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丧失了羞耻感?

——信仰与耻感文化


2009-07-23 王晓华 博士,深圳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


大约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部分国人迅速丧失了体验和言说羞耻的能力。他们心中只有博弈的胜负而无义与不义之别。倘若开车闯红灯被摄像头拍到、行贿受贿露出了马脚、论文抄袭受到谴责,那么,很多当事人和旁观者都会将之归结为运气不好。于是,耻感文化不断地丧失自己的精神领地,日益走向衰微。


中国人为什么丧失了羞耻感?耻感文化缘何在这个曾以重视道德著称的国度走向衰落?可以从体制等众多角度考察这个问题,但我只想敞开一个事实:耻感文化的衰落与信仰缺失之间的关系。


中国古代的耻感文化本有其信仰之维。儒家之所以要求人要有羞耻意识, 是因为它预设了天道的规范性:“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者,耻也。”这种语境中的羞耻感固然源于人的内省,但内省的原则源于对天和天道的信仰:“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面对广大、高明、悠久的天和天道,欺骗是徒劳的:“吾谁欺,欺天乎?”既然天和天道不可欺,人才需要“诚乎中,形于外”,不断省察自己的行为,对不符合天道的念头和言行感到羞耻。这种信仰在汉代董仲舒那里获得了强化,更加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内心生活和行为举止:“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则畏之以威。”人和国家倘若行为不端,必受天地之警告、谴责、惩戒。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对天的敬畏之心是道德感的基础。在苦难和危机降临时喊一声“天”,个体既可以获得救赎、皈依、解脱之感,又可以为自己的思与行提供准则。正因为虔信天可惩恶扬善,国人才会祈祷和忏悔。在关汉卿的名剧《感天动地窦娥冤》中,窦娥虽发出了“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的质疑和感慨,但仍然相信自己的冤情会感动湛湛青天,故而祈求天降异象,以证明自己的冤屈。后来,青天果然使白练无血、三伏降雪、楚州亢旱数年。显然,窦娥心中的天无时无刻不在对世人的言行进行审判。有冤情者会通过天之裁决为自己伸冤,犯过错者也由于因天命之剑高悬而生出畏惧和悔恨之情。正由于以天道为尺度,国人的内省才有了依据,耻感文化方能生成和延续。


与国人相比,信仰***的西方个体更习惯于忏悔。忏悔又称告解,乃信徒承认之罪失的行为,几乎总是显露出明晰的羞耻意识。个体忏悔的对象表面上是神父,实为上帝。他们心目中的上帝全知、全能、全善,时刻从最高的高处审视众生。上帝不但以终极目标引导世人,而且律法约束信徒的思想、言语、行动。如果说对上帝的敬畏促使人忏悔的话,那么,当上帝的律法内化为内在的道德准则时,行善的自豪感和犯错的羞耻感就会同时诞生。每当我阅读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时,我都会被作者忏悔的激情所打动。奥古斯丁的忏悔对象是位于“天外之天”的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的无限者。如果没有对至高者的信仰,那么,他就无需时刻坦白自己、敞开内心、诉说自己的悔恨和羞耻意识。由此可见,西方的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同样源于信仰。


信仰之所以会造就耻感文化,是因为它为人设定了终极目标和绝对法则。有了终极目标和绝对法则,人才可能判断自己当下行为的意义,从而对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即将发生的事产生自豪感和羞耻感。没有终极目标和绝对法则的引导和约束,人当下的行动就会缺乏方向和尺度,就无法区别正义和不义,自然会沦落为无耻者。中国当代耻感文化的衰落之所以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是因为90年代的中国开始进入信仰全面式微的阶段:由于复杂的因缘际会和力量博弈,传统的对天的信仰、从西方泊入的共产主义信仰、晚清以来开明知识分子培育的对自由-平等-博爱的信仰,均被冲击、压抑、解构乃至遗忘。随之而来的是精神上“无法无天”的时代,胜者为王的丛林法则开始支配大多数国人。此后,在众多国人参演的漫长生活喜剧中,我们可以看到胜者、败者、羡慕者和嫉恨者,却绝少会发现知耻者和忏悔者。大凡腐败(从行政腐败到医疗腐败、学术腐败、教育腐败)而被揭露,人们的本能反应是:此乃斗争之结果,被揭露者和惩罚者肯定得罪了重要的权力主体。在这种语境中,要求他人忏悔和言说羞耻成为展示权力的手段,拒绝忏悔和言说羞耻则成为自我保护战的关键环节。于是,几乎所有关于忏悔和耻感的话题都指向他人而非内心,源于内省的羞耻感成为稀缺的体验,耻感文化日益孱弱。


公正地说,并非所有中国人都丧失了羞耻感。那些依然有所信仰和敬畏的人,依旧在从高处和远处审视自己,为自己的不义和缺失感到羞耻。遗憾的是,与庞大的无信仰和无耻感的人群相比,他们不但数量少得不成比例,而且处于被遗忘、忽略、抑制的边缘状态,其所造就的耻感文化难以影响更多的人。对于绝大多数国人来说,如何培育感受羞耻的能力仍是个问题。道德感归根结底源于信仰,信仰指向精神的天空,因此,不重建国人的精神之天,就无法全面重建耻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