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咏:“我是央视的罗德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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拧巴,这是李咏描述自身状态的一个关键词。这个北方方言,包含着别扭、抵触、焦虑、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等诸种涵义。


李咏:“我是央视的罗德曼”!!


李咏在央视主持人里算是一个“另类”,他对自己的解释是:另类,是热爱自由的人最后的出路。 场地提供:北京爱慕


李咏:“我是央视的罗德曼”!!


主持娱乐节目以来,李咏在饱受争议中“快乐并痛着”。


李咏决定把自己的“拧巴”说出来。这位曾被《纽约时报》称为“中国电视的秘密武器”的主持人,突然打破“不出书”的承诺,推出了自传体图书《咏远有李》。尺度之大,出乎很多人的预料——八卦者在窥视名主持婚姻与家庭生活的同时,还会看到他对国内娱乐节目的反思。


“世界上最痛苦的,莫过于一个拧巴的人。我就是一个拧巴的人。”他说。拧巴,成了他描述自身状态的一个关键词。这个北方方言,包含着别扭、抵触、焦虑、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等诸种涵义。


10月底的夜晚,北京爱慕大厦的一层。


这里有着迷宫般的西式宫殿装饰,李咏坐在深色高背椅上,身旁是闪烁着电光效果的壁炉,长发的他宛如一位中古时代的公爵。谈话是敞开的,偶尔李咏会笑着高声“抗议”:这问题太深了,太深了!但没有任何回避。


一开始赵本山“看不惯他”


1998年11月22日,按李咏的说法,这是他“狗屎运”的开始。这一天,他主持的《幸运52》低调开播,这位有点怪异的“咏哥”迅速被国内观众接受。之前已经在央视待了7年的他,“公众知名度为零”。


他的风格是突兀的:一身花哨的华丽服装,一头染过的长发,说话一个劲地插科打诨。当时,节目组为他制定的标准就是“有话不好好说”。“怎么个意思?打个比方,武松不说武松,非说是潘金莲她小叔子。丈母娘不说丈母娘,要说是我老婆她妈。”


他主持的节目的精神气质是娱乐的,也是平民的。三岁半的孩子上台,李咏可以跪着跟他们说话,虽然他的衣服考究,上面镶满了施华洛世奇的钻,但是他不心疼。“我尊重我的每一位观众,哪怕他还没断奶。”


如今,李咏已经完成了两个“五年计划”。从1998年《幸运52》的开播,到2003年的《非常6+1》,再到2008年的《咏乐汇》,每隔五年就推出一档新节目。其间,他的身价持续飙升,2006年《蒙代尔》杂志发布的年度《中国最具价值主持人》排行榜中,他以身价5个亿高居榜首。也是这一年,《纽约时报》称他是“中国电视的秘密武器”。


在央视,李咏算是个特例。前几年,“反对娱乐庸俗化”风气很是盛行,男主持人不许留长发,不许染发。李咏首当其冲,有人就说“李咏怎么就那样呢!”一位广电总局的领导出来保护他:不要什么事都卡李咏,他是个特例,特例。


从与观众审美习惯博弈的角度,赵本山与他惺惺相惜:“一开始我压根就看不惯你,可后来越来越喜欢你了,像我当初也并不被接受,后来还挺受欢迎。所以说,能够改变大家伙儿审美习惯的,都是艺术家。”


即使如此,他还是被经常“修理”的异类。比如,看到他以右手食指和中指并拢,在额头向观众行礼,某领导就发话:“你什么意思?向小布什致敬啊?”比如,他爱用右手扶着左边胸口,表真诚与敬意,领导又说:“这是拉登的标志性动作吧?”再比如,他对观众自称“在下”,领导再次发话:“什么叫在下?你是堂堂央视主持人,注意点影响好不好?”


