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岳飞的相关史料的变异和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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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岳飞的相关史料的变异和选取》




《研究岳飞的相关史料的变异和选取》




关于岳飞和秦桧的问题在网上的讨论大约是从前年开始的吧,但在历史学界,这个争论却是始终存在的,从秦桧死后几乎就没有断过。当时的一些学者在历史共识之外,就根据各自的考证或者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对秦桧的忠奸就有不同的结论,到近代的时候乃至于当代,随着历史资料的不断发现,一些学者更是为各自的观点不断提出新的论据。


原则上,对于双方的学识活动我是认可(一笑,我的认可实在是很无厘头)的,因为当时各方都是站在非常严谨的学识立场之上的对历史的考证,不能因为考证结果不合某一部分人的心意而武断地否定任何一方。


可是综观网络上的大多数论战,虽然也有不少严谨的人在根据史料说话,但是却大都令人嗤之以鼻,论战者大多是简单地直接索引前人的考证结论,综合着自己的那点少得可怜的历史知识随便就炮制出一篇篇哗众取宠的文章,其手段多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其目的则多是点击率背后的利益驱使。比如最著名的那篇以日本人的名字在博客上为秦桧翻案的妖文,竟然不知道南宋年间的绍兴议和有几次,搞不清楚岳飞被害的时间和绍兴议和的关系,掂不明白宋朝时期正史和野史的关系。


而好多对历史不求甚解的人,这中间当然也包括了相当一部分热血青年,只是因为无法在自身掌握的历史方面对对方的论据和结论进行置疑,竟然也理所当然地在相当的程度上认可了作者的观点。

这也就是引起我的重视的地方,这些观点已经出离了在学术界研究的范围,进入了普通大众的思想意识并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如果不加以正确引导纠正,今天岳飞被打到了、秦桧成了大忠臣了,明天中华民族更多的英雄同样会遭殃。这决不是一个简单的对一个历史人物进行评价的问题,而是一个民族如何认识历史和历史人物对于自身的作用的形而上的问题了。


对于日本对自己在二战中的历史定位,我们不是一直在强调这个问题吗?那么,说这个问题关乎一个国家的历史观,关乎一个民族的兴旺存亡,应该是不为过的吧?关于这个问题后面的文章里我会有详细的论述,这里暂不跑题了。


我本人极少上外网,因此对于互联网上的这场争论,我一直到半年前方才知晓。我先后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在互联网上搜索相关的文章,在感觉无论哪一方的观点都存在缺陷并且漏洞百出的同时,我有种自己写一点东西的冲动,希望自己给自己心目中的民族英雄一个说法,当然如果能在观者中间起到一点正本清源的作用,那就算是意外收获了。


我自幼喜欢历史,对岳飞更是和大多数当时的人一样,是一种非常崇拜的感情。但是那大多是建立在小说的基础上对岳飞的认识。


而很多年来,我对历史人物考究看的最多的一本书就是邓广铭的《岳飞传》(增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了。这本书让我认识了一个真实的岳飞,最重要的是,这本书让我对历史有了很多自己的看法。我不再迷信历史书和别人的认识,而大多靠自己的考证去学习历史了。这也是我为什么对岳飞一往情深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但是现在我要针对目前这种翻案风去写一点关于岳飞和秦桧的历史考证文字,已经掌握的那点知识却当然是远远不够的。我因此停止了其他文字的写作,查阅了近百万字的历史记录和前人及大家们对这段历史的著作甚至网上一些理性的文字,最终写成这个东西。


限于自身的文字水平尤其是历史知识的限制,我自己也时常感觉不能用文字淋漓尽致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所以文字或者观点中就难免会有拾前人牙慧之处,能注明出处的我已经尽量注明了,但也有部分文字由于我写作时间的漫长和自己的疏忽或者已经找不到出处了,不得不在这里先向各位告一个饶了。


就对岳飞生平事迹记录之详细,存世史料中莫过于岳飞的孙子岳珂编撰的《鄂王行实编年》(后收入《金佗粹编》)了。后世相传的岳飞的种种传奇事迹也多是自此书记载发展变异而成,其考证的岳飞事迹非常详细,史料亦非常多,包括南宋当代和现代的许多学者在研究岳飞的生平的时候,也不得不从中查阅引用相关的资料。


当前许多人认为这部书是岳飞的后代写的家传史料,属于野史,因此在考证历史的时候对其在证实岳飞事迹尤其是功绩方面的作用不屑一顾,其实这显然是不妥的。


且不论野史正史谁的可信度更高一些的问题,单说这部《鄂王行实编年》,严格来说,其实也不能简单地划为野史之列的。因为它并非完全是由私人保管存世的资料,而是在写成以后“曾经朝廷察阅,奉准宣付史官”,由政府审查承认并保管下来,具有与其他正史相仿的地位了。


