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如今中印的战争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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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印关系再次成为两国民众和媒体热议的话题。特别是在印度国内,对中印“紧张关系”的炒作已经发展到极致。如果单看印度方面,中印似乎又再次回到1987年“一触即发”的战争边缘。在中国国内,虽然主流媒体保持克制,但在一些军事类媒体和很多网络论坛上,各种诸如“对印度的挑衅要予以强硬回击”的声音也随处可见。其实,当前两国国内表现出来的“躁动情绪”并不意外,用印度媒体的话说,“1962年10月,中印边境战争爆发,两国间的领土战争开始……47年后的10月,印度总理辛格前往‘阿鲁纳恰尔邦’访问引发了两国口水战,两国间的领土问题再次被激活”

2008年,印度总理辛格访问“阿鲁纳恰尔邦”(中国藏南地区,下同),中国只是提出非官方抗议;而今年10月辛格的再次前往,中国官方则采取公开且尖锐的态度抗议,中国媒体也称印度“在搞霸权主义”。这说明中国对印度的态度越来越强硬,对印度越来越提防。其实在1987年,中印两国在桑多洛河谷地区的对峙就差点引发一场战争,最终靠双方的外交努力和政治智慧才得以化解西方预言的“第二次中印边境战争” 危机。

中印边境似乎一触即发的战争躁动


近些年来,虽然中印两国在战略上达成共识,中印互不构成威胁,而是互利合作伙伴关系,两国高层也互有访问,但两国民众之间却始终没有形成正常的面对对方国家的平和心态,这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


首先,中印之间因历史原因形成的边界纠纷至今未能彻底解决。特别是1962年两国曾因边界纠纷而爆发战争,当时印度对胜利志在必得,没想到却被中国军队迎头痛击,在国际社会丢尽面子。


在印度国内,至今对那场战争的失败仍然耿耿于怀。自那以后,任何对中国强硬的声音,都能引起共鸣得到民众追捧。印度媒体深谙此道,因此中印边境稍有风吹草动,便添油加醋地煽风点火,制造紧张气氛,从中谋得利益。


在中国国内,由于有近代曾遭受外国侵略而丢掉大片国土的耻辱历史,加上中印边界尚未正式划定而印度却已占据多半争议地区的现实,导致百姓一直对于中印边界纠纷方面的消息格外敏感,任何未经证实或者根本无法证实的“传闻”都会以最快的速度传播开来,成为社会热点话题。


其次,中印之间当前存在着一种发展上的竞赛,两国媒体对相互之间的对比一直乐此不疲。在印度国内,这种现象尤为明显,无论是在哪一方面,都要与中国一争高低。近些年来,人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景是:任何关于印度领先中国的消息,不管是真是假,也不论是否有实际意义,印度媒体都要大肆炒作一番。


本来,中印两国之间的这种对比仅仅限于经济层面,而且是两种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之间一种很正常的对比。但在一些媒体有意炒作下,这种经济上的“对比”却逐渐和政治、文化、军事等因素交织在一起,演化为一种两国国民心理的全面“对抗”与“竞争”。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中印对抗的强硬声音在各自国内颇有市场。媒体为吸引眼球可以提出极端观点,民众也有权利表达自己的任何意见,但作为决策者来说,必须摒弃民众的非理性情绪,冷静对待、因势利导,切不可迫于民众与媒体压力做出非理性举措。


作为两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和印度在很多方面存在竞争,这一点毋庸讳言。但是,存在竞争并不意味着要发生战争。两国民众的偏激对立情绪将会随着双方高层执政者的理性引导与政治智慧的发挥,而逐渐淡化并进而转化为友善。对立与友善往往是一念一策之差。这方面,中印之间其实有成功先例。1987年中印两国军队在桑多洛河谷地区曾发生冲突,民间与媒体同样出现了与现今类似的躁动和对立情绪,但那时中印两国高层却不约而同地保持了克制,最终化解了“第二次中印战争”的危机,1988年印度总理甘地克服阻力成功访华,为两国创造了20多年的和平发展局面,这对当前和今后的中印关系来说,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987年预言的“第二次中印边境战争”