他心里对央视充满感激,央视给了他现在的一切。但现在他感到了生存空间的逼仄,一个靠嘴谋生的人,嘴被管住了。“今儿指东,明儿指西。姑奶奶的价值观让我找不着北。”他累了,他要说话,他说:与狼生活在一起,我也能学会嚎叫。


舞台上飘荡的一个魂灵


李咏很少参加央视的会议,不过有一天他去了。到了会场,他看到大红横幅写着“反对娱乐节目庸俗化”。崔永元发言说,娱乐节目之所以越办越庸俗,收视率是万恶之源。朱军说,《艺术人生》就很高雅,收视率并没有下滑。


轮到李咏,他说了一句:“今儿这会,好像是给我一个人开的吧?”然后,掉头就走。


“真理、公德、道义,全让小白白岩松)、小崔(崔永元)各位老师扛了,轮到我做节目,真不知道能扛什么,只好找幽默吧。说到底,电视是个消遣,作为商业时代的消费品之一,我不提供沉重的价值观,也不想和谁一争高下。”在书中,他如此剖析自己。


作为娱乐节目主持人,他力图在节目中拒绝沉重的价值,但他却一直戴着枷锁在跳舞。他说,CCTV就是个模子,自己就像一块胶泥被填进去,“啪”地盖上盖子一压。打开以后才发现,原来是个拧巴的姿势,而且只能是这个姿势了。


“我不是一个不知足的人,而是每做一档新节目,它是不是纯粹的,是不是环境给了我们纯粹能HIGH进去的东西?娱乐节目如果自己都HIGH不进去,观众怎么能HIGH得进去?所以,在这样一个高级别的平台上,束缚太多,所以也一直很拧巴。”


他也知道,说与不说,也许区别并不大。他不求一个很准确的答复,从目前的环境来看也不可能有一个明确的答复。他自认为是一个很至情至性的人,有什么就去说什么,就怕有一天,自己心里有什么而不敢说,那才是最可怕的。


他有时候为自己悲哀:真正意义上的主持人,是一个节目的灵魂。可他觉得自己不是。“没人把我当‘灵魂’,顶多是个‘魂灵’,飘荡在舞台上,充当着某种必须的元素。”央视少娱乐,他仿佛看见,自己仅仅是为着维持央视“物种多样性”的一个另类。


他也想到“造反”,弃之而去,甚至想好了退路——到传媒大学做教师。最后,各种压力下,他选择了暂时妥协。


这辈子就好在人前说个话


聊得兴起,李咏一把抓起桌上的打火机,坚持点上我手中的香烟。临走的时候,他跟现场的每一位工作人员握手,并习惯性地弯下腰身。他的姿态是谦逊的。


刚走红那阵子,他有些飘飘然,出门必戴墨镜,以大腕自居,见到人打招呼爱理不理。老父亲怒斥他:“原来你可不是这样!不能忘本,要知道今天所有这一切是谁给你的。再这么得意洋洋,别人会不喜欢你的。”


之前一直与父亲隔阂的李咏,这次还真听进去了。以后观众找他签名、合影,能配合他都配合。开车上路,旁边并行的司机按喇叭招呼他,他也冲对方按两声喇叭。他开始时刻提醒自己,既然定位是平民主持人,就得有平民的样子。


但他极少接受采访,外界对他的形象,停留在那个潇洒地甩出一个西式军礼,那个调侃地喊出“恭喜你答错了”,那个一脸坏笑砸开“金蛋”的咏哥形象,以及在央视他与哈文开“夫妻店”的八卦上。


所以,一般人很难想象,他竟然会读荣格、弗洛伊德,甚至《资本论》。那时候,他23岁,进入央视的第一年被派驻西藏,工作之余,他画素描,读尼采。在他看来,在那个年龄读尼采的人只有两种:一种是绝望的人,一种是有信念的人。不过,到现在,他都不敢确认自己属于哪一种。


1987年上大学,1991年毕业,他说自己赶上了黄金年代,那时候不读这些书,就会显得落伍。那个年代,每个人都有一种“血顶在脑袋上”的感觉。


他知道跟白岩松崔永元这些“铁肩担道义”的同事不一样,但他同样在“快乐并痛着”。为问题困扰的他,一个人晚上会睡不着,也会去看心理医生。


朋友濮存昕一直觉得,话剧《鸟人》中那个精神分析师由李咏扮演最适合。如果让李咏分析下自己目前的“精神”,那答案可能依然是“拧巴”。李咏说自己最喜欢荣格,而荣格著名的“双重人格”理论,似乎跟“拧巴”有暗曲之妙。


“另类,是热爱自由的人最后的出路。”他在书中如此说。他已经为自己写好了一段遗言:这辈子就好在人前说个话。将来我安详的那天,诸位就别送鲜花了,改送话筒吧。


如果给我土壤,我将娱乐至死


南都周刊:你反复强调自己的节目不想承担太多的东西,这点让人印象很深。


李咏:我只想去完成让观众欢笑、娱乐的使命。但是现在,看到周遭的环境和娱乐节目的培植土壤,我有点茫然。


南都周刊:也就是你提到的“瓶颈”问题?


