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民族构建问题的根源及其影响!!

内容提要 作为文明古国的伊拉克,在今天仍然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民族构建问题,主要根源是:领土和统一国家形成的晚近及各地区间联系的薄弱,现代伊拉克的版图最终确立至今不到60年;库尔德人与阿拉伯人之间尖锐的民族矛盾影响到国家的稳定;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教派矛盾;游牧民的频繁袭扰与部族社会的长期存在,在定居农村、甚至城市中不同程度地保留了部落关系及其价值观念。它们对伊拉克现代民族国家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其具体后果有:经济规模的小型化、血缘关系的长期存在及阶级关系的不发达、小党派林立并深受传统因素的影响、激烈而血腥的政治斗争及统治者的独裁等。

关键词 伊拉克 民族构建 库尔德人 游牧文明

作者简介 黄民兴,1958年生,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伊拉克民族构建问题的根源

伊拉克战争前后,有关伊拉克领土分裂、民族宗教问题、反对派、政治独裁等话题铺天盖地般在各国报刊上出现,所有这些报道和评论实际上涉及一个共同的话题,即伊拉克的民族构建(或曰国家建设)问题。本文试图从近现代史的角度对这一问题及其影响进行一些分析。伊拉克民族构建问题的根源主要反映在以下4个方面。

(一)领土和统一国家形成的晚近

现代伊拉克国家及其领土是在一战后才最终形成的,且是殖民主义的产物。近代伊拉克是奥斯曼领土,主要分为3个省,即巴格达、巴士拉和摩苏尔。因为地处帝国东部边境,伊拉克拥有较多的军队和独立性。各省帕夏(总督)由中央任命,但有时强大的地方贵族也会出任帕夏,甚至建立家族王朝,尤其在摩苏尔和巴士拉;而在巴格达,势力日增的马木路克最终垄断权力,建立了马木路克王朝。因此,当时伊拉克各地区间的政治经济联系较为薄弱。

实际上,中古时期“伊拉克”一词仅指中南部的两河低地,而不包括北部山区。除自然地理外,3个省在人文地理上也有重大差别。北部的主要居民是多数信奉逊尼派的库尔德人,南部主要是什叶派阿拉伯人,中部则杂居有包括两大教派的阿拉伯人。从经济文化上看,北部与叙利亚、土耳其联系密切,巴格达和南部则与波斯及西部的沙漠地区交往频繁,巴士拉与波斯湾地区和印度关系密切。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巴格达对其他各省的影响逐渐扩大。

一战期间,英法签署《赛克斯—皮科协定》,其中关于伊拉克部分规定如下:巴格达和巴士拉两省由英国直接统治,摩苏尔为法国的势力范围。之后,英国出兵占领巴士拉和巴格达,并于战后将其转变为自己的委任统治地。由于1920年伊拉克爆发了反英起义,英国被迫于次年成立伊拉克王国,赋予它以形式上的独立,并邀请汉志谢里夫家族的费萨尔担任国王。

在一战中,协约国曾许诺西亚的库尔德人建国,但土耳其独立战争粉碎了这一幻想。此时,仍被英军占领的摩苏尔地区并未划入伊拉克版图,从而成为伊、土激烈争夺的对象。英国出于对凯末尔的敌视,以及对摩苏尔丰富的石油蕴藏的估计,倾向于将其划入伊拉克。在1921年举行的关于国王人选的全民投票中,摩苏尔地区支持费萨尔,但要求保证库尔德人的权利。1923年夏,伊拉克政府宣布在库尔德地区进行立宪会议选举,同时许诺任命库族人为官员及使用库尔德语,摩苏尔由此结束了它的地位未定状况。

1925年,国联派调查团到摩苏尔考察,其报告建议摩苏尔归属伊拉克,但要求承认库尔德语为官方语言,并在行政、司法和教育部门雇用库尔德人,而英伊条约的有效期须延至25年。同年12月,国联行政院决议认可了调查团的建议。从此,摩苏尔完全并入伊拉克,现代伊拉克的版图最终确立,至今不到60年。

