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乔治·索罗斯(GeorgeSoros)在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CentralEuropeanUniversity)发表了系列演讲,阐述了他对危机中的金融市场、政治体制和开放社会的思考与主张。本文是他在第五日的演讲,题为“未来的路”,着重探讨了如何重建国际多边体制、美国与中国在未来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复苏的势头可能会停止,甚至随之出现“再次衰退”(doubledip),而我不能确定的是这将发生在2010年还是2011年。


当下所处的时刻,不定因素的范围异常广泛。我们刚刚渡过了二次大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这个危机在量上大得多,质上也与以往的危机很不相同。可作相关比较的,是1991年日本发生的房地产泡沫破灭,至今尚未恢复;还有就是1930年代美国的大萧条。与日本情况不同的是,那次危机仅限于一个国家,而这次危机卷入了全世界。与大萧条不同的是,这次没有允许让金融体系垮台,而是给它上了人工生命维持器。


事实上,我们当今所面临的信贷和杠杆问题(creditandleverageproblem)的深度和广度比1930年代要严重得多。1929年时美国的信贷余额(creditoutstanding)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60%,到1932年增长到250%;而2008年初是365%,这还不包括1930年代时金融市场上尚未存在而如今广泛使用的衍生品(derivatives)。但尽管如此,人工生命维持器居然奏效了。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不到一年,金融市场已经稳定,股市也已回升,经济显示复苏迹象。人们想回到一切照旧的情况,把2008年的崩溃只当成是一个恶梦。


但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复苏的势头可能会停止,甚至随之出现“再次衰退”(doubledip),而我不能确定的是这将发生在2010年还是2011年。


有这种观点的绝不止我一个人,但我的观点与目前的主导情绪不一样。据我的判断,这种主导情绪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现在是典型的远非均衡的状况,此时人的感知往往落后于现实。一方面,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一次危机不同于以往,我们是处在一个时代的终点。另一方面,其他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未能预见到复苏反弹的程度。


■在市场的无形之手背后,有一个有形的政治之手,在制定市场运作的规则和条件。我把金融市场看成是历史的一个部分。


混乱和困惑不只是在金融界,它延伸到整个国际舞台。


前苏联垮台后美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没有其他大国或国家联盟可以挑战其至高无上的国力。但是这种“单极”(uni-polar)的世界秩序未能持久。当布什总统为显示美国的威力,以不实之词为借口入侵伊拉克时,其效果与他的意图适得其反。美国的力量和影响力一落千丈,其结果是混乱的国际金融体系加之以不稳定的国际关系。此后终将形成的新的世界秩序,将不会再像以往那么大程度受美国的控制和左右。


为了理解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我们需要一个不同于以往所熟悉的那种理念框架。


有效市场假定论把金融市场孤立看待,完全不考虑政治因素。这是一种曲解。像我已经多次提到过的,在市场的无形之手背后,有一个有形的政治之手,在制定市场运作的规则和条件。我的理念结构关系到政治经济学,而不是抽象的、“永远有效”的市场经济学。我把金融市场看成是历史的一个部分。


二战后重建的国际金融体系并没有建立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处于该体系边缘的国家比位于体系中心的国家处于劣势。该体系从初建起就一直受美国控制。在布雷顿(BrettonWoods)会议上,尽管英国凯恩斯勋爵(LordKeynes)提出了该体系的建议,但是由美国代表团团长哈里·怀特(HarryWhite)具体操作的。从那时起,我们从几乎全面监管的体系变成了几乎完全无监管的体系;这些变化由美国主导,而且所谓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Consensus)仍在继续引导这个体系。


实际上国际金融体系是一个有两个等级层次(two-tier)的架构:能用自己的货币借贷的国家是该体系的中心,而借贷要由硬通货之一来决定的国家是这个体系的外围。如果某个国家遇到困难,可以得到援助,但条件很苛刻,这对核心国家和外围国家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核心本身受到了威胁,那么该体系的维存则成为第一位的优先考虑。


这种情况在1982年的国际银行业危机中第一次发生。如果债务国被允许拖欠付款,银行体系将崩溃。因此国际金融权威机构联手,采用了我当时称为的“合作出借体制”(collectivesystemoflend-ing)。借贷国不得不滚动延续贷款(rolloverloans),使债务国能得到足够借款支撑债务。最终结果是,债务国被推进严重衰退,拉丁美洲的发展因此被推迟十年,而银行体系得以赢利而摆脱困境。


1997年类似情况再度发生,但那时银行已经学会审查贷款,不至被迫采取合作出借的做法,而绝大部分损失不得不由债务国承担。这样就建立了一个模式:债务国受制于严厉的市场戒律,但如果体系本身受到威胁,规则通常暂停执行。


■全球金融体系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假设基础上,即这个市场可以安全地依赖自身的机制来调节,这正是它垮台的原因。全球性的市场需要全球性的监管,而目前的管理法规又都是基于国家主权的。


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与此不同,因为它起源于核心国,而外围国家是在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才被卷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面对的是一个新的任务:保护因核心国风暴而受影响的周边国。该组织没有足够的资金,但其成员国很快联合行动募集了一万亿美元。总的来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承担这一新的任务上做得相当出色。


