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山西煤改是当年“公私合营”政策的翻版

石名岗 收藏 2 256
导读:[原创]山西煤改是当年“公私合营”政策的翻版

山西煤改是当年“公私合营”政策的翻版

据互联网报道,山西煤炭企业整改接管率已达到百分之八十五,在民营煤炭企业老板、尤其是浙商企业老板中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至引起了浙江省政府的关注。原因是在“国有化”过程中,政府出的补偿数额与煤老板所投资的数额差距太大,一个是几千万,另一个是几个亿,使许多煤老板血本无归。山西省政府所采取煤炭企业整改政策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这种政策从内容上和形式上都很像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实行的“公私合营”政策,实际上是一种国有化过程。这种政策的采取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种国有化政策是否违宪、违法?是否符合党的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是否使人们对改革开放政策的延续性产生怀疑?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 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规定:“国家所有或者国家所有由集体使用以及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自然资源,单位、个人依法可以占有、使用和收益”,”国家实行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用益物权人行使权利,应当遵守法律有关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资源的规定。所有权人不得干涉用益物权人行使权利”,“因不动产或者动产被征收、征用致使用益物权消灭或者影响用益物权行使的,用益物权人有权依照本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获得相应补偿”,“依法取得的探矿权、采矿权、取水权和使用水域、滩涂从事养殖、捕捞的权利受法律保护”。就山西煤改而言,应该这样理解《宪法》和《物权法》。第一,煤老板作为煤矿动产和不动产的所有权人的所有权应受到法律的保护;第二,煤老板作为煤矿资源的用益物权人,其依法取得的探矿权、采矿权应受到法律的保护;第三,山西省政府无权作为所有权人干涉用益物权人行使权利;第四,山西省政府“国有化”的理由不充分,煤矿国有化在目前不是必须的;第五,山西省政府在用益物权合同期限未到时进行国有化整改是违法的;第六,政府作为当事的一方用行政权力强行订立补偿数额是不合适的,最起码不符合《物权法》规定的“相应”的要求,“相应”就是和原物的价值相当,对于“相应”,当事双方可能有不同理解,这就需要协商解决。

山西省政府对这次煤炭企业整改提出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甚至是荒唐的:

其一,安全理由问题。这个问题可从两方面回答。一方面,国有化是不是安全问题的最好或唯一的方法。国有煤矿事故少是因为其多为大煤矿,设施设备先进,并不是因为它是国有的。把小煤矿合到国有大集团,由于其储量和开采条件的限制,并不能改变其小煤矿的本质。况且大煤矿的事故更大。2009年2月,原国家安全生产总局局长王君担任山西省省长不久,就发生了太原市古交屯兰矿(国有大矿)特大煤矿事故,传说死亡一百多人,官方报道死亡74人,民间传闻王君在昔日部下庇护下才未丢官。再回顾到1960年5月9日,山西大同矿务局发生的特特大的可能是世界第一的煤矿事故,伤亡千余人,政府统计死亡682人,被列为国务院一号机密。当时作为全国最先进的矿区与其他矿区相比,技术不是不精,设备并非落后,工人素质比其他矿区要强的多,如何能出此重大事故?何于清先生《问苍茫大地—中外采矿史最大惨案揭秘》做出了分析,其罪恶元凶就是极左的“大跃进”。可见,安全在于管理,而不在于先进设施和设备,更不在于国有化;另一方面,安全大还是党的基本路线大,这是不言而喻的。解决安全问题可以有多种途径,党的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却只有一条,因之,我们必须把山西煤炭企业整改问题,提高到人民群众对党的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信任不信任的高度上来认识。

其二,资源滥采问题。这是一个政府管理问题。资源滥采问题的发生,是官商利益结合的结果。许多黑煤窑和小煤窑都是在村干部、乡镇干部乃至县市干部纵容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甚至许多煤窑都有各级干部的参股。要解决私挖滥采问题,首先是政府管好自己的官员队伍问题。官员脱离了黑煤窑和小煤窑的利益,负起责任,公正公平执法,私挖滥采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地解决。

其三,国家资源问题。山西省政府辩解说,煤炭是国家资源,政府想收就收想放就放。不知山西省政府是不知法不懂法,还是知法违法。慢说国家法律有保护用益物权人的条款,就是没有此项条款,对国家资源的重要政策,上有中央,中有人大,下有百姓,也不应该是一个地方的省政府说了算的事,又何况是违宪违法又违背党的基本路线的事。山西省政府这种做法是既不尊重中央,也不尊重人大,更不尊重百姓。他们把自己独往独来的封建的封疆大吏,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实在是太荒唐了。当然我们不排除可能有相当数量的煤老板为牟暴利,不顾工人死活,不顾资源的合理利用,做了许多违纪违法的事。但是这一切是谁造成的呢?是政府!五年前,十年前,二十年前,是谁用很低的价格把国家资源的开采权卖给个人的呢?也是政府!!因此政府应该检讨自己,“摸着石头过河”政策到底对不对?而不应该朝令夕改,失信于民!!!

“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变”,是邓小平、江泽民对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的庄严承诺。现在不到三十年,一个地方省政府就做出违背党的基本路线的事,不能不说是一件可悲的事情。极“左”是山西省的传统。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山西省委就第一个提出农村合作化的报告,被刘少奇所否定,为毛泽东所赞赏,结果全国超前地进行了农村合作化运动;上世纪六十年代,山西省为“农业学大寨”所累,提前进入“穷”社会主义,还有在文革中,成为继上海后第二个夺权的省份;上世纪七十年代,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山西省委竟然把反对“四人帮”的所谓“张赵反革命集团”(被江青称为:“这是一个很厉害的反革命集团”)的主要的三个成员判处死刑,后经xxx批示才平反。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山西运城地委,依然按“四人帮”的作法办事,大割“资本主义尾巴”,残害运城的干部和群众。更有甚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之后,竟以“运城地委秘书处”的名义,贴出几条惊心触目的大标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坚决镇压反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万岁”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贯彻十一大路线”。一个党的地方委员会竟敢明目张胆地、大张旗鼓地反对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三中全会,岂非咄咄怪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山西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的很慢很慢,致使大多数中小国有企业破产或頻临破产,大量职工下岗或失业;在两千年之后,山西的资源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山西的全国倒数第二帽子方才摘掉。在这里面,煤老板尽管是为了发财,毕竟其功不可没。对于这些“功臣”,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采取“过河拆桥”的措施,相反他们应该得到赞许和表扬。即使要实行国有化措施,政府也要排除“仇富”心理,也应该使他们得到满意的补偿,并安排更好的出路。最后需要声明的是,作者是工薪阶层中的穷人,其实也挺“仇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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