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没有搞修正主义

杨虎 收藏 26 1877
导读:长期以来,我们一直相信,自从斯大林去世之后,赫鲁晓夫就开始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在苏联全面复壁资本主义。我们相信,从此之后,苏联就已经成为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国家。其主要根据就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其次,赫鲁晓夫时期推行的种种经济改革政策,背离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原则。其三,中苏关系全面恶化,苏联领导人全面推行霸权主义对外政策。 我们相当长时间没有认真思考这些观点的科学性和可靠性,把相当一些与修正主义没有多大关系的背离斯大林模式的各式各样的理论探索硬当成修正主义;包括铁托的社会主义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相信,自从斯大林去世之后,赫鲁晓夫就开始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在苏联全面复壁资本主义。我们相信,从此之后,苏联就已经成为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国家。其主要根据就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其次,赫鲁晓夫时期推行的种种经济改革政策,背离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原则。其三,中苏关系全面恶化,苏联领导人全面推行霸权主义对外政策。

我们相当长时间没有认真思考这些观点的科学性和可靠性,把相当一些与修正主义没有多大关系的背离斯大林模式的各式各样的理论探索硬当成修正主义;包括铁托的社会主义自治制度、斯大林模式的故乡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模式的改进等等。

确切地说,修正主义是有着明确而科学的含义的。所谓修正主义,是指的第二国际时期由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爱德华伯恩斯坦等人宣传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其要点就是否认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否认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与生产的高度社会化会导致不可克服的经济危机,认为这种危机是“可以通过现代信用制度的灵活性、交通和通讯的完善化、商业统计和情报机构的改进、工业家组织的扩展都会对生产活动与市场状况的关系等等加以克服的”。而不是认为这些东西只能起到进一步加剧和推进贫困化的作用,从而使危机因素累积,从而使危机更加深刻更加猛烈的爆发出来。被新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所采用的一系列新的统治和剥削手法,比如消费贷款、股份制、资本主义国有制、普选制和宏观调控措施等等所迷惑,没有看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的新的表现形式:那就是债务即负资产向一极的积累;否认资产阶级民主是有钱人的民主,是富人的民主。是几千年来富人对穷人的统治在普选制的民主共和制这种新形式下的延续。否认资本主义制度下普选和竟选是资产阶级用来统治劳动者的工具和手段;幻想劳动者可以通过资产阶级民主改善自己的经济地位,甚至从资本家手中和平地夺取政权、“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我们承认,这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对工人阶级显然是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因为它使工人阶级相信,可以不用流血牺牲的革命和战争就能摆脱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让工人阶级沉迷于永远实现不了的梦想中;起到了新形式下宗教的作用。而当资产阶级采取一系列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时,这种作用更加显著。

就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报告本身而言,尽管其中有许多替个人辩护和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地方,但政治原则基本上是正确的;它的核心,就是要求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批评了斯大林滥用职权,严重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一系列错误。其许多观点与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其文的观点异曲同工,只是不够全面和深刻。这个报告显然与修正主义即民主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而毛泽东把它说成修正主义,其理由极不充分。毛泽东认为,这个报告是引发匈牙利事件的直接原因,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匈牙利事件的直接引火线则是苏联领导人粗暴干涉匈劳动党内部事务,导致匈国内政权崩溃,社会秩序瓦解,从而直接导致动乱;而其深层原因,是匈牙利劳动党领导人拉科西生搬硬套斯大林工业化路线,严重侵犯劳动人民合法权利导致人民的不满而引发的。

我们从赫鲁晓夫的《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报告中,或者其后苏联采取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政策中,看不到修正主义。尽管苏联在其后对其国内实施大规模平反昭雪,但并没有把修正主义理论作为官方的指导思想,苏联一直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思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因此,说赫鲁晓夫时代的苏联在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显然是没有根据的。

