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氏与匈奴的远古王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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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氏与匈奴的远古王庭!!


月氏与匈奴的远古王庭!!


寻找消失的月氏


月氏,一个曾经横扫北方草原的马背民族,战国初期,他们便在中国北方过着游牧生活,据《史记·大宛传》载:“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然而公元前161年前后,在匈奴的压力下,月氏被驱逐出生活了300年的原住地,公元前177年到174年,月氏被匈奴单于击溃,月氏国王的头骨成了匈奴头领单于的酒具,残部被迫西迁,在他乡成立大、小月氏族,月氏族从此消失。


1978年,苏联考古人员在阿富汗北部发现了贵霜王朝的大月氏墓葬,消失两千多年的古代游牧民族分支有了踪影。这个发现提出一个问题:月氏这个《史记》、《汉书》中记载生存于中国境内的民族,难道就没有任何遗存?


于是,根据先秦文献典籍的依稀记载,中国考古人开始在大西北探寻中国古代游牧文化遗存。史书记载月氏人游牧于“敦煌祁连间”,对“祁连”的理解,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看法,一些学者认为“祁连”即指东天山。如果按这种说法,月氏人原来的游牧区域可能就在现在东天山横贯的哈密巴里坤地区。


2000年夏,考古人的排查重点在哈密巴里坤东天山缓坡和草原地带。巴里坤草原是古丝绸之路的草原通道,南北三、四十公里,海拔1600多米,自古以来水草丰美,雨量充沛,古人称之为“甘露川”。


随着发现的深入,考古人把目光集中在东黑沟南缓坡,在那里发现了三座呈等腰三角形的起伏高台土坡,随后几年里,考古学家对巴里坤东黑沟的草地、山坡进行了地毯式搜索,三座高台土坡周边几公里的范围成了搜索中心,考古学者们发现了几千座古墓葬、大量的石围居址基址、高地祭祀平台和几千多幅岩画。


西北大学考古系主任王建新说:“这些大型遗址分布在东天山南北二麓,处在欧亚大陆东西向交通的咽喉之地,一般具有多座石筑高台、上百座石围居住基址、数百座乃至上千座墓葬以及上千幅岩画。如此集中、大规模的居址、墓葬与岩画‘三位一体’的聚落遗址在丝绸之路草原道上十分罕见,遗址所表现的工程与精神力量,只能是游牧民族的统治中心——王庭的所在地。”


后汉书·南匈奴传》中提到了“三龙堆”,是匈奴人祭祀中心。这三处高台到底属于月氏,还是与文献中记载匈奴人的祭祀有关?


一半是草原,一半是遗迹


2006年6月28日,东天山北麓缓坡两条狭长山地上,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们,按照当地风俗杀鸡祭祀。然后对巴里坤附近遗址进行了将近两个月的发掘。


考古学家发掘出了15个墓葬古墓,分为小型和中型两种,专家们测定小型墓葬遗址遗存物的年代在2000年以上,与史书记载月氏人生活的时期相一致。小型墓由片石垒砌就,细小木棒盖棺,简陋狭小,仅能容身,出土的随葬品多是陶器,其中有种长口的壶形陶器,与内蒙古一处春秋晚期到战国晚期游牧民族遗址中的陶器非常相似,这一时期,匈奴人还未兴起。


较大的古墓显然是其他民族的,墓葬主人不再直接埋入土里,而是使用了木葬具、铜器、铁器等金属工具、武器随葬,还有刻有精致纹牌的动物骨头,墓葬里还发现了较多玉石工具和装饰品。


大墓墓穴填埋的还有被砍杀了的人牲,随人牲填埋着着粗陶器物,这些物器和小石棺里的陪葬物器相同,可以看出,大墓殉葬人和墓主人是不同的民族,而且,大墓的殉葬人同小石棺墓主是同一种族。


一些墓葬还有用马殉葬的现象,有的填埋在墓圹内,有的在墓旁另挖有墓祭坑填埋。其中在一座墓的墓旁发现了两座殉马坑,还有一座埋葬有一匹骆驼的祭坑。


小型墓出土的陶器和其它器物,器形和纹饰都与哈密地区公元前1世纪以来的焉布拉克墓地、寒气沟墓地、艾斯克霞尔墓地、拜其尔墓地等一些遗址出土的器物存在联系,应该代表的是一种在当地延续发展的土著文化


而墓主随葬品中的陶器多为火候较低、无使用痕迹的明器,与哈密地区公元前1世纪以来的土著文化的陶器形式明显不同。动物纹金银牌饰等其它器物,也非哈密地区的传统器形,应代表了一种新出现的外来文化。


据文献记载,西汉初年东天山地区发生的重大变化应该是匈奴在这里打败了月氏,并占据了这一地区。在东黑沟发掘的这批墓葬中发现的以墓主为代表的外来文化和与以人牲为代表的土著文化同时共存的现象,反映了当时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与文献记载的匈奴在这里击败月氏的历史相合。


西北大学考古队队长王建新教授说:“墓主人可能是匈奴,人牲是当地的土著,换句话来说也有可能是月氏人。在东黑沟虽然发掘的不多,就这么十一、二座墓,但它与当时这种文献记载的历史是惊人的相合。”


神坛下的秘密


这次发掘以高台为中心,总共发掘出7层,出土大量的碎陶片和牛羊的骨骼以及一些人类的尸骨,根据堆积过程,判断这7层分别属于不同的年代,包括两大文化期。


高台使用层下是土质很硬的堆积层,当最后一层堆积物被剥离干净后,发现祭祀台下面还埋藏着一个石屋,底层石屋里有两间木构房屋建筑,结构规则,看起来像是一个集中使用的生活场所,发掘出现一些遗物让考古人对房屋的性质发生了质疑。


