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0年岳飞北伐中原战绩战况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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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0年岳飞北伐中原战绩战况考证


岳家军研究 2009-02-09 20:00



(一)北伐的捷奏是否健全

岳飞绍兴十年北伐,留下的捷奏最多。《鄂国金佗稡编》卷16有《复颍昌府奏》、《陈州颍昌捷奏》、《郑州捷奏》、《漫独化捷奏》、《复西京捷奏》、《龙虎等军捷奏》、《复南城军捷奏》、《郾城县北并垣曲县等捷奏》、《小商桥捷奏》、《河北颍昌诸捷奏》(据奏捷内容,“颍昌”乃“孟州”之误)、《王贵颍昌捷奏》和《临颍捷奏》,《鄂国金佗稡编》卷19还有《鹘旋郎君捷报申省状》,共计十三份,记载了十七次战斗。这十三份捷奏却不能包括这次北伐的全部战绩。以下举几个例证,《宋史》卷29《高宗纪》载:

(六月)岳飞领兵援刘锜,与金人战于蔡州,败之,复蔡州。①

复蔡州是岳飞率主力北上的第一战,却无捷奏传世。《三朝北盟会编》卷202载:

(六月)二十三日丙寅,岳飞军统领孙显大破金人排蛮千户于陈、蔡州界。②

排蛮即裴满,是女真人的姓③。孙显败裴满千户之战,也无捷奏传世。此外,《三朝北盟会编》卷202、《建年以来系年要录》卷136和《宋史》卷29《高宗纪》的记事说,六月十三日丙辰,牛皋在京西败金兵。京西即京西路,具体的州县不清楚。此战也同样没有捷奏传世。

由此可见,岳飞的第四此北伐也同前三次一样,传世的捷奏决非完整无损,而是残缺不全的。有些战役的捷奏已经佚失,又有些战役,例如往后还要介绍的郾城和颍昌之战,虽有捷奏传世,而补充捷奏也已佚失。

残缺不全的资料,当然不可能得出准确无误的结论。我们只能依据现存的记载,尽可能作一番去伪存真、辗转推求的考订工作。


(二)岳飞孤军深入的形势

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宋金订立和约,宋朝称臣,金朝归还黄河以南的土地。可是宋高宗和秦桧命令岳飞等支大军原地驻守,河南之地却基本上不设防。绍兴十年,完颜兀术(宗弼)在“盟墨未干”、“口血犹在”的情况下,又大驱南牧之马。他改变秋季出战的常规,而在盛夏用兵。女真骑兵如疾风急雨,很快重占重镇河南之地。

当时,刘锜带领近二万人,正前往东京开封,到顺昌府后,便遭完颜兀术大军围攻。刘锜部以逸待劳,以少击众,英勇抵抗,大败金军。完颜兀术被迫由攻势转为守势,自己和龙虎大王完颜突合速①守开封,命韩昌守颍昌府,翟将军守淮宁府(陈州),完颜阿鲁补守应天府②。以这三个府为前卫,而开封府大军作后盾。

各路宋军相继进兵,都取得不同程度的胜利。东线的韩世忠,西线的吴璘、杨政和郭浩三部都是努力作战的,但对战争全局不起决定作用。与完颜兀术大军对阵的中线,则有岳飞、刘锜和张俊三军。

七月初以前,岳飞的战斗部署大致如下:第一,由李宝、孙彦、粱兴、董荣、孟邦傑等人人率游击军,深入金军后方,攻城占地,切断和骚扰其供应线。第二,命武赳率兵进据虢州,与商州的邵隆、陕州的“忠义军兵”首领吴琦协同作战,切断完颜兀术与关中完颜撒离喝(杲)的直接联系。第三,后方留守部队,自然包括全部水军,还接管了直至江东路池州的江防③。第四,亲帅主力正面推进,据蔡州,克颍昌,复淮宁,取郑州,占洛阳,以扫清开封外围。

完颜兀术部署三个开封前卫据点,被岳家军夺据两个,剩下一个位于开封东南的应天府,应是张俊军的攻击范围。

当岳飞刚出师时,宋廷曾命岳家军的前参议官李若虚奔赴军前,制止北伐。岳飞说服了李若虚,李若虚回到临安,“谓敌人不日授首矣,而所忧者他将不相为援”④。这实际上反映了岳飞对形势的估计。他出师时的“所忧”很快变成了现实。

东线和西线的宋军不能同岳飞直接配合。张俊军近乎兵不血刃,拿下宿州和亳州,却于闰六月底班师。刘锜自顺昌战胜后,颇为踌躇满志,无意于进取而立新功。他有七个军,左右两军护送家属、伤员和辎重撤回镇江府,剩下的一万多人留在顺昌,按兵不动。