我们一直把苏共提出的全民国家全民党理论说成是修正主义理论。这是不公正的。事实上,苏共所提出的这一理论观点,是建筑在对苏联社会发展的这一判断基础上的,那就是苏联已经进入发达社会主义阶段,阶级已经消灭;阶级斗争已经不存在。当然,这一判断事实上不符合实际的。但它决不是修正主义。况且,苏共在其纲领中,仍然有一个重要补充:就其性质而言,苏共仍然是工人阶级先峰队。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坚信,1960年7月苏联单方面中止对华经援协议,撤走专家,撕毁合同;这是赫鲁晓夫在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一事遭拒绝之后对中国采取的报复措施。但是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事实上,苏联早在1957年,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前就已经向中方提出关于撤走全部专家的请求,理由是中国的工业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而能够自立,而真正原因是当时中国对苏贸易出现巨额顺差,从而导致中苏之间出现贸易摩擦;于是经中苏双方会商并经毛泽东同意共同作出了此决定。当然此后苏联专家事实上一直留在中国。直到1960年双方关系破裂为止。长期以来,这一事实一直被深埋在历史尘埃之中而不为人所知。中国欠苏联外债,据周恩来1964年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李先念在二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的国家预决算报告透露,共计十四亿零六百万新卢布,折合人民币约为五十二亿九千余元,其中相当大的部份是使用和消耗在朝鲜战争中的军事物资的贷款和利息,按照协议应于1965年全部还清。据周恩来透露,当时并不是苏联要求提前还清债务,而是中国主动向苏联提出,用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份来提前全部还清债务,苏方并不要求提前还债。中国官方某些宣传中把1960~1962年大饥荒归罪于苏联逼债,这更是无从谈起。事实上,即便是在大饥荒中的1961年,援外支出即已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自1962年起,援外更是大幅超过了偿债。大把大把的银子流水般散给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古巴等等。据说,他们的建设工作做好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增强了,就是对中国人民的大力支持。其最终结果是在事实上干涉了这些国家的内政,导致中国与越南、与阿尔巴尼亚外交关系全面破裂,中国与越南还发生了战争。这就是现实对严重脱离实际的意识形态决定论的回击。事实上,导致1960~1962年大饥荒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从1957年开始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所建立的农村人民公社体制严重不适应中国现阶段的农业生产实际,大锅饭体制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导致农业粮食产量急剧下滑。特别是在此期间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大办公共食堂等等手段推行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分配原则而导致集体经济的座吃山空;成为诱发大规模饥荒的直接原因。而这一错误的深层教训就在于,中共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缺乏科学认识,企图跨越历史阶段迅速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加上一系列经济政策严重违反了经济规律,侵犯了人民的利益。进一步加速了危机的爆发。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坚信,苏联在1957年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提出的和平共处路线,是向资本主义世界投降。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和平共处的政策,是比较符合当时苏联的实际的。众所周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们,曾经以世界革命为主要目标;但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共产国际推行的单纯依靠输出革命的办法推进世界革命的一系列努力全都以失败而告终。于是,到斯大林时期,开始推行“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政策,但并没有放弃世界革命的努力。斯大林认为,资本主义世界必然会发生“总危机”;这个时期才是输出革命的最好机会。以此理论为基础,苏联开始走上了对外扩张和追求霸权的道路。但是,二战前美国罗斯福所推行的新政,在事实上挽救了资本主义体系。而此后,尽管西方世界不断爆发经济危机,但资本主义体系并没有因此而崩溃。这些事实上等于宣告了斯大林“总危机”论的破产。因此,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政策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但是并不彻底。赫鲁晓夫一方面从理论上承认了和平共处的理论,另一方面在实践中并没有放弃建筑在输出革命理论基础上的对外称霸的政策。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应当说,这一错误才是导致中苏关系破裂的根本原因。由于追求霸权,必然不可避免地要侵犯中国的国家利益,从而导致中苏关系走向破裂。中苏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中苏两国在国家利益上存在的矛盾;而不是苏共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中苏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其根本上属于国家利益的冲突,而不是路线斗争。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决定国家关系的根本因素,就是共同的意识形态。只要意识形态相同,两个国家自然就成为盟友。因此,我们自然认为,作为同样属于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自然而然地会无私地帮助中国;而中国也应当无私地帮助其它更加弱小的社会主义国家。说实话,这种认识是不符合实际的。结果,这种认识指导下的外交路线终于被苏联领导人的极端自私自利和大国沙文主义的举动打得粉碎。对苏联领导人来说,牺牲其它国家的利益为自己捞取好处,干这种事不是第一回了。在二战中,苏联成为唯一承认满州国的国家。尽管这样做出于战略上的需要,是不得已而为。但其大国沙文主义面目暴露无疑。而在二战结束后,苏联再次强占了中国的中东铁路,强租了旅顺港作为租界;并通过克格勃支持中国新疆**势力分割中国领土。这些行为,使得苏联和日本在二十世纪成为继英法之后侵略中国最积极的西方列强。在战前,苏联就同纳粹相勾结瓜分波兰和波罗弟海三国领土,企图火中取粟,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导致纳粹入侵。四十年代未,苏联同美国南斯拉夫同奥地利在的里雅斯特的争端中,牺牲了南斯拉夫的要求,从东德获得了大片领土。这种事件在当时就使得南斯拉夫同苏联关系的破裂。而当时苏联对南斯拉夫的惩罚就是,指责南斯拉夫搞修正主义;从而把南共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开除出去。尽管事实上铁托的政策与修正主义不搭界。

