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日军口号:“协助汉民族之革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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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来自敌国的民营间谍机构,却高调地将自己标榜为中国的解放者:“吾辈同志之目的是,为了全人类首先必须改造中国”,“中国清政府已经腐败,敌视我们,不理解协同防御之大义。故我同志要协助汉民族之革命运动,使之成功,最迟于10年内改造中国,以期实现中日提携。”汉口乐善堂的这一决议,在今人看来似乎相当匪夷所思。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所谓的“兴亚主义”正是日本的主流,朝野都相信,进攻中国并非只是为了日本自身,而是为了拯救整个亚洲免遭欧洲的欺凌,为了黄种人能在与白种人的种族竞争中不致灭亡。


其实,日本人从来就不认为清朝代表中华,而更多地将其当做一个占据了中华的“胡虏”,而自己以中华自居。


1872年日本设琉球藩,中国不承认。1879年日方在熊本镇台二个中队援护下,接收首里城,强行废藩置县。


1871年,中日两国在琉球事件后谈判《中日修好条规》,日本代表团坚决不同意清政府在条约中自称“中国”,谈判甚至因此陷入停顿。日本方面认为:“中国系对己邦边疆荒服而言”,要求只写“大清国”。这样的要求,被中国代表力拒:“我中华之称中国,自上古迄今,由来已久,即与各国立约,亦仅只约首书写大清国字样,其条款内容皆称中国,从无写改国号之例”。双方陷入僵局。后经李鸿章亲自出面,与日本钦差全权大臣伊达宗城约定:“汉文约内则书中国日本,和文约内则书大日本、大清。”这在表面看是双方各让一步,实际上是中国从惯例上让步了。


甲午战争前后的日本文献中,日本人将自己称为“神州”、“中华”几乎是一种常态,这成为他们战时在东亚进行国家形象塑造的基调。乐善堂间谍宗方小太郎,为山县有朋亲率的日本第一军起草了一份安民告示《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文采飞扬,主题几乎就是为了把中国人民从黑暗的满清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战斗檄文:


先哲有言曰:‘有德受命,有功受赏。’又曰:‘唯命不于常,善者则得之,不善者则先哲有言曰失之。 ’满清氏元(原)塞外之一蛮族,既非受命之德,又无功于中国,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机变百出,巧操天下。当时豪杰武力不敌,吞恨抱愤以至今日,盖所谓人众胜天者矣。今也天定胜人之时且至焉。


熟察满清氏之近状,入主暗弱,垂帘弄权,官吏鬻职,军国渎货,治道衰颓,纲纪不振,其接外国也,不本公道而循私论,不凭信义而事诡骗,为内外远迩所疾恶。曩者,朝鲜数无礼于我,我往惩之,清氏拒以朝鲜为我之属邦,不容他邦干预。我国特以重邻好而敬大国,是以不敢强争焉,而质清氏,以其应代朝鲜纳我之要求,则又左右其辞曰,朝鲜自一国,内治外交,吾不敢关[闻]。彼之推辞如此也。而彼又阴唆嗾朝鲜君臣,索所以苦我日本者施之。昨东学党之事,满清氏实阴煽之而阳名镇抚,破天津之约,派兵朝鲜,以遂其阴谋也。善邻之道果安在耶?是白痴我也,是牛马我也。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是我国之所以〈舍〉樽俎而执旗鼓,与贵国相周旋也。


抑贵国自古称礼仪国,圣主明王世之继出,一尊信义,重礼让。〈今〉蔑视他邦,而徒自尊大,其悖德背义莫甚〈矣〉。是以上天厌其德,下民倦其治,将卒离心,不肯致心,故出外之师,败于牙山,歼于〈丰〉岛,溃于平壤,溺于海洋。每战败衄,取笑万国。是盖满清氏之命运已尽,而天下与弃之因也。我日本应天从人,大兵长驱。以问罪于北京朝廷,将〈迫〉清主面缚乞降,尽纳我要求,誓永不抗我而后休矣。虽然,我国之所惩伐在满清朝廷,不在贵国人民也;所愿爱新觉罗氏,不及耸从士卒也。若谓不然,就贵国兵士来降者证之。


夫贵国民族之与我日本民族同种、同文、同伦理,有偕荣之谊,不有与仇之情也。切望尔等谅我徒之诚,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我徒望之久矣。幸得卿等之一唱,我徒应乞于宫〈而〉聚义。故船载粮食、兵器,约期赴肋。时不可失,机不复来。古人不言耶: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卿等速起。勿为明祖所笑!


