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相继进入攻坚期的背景下,科学统筹军事变革与社会变革,科学统筹军事系统诸要素的改革和发展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就军队而言,必须正视一个客观现实:在社会总体变革的历史阶段内,军事变革不能超出社会变革成果的支持和承受范围,不能影响社会变革过程中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讲,解决中国军事需求已不能从中国军事自身情况出发,中国军事领域若干重大政策制度能否及时出台,并不完全取决于军事领域自身需要,而更多的是由中国社会变革尤其是社会变革攻坚期的承受力所决定的。就国家而言,在多个领域重大变革同时进行的情况下,怎样处理军事变革与社会变革的关系,使中国军事变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领域的变革相配套,军事变革与社会变革相协调,是中国总体建设向前发展必须研究解决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如不能正确解决,富国进程和强军进程都会受到严重影响。


同时,要科学统筹军队内部诸要素的改革和发展。军队建设包括十分丰富的内容,但主要是四大要素(武器装备、军事人才、体制编制、作战理论)的建设和发展。随着国家综合国力和科技水平的跃升,我军武器装备建设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值得重视的是,如果只重视武器装备建设,而其它方面跟不上,不协调,我军在未来作战中很可能吃亏,甚至酿成历史悲剧。当年北洋水师的惨败证明了这一点。李鸿章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清王朝大量引进先进武器装备。但由于政治腐败、体制编制落后、思想观念陈旧,最终还是导致甲午战争的惨败。因此,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统筹军队建设四大要素全面协调发展,是军队深化改革的基本着眼点和落脚点。


(二)在世界新军事变革迅猛发展和国家安全威胁多元化的背景下,加速提高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能力和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的能力


打赢战争的能力和其他军事能力都是我军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实践证明,打赢战争的能力是其他军事能力的基础,其他军事能力的增强也反作用于打赢战争的能力建设。但是二者有三个主要区别。一是目的不同,打赢战争的能力直接服务于战争,主要应对的是传统安全威胁,其他军事能力服务于战争以外的军事行动,主要应对的是非传统安全威胁。二是内容不同,核心军事能力建设和其他军事能力建设在理论研究、指挥体制、力量建设、组织训练、装备手段和遵循的法律法规等方面都不尽相同。三是要求不同,通常情况下,战争往往有兆可寻、有机可备,而非战争军事行动爆发突然、应急性强,准备工作重在平时,备在经常,用在紧急。


两者的联系和区别,要求中国军队必须统筹好打赢战争能力建设与其他军事能力建设的关系。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建设既以打赢战争的核心能力为基础,也有自身特殊的规律,涉及理论、人才、装备、器材、战法等方方面面,针对性、政策性、专业性都很强,因而要高度重视研究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建设的特殊规律。但同时又要注意避免把非战争军事行动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我军要应对多种安全威胁,首要的是应对国家被侵略、被颠覆、被分裂的威胁。也就是说,传统安全威胁仍然是影响国家安全与发展的主要因素。假如过分强调非战争军事行动的重要性,淡化我军战争准备,那就有可能给国家和军队建设带来隐患和不可弥补的损失。


(三)在国家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背景下,确保我军听党指挥、服务人民的性质和宗旨


一是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军。我军作为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必须以党的旗帜为旗帜。坚持不懈地搞好理论武装,帮助官兵坚定理想信念,铸牢精神支柱,是我军始终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永葆人民军队先进性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和长期的战略任务。


二是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全军各项建设的首位。新形势下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社会环境和条件已经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发挥作用的领域、对象、任务与过去相比也有了很大不同。因此,要不断探索和把握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规律,切实增强时代感,加强针对性、实效性、主动性,更加有力地发挥服务保证作用。


三是毫不动摇地坚持党领导人民军队的一系列根本制度。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中央军委;部队各级党委坚持贯彻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实行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坚持团以上单位设立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坚持支部建在连上。这些制度构成了一个严密、科学、完整的体系,实现了党的组织与军队建制的紧密结合,实现了党的领导与军事行政领导的内在统一,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