国际金融权威机构应对这次危机的做法,总体上与过去一样:救助将要垮台的金融机构,实行货币及财政刺激措施。但这次危机要大得多,用同样的办法起初没有奏效。对雷曼兄弟公司的救助失败,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金融市场实际上停止运转,不得不加上人工生命维持器。这意味着政府实际上是被迫在担保,不能让其他可能危及这个体系的机构再垮台。正是此时危机延伸到了周边国,因为这些国家无法提供同样有信誉的保证。这次东欧国家受创最重。


处于核心地位的国家,用他们中央银行的资金平衡表给这个体系注入资本,为商业银行的债务进行担保,而且政府为刺激经济,赤字财政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这些措施已见成效,全球经济似乎在稳定下来。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全球金融体系已再次免于崩溃,我们在逐渐回到一切照旧的状态。这是对目前形势的严重误解,已经破碎的不可能再拼回到一起。让我来解释为什么。


80年代以来形成的金融市场全球化,是一个以美国和英国为首发起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运动。允许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自由移动,难以对其征税或监管,使金融资本处于一种优越的地位。各国政府不得不更多地注意国际资本的要求,而不是本国人民的愿望,因为金融资本可以更自由地移动。这样,全球化作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项目,进行得非常成功,使各个国家均难以抵御。但是由此产生的全球金融体系从根本上不稳固,因为它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假设基础上,即金融市场可以安全地依赖自身的机制来调节。这正是它垮台的原因,也是为什么不可能再拼凑到一起。


全球性的市场需要全球性的监管,而目前的管理法规都是基于国家主权的原则。也有一些国际协议,其中最著名的是设立了最低资本要求的巴塞尔协议(BaselAccord),市场监管部门之间也有较好的合作。但是监管权威的来源总是归于主权国家。这意味着,重新启动一个停止了的机制于事无补,需要创造一个过去未曾存在过的监管机制。目前的情形是,每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是由各个国家自己来维护和支持的。政府主要关注的是本国经济。这会助长“金融保护主义”的倾向,有可能扰乱甚至摧毁全球金融市场。


我想要说明的是,监管条例的涵盖范围必须是国际性的。不这样的话,金融市场无法维持全球化,会被独断性的监管毁掉。全球化之所以如此成功,是因为它迫使所有国家取消监管,但要反过来做则很难,让所有国家接受统一监管条例将非常困难。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利益,这促使他们会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


这一点在欧洲可以看到。如果欧洲国家之间都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怎么能让世界其它部分做到呢?目前情况下的欧元是一个不完整的货币:它有一个共同的央行,但没有一个共同的财政部,而对银行担保和对其注入资本是财政部的职能。这次危机提供了修补这一缺陷的机会,但是德国充当了阻力。


金融危机对不同国家将产生不同的影响,美国将输得最多,美国的消费者不再有能力作世界经济的发动机,而中国有可能取代这个位置,中国可能以最大的赢家姿态出现。


金融危机对不同国家将产生不同的影响。在短期中所有的国家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但是从长远看,有赢家有输家。直截了当地说,美国将输得最多,中国则可能以最大的赢家姿态出现。其他国家的相对地位也会有相当大的变化,但从全球角度来看,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变化是最重要的。


自二战以来美国一直是国际金融体系的中心。美元是主要的国际货币,美国因此获利甚多,但近来开始滥用其特权。美国从1980年代起建立的现行账户赤字日益增长,这种情况本可以无止境地延续,因为亚洲小老虎们,开始以日本为首,后来是中国,愿意支持这种赤字以加强自己的美元储备。但是美国的家庭欠债过多使这一过程终止。美国的消费者不再有能力做世界经济的发动机。


而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取代这个位置。中国一直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而且很大程度上隔绝于金融危机之外。对西方来说,尤其是美国,危机是内在因素引发的,导致了金融体系的崩溃。对中国来说,金融危机是来自外部的震动,影响了出口,但其金融、政治和经济制度并未受创伤。


中国已找到一种极有效的方法,能释放和激发其人民渴望和获取财富的创造性、能动力和创业精神,人民被允许可以去谋求自身的利益。同时国家可以通过支持低估的货币和累积贸易差额,提取其劳动力剩余价值中相当可观的一部分。


中国领导者知道,如果要避免社会动乱,就要尽一切所能保持8%的经济发展速度,并为不断增长的劳动力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贸易差额使中国很强有力。中国可以通过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刺激国内经济,而且可以通过对贸易伙伴投资和提供信贷增加出口。当然中国的经济规模比美国小得多,发动机小了,世界经济前行的速度也会慢一些。


但在一定范围之内,中美之间的地位正在发生结构性的交替。中国已经成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亚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这种位置交替不一定是永久的或不可逆转的,但在目前,这是全球政治经济中最可预见的也是最重要的趋势。


中国经济政策的成功不能被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事。在中国的体制下,新投资的回报一般很慢,因为投资的决策主要是由政治因素而不是商业因素决定的。再有,中国可能被全球的衰退所拖累。但是如果中国出了问题,全球的经济就失去了发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