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两大战略目标:一体化战略和全球化进程

——关于奥巴马首次访华中美关系的若干分析和建议

中新社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于十一月十二日至十九日先后访问日本、新加坡、中国和韩国,在十五日至十八日访华期间将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举行会谈。《华尔街日报》消息,“美国政府希望奥巴马在哥本哈根谈判前的此次访问能在能源和技术合作方面取得一些具体成果,”为此,“气候变化将是奥巴马总统十一月份访华的首要问题之一。”另一方面,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理事会于七月敦促中国政府继续使用财政刺激措施来提振经济增长,让人民币升值(即便这样做会导致短期内失业率上升)之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又于近日援引美联储(Fed)主席贝南克(Ben Bernanke)不久前有关亚洲的讲话,指斥中国“可恶的货币政策”损害了全球的经济复苏。


美国方面看,奥巴马访华无非是要推进美国两大战略目标的实现:一是维持美国综合性一体化战略结构的相互平衡,即在经济战线上的斗争以军事实力和政治支撑为后盾的经济竞争,同时又在不同时期,以经济或经济威胁来进行对敌手的政治意志和军事力量的牵制。对美国来说,要在这场金融危机中取得突破性的结果,防止美元对世界货币体系的控制出现动摇,就需要通过在货币、黄金、石油三条中心战略战线上取得政治或经济的突破。把任何威胁到美元货币体系的国家从经济大国名单上驱逐出去,是美国在这场历史性的经济危机中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先决条件,因此,利用自己作为一个帝国角色的国家所固有的感召力(在国内外的力量和影响),影响中国的内部事务、迫使人民币升值,在美国政府看来是他们的权利。


二是在全球化进程里,运用美国的力量排除一切强大的外部势力,并使全球范围的其他国家屈服于美国意志。与过去的前苏联军事扩张不同,为了使其他国家的军事力量失去作用,美国必须保持这样一种可以进行多方面的、相互交错的综合遏制能力,即它足以使任何一个国家即便在扩充军事力量方面有可能超过美国,但在经济能力、技术革新和社会发展方面受到牵制,从而不再会成为一个可能的有威胁的敌手。而作为美国遏制战略的重要出发点之一,为了保住美国经济的阵地,美国工业发展必须保持对其他国家技术革新的优势,为遏制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和经济发展,而同中国在能源排放问题上进行一场持久的政治性斗争。


我们都知道,由于定向宽松的货币政策让美元汇率正如美国政府所希望的那样不断贬值,使得全球市场被迫蒙受美元贬值所带来的外汇储备上的巨额损失,同时也意味着美国杠杆敲动了黄金和石油的价格,以便进一步绑架全世界的财富。为了保持这种常规战略力量在全球经济上的灵活性,美国必须利用并保护其在世界货币体系上的主要财富:货币主导权。正是这种货币优势抵消了美国在世界各国的大规模军事开支,并强迫全球市场和国内人民为美国的利益做出“有价值”的牺牲。当今美国已经享有货币政策决定性的战略优势,以及这种优势所包含的一切影响深远的政治成果,美国已经显然不会撤出第一条战略中心,美元的货币优势来自于它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分散性和高度一致的协同性。也就是说,美国的优势是不可能以某种高度集中的方式来制定正式的长期战略计划的,因为任何一条战略防线的失陷都不利于“美国式”的冒险,而冒险恰恰是美国取得任何重大突破的必然属性,为此,美国不得不为了取得成功的“冒险”而为自己夺得更多一些和更安全的保障。


举例来说,美国的金融体系倾向于铁索连船式的联动捆绑,对其现有的银行信贷、利率、股指、期货(包括黄金价格和原油、燃油价格)、股票、汇率、债券等实现利益价值最大化的安全防御链,并且把这种战略防御方式运用到战略打击力量上,这种金融衍生的多样性及其对技术手段的改进和运用,使得美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迅速而有效地控制了来自日本经济的威胁,而日本则在一次有预谋的金融狙击中失去了“黄金的十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整个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即对日本提出的所谓“结构障碍倡议”(SII),不但将美国的对日外交政策和贸易谈判放在与美苏军备会谈同等的战略重要位置,并且在国际舆论上通过美国的影响力极力鼓吹“自由贸易”和“公平交易”,以要求日本开放国内市场,对美国本国市场则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同时要求日本以分担国际责任的方式,进一步分担驻日美军的费用、大幅增加对外援助(例如像承担美国海湾战争的部分费用那样),以削减日本在经济上的实力。