日军在中国用汉文发布的所有公告,几乎都在不断强调自己的解放者形象。日本的“中华”意识宣传,在当时和此后的中国是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的。一些西方外交官就注意到,在通商口岸,汉人的抗日情绪便远低于满人。英国驻天津总领事宝士德(HenryBarnesBristow)向伦敦报告说,天津水师学堂的汉人学员,对甲午战争前景并不乐观,甚至认为日本能战胜也是好事,可以借此推翻朝廷。宝士德为此担心天津汉人暴动,要求派遣更多的军舰以备不测。(注:说来当年的大汉族主义者)


日本此后更是驾轻就熟地运用这种“驱除靼虏”的政策工具,无非根据需要将“鞑虏”换成“白种人”、“欧洲人”而已,深深地渗透进此后中国的各种政治和军事大变动中,包括对兴中会、华兴会等的庇护,令辛亥革命这一民族革命从一开始就变得先天不足,而那导致袁世凯被万民唾骂的“二十一条”,很多条款之前早就和南方的革命党人达成了共识,只是革命党一直没有机会掌握政权,未及付诸实现而已。


武力压服中国联合对抗西方


在把自己包装成“中华”的解放者的同时,日本间谍也不断提醒日本军政当局,只有先将中国征服、打翻在地,才可能消除中国人的傲慢,从而达到中日联手对抗西方。


宗方小太郎在另一份提交给最高当局的战略谍报分析《对华迩言》中,指出:因为满清政权的颟顸,不顾“书同文、人同种,唇齿辅车之关系颇为密切”,“嫉视日本之强盛、厌忌日本之进步,百般猜疑、面谀背非,顽迷不化,不通大局之形势”,所以才形成两国的“感情之冲突”。因此,中日之间“若无大战,则不能大和;大战而大胜之,中国始知日本之实力之不可敌,方可收协同之效”。


宗方小太郎将日本侵华看做是联合中国抗击西方的必要步骤,提出了先“以势力压制、威服中国”,中国屈服后再假以时日“在不知不觉间使彼感觉有与我(日本)联合之必要”,最后则可以共同对抗西方,“使之不能逞其欲望于中国中原,此不特中国之幸,亦日本之所以自守,保持亚洲体面之要务也”。


宗方小太郎认为对中国就是要痛下杀手,“煦煦之仁、孑孑之义,非所以驭中国人之道”。他认为此前爆发的中法战争,法国人就是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在军事上已经“制胜中国”的情况下“草草终局”,因此“劳多功少,且有贻误国家长远之计之虞”。


因此,他建议当时正在节节胜利的日本,宜将剩勇追穷寇:“必须排除万难,攻陷敌人之都城北京”,再“进扼长江之咽喉,攻占江淮重地,断绝南北交通,使敌国陷于至困至穷、万无办法之地,使敌国政府和人民知晓真正之失败,而后达到我之目的”。


宗方认为,铁血政策成功后,就该实行怀柔政策:“以信义公道,赤心相交,利害与共,患难相济,使两国人心和合融释,有如一家。”他坚信,满清政权已经是“百弊丛生,濒于阳九之末运”,而“数亿之黎民待望仁政、仁人久矣”。他因此谆谆教诲战胜的日军,要在占领地实行仁政,以有效消除战后中国人对日本的“仇雠之念”。如果日本占领军能扫除中国政治的“宿弊伏毒”,以“公道至诚、待民如子”之心来施行大道,则四方百姓一定会“争先来归”。为此,他再三呼吁日本当局要重视这一“责任至重”的问题,选好用好占领地的民政官。


甲午战争后,西方最大的梦魇就是庞大的中国龙在已经西化的日本的“领导”下崛起。以德国皇帝威廉二世 (KaiserWilhelmII)为代表,西方掀起了第一浪黄祸(YellowPeril)论。从1895年起,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和沙皇尼古拉二世就所谓的“黄祸”问题不断通信、交流,威廉二世还特意请画家克纳科弗斯()创作了一幅油画《黄祸图》(TheYellowPeril)赠给尼古拉二世,并下令雕版印刷,广为散发。


中日两国在甲午战争之后,的确有过一段“蜜月期”。1898-1907年这十年被一些学者认为是中日关系的“黄金十年”,大量青年东渡留学,中日联合对抗西方的论调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不但宣布中立的中国官方暗助日军,留日学生更是组织多支抗俄敢死队直接为日本效力。


国人在中日“同文同种”的美梦中,一直到1919年才被惊醒:巴黎和会上日本攫取了德国在山东的利益,愤怒的中国终于爆发“五四运动”。宗方小太郎精心炮制的“一手硬、一手软”的对华战略,只被执行了前一半,用圣贤大言包装起来的“仁政”始终未现,中日“ 感情之冲突”不但没有任何缓解,反而历百年而弥烈。不知一直致力于所谓“大亚洲主义”的宗方,生前是否预料到了这“同文同种”的百年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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