到七月初,岳飞的孤军独进己成定局。宋庭却还要刘锜全军撤回镇江府,而顺昌府改命岳飞“分拨兵将,严为守备”。


岳飞上奏说:本司契勘所管兵马,已分布调发前去陕、虢、西京、陈、蔡、颍昌、汝、郑州一带,并已有差往河东、河北措置事宜。已两次申奏,乞将刘锜一军切令于顺昌府屯驻,庶几缓急可以照应去讫。⑤


岳家军打了一系列的胜仗,占地甚广,为其他各路宋军望尘莫及。但是占地甚广造成了兵力分散,又成为很严重的军事弱点。岳家军在闰六月底已突入开封府的中牟县,夜袭金军万户漫独化的营寨。然而因孤军深入,兵力不足,完颜兀术的大军又近在咫尺,岳飞不得不中止正面推进,并采取措施,集中兵力。


在《鄂国金佗稡编》卷12《乞号令归一奏》中,岳飞要求将虢州武赳一军撤回,把原属陕西路的陕、虢两州交付川、陕宣抚司管辖。主张洛阳和河南府路的防务由李兴独立负责,蕲、光、黄三州的防守也拨还张俊的淮西宣抚司。这个奏疏反映了岳飞集中兵力的部分措施。

岳家军在开封外围逐步集结,集结地点有两个,一个是岳飞亲驻的郾城县,二是王贵增戍的颍昌府。可是完颜兀术却不待对方集结完毕,抓紧战机,抢先发动大规模反攻。


(三)郾城和颍昌的两次关键性大捷

郾城之战发生在七月八日。完颜兀术探得岳飞亲驻郾城,故率女真主力骑兵突袭,企图一举摧毁对方的中枢神经。


今将《鄂国金佗稡编》卷16岳飞捷奏摘录于下:今月初八日,探得有番贼酋首四太子、龙虎、盖天大王、韩将军亲领马军一万五千余骑,例各鲜明衣甲,取径路,离郾城县北二十余里。寻遣发背嵬、游奕马军,自申时后,与贼战斗。将士各持麻扎刀、提刀、大斧,与贼手拽厮劈。鏖战数十合,杀死贼兵满野,不计其数。至天色昏黑,方始贼兵退,那夺到马二百余匹,委获大捷。


“盖天大王蔡里,名完颜宗贤”⑴。据叶梦得说:“伪盖天大王等二人则在濬、滑,以主签军。”⑵他原来担任后方留守,这次在郾城上阵,说明完颜兀术自顺昌败后,已得到了增援。


以下再引两份宋高宗手诏:览卿七月五日及八日两奏,闻虏并兵东京,及贼酋率众侵犯,已获胜捷。卿以忠义之气,独当强敌,志在殄灭贼众,朕心深所倾属。⑶


这是宋高宗看了五日一奏和郾城捷奏后的回复。第二份手诏说:

览卿奏,八日之战,虏以精骑冲坚,自谓奇计。卿遣背嵬、游奕迎破贼锋,戕其酋领,实为隽功。然大敌在近,卿以一军,独与决战,忠义所奋,神明助之,再三嘉叹,不忘于怀。⑷

现存捷奏实战斗刚结束时立即上报的,叙事简略,因“天色昏暗”,战果也来不及统计,故后来又有补充捷奏。这份捷奏虽已佚失,但在宋高宗第二份手诏中仍有反映,其中“虏以精骑冲坚”的情况,还开列所杀“酋领”的姓名。宋高宗看到补充捷奏,对此战的评价由“已获胜捷”提高到“实为隽功”,并且发下一道奖谕诏:

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师临阵,何啻百战。曾未远闻以孤军,当兹巨孽,抗犬羊并集之众,于平原旷野之中,如今日之用命者也。⑸

这是宋廷对郾城之战所作出的绝高评价。


宋廷还有一个省札说:“岳飞一军于郾城县,独与番寇全军接战,大获胜捷。”⑹完颜兀术大军十多万,光一万五千的骑兵不应成为“全军”。估计这一万五千骑兵乃是其前锋和精华,在战斗过程中,十多万人马陆续开到战场,并在岳飞的补充捷奏中有所交代。岳家军共十万兵力,至少分成十二军,游奕军的另一部分随统制姚政守颍昌⑺。这一个半军,大约不过一万几千兵力,除去守城军和火头军、辎重兵等非战斗人员外,参战兵力就更少。可见郾城之战是以少击众的硬仗和恶战。