领土和统一国家形成的晚近及各地区间联系的薄弱,是造成阿拉伯人与库尔德人、泛阿拉伯主义者(其中不少人来自与叙利亚有密切关系的北部)与伊拉克主义者矛盾的重要因素。

(二)尖锐的民族矛盾

伊拉克位于阿拉伯世界的边缘,这是其国内民族矛盾尖锐的重要背景。民族矛盾主要体现在阿拉伯人与库尔德人的矛盾方面。

库尔德人约占伊拉克总人口的20%。在奥斯曼时期,帝国的意识形态是YSL教,而且统治集团是土耳其人,库尔德人并未感受到歧视。他们从不纳税,其代价是在各地为摩苏尔帕夏服役。从17世纪初开始,著名的巴班家族逐步确立了在摩苏尔地区的强势地位,建立了事实上的库尔德王朝。①巴班家族总是在巴格达和波斯两个权力中心之间摇摆,但1800年以后它决定性地倾向于波斯,并借此扩大了地盘。1850年,土耳其军队结束了巴班王朝的统治,但此后有许多库族人进入地方政府为仕,并建立了为素丹服役的骑兵部队。

一战后,伊拉克的民族主义不断高涨,②其流派众多,而围绕着伊拉克国家的定位存在着两种看法,即泛阿拉伯派和伊拉克派。前者为逊尼派阿拉伯人,谋求阿拉伯世界未来的统一,其中又分为两大派:1.以国王和执政者为主的温和派,主张渐进地争取国家独立和实现现代化,把阿拉伯统一作为将来的任务;2.包括军官、自由职业者、学生、中小商人、手工业者等在内的激进派,它强烈反对殖民统治,主张通过军人干政实现国家完全独立和阿拉伯统一,对外联络德、意以对付英、法。伊拉克派得到库尔德人和什叶派的支持,它主张维护伊拉克的独立,反对建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主政的温和派采取了融合库尔德人(和什叶派)的政策,曾任命库族成员担任议长,但这一政策的成效有限。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泛阿拉伯派与伊拉克派、泛阿拉伯派中的温和派和激进派围绕着统一问题爆发了激烈冲突。埃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民族主义者大批来到伊拉克,叙利亚民族主义者胡斯里出任教育总监,主张阿拉伯人联合起来、建立统一国家。③亚辛首相公开宣称要使伊拉克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普鲁士。民族主义者也大力支持叙巴两国的民族斗争。但泛阿拉伯派的激情引起了伊拉克派的担忧,1936年,以西德基为首的伊拉克派军官发动阿拉伯现代史上第1次军事政变,推翻了亚辛政府。同年8月,泛阿拉伯派军官推翻了西德基政权。1941年,以金方阵和巴勒斯坦穆夫提阿明·侯赛尼为首的泛阿拉伯派发动了反对英国和温和派的起义。

1958年卡塞姆领导的革命成功后,继续奉行伊拉克主义政策,新宪法宣称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同为伊拉克的两大民族。但是,巴格达政府与谋求自治的库尔德人无法达成一致,最终开始了对库尔德运动的镇压。1963年和1968年,主张泛阿拉伯主义的阿里夫及复兴党上台后,库、阿关系均经历了同样的三部曲:妥协———矛盾激化———武力镇压。1970年,伊拉克政府与库尔德人签署协议,规定在库尔德地区实行自治,库族在立法机构中可拥有一定比例的代表和副总统等。此后,库尔德语在库族地区遂成为官方语言。1971年,库族加入了民族进步阵线。不过,几年后双方再次发生冲突,库族开始得到伊朗和美国的支持。

埃及学者萨阿德·埃丁·易卜拉欣指出:“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把非阿拉伯人排除在具有充分资格参与政治体制的人群之外。”④此说有一定道理。除库、阿矛盾外,伊拉克的土库曼人、亚述人与阿拉伯人、库尔德人之间也存在矛盾。