这方面的例子还有美国在政治、经济、金融、外交、军事和国际舆论等方面体现出的具有关键意义的战略计划中,例如一九九一年的海湾战争,使美国在政治上奠定了“新的”世界地位的同时,也摆脱了一九九〇年的经济大衰退(储贷机构陷入危机、国债庞大、财政赤字急剧膨胀、经济大萧条和通货膨胀同时出现),并为此换取了美国长达八年的股票市场牛市和确立了美国在中东石油的优势。这一战略的重要性并不在于美国能否提供一种军事上能够迅速取得胜利的打击力量,而是在于它可使美国得到新的能力以控制货币和石油,并且在必要时确立美国在中东地缘的优势。美国“一体化”战略已经成为在他们看来任何时候都是能够用之有效的,并且俨然成为在关键的战略领域里推动创新的一种新的催化剂,诸如美国会在全球气候变暖、新的能源替代、空间网络和计算机等多个领域衍生出各式各样的其他战略用途,使之在性质上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在全球化方面,美国这一进程的推动已经在起着使“美国力量”成倍扩大的作用,这一计划在美国地缘政治的战略竞争和一体化战略占优势的情况下具有巨大的意义。从地缘政治看,美国的领土互不相连且毗连大西洋和太平洋,这就意味着美国难以像过去的莫斯科那样,以领土的方式向周缘国家进行辐射性扩张,而是必须通过一种间接的方式渗透别国并将它们聚合在一起,纳入美国的支配体系中。为了加强美国在其全球体系中的政治联系,美国提供了一种政治、经济和意识上的“外向性”扩张模式,例如二战后美国对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欧洲复兴计划),使得欧洲盟国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个同美国的利益以及非正式的经济联系组成的混合体,从而在决策中受到美国支配地位对其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削弱。另一方面,通过美国“经济富足”和“民主自由”的特点,促使全球成千上万的留学生自愿涌入美国,尤其是亚裔美国人的增多(包括中国、印度、日本、韩国和东南亚等国家),使得这些国家数百万已成为美国人的移民者对其本国居民产生影响,增强了美国意识和生活方式对全球各国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对美国力量的政治认同感,并最终可能在这些国家内部引起危险的内向性颠覆,或是在削弱国内力量中起关键作用。所有这一切,在美国全球化的进程计划中交织出一张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尤其是美国的这一力量横跨两大洋的特点,其战略意义与美国向海外军事力量的扩张同等重要。比如美国布什政府对前苏联采取“走出遏制”政策的态度是明确的,即在美苏存在诸多分歧的情况下,支持苏联戈尔巴乔夫所谓“新思维”的改革、签署双边贸易协定以加深两国经贸关系以及互换留学生等等,其目的在于要求陷于国民经济困难的前苏联实行全面的自由市场经济改革,并最终在不费兵卒的情况下夺取了同苏联对抗的巨大胜利,同时也实现了四十年来改变欧洲政治地图的重要战略目的。


由于资本主义传统意义上的对市场的争夺,促使美国最终将更积极地追求全球化的对外政策,并最终将采取二个方面的行动。第一,对于美国在全球变暖问题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工业经济发展遏制的谈判目标,对于美国一体化战略中的贸易和汇率对全球经济的作用,对于美国常规能源战略高地的争夺和常规力量在全球的部署和分布,乃至新的战略核武器遏制和讹诈各国军事力量这一极为重要的目标。在美国看来,全球化的经济不仅意味着第三世界更廉价的制造成本和对“被”全球化的市场占有,同时也意味着能够“合法地”对不成熟的金融、市场、能源和其他资源的掠夺。事实上,从资本主义的发展来看,新的技术革命不仅带来了更多的剩余价值,同时饱和的市场也带来了巨大的劳动力过剩等问题,出于缓解国内失业压力和获得更多经济利益的考虑,掠夺殖民地和更多新的市场被帝国主义政府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并且如果取得了这些目标,其政治影响也将会是深远的。例如十八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促使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初步形成,伴随而来的是机器对手工制造的替代(致使手工业的大量破产)以及无产阶级(产业工人)的出现。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大量工人失业、生活陷入困境、劳资矛盾和严重的剥削和掠夺,刺激了帝国主义在殖民地争夺方面的欲望。英国、法国和荷兰这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将注意力转到了第三世界,尤其是南非、印度和东南亚,而意大利则占领了厄立特里亚、索马里、阿比西尼亚、利比亚等,建立了意大利的殖民地帝国。与此同时,工业革命也使得工人阶级成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从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中发展了起来,登上了世界的政治舞台。


