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还是中国的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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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还是中国的一面镜子

20世纪90年代初,苏东剧变刚刚过去不久,中国着实紧张了一阵子,对于苏联解体教训的总结也比较多。现在近20年过去了,中国已在冷战后的世界中站住了脚跟,经济实力不断壮大。在不少人看来,中国已经摆脱了苏东剧变的阴影,相关的反思因此也少了。但依笔者之见,苏联教训对中国来说仍然没有过时,那些导致苏东剧变的原因仍然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中国。更何况,在过去苏东剧变的研究中,政治的影响仍然太多,许多地方没法展开,对教训的挖掘远不充分。今天,我们已或许能够从历史的角度,展开平心静气的讨论。


依笔者来看,苏联诸时期中,没有一段时期像勃列日涅夫统治下的苏联(1964-1982)那样以往最被我们所忽视,但又最值得今天的中国借鉴。




一.既强大而脆弱的苏联




1977年苏联,像今年的中国一样,在一片繁荣、祥和的气氛中庆祝了十月革命胜利六十周年。在国内,经济实力不断提升,GDP值不断接近美国;在国际上,利用美国尚未从越战后遗症中缓过气来的机会,以缓和为幌子大搞战略进攻。可以说,那是苏联历史上最为鼎盛的时期,1977年11月7日因此也被当作一个伟大的日子来庆祝。当苏联的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站在红场列宁墓的观礼台上,观看着盛大的阅兵式与群众游行,特别是看到他的画像与列宁的画像以同一种规格同时出现时,可以相信他的心里确实感到无比惬意。我相信,可能当时每一个苏联人,也会为强大的苏联而感到衷心自豪。


但谁又能想得到呢?就在此后十多年的时间,苏联就已成为一个历史概念,而它完全崩溃解体的时间距勃列日涅夫去世仅仅九年的时间。许多人把苏联解体归咎于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但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苏联的问题显然不是戈氏在短短几年的执政时间里所累积起来的。也有人将之归结为斯大林,因为正是他奠定了高度集权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但此举似乎也为过当,因为苏联在斯大林去世后40多年才解体,其间有足够的时间发生改变。中国最初不也是师法斯大林模式吗?但是邓小平的改革把中国引向了另一条道路,从而免于冷战结束时的大劫。


因此,公正地说,导致苏联解体根本的原因既不在最后的掘墓人戈尔巴乔夫,也不在始作俑者斯大林。笔者的看法是,如果一定要找出一个主要负责人的话,那就是勃列日涅夫,因为他在缔造苏联盛世的同时,也埋下了苏联解体的祸根。这种祸根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已经积重难返,其改革不过加速了苏联崩溃的进度而已。


祸根主要有两个:一是经济体制的严重畸形,二是民族问题愈演愈烈。前者使社会主义模式丧失信誉,后者则使得苏联诸民族间离心离德,最终促成苏联解体。如果这两个问题有一个解决了,苏联历史可能都会是另一个面貌。


但是,勃列日涅夫在其执政时期,打压总理柯西金的改革措施,将经济体制退回到斯大林时期的完全依靠计划、行政命令那一套,使得苏联经济越来越丧失活力。另外,正是在他统治时期,将空前的资源投入军事工业,使得苏联经济严重失衡,连人民的食品供应都无法解决。在民族问题上,他无视民族矛盾,一味采取打压措施。尽管在高压政策下,勃列日涅夫统治下的苏联社会呈现出一派稳定的景象,但人们心中的不满日益增长,并通过酗酒、破坏劳动纪律、社会治安恶化的形式体现出来,整个社会缺乏信仰,整个苏联民族成为没有精神的民族。因此,当时的苏联盛世实际上不过是一座外强中干的大厦,看似宏伟,一旦风雨袭来,便如摧枯拉朽,霎那间就荡然无存。




二.苏联错过了改革的最佳时机




有人可能会说,经济僵化与民族问题自斯大林时期就存在,不能把帐算到勃列日涅夫头上。此一判断前提正确,但结论错误,因为勃列日涅夫不只是固守斯大林模式,而且开了历史的倒车。在他的前任赫鲁晓夫时期,已经开始带有自由主义经济色彩的改革,虽然改得缺乏章法,效果也不如人意,但至少已经开了个头。勃列日涅夫如能沿着这条改革的道路继续走下去,苏联的命运断不致如此。然而,勃列日涅夫不仅打着反赫鲁晓夫的旗帜上台,还对其任内总理的柯西金的改革横加阻挠,最终使其无疾而终,导致苏联经济最终不可救药。