(三)复杂的教派矛盾

伊拉克的教派矛盾主要是逊尼派与什叶派的矛盾。什叶派占伊拉克MSL人口的60%,其主体为阿拉伯人,也包括少数波斯人。

伊拉克可以说是什叶派的发源地。公元656年,哈里发阿里在巴士拉与反对派的军队交战,此为“骆驼之役”。其后,阿里将首都迁到伊拉克城市库法。661年,哈瓦立及派在库法附近刺杀了阿里,支持阿里的一派逐渐形成什叶派。伊拉克南方的什叶派圣城纳贾夫是阿里陵墓所在地,卡尔巴拉则是阿里次子侯赛因的殉难地和陵墓所在地。

中古以来,伊拉克曾有个别什叶派王朝实施统治,对于推动什叶派教义、礼仪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两大教派的矛盾也在发展中,双方发生过多次严重的流血冲突。在972年的冲突中,据说有1·7万人死亡,300座商店和22座QZS被付之一炬。⑤16世纪奥斯曼的征服使伊拉克摆脱了由什叶派国家波斯统治的局面,从而使逊尼派最终在当地占据政治、经济上的优势地位。

什叶派一向遭到逊尼派的歧视,而后者在阿拉伯世界占绝大多数。所以,阿拉伯逊尼派支持泛阿拉伯主义,而什叶派则与库尔德人一样,坚决反对泛阿拉伯主义,认为统一的阿拉伯国家将进一步降低什叶派的地位。由于宗教上的特点和社会发展的落后,什叶派比逊尼派更趋保守,宗教情绪更为浓厚。

1920年,伊拉克的两大教派曾联手起义,反对英国统治。这是伊拉克现代史上双方惟一的重大联合政治行动。此后,什叶派部落多次参加过反政府叛乱。二战后,什叶派与政府的关系相对稳定,政府采取了若干措施,发展南方(及北方)的经济和文化。

在卡塞姆时期,什叶派宗教上层开始反对亲政府的伊拉克共产党和政府的国有化政策。1968年后,复兴党激进的世俗化政策加剧了它与什叶派的矛盾,后者受到了更严厉的压制。此后,出现了反政府的原教旨主义组织“YSL号召党”。1974年,政府秘密逮捕和审判了数十名什叶派领袖,据说其中5人被处死。在1977年的阿术拉节中发生了什叶派骚乱,政府军经过几天才将这次骚乱镇压下去。1979年的伊朗革命进一步刺激了伊拉克什叶派的反政府情绪,当年在南方圣城和巴格达的什叶派郊区爆发了大规模骚乱。在两伊战争中,什叶派正式展开反政府的武装斗争。

显然,无论是库尔德人还是什叶派,其与阿拉伯逊尼派的矛盾影响到国家的稳定,且这些少数民族和教派往往得到外部势力(包括邻国和超级大国)的支持。从地理条件上看,北方的山地和南方的沼泽也有利于反政府组织展开武装斗争。

(四)游牧民的频繁袭扰与部族社会的长期存在

由于地处土壤肥沃、农业发达、无险可守的平原地区,控制着令人垂涎的东西方商路,伊拉克在历史上遭受过游牧民族等外来势力无数次的入侵。长年战乱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破坏,如奥斯曼帝国与波斯为争夺伊拉克曾进行了一个世纪的拉锯式战争。可以说,伊拉克的历史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冲突的典型例证。

9世纪阿拔斯王朝的衰落导致了伊拉克历史上最后一次游牧化过程,此后部落组织日趋兴盛。来自波斯、中亚和蒙古的入侵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一些地区水利失修,运河淤积,洪泛频繁,致使南方沼泽面积进一步扩大,为瘟疫频发埋下隐患。加之兵荒马乱和重税盘剥,农民或者流入城市,或者弃农从牧。结果是定居地区日渐缩小,大量土地抛荒和盐碱化,游牧半游牧地区扩大。1800年,定居人口仅占60%。