1959年赫鲁晓夫同艾森豪威尔签订了部分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以实现核不扩散的目的。为此,苏方向美英主动提出核武器只局限于苏美英;但中国和法国除外。当然在英国的坚持下法国也有权力拥有核武。这实际上就等于说,苏联领导人为了苏联的国家利益牺牲了中国的国家利益。结果,中苏双方在中国发展核武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苏联为了保证与美国的友好关系,准备在这个问题上压中共屈服。1960年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召开的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在苏联的指使下向中共代表团进行围攻;企图逼中共接受部分限制核武器条约。这就是苏共领导人所推行的政策的集中表现。恰好在此期间中美之间发生了一系列冲突事件,进一步激化了中苏双方的矛盾。其一是,美国决定推翻蒋介石政权直接以武力托管台湾;从而实现台湾的独立。此举导致中共炮轰金门,从而导致中美关系紧张。而苏联夹在中美之间,处境极为狼狈。为此,赫鲁晓夫指责毛泽东好战,是以武力试验资本主义世界的稳定性。其二是,1959年达赖借助记念佛祖涅磐2500周年之际出走印度,并宣布西藏独立。为此中共出兵将西藏地方政权打跨。印度趁此机会侵占大片本属于中国的领土,并把印英单方面制定的麦克马洪线强加于中国。结果,导致中国和印度发生军事冲突;而当时印度是美国的盟国。在此后的中印冲突中,不仅美国,苏联也大力支持印度。苏联的行为使中共极为不满。双方关系开始全面恶化。恰好在此期间,两个小事件的发生成为导致中苏关系全面破裂的“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就是人所共知的联合舰队事件和长波电台事件。显然,如果不懂得苏联强迫中国接受美苏部分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这个大的历史背景,那就无法理解这两个小事件在中苏关系破裂中起的作用。苏方提出的这两个要求在当时逼迫中共放弃发展核武接受不平等的美苏部分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自然会让人想到这是准备控制中国军队

对于坚信意识形态决定论的中共领导人来说,苏联的这些行为是无法理解的。他们无法相信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会发生这种事。从外交意识形态决定论出发,他们只能相信一种解释,那就是苏共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复壁了资本主义,苏联已经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所以才导致了这些事件的发生。也正是在这种错误认识指导下,中共不仅与苏共决裂,而且也与与苏共保持友好关系的共产党决裂,特别是以是否在1957年莫斯科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上支持苏共立场,以及是否参加1969年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共产党与工人党会议为标准。把凡是参加了1969年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共产党与工人党会议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全都指责为修正主义政党。而丝毫不顾及不同国家的具体的不同国情。结果,使中共在世界上的地位日益孤立。而由此导致莫须有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所造成的认识上的混乱直接诱导了十年文革的发生。

毛泽东没有科学地认识清楚修正主义的本质,他错误地把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报告以及此后苏共推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政策、以及由此引发的对斯大林模式的任何改进和变革都当成修正主义,从而有意无意地走向事实上的个人崇拜的道路。于是,就在理论上错误地把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即“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等都当成修正主义,把怀疑和反思斯大林模式的刘少奇等人统通当成修正主义分子,错误地提出要纠中共党内的“赫鲁晓夫”;并且错误地认为在中共党内中高层中已经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即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而所有这一切的总根源就在于外交上的意识形态决定论,以及由此引发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反修防修”政策。事实已经充分证明中共所长期持有的意识形态决定论在事实上已经彻底破产。而作为文革的理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十年文革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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