木构建筑内出现羊骨坑,好像是动物的墓葬。在北方草原,这种动物墓葬并不罕见。可是,在相邻的两个墓穴里,陪葬的羊尸骨,都是奇数“七”,头骨也朝着同一个方向,多处相似并不是随意而造成,这里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墓葬坑,后来研究果然证明,这里是个祭祀坑。


一个个羊、马、羊的距骨被考古人员找了出来,这些刻有神秘图案的动物关节光洁完整,泛着神秘的黄色,它们决非玩具,也非生活所用,更可能是一种占卜用的工具。


在石屋一角清理出了一口残留着少许铜渣的小坩埚。羊尸骨、占卜功能的动物距骨、熔铜小坩埚,件件看似单独,却都与祭祀相关。结合出土件与当时堆积层里的迹象、出土物与清理出来的遗址相联系,考古学家推论这座石筑房屋非生活、居住所用,是藏于祭祀层下的又一个祭祀场所。


考古人是这样的描述的:第一支游牧族来到这里,搭建的是木屋,祭祀用的房屋,后来,木屋被大火烧毁,古人在原来的基础上修建了石屋,从石屋地面硬度情况看,这个作为精神中心的神圣之地被使用了一个很长时间。再后来,这里被卵石块和土填满覆盖,形成了一座石筑高台,一个新的祭祀场所。


燃烧的史前祭祀


高台上部发掘进行到第五层文化堆积,在清除了大量的烧土、木炭和灰烬后,一个反映大型祭祀活动的场面裸露出来。


为什么高台上会有那么多的火塘和炉灶?似乎都被最后一次祭祀活动结束后的大火烧成了灰烬。大火不仅留下大量的木炭和烧土,毁坏了所有刚刚使用过的陶器,就连坚固的大石磨也多被烧裂。大火之后,作为祭祀台使用的中高台基本废弃,再也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使用。


根据现场的遗迹和遗物很容易复原出一个忙碌而有序的活动场景。两间木构房屋建筑结构规则,很像是一个集中使用的生活场所。但是其中的一些遗迹现象和遗物特征,却让人重新考虑房屋的性质。


高台北面下部的斜坡上,4座方形石围居址紧紧相连。挖掘中发现的多座炉灶和火塘,让人联想到军队与伙夫。但是,相继出土的大量兽骨和被肢解的人骨却毫不留情地阻断了这一思路。


围绕高台周边的石围居住基址是远古草原人造房因地制宜,墙基多利用自然留存的石块,墙体由较大卵石块内夹小石块、土垒砌而成。


F3是高台土坡旁石围居住基址的发掘点,东西长10米、南北宽大约7米。草皮底下千年堆积层里有大量的烧灶遗迹,发掘出的灶址都用石块围砌,灶内是烧土、灰烬还有动物骨骼残块,灶址旁是大小石器和被土石压破了的陶器。


在同一历史使用面,同一居住基址内出现许多灶址,绝非生活、居住之地。这里的发掘引起考古学者的高度关注,一件件显露于世的遗痕表明,这里的石围居址并非一般居住场所,极有可能也是祭祀等集体活动的遗存。


有的居住基址是被圆形石堆或石圈打坏的,当搬动大石块,发现几乎每块石头底下都压埋了人骨残骸,被肢解的骸骨,石围居址以外的圆形石堆和石圈下面,也都压埋着被肢解的人骨。从遗迹的发掘情况,考古人判断当石围居址被废弃后,这里变成了残酷的牺牲祭所,在每次祭祀后,都进行了一场剧烈的火祭。


去了月氏,再来匈奴


巴里坤东黑沟游牧民族这些墓葬、大量的石围居址基址、高地祭祀平台等遗址和几千幅群岩画的发现,揭开了游牧民族在草原上生活的面纱一角,而它们身上既有月氏的影子,又有匈奴的迹象,它们究竟属于那个远古的民族?


北方民族研究所的魏坚教授认为这个遗址可能是月氏人的文化,因为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陶器,而这种陶器和匈奴人没有直接关系。在这些陶器中,有一种是带长口的壶形陶器,这种陶器和内蒙古一处游牧民族遗址中的壶形陶器非常相似,内蒙古的这处遗址年代是春秋晚期到战国晚期,这一时期匈奴人还未兴起。另外,在蒙古国出土的一处匈奴墓特点和东黑沟遗址不同。


而还有学者则认为:这个墓葬反映的是匈奴人的文化。因为东黑沟遗址的墓坑呈东西向的长方形或椭圆形,小型墓葬用片状石块垒砌成仅能容身的石棺,上面顺着墓室方向用较细的圆木盖有棚木,这些墓制特征和随葬品组合与巴里坤黑沟梁墓地基本相同,而这类墓葬属汉代匈奴遗存。


西北大学的王建新教授认为,“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都用过这个遗址”,由于不同时期的人们都在这里生活过,因此这里有多种文化层出现。在匈奴进入巴里坤前,这是月氏人的地盘,月氏人过着半游牧半定居的生活,而东黑沟遗址反映了这种生活方式。因为从结构复杂的居住遗址上、从祭祀高台上多层的红烧土面可以看出是不断废弃又不断地使用。而月氏离开后,匈奴人继续在同一片山坡居住,在这里的高台高进行祭祀活动。


这样,一个民族来了,一个民族去了,但他们都留下自己生存的痕迹,逐渐形成了现在的巴里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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