16世纪的定居地区实际上如同孤岛般地分布于大城市附近及大河沿岸,集中于巴士拉、迪亚拉和北方地区,而只有降水丰沛的北方保持了定居地区的相对稳定,这些定居地区是地方政府真正实施统治的地域。相反,伊拉克大部分地区则为部落所控制。17~19世纪,一些来自阿拉伯半岛的大游牧部落联盟继续迁入,其中有阿尼扎人、沙马尔人、孟塔菲克人等。⑥迁移的原因是奥斯曼土耳其与波斯的长期战争、政府控制的衰落和瓦哈比派的入侵,这些部落因此要寻求新牧场及捍卫和扩大自身利益,从而导致伊拉克部落分布状况的改变和社会动荡。

伊拉克部落一般分为以畜驼为主的北方游牧部落和兼事农牧业的南方半定居部落。前者拥有高度流动的、强大的军事力量;后者往往以武力控制邻近的定居地区,向农民征税。一些部落联盟甚至拥有自己的城市。另外,部落也向沙漠商队和内河商船征收过路费和保护费。

部落与政府的关系是复杂的。一方面,酋长们谋求帕夏的恩宠,以得到采邑、官职、免税权及征收过路费的权利,或出任部落联盟的首领。同时,他们有义务向政府提供军队、缴税、维修当地的水利设施和维护道路安全。有时,个别贵族通过讨好帕夏而获得酋长职务。另一方面,部落又畏惧政府的控制和盘剥,酋长们时常联合其他部落反叛,或谋求波斯的援助。沙漠、沼泽及河汊子成为反叛者的理想藏身场所。至于政府,它一方面利用部落作为对所在地区的控制工具和军事资源,另一方面则通过任命酋长、授予采邑官职、收容酋长的人质、军事讨伐、挑拨离间等手段控制部落。一般而言,政府可以一时压制某个叛乱的酋长,但不能长期有效地控制该部落,进行清剿并非完全奏效。总而观之,在20世纪之前,部落一直享有很大的自治权,在伊拉克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由于19世纪中叶帝国恢复了对伊拉克的直接控制,并实施了将部落公有土地转为私有土地、促使酋长进城居住的政策,定居农业开始扩大,人口增长加速。1867年,伊拉克人口为128万,到1905年达225万。同时,人口的职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1867年,游牧民占人口的35%,农民占41%,市民占24%;1905年分别为17%、59%和24%。⑦显然,游牧民大批定居了,但城市人口的比例没有变化。而且,受游牧部落的影响,在定居农村、甚至城市中也不同程度地保留了部落关系及其价值观念。

伊拉克民族构建问题的影响

伊拉克民族构建问题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下面略举几点。

1.企业规模的小型化。 小型家庭企业流行,因为企业的资本、人员均来自家族内部,难以形成大规模的社会化企业。1962年,制造业的大企业(雇工为10人和10人以上)为1186

家,占企业总数的5·5%;雇工共77690人,占雇工总数的64·3%;小企业(雇工少于10人)为20191家,占企业总数的94·5%,雇工共43136人(其中24113人为不挣工资的家庭成员),占雇工总数的35·7%。到1981年,大企业增至1449家,雇工共17·7万人;小企业为30013家,雇工共64·4万人(其中家庭成员为35539人)。而且同期小企业的平均雇佣人数不变,均为2·1人。⑧以上数字充分说明了伊拉克工业结构的二元性,即少数资本密集的大型国营企业和大批小型家庭作坊式企业的长期并存。

