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合肥烟草局一边转退员工 一边调入领导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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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场冬雨过后,合肥的天气变得更加阴冷起来。这几天,合肥市民孙俊吉的心情也和天气一样,热乎不起来。


9年前,在一纸文件的“调动”下,孙俊吉等27名合肥卷烟厂员工被借用到合肥市烟草专卖局(公司)(以下简称“合肥烟草局”)。当时,刚刚组建的合肥烟草局处于创业阶段,正是大量需要人的时候。


9年后,又是一纸文件,将孙俊吉等27人从合肥烟草局退回到合肥卷烟厂。9年间,合肥烟草局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员工收入水平在当地居于前列,成为求职者眼中的“香饽饽”。


“卷烟厂前后有100多人被借用,为什么单单是我们这27个人必须返回?现在,合肥烟草局还陆续调进一些领导的亲属。让我们走,就因为我们没有领导的背景?”出于这种不解,孙俊吉等27人开始了抗争。


其间,一位领导曾对他们说:“胳膊拧不过大腿,你们还是认命吧。”


但孙俊吉无法放下心中的疑惑,不愿意认命,要讨个“说法”。


两份文件与27人的命运


2000年6月12日,安徽省烟草专卖局出台《关于烟草系统内企业间人员流动的意见》(皖烟劳[2000]241号)。该意见要求在安徽省烟草行业内进行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并决定从部分工业企业选派在册正式职工流动到商业企业工作。于是,孙俊吉等27人成为被合肥烟草局借用的第二批人员。


在此之前,已经有第一批80多人从合肥卷烟厂借调到合肥烟草局。而在孙俊吉等人之后,又陆续有14人被借调。


李劲松是第二批27人中的一员。告别了工作8年的卷烟厂,老李被合肥烟草局分派到销售一线,做起跑单子的客户经理,对零售烟店挨家挨户进行卷烟访销,拿到烟店的订货单后,剩下的工作就交给孙俊吉所在的配货中心——他们负责把烟送到客户手中。


2007年,合肥烟草局的“四定”考核结束后,李劲松从销售转到烟草专卖管理岗位上。后来,他接手了火车站地区零售烟店的专卖管理工作。火车站流动人口多,烟草市场混乱,一直是烟草专卖工作最头疼的地方。还好,老李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9年来,合肥市烟草局也从“蹒跚学步”的创业阶段进入快速发展期,员工收入远超过合肥卷烟厂。与此同时,在这一批的27人中,出现过烟草局标兵、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等。正当他们自认为已经融入烟草局并成为其中一员时,又来了一纸文件,将他们这种感觉彻底粉碎。


2009年8月10日,安徽省烟草专卖局、安徽中烟工业公司(合肥卷烟厂上级单位)联合发文(皖烟劳[2009]307号),要求合肥卷烟厂分流人员返回原单位,而且必须在3天内办完工作交接手续,并到卷烟厂报到。纳入此次分流人员名单的,恰恰是第二批的27人。


“前后有好几批借用人员,为什么偏偏挑我们这27人返回原单位?”听到消息后,他们感到困惑。


合肥烟草局人力资源科科长李健解释说:“你们是借用人员中的分流人员,我们只是执行省局的文件,这是员工的正常流动。”


借用人员中的分流人员?这让他们27人有点儿懵,以前没听说借用人员还分三六九等。而在合肥卷烟厂2009年度职工社会保险缴费基数申报花名册中,所有借用到合肥烟草局的员工“部门”一栏,均为“借用市局”字样,并未做过任何身份区分。


为此,他们多次要求查看当初界定他们分流人员身份的文件,始终未果。这时,他们发现,后来陆续被借用的14人,均为安徽省烟草行业部分领导的亲属,而这些人却没在返厂之列。


“领导说安排工作,这不是正常的吗?”


8月13日是文件要求返厂报到的最后一天。无奈之下,27人不得不按时返厂报到。随后,离开9年的他们参加了返厂上岗培训,并学习厂规厂纪,仿佛一切都回到起点,重新开始。


为安置这27名返厂员工,合肥卷烟厂提供了30个岗位,但需要竞聘上岗。在孙俊吉、李劲松等人看来,这30个岗位中存在相当数量的无效岗位。“比如机器操作工、维修工,现在机器都更新了,没有1年的培训,根本上不了岗。”


而在合肥烟草局人力资源科科长李健看来,为了确保这27名员工顺利返厂,企业给予他们不少“厚待”:多发两个月工资,每人奖励一台笔记本电脑和5000元现金。


返厂的27人却并不领情,认为这只是“抚慰”。因为他们获知,在自己离开的前后,合肥烟草局又从安徽其他地市的烟草企业调来6名员工,而且全部是烟草行业领导的亲属。


针对此事,记者向李健求证。李健说:“跨地市的调动,需要省局的调令。我只是执行省局的调令,具体调谁我不好评价。”


末了,李健又加了一句:“领导说安排工作,我能怎么说?你想想看,这不是正常的吗?”


无解的困惑


“为什么单单是我们这27个人返回烟厂?”这成为这些人心里一直解不开的“疙瘩”。


孙俊吉等人无意间对当年在他们之后陆续从合肥卷烟厂借用来的14名员工的身份产生了兴趣,他们在了解的过程中果然发现了一些“情况”——


安徽省烟草专卖局某领导的妻子,是合肥烟草局的一名副科级干部,最近5年一直没有上班。当记者对此求证时,李健表示,这名副科级干部在2007年正式退休,而在之前她已经办了企业的内退。


合肥烟草局员工张岑(化名)告诉记者,这名副科级干部2008年依然领取电话和交通补贴,而按照公司规定,只有非退休人员才能享受此类补贴。


除了妻子外,这名领导的内弟、内弟之妻、前任儿媳妇以及侄子均在合肥烟草局工作。


安徽省烟草专卖局另一名领导,除了妻子外,其女儿、弟弟、内弟以及两个外甥均在合肥烟草局工作。


在后来陆续借用的14名合肥卷烟厂员工中,其中一名谭姓女员工的劳动关系随后转至合肥烟草局,脱离了借用人员的身份。她的爱人正是安徽中烟工业公司的一名处级干部。


他们还发现,此次“分流人员”返回卷烟厂一事的主要负责人、安徽省烟草专卖局人事处处长叶正坤,其儿子及侄子也在合肥烟草局工作。当记者两次去安徽省烟草专卖局就此事向叶正坤求证时,安徽省烟草专卖局人事处副处长王健称叶正坤正在省内出差,而该局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宁则表示叶正坤临时去昆明出差了。


记者要求与叶正坤电话联系,工作人员则表示不方便告知叶的电话,但可以让叶与记者联系。截至发稿时,记者仍未接到叶正坤的电话。


根据这27名员工的不完全统计,合肥烟草局在市区工作的400多名员工中,至少有77名员工为烟草行业领导的亲属。


对于这个数据,王健说:“有点夸张了吧?”


“实际情况是什么?”记者问。


“这个事情不太好说。”王健说。


针对为何单单让第二批的27人返回卷烟厂的问题,王健分析说:“我们可能要出台相关文件,将来应该要研究所有借用人员都返回的问题。”


对于将来可能的安排,45岁的李劲松感觉很无力。在抗争的过程中,他被确诊患上肺癌。对他来说,目前最迫切的愿望是搞清楚为什么同为借用人员,自己却多一个“分流人员”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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