第二,为了保持美国及其同盟国的相互关系稳定化,让美国成为同盟国共同利益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这种共同策略应当与军事上的协同防御协议具有同样严格的约束力,并且有别于陆上部署的进攻性和防御性,而是在需要之时在空间上(包括金融、贸易、外交、能源、军事、国际舆论、力量影响,等等)具有更高度的灵活性,更好地避免发起一场大规模陆上进攻或防御的直接冲突。很明显,在实质上的支配地位的争夺同海上战争相似,它主要不仅仅是为了争夺战利品,而是为了获得决定性的战略影响,美国必须确保自己在全世界的间接控制(空间性的战略进攻和防御)。


从美国的战略目标看,美国的力量是多个方面的综合实力,并且这种力量包含了全球范围的大部分财富和资源,这也就导致了在美国看来自己的安全防线是全球范围的,并且令人难以置信的模糊不清。事实上,美国更愿意在这一问题上保持这种模糊的界限关系,以便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以“与美国国家安全利益休戚相关”的理由直接进行任何形式的干涉。而在涉及到中国问题上,一个安全而并不强大的中国是符合美国利益的,虽然中美关系是重要的,但中国本身(无论是地缘关系抑或经济发展)也是美国在实现远东地区战略目的的一个重大障碍。因此,从政治上看,美国更愿意把受自己支配的战略防御划线将中国包括在内。所以,当中国意图以有力行动的姿态增强在国际地位的话语权时,奥巴马政府既不能无动于衷,也不能无所作为。


为抵消美国对中政策在贸易、汇率、经济、军事、能源和国际舆论等问题的战略围困,促使已经膨胀起来的美帝国往回收缩,稳定的中美关系最终是要求美帝国霸权的范围和性质都发生变化的。我看来,这种变化对整个世界的和平都是很有好处的,为了推动这一进程的和平发生,中国战略的当务之急在于以下四个方面。


(一)削弱美国利用其力量或同盟国的共同影响扩大其政治控制的范围。由于美国正面临着自己社会和经济结构引起的内部危机,这是资本主义体制发展的必然规律,而这种内在的不稳定将导致美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逐渐缺乏吸引力。从长远看,美国面临的问题是,在伊拉克军事上的失败和阿富汗政治上的失利,可能会激发更多潜在的反美情绪,进而与其他更广泛的危机合为一体。由于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掠夺和强权,较小的国家都对他们曾受到过的不公正待遇怀有深刻的历史记忆,因此,美国最终是要被两个“第三世界”所共同反对的。为什么要说是两个“第三世界”呢?第一个“第三世界”是指除了日本的整个亚非拉国家,这些国家人口比较多,有的已经站起来了,有的还没有得到机会站起来,但最终是要站起来的。第二个“第三世界”是指一些紧跟着美国的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比如欧洲、日本等,这里面包括一些过去是老牌帝国主义的国家,还有一些第二世界的国家,没有第一世界那么富,但比第三世界要富。这些国家有的过去看我们(第三世界)不起,所以也压迫过我们,但现在受了美国的压迫,日子就不好过了,就成了第二个“第三世界”,是不是这样呢?


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那些紧紧跟在美国屁股后头的国家往往需要为美国的利益买单,例如英国,就把自己的利益马车牢牢地拴在了美国的车轮上,很是被动。不但丢了自己过去日不落帝国的支配地位,而且受美国华尔街狙击的英镑也不得不退出金本位体系,将世界金融市场的统治地位让位于美元。如今,伦敦金融城再次遭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英国经济创下自一九三〇年以来最糟糕的增长纪录(英财政大臣于四月发表的预算报告表示,预估英国今年的经济增长将为负三点五%),全国二百四十七万的失业大军(失业率为7.9%)仍在日益剧增,而随之出现的是新一轮的“罢工潮”。而日本则被迫签订了现代的“马关条约”(日本的广场协议就是其一),日元被迫升值,并最终在九七年亚洲金融风暴中失去了“黄金的十年”。这样看来,相信了美国所谓的“共同战略”的人难免就会犯错误,虽然这里面有的国家已经得到了教训,但有没有吸取教训不再犯错误呢?我看还难免要再犯几次、遭受一些大损失的,这不是我个人的危言耸听。