当然,这一切都不能否认岳珂作为岳飞的后人在编撰此书时存在着的某些倾向性。作为岳飞的后代,这种倾向性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编撰历史的人,这种态度却是不严肃的,对后人、对岳飞本人都是不负责任的。《编年》里面制造了一些关于岳飞的传奇事迹,有的夸大事实,有的毫无依据,有的则已经被证实了是想象。例如后世脍炙人口的“岳母刺字”等就基本上属于凭空编造的。


从这部书可以看出,对于私家著作中关于岳飞和秦桧事迹的记叙,如果不加分辨地全部作为信史看待,是不妥当也是不严谨的。


那么同样的道理,对于我在这些关于岳飞的文字中所表露的观点和倾向,同样会因为考证的不到位而不可避免地会存在这样那样的纰漏,如果因此混淆了读者的视听,也只能先在这里说一声抱歉了。

所以我还是有必要提醒看这些文字的读者,对我的观点也不要不加分析和推敲地全盘接受,这不过是我在粗略地考证史料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实在是不足为方家道也。


考究历史当然离不开正史,考究岳飞和秦桧当然离不开《宋史》和《金史》。但是《宋史》差不多是二十四史中谬误和自相矛盾最多的一部正史,而《金史》也是如此。


正如宋史专家王曾瑜先生在《岳飞新传》中所说的那样:“《宋史》是二十四史中内容最庞杂的一部。人们可以列举其千百条错论,但《宋史》毕竞是最基本的宋代历史资料。《宋史》在元朝本年仓促成书,大体上是照抄宋人自撰的国史、实录等,因此书中很多错误应由宋朝史官负责”。


宋金最后都未能建立全国性政权,继起的元和宋金辽等毫无瓜葛,因此编史时采取了三家各自编,不把任何一家作为正统,所以各家遗臣就按着自家需要编辑史料,掩埋本族的败绩,夸大自家的文治武功。


这里还有一个如何用较原始的记录和版本的常识性问题,即应当尽量避免使用《四库全书》,史界有一种共识:清人改四库而亡史。


( 附注:

清朝乾隆年间,满清统治者收缴全国的藏书,进行全面检查,不仅将不利于满清的文献史实被禁毁,连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正史中的文字都要进行篡改和歪曲“加工改造”。

乾隆时被销毁的中国历代流传的史书典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历史学家吴晗说过“满清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


满清统治者的文字狱,特别是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彻底地销毁并歪曲篡改了许多不利于满清及其祖先金国女真人的史实。《四库全书》中所收的大部分的古籍都是经过篡改的,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与清代统治者利益相关的明朝人的文学和历史作品遭到大力剿灭,而且殃及北宋南宋。《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对于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尽量摒弃和抽毁,对于不能不收录的名家名作则大肆篡改. 满清统治者及其御用奴才走狗文人们还恬不知耻地把那些曾被他们篡改歪曲作伪后才继续流传的正史(如《金史》,《明史》等)称为“良史”,以混淆视听,迷惑后世。


以至于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许多史书(包括所谓的正史——《二十四史》)其实都是被满清统治者的走狗御用文人们“加工”篡改过的,其中不乏虚实难辨之处。)



清朝时修订《四库全书》时进行了大规模的篡改,尤其清(开始时称后金)与金同为女真,因此南宋年间的正史后来被清人篡改的非常多。


因此无论《宋史》还是《金史》都没有为我们研究岳飞和秦桧的事迹提供多少有价值的最原始得资料。


宋代出于印刷术的推广,传世资料浩繁。宋人著作在量的方面远过于金人。在丰富的南宋史料中,既有记事详细的《三朝北盟会编》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又有关于岳飞事迹的《金佗粹编》。不过,诸家记载中颇多抵触失实及浮夸附会。倘若对有关资料不加认真稳考,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整理工作,就不足以其实地反映岳飞的生平。


我在考究这段历史的时候依据的关于岳飞的主要专著当代的是邓广铭的《岳飞传》(增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王曾瑜《岳飞新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南宋的资料如岳珂编、王曾瑜校注《鄂国金佗粹编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9),再主要就是南宋学者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和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这两部书无疑是现存记述宋高宗时期宋金关系的资料最丰富的史料了。


岳飞是民族英雄,对于这一结论,毕竟争议不多。但在南宋官方的史书中,对岳飞史迹的记述,却颇多贬损之处,原因何在哉?