金军擅长的战术,是以左、右翼骑兵进行迂回侧击。宋时行阵术语称左、右翼骑兵为“拐子马”。所以叶适说:“拐子马,虏之长技。”⑻女真骑兵“善于往来冲突”,“更进迭却”。他们与敌军一个回合交锋失利后,败而不乱,重整编队,再次冲锋。“虏流有言曰:不能打一百余个回合,何以谓马军!”⑼郾城捷奏说双方“鏖战数十合”,就是指女真骑兵进行数十次“更进迭却”的战斗。岳飞巧妙地指挥部属,“或角其前,或掎其侧,用能使敌人之强,不得逞志于我”⑽。这场恶战大约从下午二三点钟打到七八点钟,金军才最后败退。


郾城之战的另一特点是相当规模的骑兵会战。金军主力是骑兵,而宋军一般都以步兵为主。岳飞主要靠缴获大量马匹,才组成较大规模的骑兵。在郾城之战次年援淮西时,光背嵬马军即有八千多骑⑾。岳飞一开始就“遣发背嵬、游奕马军”出击,同敌人引以为骄傲的骑兵周旋。这是其他各支宋军做不到的。


八日之战结束后,金军不肯甘休。十日下午,又有一千多骑兵来到郾城县北五里店。岳飞亲自率军出城,命王刚带领五十多名背嵬使臣组成的军官队,前往侦察。他们同敌军相遇后,一拥而上,抢先把敌将阿李朵孛堇砍死。于是一千多金骑如鸟兽散。


完颜兀术不敢再窥伺郾城,又以大军进占郾城和颍昌之间的临颍县,企图切断岳飞及其副手王贵两军的联系。岳飞另一副手前军统制张宪当是在十日后从淮宁府赶到郾城的。十三日,他奉命指挥前军、背嵬军、游奕军等“诸军人马”,前往临颍,寻求与完颜兀术大军决战。杨再兴率三百骑巡绰到小商桥,猝然与完颜兀术大军遭遇,他和高林、王兰、罗彦、姚侑、李德等人全部英勇战死,金军也支付了更大的伤亡代价⑿。完颜兀术怯于同张宪对阵,率军转攻颍昌。张宪于十四日天明驱逐不多的金军,轻而易举地重占临颍县⒀。


在张宪重占临颍的同一天,颍昌府也发生激战。据王贵的捷奏说:

今月十四日辰时以来,有番贼四太子、镇国大王、并昭武大将军韩常及番贼万户四人,亲领番兵马军三万余骑,直抵颍昌府西门外摆列。贵遂令踏白军统制董先、选锋军副统制胡清守城。贵亲统中军、游奕军人马,并机宜岳雲将带到背嵬军出城迎战。自辰时至午时,血战数十合,当阵杀死万户一人,千户五人。贼兵横尸满野,约五千余人,重伤番贼不知数目。其夺到战马、金、鼓、旗、枪、器甲等不计其数,见行根刷,续具数目供申次。委是大获胜捷。


据此,王贵当“续具”捷奏上报,而这份补充捷奏也已佚失。但是,《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的一段记事,应来源于这个补充捷奏:

杀其统军、上将军夏金吾(失其名),并千户五人,擒渤海、汉儿[都提点、千户]王松寿,女真、汉儿都提点、千户张来孙,千户阿黎不,左班祗候承制田瓘以下七十八人,小番二千余人,获马三千余匹及雪护阑马一匹,金印七枚以献。兀术狼狈遁去,副统军粘汗孛堇重创,舆至京师而死。

岳珂这段记述应有所据,而决非杜撰。例如据《金史》卷55、卷57《百官志》,金朝设有正三品的统军使和正四品的副统军。“上将军夏金吾”即是夏姓的金吾卫上将军,虚衔也是正三品。其虚衔和实职的官品完全一致。


据《鄂王行实编年》载,此战的金军兵力,除“三万余骑”外,尚有“兵十万”。宋方虽有中军、游奕军、背嵬军与踏白军、选锋军五军,除踏白军外,背嵬军、游奕军的一部分尚在郾城和临颍,选锋军的一部分当随统制李道在外地,中军的一部分也随统制苏坚屯驻洛阳等地,都不是全军。可见首先出城的三个军,兵力也不过一万几千人。颍昌之战同样也是以少击众的硬仗和恶战。

战斗打了整整一个上午,十分激烈,“人为血人,马为血马”⒁。连王贵这样的宿将也不免一度怯战。岳雲斥责王贵,坚持战斗,他本人就十多次杀入敌阵,身受百余处伤⒂。直到董先和胡清率守城的踏白和选锋两军增援,才扭转了战局。