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的失败,使印度国内的一些鹰派分子很不服气,20世纪60年代末,印军精心制定了一个所谓的“防御作战”计划。不过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虽然部署到前沿支撑点的军队已经准备就绪,但通往这些地区的公路网却始终未能建成。当时的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下令重新审议印度的安全形势,1982年-1983年间,她批准了一份由陆军参谋长克里希纳.拉奥上将提交的军事计划,即加快速度部署军队到与中国接壤的实际控制线上。与此同时,印度下定决心大力进行国防基础设施建设。


位于西藏南部的达旺地区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那里是六世达赖喇嘛的出生地,后来被印度非法占领。由于有1962年战争的教训,印度思考着如何才能长期霸占达旺地区。


印度非法谋求永久侵占中国藏南领土


经过重新评估后,印度军事战略家认定,在未来的战争中,防守达旺将是非常重要的一环。1983年,在桑多洛河谷建起了一个临时哨所,这个哨所位于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的中国一侧,是个特别敏感的地点。接下来两年时间里,印度情报部门一直没有放松对桑多洛河谷的谍报工作。


1986年2月,印度鹰派将领克里希纳斯瓦米.桑搭吉上将被任命为陆军参谋长,他设法使印度政府批准了一个代号为“棋盘行动”的大规模军事演习,演练如何将位于阿萨姆平原的印度军队快速部署到同中国接壤的实际控制线附近。这次演习涉及印度陆军10个师和数个印度空军中队。印度陆军使用新装备的米-26重型直升机,将一个旅的部队空运到了靠近达旺的吉米塘。随后这支部队从塔格拉山口出发,越过纳木喀措,占据了附近的哈东山口。桑搭吉上将还把3个陆军师调到了旺敦附近,另有5万印军前往被他们称为“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的中国藏南地区。


印军的频繁调动引起了中国军队的警觉,为了防止印军进一步蚕食中国领土,中国军队克服重重困难,把部队派上了实控线中方一侧。在实控线沿线的众多岗哨,中国军人面对面地同印度士兵对峙着,西方媒体曾推测说中印之间将爆发一场新的战争,但中国军队采取了克制态度,并没有主动同印军产生摩擦。桑搭吉不无得意地宣称,印度同中国存在着较大的边界分歧,印军的调动可以使北京认清形势。


西方预言“第二次中印边境战争爆发”


1986年底印度议会两院通过法案将非法侵占的中国藏南领土———他们所谓的“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升格为“邦”。北京不止一次向印度提出强烈抗议,印度不仅不听,反而在达旺一带有异常军事调动,中国人的忍耐已到极点。由于印军拒绝解除战备状态,1987年初,西方媒体注意到北京的语调已经同1962年时类似,一些西方外交官甚至预言第二次中印边境战争不久即将爆发。


面对紧张的中印边境局势,印军高级将领丝毫没有退让的意思,反而下达了代号为“猎隼行动”的命令,桑搭吉试图在边境地带显示印军巨大的进攻实力,以此来压制中国军队。印军从西向东和从南向北部署重兵,米-26重型直升机频频起飞,步兵战车和装甲部队也出现在了锡金东北部。到1987年4月,印军向塔格拉山脊下的阵地补充了大量兵力,在桑多洛河谷地区建立了直接威胁中国军队哨所的尖兵哨。7个分得很开的尖兵哨所显示,印军不仅侵入中国领土还向前作了少许移动,这引起了中国军队的强烈反应,两军紧张地对峙着,战争似乎有一触即发之势。


