后由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死水又开始活动的时候,龚自珍等人才觉得空气是这样的沉闷,才希望冲破那万马齐喑的死寂,爆响一声春雷”


“造成这些后果的原因,表面看来是文化的,制度的因素,甚至是具体政策。但在这表面因素的背后,是社会集团的利益在发生作用。而具体到明清这个历史背景下,这个社会集团的利益就是民族集团的利益在发生作用”“历史是人们自己的历史,人们利益的冲突决定着历史发展的方向。不是文化心理,社会制度决定人们的行为方式,而是人们的利益决定他接受什么文化和社会制度。……在这里最靠不住的说法是把历史后果的原因归结为一个民族固有的文化”(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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