其实,勃列日涅夫时期特别是其统治前期应该说是苏联历史上最适宜于改革的一段时期。首先,从国内环境看,苏联经济实力已有相当增长,特别是借着70年代油价上涨的良机,资源丰富的苏联每年都有大量进帐,有资本进行改革。另外,由于勃列日涅夫其实还算是一个比较亲民的领导人,注重改善人民的生活、住房条件,人民对政权的信任度开始还较高,如果改革具有较好的群众基础。


从国际环境看,当时美国陷于越南战争泥淖,无心与苏联纠葛,苏联可以放心改革。特别是当时苏联如果想向西方引进资金与技术的话,在当时缓和的国际环境下也较有利于实现。戈尔巴乔夫后来的改革证明,80年代美国的战略进攻其实是使他改革受到掣肘的重要原因。虽然西方领导人口头上对戈氏比较友好,但在关键问题上一点也不放松。除了他的****得到西方的口头鼓励外,对经济社会上的改革很少得到西方的支持。


但是,苏联最终错过了这段最佳的改革良机。等到70年代80年代初时,以上有利于改革的条件全部失去了。从国内层面看,经济失衡日益严重,民众生活水平难以进一步提高,而油价也开始下跌,使苏联失去了一个重要财源。在国际方面,由于苏联自己发动阿富汗战争,不但消耗了自己大量的资源,最重要的是激起了西方的全面敌意,与美国重陷冷战,不再有良好的国际环境。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是,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也是西方新科学技术革命突飞猛进的时期,而苏联并没有抓住新一轮的革新浪潮,最终在竞争中不可避免地落伍。大国竞争的历史证明,胜出的大国总是那些抓住了当时最新科技机会的国家,因为这代表了最先进的生产力。英国正是因为在第一科技革命中拔得头筹而最终成为日不落帝国,而美国则是在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二科技革命中占据先机,而一跃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工业国家。20世纪80年代,美国一度担心会被日本超过,但后来它在90年代抓住了信息革命的机会,从而再次稳固了其世界超级大国的地位。




三.停滞的根源:个人,还是体制?




那么,当时苏联为什么未能进行改革呢?多数人将之归结为个人原因,即勃列日涅夫身上。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代,绝大多数人都会认为勃列日涅夫是一个平庸的领导人。他不爱学习,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很少读马列著作,也从不亲自动手写东西。而且,他还爱慕虚荣,热心于给自己颁发奖章,却不愿去详细了解当时苏联的真正情况。


情况确实如此,但并非苏联停滞的真正根源。笔者以为,勃列日涅夫之所以未能进行改革,除了个人的原因外,最重要的是他缔造了一种阻挠改革的僵化的权力体制。一旦这种体制形成,即使他想改革,可能也无可奈何。


这种所谓的体制就是权力的高度封闭,形成一个强大的既得利益官僚集团,他们身居苏联政治社会生活的核心位置,掌握了一切资源,杜绝了一切可能改革的出现。


勃列日涅夫的前任赫鲁晓夫可以说是被整个官僚集团推翻的,因为他动了他们的“奶酪”:搞定期任职、按比例更换,还大量削减官僚特权。因此,在推翻赫鲁晓夫之后,勃列日涅夫认真吸取了其经验教训,发展出一套以依靠官僚巩固权力的办法。他在排挤了那些可能对其领导地位构成威胁的对手后,对整个官僚集团采取大肆笼络的办法,首先就是废除赫鲁晓夫制定的任期制与按比例轮换,把整个官僚集团的官位稳定下来。另外,斯大林时期开始的官僚特权也大量恢复,巩固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开始大量任用自己的人,这些人多是勃列日涅夫前下属、老乡甚至是亲属,被人称为“第聂伯帮”(第聂伯河湾区是勃列日涅夫出生和最初迈上政坛的地方)。他们其中许多人成为中央委员、各部部长,不少成为政治局委员,甚至有一位成为后来接替柯西金任总理(吉洪诺夫),还有一位则在安德罗波夫之后任苏共总书记(契尔年科)。“第聂伯帮”牢固控制了当时的核心权力,成为勃列日涅夫体制的基石。即使不是属于这个圈子的官僚,甚至是其政治对手,勃列日涅夫也大加笼络,给他们提供体面的退休待遇,甚至帮助其亲属解决其住房问题。