李咏:我一直问自己:我的定位是什么,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主持人?这几年要说节目倒也一个接一个,你说有没有成绩,也有,但这是不是我想要的东西?这个事情你老是问自己,问家人,问同事,给人家添堵,那我干脆把这个问题抛出来。


南都周刊:如果大众来回答这个定位问题,可能比较容易。比如说,你是目前央视最具娱乐气质的主持人。


李咏:这有点冠冕。说最具娱乐气质,但我们是不是最具娱乐土壤?CCTV有没有充分的娱乐设施,娱乐环境,娱乐资源,来伺候人民?观众需要娱乐,娱乐是最能体现安定团结的深度报道。


南都周刊: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的娱乐潜质还没有完全激发出来?


李咏:如果给我土壤,我将娱乐至死。


南都周刊:能找到让你“娱乐至死”的平台吗?


李咏:说实话,到目前为止,我还看不到一个明确的目标,这个土壤比较贫瘠。


南都周刊:那你怎么看“寓教于乐”这个老命题?


李咏:这个提法也没什么错误,但要看在什么节目里,一个什么样的气氛下。我更倾向于“娱乐娱乐”,这世界上没有纯粹的东西,难道娱乐就没有思想吗?但要给娱乐注入思想,那是挺可怕的一件事。


南都周刊:在你心目中,理想的娱乐尺度应该是怎样的?


李咏:我不是决策者,我不是尺子,画坐标的不是我。


可以笑十次但只能让你笑四次


南都周刊:在央视18年,有没有感受到它的变化?


李咏:央视的进步是飞速的。我曾经跟港台一些制作人说,央视这3年的感觉就像是30年,一切都在发展,但是软件,这儿(他指指自己的脑袋)……为什么人家的节目能走几十年,我们走了十年就举步维艰了,怨谁啊?只能怨自己,从自己身上找问题。


南都周刊:央视能接受你的风格,是否说明我们的娱乐土壤也在逐渐宽容?


李咏:刚才讲到自我定位问题,我说就是CCTV的罗德曼。乔丹是一个伟大的运动员,他的伟大一定要有一个陪衬,就是罗德曼。其实罗德曼生活当中是比较严谨的,很多新闻是制造出来的。不是说我想做罗德曼,是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了。


南都周刊:很多人觉得你是娱乐节目中的乔丹。


李咏:乔丹我还真当不起。在娱乐节目中,我想纯粹一些,把自己的经历释放得更充分,可是不行啊!其实,我可以让你笑十次,但由于各个方面的限制我只能让你笑四次。过瘾与不过瘾它是有一个严格限制的,这是谁都不能越界的。


小富即安,我没梦想


南都周刊:什么情况下你会感动,甚至流泪?


李咏:感动的事情会经常出现,就看什么时候集中爆发。比如5·12大地震的时候,我作为中央慰问团的最后一批人员,每天哭好几次。女儿第一次喂奶的时候,我太太就说,你哭了。生会感动,死会感动。


南都周刊:面对一些社会现实,会愤怒吗?


李咏:我这种脾气好像没有愤怒的时候,这跟性格有关系。如果每个人都那么容易愤怒的话,这个社会会是什么样?社会天天都有让人愤怒的事。这是不好的,应该转化,软化。


南都周刊:对现在的生活觉得满足吗?


李咏:我的生活概括起来,简单、快乐、幸福。和太太携手走过17年,孩子也7岁了,一把椅子一把凳子,把家置办起来,有了自己的安乐窝,很满足了。小富即安,我没梦想。我的座右铭“过了今天不想明天”,因为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人活着就是要去面对,去解决问题。


南都周刊:前段时间听说你要跳槽到一家省级卫视?


李咏:跳槽?压根没有的事。我从来不上网,我也不想了解太多。现在正在发生一些变化,在变化中人们就会揣测一些事情。每个人都有表达的权利,我是该怎么过就怎么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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