2.血缘关系的长期存在及阶级关系的不发达。 这是社会、经济发展落后的一个表现,其后果之一是私有土地的不发达。近代伊拉克的所有土地名义上属于素丹所有,但实际上分为国有地、采邑、私有土地和QZS土地。国有地是主要的土地占有形式,但因多数分布于部落地区而受到限制。部落内实行土地公有,公有地在各氏族间分配。1858年的奥斯曼土地法把土地廉价授予酋长、商人和前采邑主等,此后基于私有土地的地主经济才得到较快发展。⑨同样,民族资产阶级也形成得较晚。一战前的商人和金融家基本为外国人和本国的犹太人、基督徒,直到伊拉克王国建立后MSL工商业者才开始快速增加。但在1958年以后,地主和资产阶级均受到国有化的沉重打击,而随着石油收入的增加发展起来的主要是国有经济。因此,伊拉克的公民社会较为薄弱。

3.小党派林立,并深受民族、教派、部落因素的影响。 由于民族构建问题的严重和西方各种意识形态的输入,伊拉克社会四分五裂,缺乏有全国影响的社会组织及政治人物。1920年起义后,英国人不得不从汉志请来费萨尔出任国王。当时,国内的政治力量除泛阿拉伯派、伊拉克派外,还包括社会改革派(倡导激进的社会、经济改革,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党派和伊拉克共产党)和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上述党派人数均不多,且有强烈的传统色彩,如泛阿拉伯派和复兴党成员主要是阿拉伯逊尼派,伊拉克共产党早期主要是什叶派和库尔德人等。1958年以后,逊尼派在政权领导层中的主导地位甚至超过君主时期。1948~1958年,在部长以上的统治精英中,逊尼派占44%,什叶派占33%,库尔德人占19%,其中只有库尔德人接近其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而到1958年至1968年,在同一层次的统治精英中,逊尼派占54%,什叶派占30%,库尔德人仅为11%;在最高层中,逊尼派的比例甚至达到79%。⑩受部落价值观念影响,裙带主义十分盛行。在萨达姆政权内,来自总统家乡提克里特的人在党政军高层中占有绝对优势,共和国卫队的军官均出自提克里特。

4.政治斗争激烈而血腥,统治者独裁,缺乏社会公平。 在君主时期,当局对1941年起

义的领袖施以绞刑,并在战后血腥镇压反对英伊条约的表威群众。同时,由于各政党间矛盾尖锐,党派斗争也显得相当激烈,二战前爆发过多次政变和大规模部落起义。1958~1968年,先后发生过反对君主制、卡塞姆和阿里夫政权的3次流血政变,而政变后往往伴随着对前统治者、甚至参与政变的同路人(如复兴党对民族主义军官)的无情镇压。1968年复兴党上台后,内部经历了多次流产政变和重大的清洗,并靠军队、情报机关、准军事力量和告密制度维持统治。虽然政府在改善库尔德人和什叶派地区的社会经济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它们与逊尼派地区的差距依然很大。在这种形势下,统治者却专注于对外扩张,先后发动了两伊战争和入侵科威特行动。1968年以后,库尔德人和什叶派与政府的矛盾最终转变为公开的武装冲突,尤其是在两伊战争海湾战争期间。当然,正像萨阿德·埃丁·易卜拉欣所言:“只有在多数人的合法人权和政治权利得到尊重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对少数人和少数民族集团的合法人权和政治权利的尊重。”⑾

诚然,现代伊拉克国家的形成已有60年的历史。在这一疆域内,伊拉克经历了重大的社会变迁,包括经济和城市化的发展、中产阶级的壮大、社会流动的发展、议会制和普选权的确立、民主观念的有限普及,等等,原有的一些问题已得到克服,新的纽带和意识在形成。例如,复兴党并未放弃阿拉伯统一的纲领,但事实上则采取了国家民族主义(即伊拉克主义)的政策。此外像库尔德人已放弃独立诉求,而要求全面自治。在两伊战争中,进入伊拉克的伊朗军队也未得到当地什叶派的支持。但是,长期积淀的传统因素具有不可忽视的强大影响,因此,伊拉克走向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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