自七月八日到十四日,自郾城之战到颍昌之战,无疑是岳家军经历严峻考验的时期。这两次关键性的大捷,使完颜兀术的大举反扑完全被粉碎了。

“撼山易,撼岳家军难”⒃,是金军中流行的一句话。在绍兴十年前,岳家军主要是同伪齐军作战,与金军尚无严重的较量。可见此语主要是绍兴十年战争中的经验之谈。

自宋金开战以来,宋军主要有和尚原、仙人关、顺昌、郾城和颍昌五次大捷,都大败完颜兀术亲率的金军主力。顺昌战后,“虏自言入中原十五年,尝一败于吴玠,以失地利而败;今败于刘锜,真以战而败”⒄,但当时有不利于金军的盛暑天气。对于前三战,宋朝史书尚肯定其地位;而岳家军进行的后两战,却因岳飞被害,秦桧父子篡改历史,而失去应有的地位。宋孝宗时定所谓“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将一些不足道的小胜也算上,而单单没有这两战。其实,郾城和颍昌大战是在闰六月后的七月,又是在平原地区进行,最有利于发挥女真骑兵驰突的长技,岳家军以寡击众而取胜,就更为不易。《鄂国金佗稡编》的问世,大致可恢复这两次大捷的历史地位。至于具体战斗情节,却依然不能得其详,并且尚有一些疑案。



(四)关于岳飞军事情势不利的记载

关于岳飞绍兴十年北伐的班师,历来不外二说:一是军事情势不利说,二是奉诏班师说。这里就前一说的记载进行介绍和分析。

《紫薇集》卷25《为张俊乞赏缴奏》说:

今年夏敌人攻顺昌之时,陛下屡降宸翰,使俊援刘锜,俊但奏起发,初无引道之意。朝廷于是遣雷仲、王德援顺昌,俊苛留不遣。逮敌人既退,然后徐徐渡江,全军而出,仅能取已降之宿、毫,又不能经理。复不俟命而擅退师,使岳飞军孤,敌人复振,此俊之罪也。

《紫薇集》同卷《为王德田师中除正任承宣使缴奏状》也说:

前者王德从大军至宿、毫之日,正岳飞与敌人鏖兵于京西之时也。成师以出,仅能收复两郡,乃擅退军,遂使岳飞军孤,敌势猖獗。议者莫不归咎,至今国言未已。

《宋史》卷445《张嵲传》也有类似记载。张俊仗没怎么打,邀赏却漫天讨价:第一,要求部将王德和田师中升任仅次于节度使的正任承宣使。第二,全军八万人中,居然有四万多人立“功”,要求论“功”行赏。张嵲身为中书舍人,拒绝写制词,并上奏劾责张俊等人。其实,说“擅退师”也是冤枉,宋高宗给岳飞的手诏说:“已令张俊措置毫州,韩世忠措置宿州、淮阳军,卿可乘机进取陈、蔡,就闰六月终,一切了毕。”①可见张俊的撤兵乃是宋高宗的战略部署。劾责张俊退师,使“岳飞军孤,敌势猖獗”,在原则上是不错的。然而张俊退兵是在闰六月底,岳家军克洛阳和粉碎金军猖狂反扑是七月,可见“军孤”不见得必然导致班师。


第二类是有关刘锜的记载。《三朝北盟会编》卷205《淮西从军记》说:

飞方至陈州,而俊已定宿、毫,遂还寿春,引兵南渡而归。金人探知,于是并力以御,飞兵不能支,几败,告急于锜。锜为出兵牵制,抵太康,金人乃退,飞军得还。

《宋朝南渡十将传》卷1《刘锜传》说:

自闰六月至七月,世忠取海州,俊取毫州、宿州,飞取蔡州、陈州,京东、西响应。岳飞军屯颍昌,别军屯郾城,兵断不得合。遣骁将杨再兴击贼,不利,再兴战殁。飞以急告锜,或言:“当言于朝,而后发兵。”锜曰:“皆王事也,待报则无及矣。”遂往助之,即遣别将雷仲、柳倪直趋太康县。诸将曰:“贼在沙河,而诣太康,非路也。”锜曰:“第如言,我军至太康,彼必退矣。”其夜,军至太康,虏果解去。

这两条记载都有明显错误,如岳飞屯颍昌之类。但更重要的,还是因夸张刘锜战绩而失实。杨再兴战死的次日,岳家军并未得到刘锜一兵一卒的支援,在临颍和颍昌同时获胜,兀术退遁开封。依岳飞使者南下和刘锜大约几千步兵北上的日程估计,雷仲和柳倪抵太康,未遇一个金兵,恰好是享受了岳家军的胜果。

章颖写《岳飞传》,大体照抄《鄂王行实编年》,又与本人所写的《刘锜传》自相矛盾。故元人修《宋史》卷366《刘锜传》,应大致照抄宋《中兴四朝国史》,就斧削了这段记事。

第三类是赵甡之《中兴遗史》,此书虽已佚亡,《三朝北盟会编》卷204保存了其记事:

十四日乙卯,岳飞统制王贵、姚政败兀术于颍昌府。杨再兴、王兰、高林殁于阵。杨再兴、王兰以五百骑直入虏阵,杀数千人,再兴与兰皆阵殁,高林亦死,闻者惜之。获再兴之尸,焚之,得箭头二升。天大雨,溪涧皆满溢,虏骑不得进,官军乃得还。