(二)必须具备一支即使在美国发动针对中国的一体化战略进攻以后,仍然能够迅速对美国一体化战略造成巨大的破坏,使美国的空间性战略进攻努力归于无效的防御性打击力量,这一战略要点在于针对美国各防线间的一体化特质进行有利于中国的决定性转变。比如中国古代的赤壁之战,说的是三国时期孙权、刘备联军在赤壁和曹操的军队相遇。黄盖说:如今曹操于我军是敌众我寡,长此持久是不利的,现在曹操的军队为了抵御风浪将船舰首尾相接,不如火攻。于是就准备了战舰,载上干草枯柴灌油其中,外面裹上帷幕,然后写信给曹操,意谋诈降。战舰来到江心,曹军以为黄盖投降,却不料此时东南风急,战舰引火急驶向曹军船舰,火烧连船而终使曹军败走北还。因此,尽管美国的一体化战略优势是明显的,但不可逃避的事实是,这种一体化联动同样会使美国的综合力量存在固有危险,更重要的是,这种危险对美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行为具有同等严重的影响和威胁。例如美国的次债危机使得美国的房地产业、金融和债券市场以及银行信贷等都受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并且由于美国一体化战略的互为捆绑和联动效应,从而使危机蔓延至汇率、贸易、黄金和石油价格以及整个的美国经济,不但美国的失业大军持续增长、美元货币的支配地位受到质疑,而且一旦美国政府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失去刺激经济复苏的推动力,那么美国又将遭遇一九九〇年经济大萧条和通货膨胀同时出现的糟糕境况,从而不得不在军事上寻求新的出路。因此,可以得出这样一种推论:美国的一体化战略是极其脆弱的,而所谓全球化进程的控制范围是不稳定的,结果是从长远看美国如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的话,从根本上说是无力持续有效的全球控制。因此,我们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是很有主动权的,美国的经济危机也并没有美国政府所说的那样“已经得到了恢复”或是“没有想象中严重”,恰恰相反,美国正迫切地为自己的新出路寻求“买单国”。


(三)我们要对美国在政治上的威胁和所遇到的其他方面的施压有一个恰当的估计。全球变暖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单纯是一些能源排放的数字和环境破坏能力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在双方政治力量斗争的影响,尤其是在经济和工业发展上,美国显然拥有明显的战略优势,因此,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一旦在能源问题上受制于“美国的”联合国条约下,必将“被”奉行单方面的政策自由。在资本主义早期的工业化竞争里,资本主义国家就已认识到新的能源对于取得经济、军事和政治力量的固有推动力,正如石油对煤炭的替代,十九世纪末石油的发现和对旧能源的替代为英帝国提供了决定性的战略优势,不但海上军事战舰不再因冒着黑烟而暴露目标,且无论是用于贸易还是军事,其航行半径是煤动力的四倍,正因如此,在廿世纪初,一个以英国为中心的全球帝国占领着全世界陆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因此,全球变暖问题具有战略意义的是:美国意图遏制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工业经济,以此能在战略上先发制人地剥夺其对美国经济地位上的威胁。因此,全球变暖问题不仅代表中美两国的战略力量的比较态势,同时也表明美国不仅在政策上取向了对中国的战略遏制,而且其扩张的势头还伸到了整个的第三世界国家。


(四)我们应当看到作为主要矛盾的美俄斗争和次要矛盾的中美竞争,并从而寻求战略上的平衡政策。美国在涉及到中国的问题上总是复杂、敏感且感到难以处置的,事实上这种态度上的犹疑正是来自美国同俄罗斯的矛盾关系。自二战以来,美国和苏联在地缘政治上都有着各自的控制范围,苏联对于东欧的领域范围是天然形成的地缘屏障,而西欧则在美国的势力影响下形成了安全防御线进行对抗。尽管苏联体制的崩溃和苏联影响的瓦解,使得美国获得了欧洲政治地图的主导权,但冷战时期的影响仍然存在于东欧这一狭窄而重要的竞争地域,例如美国的北约东扩计划、东欧反导弹计划以及制造新的战略性核武器等,而俄罗斯也在审慎自身国力构成的诸方面力量——特别是军事和经济力量方面——的同时,削弱美国在欧洲的政治影响,为此,这种区域性的竞争将助长美俄两国在其他空间性战略领域的冲突。因此,在我看来,无论是在一些问题上批评美国,或是在另一些问题上反对苏联,又或是在两国之间寻求某些确实存在着的共同利益的战略合作,从政治上说,中国重大利益的保障和战略防御应当是包括中美和中俄三角关系平衡在内的。因此,从辩证的战略角度看,中国本身在美俄斗争中也是一个关键的重要因素,这个事实比中国对美国或俄罗斯采取某些具体的行动都更为紧要,即使美俄关系不再那么充满斗争,一个追求自身国家利益的强大而友好的中国,对自己国家在远东的利益保障也是极为重要的。为此,当美国企图威胁中国人民币汇率按照美国的意志升值时,中国不妨同俄罗斯就“重构货币体系”和“美元货币替代”交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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