勃列日涅夫笼络官僚的另一个法宝就是让其中的高层官员们终身任职,轻易不解除他们的职务。另外,他也不像赫鲁晓夫那样亲力亲为,到处干涉,而是赋予其部属、同事在其领域内的充分权力,只要他们支持他的最高领导地位。通过这些手段,勃列日涅夫不但最终在“三驾马车”中脱颖而出,成为无可争议的苏联领导人,还获得了官僚集团的几乎一致拥戴。因此,即使是到其年老,实际上不能视事的时候,官僚们真心实意地不愿意让他退休,因为他让他们活得太舒服了。


官僚们的幸运正是苏联的不幸。由于形成了一个保守、僵化且长期在位的既得利益官僚集团,苏联的一切改革都变得不可能。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只能是变得更有利于官僚集团的利益,如特权的不断增加,腐败更加不受限制,以及像柯西金那样缓和的改革也逐步终止。另外,在笔者看来极其重要的是,这种封闭的权力体制极大地削弱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其最终陷于无力回天的境地。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没有问题,但真正强大的国家,其体制使得其能够不断地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保持不断进步。如美国,奴隶制、种族隔离、经济体系的过于自由放任都曾使美国陷于困境,但其政治体制最终和平地解决了这些问题,从而使它在较长时期内并且迄今仍然保持了强大地位。


但在勃列日涅夫体制下,官僚集团满足于现状,对越来越严重的问题缺乏应有的敏感。另外,随着任人唯亲、官僚老化以及对领导人的个人崇拜,使得整个体制解决问题的能力严重下降。特别是,在一个领导人、一个官僚集团长期执政的情况下,缺乏相应的纠错机制。这样,苏联的错误与停滞就一直延续了18年,一直到它错过了改革的最佳时机为止。直到那些领导人由于老化、去世而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到戈尔巴乔夫手里才有可能真正启动改革,但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四.中国与当时苏联有什么不同?




有人可能同意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确实问题严重的判断,但会指出:中国不是已经都改革30年了吗?当时苏联的教训对我们还有什么用呢?


确实应该承认,现在中国已不同于当时苏联。这些不同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推进了经济体制改革,已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


2.政治体制方面废除了终身制,老年政治现象不再,个人崇拜也大大减轻了。


但是,相同之处也是明显的,那就是当前中国也存在一个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强大官僚集团,同样存在一个封闭的权力圈。这个官僚集团虽然没有终身任职,但在几个方面比起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官僚集团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一,当前中国官僚集团仍然享有广泛特权,如在高额的福利保障、优惠住房获取以及一定级别领导以上的待遇终身制。事实上,由于这种特权的广泛性,以及由于不再存在上层领导的终身任职从而排除了下层官僚的上升障碍,这个集团的规模比苏联时期更为庞大,向心力也更大。


第二,这个官僚集团仍然掌握了社会中的关键位置与核心资源,特别是近几年来,萌芽中的中国公民社会出现萎缩迹象,官僚集团控制的“国家”力量重新进入到许多行业与领域,政府控制社会的力量不但没有削弱,反而进一步强化。


第三,由于收入的分化、教育的不公,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大为减小,当官的子女更容易当官,官僚集团有更加封闭化的趋向。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是,当前中国的官僚集团在许多时候,已由改革开放之初的推动力量变成阻挠力量,因为接下来的许多改革就要改革到他们自己身上。虽然改革开放的成绩使得改革成为一个不容否定的合法概念,但官僚集团完全能够利用自己的权力与能量扭曲这种改革。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在住房、医疗以及高等教育等方面改革中出现的巨大问题,就反映了这种强大扭曲力的存在。


或许更为可怕的是,这种扭曲正在慢慢消蚀人们心中对改革合法性的崇奉。一些左派人士之所以反对改革,就是因为看到了现实改革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但实际上,这并非改革本身的问题,而是改革被官僚集团所扭曲而产生的问题。


还可以看到的是,与当时苏联相比,中国虽然已摆脱了对重工业的严重偏向与依赖,但存在另一种形式的经济结构失衡:对投资与出口的高度依赖,科技创新力仍然不足;民族问题虽然不如苏联那样具有爆炸性,但确实还存在许多问题并在近期内有严重化的倾向,3·14事件、7·5事件就是向我们敲响的警钟。整个社会中的信仰迷失、精神空虚甚至是对社会不满情绪都在增加,而这些实际上才是一个强大、健全社会的真正根基。


因此,尽管有很多不同,但中苏间有一点是相同的:像勃列日涅夫时的苏联一样,当前中国也很强大;像勃列日涅夫时的苏联一样,当前中国也仍然脆弱。


在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多研究一下苏联的历史尤其是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的教训、多从苏联的废墟中发现一些警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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