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7载:

(乙卯)湖北、京西宣抚司都统制王贵、统制官姚政及金人战于颍昌府,败之。初,岳飞以重兵驻颍昌,欲为久驻之计。会张俊自毫州南归,金人谍知飞军孤无援,于是并兵以御飞。飞不能支吾,告急于淮北宣抚判官刘锜。锜遣统制官雷仲出兵牵制,抵太康县。是役也,飞将官杨再兴、王兰、高林皆战死。获再兴之尸,焚之,得箭镞二升。会天大雨,溪涧皆溢,敌骑不得前,官军乃还。(此以赵甡之《遗史》、《岳侯传》、《淮西从军记》参修。)

《要录》以秦熺《高宗日历》为底本,再参据其他记述。李心传在注中说明取材来源,无非因《高宗日历》无从查考②。他取材于《三朝北盟会编》卷207《岳侯传》的,是“以重兵驻颍昌,欲为久驻之计”一句,而弃其杨再兴战死临颍之说;取《淮西从军记》岳飞“不能支”,求援刘锜,刘锜出兵太康的记事,又删去岳家军“几败”,刘锜出兵后,“金人乃退,飞军得还”之说;取《中兴遗史》杨再兴战死颍昌之说,又删去“五百骑”“杀数千人”的记事。依李心传的估计,颍昌之战其实不算胜仗,但又写上“败之”二字。

今存颍昌捷奏表明,此战并无“天大雨,溪涧皆满溢,虏骑不得进,官军乃得还”的狼狈景象,而是“自辰时至午时,血战数十合”,“贼兵横尸满野”,“大获全胜”。杨再兴战死地点也显然不在颍昌。


综上所述,前引的记载不能提供准确可靠的证据,用以说明岳家军在敌人猛烈反击下,折将损兵,几陷失败,以致不班师就得丧师。



(五)朱仙镇之战考辨

关于朱仙镇之战,或认为是岳珂捏造此次战役,或认为此战应发生在六月,七月金军大举反扑后,即无可能。这里先引《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的记事:

先臣独以其军进至朱仙镇,距京师才四十五里。兀术复聚兵,且悉京师兵十万来敌,对垒而陈。先臣按兵不动,遣骁将以背嵬骑五百奋击,大破之。兀术奔还京师。

照抄这段记述的有章颖的《岳飞传》和刘光祖的《襄阳石刻事迹》。


《襄阳石刻事迹》固然辑于《鄂国金佗稡编》正式刊印之前,但其内容和文字,无疑是抄录早已问世的《鄂王行实编年》。记载朱仙镇一战的还有《皇宋十朝纲要》卷23,《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卷5,《中兴大事记》,《大金国志》卷11,《文献通考》卷315等,且以《中兴大事记》为例:

岳飞捷于郾城,乘胜逐北,兵至朱仙镇,距东京四十五里。①

其战兀术也,于颍昌则以背嵬八百,于朱仙镇则以背嵬五百,皆破其众十余万。②

吕中此书写于“南渡百年”③时,已属南宋晚期,显然也是抄录《鄂王行实编年》无疑。这些晚出的史籍采用岳珂朱仙镇之战的记事,当然不能成为确有此战的证据。现存比《鄂王行实编年》早出或大致同时的史书、文集、笔记之类,都无朱仙镇一战的记述④。


人们否定朱仙镇一战的理由是一无捷奏传世,二无其他史书过硬的旁证,这是有道理的。然而我们也须考虑宋高宗和秦桧大兴文字狱,篡改历史造成的严重后果。岳飞绍兴十年传世的捷奏既已残缺不全,而号称良史的《三朝北盟会编》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对岳飞主要事迹的记载又是如此残缺错讹。可见这两条理由并不能成为很充分的理由。


岳珂《鄂王行实编年》的原稿,是其父岳霖委托国子博士顾杞所撰,编写时还“考于闻见,访于遗卒”⑤。


此外,岳珂还参据过《野史》的记述⑥。现在顾杞原稿和《野史》既已失传,我们就不能断言,在《鄂王行实编年》问世前,这两部书也没有朱仙镇之战的记载。《鄂国金佗续编》卷14岳霖、岳震、岳霭、岳甫上《赐谥谢表》说:“鼓行将入于京都。”似可表明,在顾杞原稿中已有朱仙镇之战的记录。

岳珂写朱仙镇之战实有含糊和离奇之处,例如连“骁将”的姓名也不交待。然而在秦桧深文罗织之余,似不足深责。前面叙述二次北伐时引赵鼎日记:“遣偏将收复商州。”单凭这句话,又岂知“偏将”是何许人也。《鄂王行实编年》载朱仙镇一战,可能即是“考于闻见,访于遗卒”的产物,因年深月久,而战况又不能得其详。