南宋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除夕,由于赵构、秦桧卖国集团的暗算,岳飞竟惨遭横死;十四年后,秦桧方寿终正寝。


在秦桧专权期间,秦桧始终以宰相兼领“监修国史”,“专元宰之位而董笔削之柄”(邓广铭《岳飞传》,以下未注明者同),紧紧抓住笔杆子不放。而且,他在史馆中大力安插亲信,秉记事之职者非其子弟即其党羽,“凡论人章疏,皆桧自操以授言者,识之者曰:‘此老秦笔也。’”(《宋史》)而岳飞自从戎之日起,即以“尽屠夷种,迎还二圣”为己任,而这与不惜卖国求荣,一味苟安自保的赵构、秦桧之流是不能兼容的。


尽管岳飞屡建奇勋,秦桧及其党羽又怎么可能将岳飞的功绩归档入他们编修的“国史”呢?因此,“岳飞每有捷奏,桧辄欲没其实,至形于词色。其间如阔略其姓名、隐匿其功状者,殆不可一二数。”不特如此,有时甚至故作曲笔,颠倒事实。绍兴十年,岳家军在郾城、颖昌等地与金军作战,连战皆捷,赵构、秦桧却逼令岳飞“措置班师”。即使如此,凯旋途中,岳飞仍兵援陈州以顾大局。


《会编》引用大量制诰 、国书、奏议、记序、碑志等文献资料,即使彼此矛盾,也兼收并蓄。《要录》主要根据日历等官史,旁采私家著述,考核较为精详。这两部书都是肯定岳飞的,然而对岳飞事迹的叙述相当粗疏,这就是秦桧和他的儿子秦熺的功劳了。


对岳飞事迹的历史记录的匮乏也为现在一些人诋毁岳飞提供了最佳口实,甚至以此为借口断言岳飞的民族英雄称号完全是抄作出来的,在我看来,这是对历史知识匮乏的表现,稍微认真些查阅南宋年间的史料,还是很容易就可以得出岳飞完全是名副其实的民族英雄这一结论的。


说秦桧父子篡改历史是没有冤枉他们的。自秦桧再相之后,他自己以宰相“监修国史”,指派养子秦熺主编宋朝国史编年体的日历,更是极尽篡改历史之能事。


秦桧养子秦熺除了给高宗和秦桧的降金乞和涂脂抹粉之外,还不遗余力地通过篡改“史实”来诋毁岳飞,企图抹杀岳家军的功绩。


当时一个史官说:“自(绍兴)八年冬,桧接既监修国史,岳飞每有捷奏,桧辄欲没其实,至形于色。其间如阔略其姓名,隐留其功状考,殆不可一、二数。”


岳飞生前,秦桧尚且如此不遗余力地隐毁岳飞的战绩,在岳飞惨遭杀害之后,秦桧独揽大权将近二十年, 秦桧及其同党篡改伪造史实的活动更加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同时大量关于岳飞的史料被销毁,战绩被隐瞒掩盖,这些所造成的后果就更可想而知了。


以至于二十多年以后,宋孝宗后来为岳飞平反、按照惯例给岳飞赐溢时,却遇到因秦桧等人篡改历史所造成的困难:一方面,“人谓中兴论功行封,当居第一”(《金佗稡编》卷十四 《忠愍谥议》);另一方面,在议赐“武穆”溢号时,“因博询公平生之所以著威望,系安危,与夫立功之实,其非常可喜之太略,虽所习闻,而国史秘内,无所考质”。


也就是说,宋孝宗后来为岳飞平反时,大家都认为岳飞功居第一,但只是凭传闻朝野及百姓的印象,而宫史却无以证实,只好采取访问故将遗卒的办法,“独得之于旧在行阵间者”(《金佗稡编》卷十四 《武穆覆议》)。足见岳飞的抗金事迹,被湮没到了何等地步。


《宋史•高宗纪》主要根据《高宗日历》写成(《高宗日历》、《高宗实录》等宫修史书,业已失传),李心传说:“盖绍兴十二年已前日历皆成于桧子熺之手”(《要录》卷一二二,绍兴八年九月乙巳注)。


从建炎元年到绍兴十二年,正是宋金且和且战,南宋抗战派和投降派激烈斗争的盛典时期,包括岳飞从投身抗金战争直到被害所经历的岁月,秦熺在绍兴十三年前就将这部分日历编撰完成(《要录》卷一四八绍兴十三年二月月辛巳,《宋史》卷四七三《秦桧传》)。


绍兴十三年以后的日历,显然没有前一部分重要,还是由秦桧的党羽负责纂修。经秦熺之流斧削之后,官史中“凡所记录,莫非其党奸谀谄佞之词,不足以传信天下后世”,绍兴三十三年史宫张震上奏:“自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日历已成将五百九十卷,多所舛误。”(《要录》卷一九八,绍兴三十二年闰二月丙戌)。后来有个叫徐度的官员看了以后,也唯有“太息而已”(《挥尘后录》卷一)。


写这些关于岳飞的文字,我的观点是,岳飞是民族英雄,秦桧是奸臣。上面关于对史料进行篡改的事实,已经足以引起后人的置疑,秦桧父子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掩盖岳飞的而不是别人的功绩呢?这些疑点在史料中当然不可能给出明确的说法,但是即使这些疑问本身,不知道能否已经可以为我的观点初步做一个小小的注解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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