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问是我在其他论坛发的,觉得还是很能经得起推敲的,供大家批评指正


首先,讨论现实选择,白起有多少选择处置40万赵兵?收编要粮食养,有人论证不可能,变成奴隶后方种田?操作难度有点大,何况白起不是政治家,恐怕没那个意识。真放回去,先不说别的,白起立马就会被秦王撤职杀掉,而且放回去这40万人就感恩戴德了?你要知道那是个什么时代,是贵族政治的时代,那时的政治生活基本都是由贵族决定,在前台跑来跳去的都是贵族。农民还没觉醒,还没自己的声音,农民觉醒那得秦朝以后,那时的民心没后来那么大的作用,何况赵国还没散呢,这些人十有八九也得听赵王的命令参加下次战争,放回去等着白起的就是更大规模的战争。正因为如此,反过来想,当时参与政治的人(包括白起)也应该不太重视民心,这样杀这些人的主要害处丧失民心就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列

其次,从主要矛盾看,秦赵之间是国家间矛盾占据主要地位,统治阶级内矛盾占次要位置,阶级间矛盾最次。因此秦只要有机会就要削弱敌人赵,因此杀俘虏在白起看来很正确。也是最符合秦利益的。白起是军事家,从军事角度考虑杀掉完全可行而且必要,所以杀掉了,他计划杀完之后立即攻击邯郸灭赵,在逻辑上也是连贯的。当然手段也是残忍的。

再次,从当时的文化环境看,孔孟的观点虽然先于法家存在,其中有些还一直影响到现在,但当时孔孟思想不是社会主流思想和文化,在那个战争年代,礼坏乐崩,乱了纲常,整个社会的政治结构正在进行大的变革,权谋和刀子才最管用。因此法家思想才是主流思想或者至少说是秦国的主流思想或者说是暂时获胜的思想,既然孔孟或者什么人道思想不是主流思想,作为当时主持政治活动的贵族们就不能用孔孟思想来评判或者用现在的思想道德来评判,而应用法家思想评判,白起的行为符合法家思想的内核,也就是说符合至少是秦国当时的道德观。但是白起不是政治家,政治头脑不行,没有很好的包装这个行为,法家思想嘛,人是肯定要杀的,罪过却要转移出去,白起没做到。但看当时的主要政治人物,没有谁评判他这样做不道德的。评判他不道德的都是后人。所以我们不能用现在的道德观去要求古人,不能要求象白起那样杀人杀上来的将军既要会打仗,还要争取民心,他没那能力,当时也没产生这种将军的社会和文化环境。

再次,从民族和国家观念看,那时和现在不同,现在天下大同,中华民族从血缘到文化心理都是一个整体,而当时虽说有个周天子吧,但已经当了OP多年,秦赵都是成立许多年的独立主权国家,文字货币都不一样,还经常打仗,和现在我们所处的政治环境不同,他们互相看是并不会从中华民族大义看的,而是更多的从一个敌国的角度去看,既然是敌国,什么争取民心啊,民族大义啊,这些后来才有的思想白起要当时有那就很奇怪了

再次,举个例子,比如有一个岛上有许多野蛮人,其中一群野蛮人,搞了另一群野蛮人,俘虏了其中一部分,最后按照惯例全部杀掉吃掉了,你只能说他们野蛮,不能说他们不道德,更不能送他们去法庭,他们需要的是能开化他们的老师。(也只是按照我们的角度来说),如果那个岛主流思想是放生或者是善待俘虏,而他们居然干了这事,那么当然是严重的罪行。应该谴责和惩罚。可惜现在这些人道的思想并不是战国当时的主流思想,所以要用那些思想来谴责白起看上去很无聊。

最后,秦国终于GG了,原因在于没认识到此一时彼一时也,战国时候大乱,政治结构重组,社会动荡,各国展开一场淘汰赛,阴谋和刀子管用,自然法家有更多机会胜利,可是后来天下一统,百姓思安,可秦还是用法家那套,连个壳也不包,结果终于激起百姓的反抗而GG,老百姓的力量也从此正式走上了历史前台,从此中国历史不再只是贵族政治。从这个结果倒推回去,法家或者使用法家的政治人物有其局限性,它没有观察到社会矛盾的发展,没能发展出适应这种变化的法家理论。既然法家理论不行了,那么就需要一种思想来替代它,最后孔孟儒家学说填补了这个统治思想空白,由于其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间的矛盾起了个比较好的协调作用,所以发扬流传了下来。而法家思想却进入了历史的垃圾堆,而信仰和执行法家学说的政治人物也就受到了恶评(后世的主流思想儒家不恶评他也不行,否则没法解释和维护儒家的思想基础)。当然从调整社会关系这点来说,儒家远比法家先进得多,因此,儒家代替法家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和必然。

最后说一句,我并不崇拜白起,我要说的是,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让他们既没有机会来学习某些仁爱心过多的人的崇高思想,也没有多少其他选择,白起杀人或者说一个普通士兵在战场上或是俘虏营残忍的杀人难道是他的错吗,我认为不是,正如我们原始的祖先吃掉俘虏一样,我认为这是时代的问题,是人性的问题,中华民族作为人类的一员,也必须要经过这些磨难,这些教训才能一步一步成熟,才能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

所以白起没道德问题,但实在太野蛮了,我们都有群兽性的祖先,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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