宋高宗和金朝订立屈辱和约,并划分地界时,郑刚中与金使争论,有如下一段谈话:

尚书(按:指金使兀林答赞谟)却是论行兵,不是论疆界也。兵锋到处,岂有便是自家州县。且如往时,岳飞兵至郾州(城),韩世忠兵入山东,,不成许多州县皆是朝廷退还上国也。⑦

韩世忠军在绍兴十年只攻下一个海州,而岳家军且不算游击军在黄河以北的攻城占地,即以现存捷奏而论,而在郾城之北尚有颍昌,颍昌以远尚有郑州和洛阳。由此可见,郑刚中地谈话只是举例,他不提朱仙镇,似不能作为无朱仙镇一战的根据。


以下谈谈七月十四日颍昌大捷后,岳飞乘胜进军有无可能。


现存绍兴十年最后一份捷奏,是《鄂国金佗稡编》卷16《临颍捷奏》,今摘录于下:前军统制、同提举一行事务张宪申:“今月十八日,到临颍县东北,逢金贼马军约五千骑。⑧分遣统制徐庆、李山、寇成、傅选等马军一布向前,入阵与贼战斗,其贼败走,追赶十五余里。杀死贼兵横尸满野,夺到器甲等无数,轻骑牵到马一百余匹,委是大获胜捷。”


这是在临颍东北,即往开封大道的遭遇战,而不是探得敌人来犯,临时出城应战。除前军外,其他四统制代表了二至四个军。这么一支相当雄厚的兵力,可能正是向开封进军的。又据《宋史》卷368《牛皋传》:“金人渝盟,飞命皋出师,战汴、许间,以功最,除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成德军承宣使。”“汴、许间”,即开封和颍昌之间,也应理解为自颍昌向开封挺进时,牛皋的左军战功最大。因为据颍昌捷奏,直到七月十四日为止,牛皋的左军尚未赶到颍昌,参加大战。


《朱子语类》卷136说:“绍兴初,岳军已向汴都,秦相从中制之。”七月十四日后,岳家军大概从临颍和颍昌两地,分别“向汴都”进军的。故杀到朱仙镇,击破金军,仍有相当的可能性。

《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说,朱仙镇战胜后,金军曾一度撤出开封。


据《金史》卷77《宗弼传》,“宋岳飞、韩世忠分据河南州郡要害”后,“宗弼遣孔彦舟下汴、郑两州”。完颜兀术初占开封,是在岳飞北伐前的五月十三日,这有宋方两件原始公文为证⑨。“孔彦舟下汴”,既在岳飞北伐之后,当然应是金军撤出后的重占⑩。


《金史》叙事往往扬胜讳败,然而《宗弼传》却又为岳珂此说提供了旁证。



(六)班师的考证

《鄂王行实编年》问世前后,涉及岳飞这次北伐班师的记载不少,一般都说是奉诏班师,比较例外的是《三朝北盟会编》卷204:

二十一日壬戌,岳飞自郾城回军。岳飞在郾城,众请回军,飞亦以[为]不可留,乃传令回军。而军士应时皆南向,旗靡辙乱不整,飞望之,口呿而不能合,良久曰:“岂非天乎!”

徐梦莘将各种矛盾牴牾的记载都博采兼收,故《三朝北盟会编》卷207《岳侯传》,卷208《林泉野记》,卷220《中兴姓氏录》等又都持奉诏班师之说。

另一值得注意的记载是《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26:“飞既得京西诸郡,会诏书不许深入,始传令回军。”晚出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7则在“深入”和“始传令”之间增添以下数句:“其下请还,飞亦以为不可留。然恐金人邀其后,乃宣言进兵深入,逮敌已远。”前一句采自《会编》卷204,后一句又是取《岳侯传》的叙事。《要录》和《中兴圣政》主要应取材于秦熺的《高宗日历》,而语言又相同,说明《高宗日历》的记载很可能也是奉诏班师。


关于岳飞是否奉诏班师,幸好《鄂国金佗稡编》卷12《赴行在札子》已有明确交待:

臣于七月二十七日取顺昌府,由淮南路,恭依累降御笔处分,前赴行在奏事。

岳飞二十七日已到顺昌,则二十一日,即颍昌大捷后七天的班师日期,也应是相当可信的。

以下还须交待两个问题,一是金字牌的性质和传递速度,二是宋高宗大约在什么情势下“累降御笔处分”。

演义小说和戏曲往往把金字牌作为令牌,其实是一种误解。金字牌是宋时落后交通条件下一种最快速的邮递。它创设于北宋神宗时,木牌“长尺余,朱漆,刻以金书:‘御前文字,不得入铺。’” 以作递送皇帝发下急件的标志,“光明眩目,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日行五百余里”⑴。