桑搭吉自认为印军已同1962年时完全不同,现在印军不仅熟悉地形,而且装备有大量的运输机和作战直升机,可提供给养、支持地面攻击。按照他的设想,如果中国军队像1962年那样发起反击,印军就可以利用新式装备“围歼”以轻装步兵发起进攻的中国军队。桑搭吉甚至计划一旦战争爆发,印军可进入中国西藏纵深作战,将战线推进至雅鲁藏布江一线。英国学者内维尔•马克斯韦尔撰写的《中印边界争端反思》一书称,当时印军打算使用一个师的兵力来“清除”桑多洛河谷地带的中国军队,但有两次均在最后一分钟撤消了攻击令。


中国外交斡旋化解1987年“战争危机”


1987年4月15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毓真反驳了印度对中国的无理指责,马毓真指出,中国没有侵占过印度一寸土地,相反倒是中国的大片领土被印度占领着。中国已经基本完成裁减军队员额100万人的任务,而印度1987-1988年度国防预算却增加了43%。第二天,印度《每日时报》报道称,印军至少有5个战斗机中队已部署在前沿地带。《印度斯坦时报》4月17日报道说,印度“政府可靠人士”证实,“印陆军和空军正沿中印边界向东部调动”。


其实,中国政府一贯主张通过友好协商,互谅互让的精神,早日合情合理地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但印度国内的鹰派言论已被煽动起来,舆论频频向中国发难,印军的动向也令人担忧。在这种情况下,时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杨尚昆在美国访问时表示,尽管中国要求和平解决问题,但如果印度坚持在边界沿线进行侵略性刺探,中国将不得不作出反应。


就在西方媒体纷纷预测第二次中印战争会在何时爆发时,中国和印度之间化解“战争危机”的外交努力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时任印度总理的拉吉夫.甘地(英迪拉.甘地之子)并不希望鹰派分子真的挑起一场同中国的全面战争。从地缘政治和后勤方面考虑,无论胜负,同中国开战都是得不偿失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毓真也表示,如果印度从中印边境撤军,就可以使那里的紧张局势得以缓和。5月印度外交部长蒂瓦里在赴平壤参加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期间顺访北京,他向中国领导人带去了拉吉夫.甘地的一个口信。即,新德里不打算继续使边境地带的局势恶化。


在国际上,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也感到中印两国间有必要更认真、“更现实”地谈判,以便达成一项解决办法。当年7月,拉吉夫.甘地在北方邦国大党支持者的一次群众集会上说,有关中印边界局势的错误报道是由某些西方大国蓄意传播的,目的是要在印中两国之间制造误解和紧张。


中印两国都意识到了边境地带对峙的危险性,两国政府决定逐渐减少在前沿地区的兵力部署,并重新开启双边对话。


实际控制线横生枝节的“和平”协定


1988年12月,拉吉夫.甘地访问中国,寻求实现中印两国之间的真正和解,希望两国能共享和平之福。到1993年,两国签订了一项协定,以确保实际控制线两侧的和平,在这项协定中,引入了“平等互利”的安全原则。至此,这场边境危机终告化解。


但是,如果从微观及具体细节来看,中国和印度之间的疙瘩很多,并呈有增无减之势,正像水下鸭掌紧张依然。中印关系这种鸭子浮水式的状况,必然会导致失控。这是印度政界著名“中国通”斯瓦密(Subramanian Swamy)的观点。


印度应该自强、并且时刻注意维护本国的战略利益,这是无可非议的。但占据中国土地却怀疑中国可能对邻国扩张,这就是问题的严重性所在。 我认为中印边界纠纷是一颗定时炸弹,不把它解除将会后患无穷,它有四大负面影响:


1、它是中印不和睦的象征,使得中印友好的气氛无法培养起来。


2、它使印度民情忘不了1962,一想起当年的战争就感到“羞辱”。同样,它使中国民情也忘不了1962,一想起当年的战争就感到“愤慨”。前者涉及战争的胜败,后者包括领土的得失。


3、它直接助长了藏独,间接助长了**。


4、它必然会使两国正常关系发展横生枝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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