这种制度延续到南宋初,在军情紧急时,用金字牌递发的文件数量颇大,如绍兴四年九月到五年二月,“计发过金字牌文字一千二十三封”⑵。臣僚给宋廷的急件,则用“急递”,宋高宗给岳飞手诏说:“凡今日可以乘机御敌之事,卿可一一筹画措置,先入急递奏来。”⑶按规定,金字牌“日行五百里”,急递“日行四百里”⑷。临安距开封二千二百里,距洛阳二千五百里⑸,用金牌或急递,应须四五天或六七天。


但是,因交通条件、战争期间绕道等各种原因,纸面上规定的速度往往达不到。宋孝宗时,“行在(临安)至襄阳府三千一百里,合行六日二时,稽十日方至”⑹。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正月末,宋高宗发手诏到鄂州,岳飞二月九日收到,为时十天⑺。金字牌如此,急递也差不多。岳家军克颍昌是闰六月二十日,此月二十九天,宋廷回复省札为“七月二日”⑻。七月八日发出的郾城捷奏,到达临安日期是“十八日”⑼。绍兴十一年二月,高宗“十九日二更”的手诏说,“得卿九日奏”⑽。鄂州距临安比洛阳、开封、颍昌和郾城都近。而急递行程仍是十一天。实际上,只要日行三百多里,已不算“稽迟”⑾了。


由此可见,自岳飞宣抚司发往宋廷的文字,一个来回,约需二十天。岳飞七月二十一日班师时,所得金字牌递送的宋高宗“累降御笔”,应是七月十一日或稍后发出的;而宋高宗发“累降御笔”时所得的前线报告,至多是七月二日复京西的捷奏。


《三朝北盟会编》卷207《岳侯传》载:“忽一日,诏书一十二道,令班师,赴阙奏事。”《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也有十二道金字牌之说。然而现存的宋高宗八十六份御笔中,连一道班师诏也没有。故又有一种意见认为,十二道班师诏之说不可信。其实,宋高宗给岳飞的御笔原有“无虑数百章”⑿。绍兴八年,岳飞请辛次膺看“平生所被宸翰”,已有“数百纸”⒀。既然宋高宗的御笔已大部分佚失,对十二道班师诏的否定便无充分根据。《鄂国金佗稡编》卷3的一份宋高宗手诏说:

得卿十八日奏,言措置班师,机会诚为可惜。卿忠义许国,言词激切,朕心不忘。卿且少驻近便得地利处,报杨沂中、刘锜同共相度,如有机会可乘,约期并进。如且休止,以观敌衅,亦须声援相及。杨沂中已于今月二十五日起发,卿可照知。

此诏证明,岳飞在七月十八日,即张宪临颍之战的当天,曾向宋高宗发一份“言词激切”的奏疏,反对“措置班师”。宋高宗不得不勉强依允,但又不准岳飞单独行动,必须与他的心腹杨沂中“约期并进”。宋高宗发手诏的时间,应在七月二十七日以后,而岳飞在二十七日已退至顺昌了。

据岳珂说,岳飞十八日奏“累千百言”,但现在只剩一个节略:

契勘金虏重兵尽聚东京,屡经败衄,锐气沮丧,内外震骇。闻之谍者,虏欲弃其辎重,疾走渡河。况今豪杰向风,士卒用命,天时人事,强弱已见,功及垂成,时不再来,机难轻失。臣日夜料之熟矣,惟陛下图之。⒁


岳飞此奏,应是针对当天收到的一个班师手诏而发的,这个手诏现在也已佚失。他十八日还反对班师,二十一日又作出一生最痛心的决定,无疑是经过很剧烈、很痛苦的思想斗争。从此奏的节略看,如无硬性的、毫无伸缩余地的严令,他显然不会轻易班师。故十二道金字牌之说,应有相当大的可能性。他一到临安,立即上奏辞职,其悲愤的心情自可想见。

秦桧出于奸细本能,必须破坏岳飞北伐。但是,对岳飞这样功高权重的大将,他以三省、枢密院名义发省札,不见得有多少约束力,有约束力的只有宋高宗亲笔手诏。宋高宗手诏也并非个人的作品,他往往同宰执大臣共同商议,并由大臣们起草⒂。可见秦桧迫使岳飞班师,必须通过宋高宗手诏。

宋高宗的心理自然不能与秦桧等同。他对岳飞北伐的态度是一怕大败,二怕全胜。大败会有灭顶之灾,欲为临安布衣而不可得;大胜则岳飞功盖天下,威略震主,也不堪设想。赵匡胤既由武夫兵变,而黄袍加身;对武将的疑忌和防范,遂成赵宋的家规。秦桧正是摸准了宋高宗的心理,而不断对他施加影响。


据现存的宋高宗手诏,皇帝不断对岳飞的进军施加限制,如令他闰六月内中止军事行动,占地也以陈、蔡两州为限。岳家军正是突破皇帝的限制,向前挺进的。七月初,宋高宗一份手诏说:

今已入秋,预当严备,以防豕突。蔡、颍旧隶京西,今专付卿措置,当分兵将屯守防捍,并谋绝其粮道,使虏有腹背之顾。在卿方略,随宜处画。朕久欲与卿相见,事毕,轻骑一来为佳。⒃


当时,宋高宗尚未接到闰六月二十五日复郑州的捷奏,故规定岳飞只要“措置”“蔡、颍”完毕,即行班师。他又在后一手诏中说:

览卿奏,知已遣兵下郑州,自许、陈、蔡一带,形势皆为我有。又大军去贼寨止百余里,想卿忠义许国之心,必期殄灭残虏,嘉叹无已。然贼计素挟狙诈,虽其奸谋不能出卿所料,更在明斥堠,谨间谍,乘机择利,必保万全。兵事难以隃度,迟速进退,朕专付之卿也。已差中使劳卿一军,未到间,卿有所欲,前期奏来。入觐无早晚,但军事可以委之僚属,即便就途。⒄


此诏又重申了“入觐”事宜。纵观直至复郑州为止的宋高宗手诏,他对岳家军的节节推进,甚为惶恐不安,怕败的心理尚可明言,惧胜的苦衷又隐而不宣。七月六日丁未,李若虚由前线返临安⒅,申述岳飞北伐的决心和信心,更使宋高宗忧心忡忡。为了免于大败或全胜,最好的方案自然是班师。现在前有复郑州的回诏,后有战郾城的回诏,中间却无复洛阳的回诏。无论从上引两份手诏的内容分析,还是按金字牌和急递的来回时日推算,估计宋高宗严令“入觐”的“累降御笔”,即在接到复洛阳捷奏的前后发出的。


《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说,宋高宗接岳飞十八日上奏,允许暂止班师,“桧闻之,益惧”,“乃先诏韩世忠、张俊、杨沂中、刘锜各以本军归”,再“以先臣孤军不可留”,而一天发下十二道班师诏。这是为诿过秦桧,开脱宋高宗,而故作曲笔。第一,如前所述,宋高宗发暂止班师手诏时,岳飞早已班师了。第二,岳飞班师仅晚于张俊,比刘锜和韩世忠都早,杨沂中更是在岳飞班师后,才开赴前线的。但是,宋高宗和秦桧迫令岳飞班师,确实成为其他各军相继撤退的关键。因为除岳家军外,其他各军都无单独挺进,而与完颜兀术大军周旋的能力。


《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还将这次北伐的夭折喻之为“一篑亏成”,也同样夸张失实。从地域上看,岳家军仅克复京西路的大部,河北、河东和京东路仅由游击军占领了一部分。从军事实力上看,完颜兀术大军在顺昌、郾城、颍昌等战役中,受到相当大的损失,但未被歼灭。怎么算得上止差一篑之功呢?章颖撰《岳飞传》,将这四字删去,是删得对的。


虽然岳珂本着慈孙之心,对祖父的军事成就渲染得言过其实;我们对这次北伐的声威,仍然不应低估。《鄂国金佗续编》卷14宋孝宗时的《忠愍谥议》载:

时太行有魁领梁小哥者,亦乐为先驱,捷书至幕府曰:“河北忠义四十余万,皆以岳字号旗帜,愿公早渡河。”虏酋虽签军,无一从者,乃自叹曰:“我起北方以来,未有如今日屡见挫衄!”公至是喜甚,语其下曰:“今次杀金人,直到黄龙府,当与诸君痛饮!”


这段文字反映了全胜在望的气氛,亦为后来的《鄂王行实编年》所采纳。宋使洪皓被金朝扣留,他在《使金上母书》中反映敌方的动向:“及顺昌之败,岳帅之来,此间震恐。未几而岳帅军回,吴璘兵大败,河南、关西故地一朝复尽得。”⒆对岳飞的班师深表惋惜。


由于宋高宗和秦桧的苛政毒罚,对青史滥加玷污,使一些宋朝士大夫对岳家军的战绩,已经相当模糊不清了⒇。但在金朝方面,即使经历了若干世代,对这个可怕的敌手却依然心有余悸。岳飞身后二十年,金完颜亮攻宋时,“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21.岳飞身后六十多年,金朝招诱吴曦叛变的诏书中也承认:“(岳)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22.


总之,绍兴十年的北伐虽然夭折,但仍不愧是岳飞军事成就的顶峰,也是南宋一代空前绝后的胜利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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