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誓——北洋舰队 第四部 明治天皇 第197节:翁李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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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7节:翁李斗法


翁同龢处处刁难北洋舰队,说到底就是为了整李鸿章。而到了甲午战争之时,翁同龢对李鸿章的刁难,则对整个国家、整个时代都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后果!——平山大侠


性格决定人际关系,乃至命运。翁同龢不仅与李鸿章关系不好,而且几乎与朝中所有大佬关系都很僵,这就不能不归咎为翁同龢的性格问题了。当时的人们对翁同龢的评价是:“生平拘谨坦白,遂多忌者”、“人多以其为深沉,其磋跌亦因此而起”、“为人好延揽,而必求其为用,广结纳而不能容异己。”“与人议事,若有不合,动辄拂袖而去; 或公然斥责,而不给对方以情面。”

曾任大清朝刑部尚书的潘祖荫,因为在识人和识物上,独具慧眼,故被世人称为“潘神眼”在世时,翁同龢尚能听其规劝,后来潘氏故去,再也无人说得动他了。

朝中大臣能与他和睦相处者,了了无几。张之洞与他的侄子翁曾源同科,结为金兰之好,但翁同龢既不看僧面、也不看佛面,与张之洞的关关系一直不好; 李鸿藻与翁同龢同朝为官几十年,又同为帝师,可是到了底,彼此也合不来。至于大学士徐桐,本与翁同龢在弘德殿同值行走,授读同治帝。共事多年,但是到了晚年,两人行同路人,老死不相往来。而刚毅是他的门人,二人在思想上有新旧之分,彼此早成宿敌。如此紧张的人际关系,对一个政治家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缺失。

光绪六年,李鸿章修筑了唐山至胥各庄的唐胥铁路,后来又延伸至天津。光绪十四年,李鸿章再次奏请修筑天津至通县的铁路。奏折呈送到朝廷后,慈禧太后认为可行,要户部每年筹银200万两实施这一计划。但翁同龢死捂着钱袋子,就是不同意。他振振有词地说:“铁路是什么东西?那是西洋鬼子的玩意儿。鬼子可以利用铁路,在中国到处乱跑,这不是引狼人室吗?修铁路对大清朝大大的不利、国家还有什么安全可讲,我身为户部尚书,断不能同意,我绝不能做拿祖宗的钱,害子孙的事!”

有人提醒他说:“翁尚书,这可是太后首肯了的事。”

他脖子一梗、胡子一翘,硬生生地回敬:“那又如何?眼下正要集中财力赈灾,没有多余的钱去筑路。”

明眼人一听,就知道这个理由根本站不住脚。救灾与建设本是并行不悖的事情,清政府还没有困难到拿不出钱来,去修筑铁路的地步。说白了,只要是他李鸿章挑头的事,翁同龢是决对不会有好脸色的,想要他支持、配合,嘿、嘿,那是上天无路,下地无门!

从咸丰帝、到西太后、同治帝、光绪帝,对于翁同龢都是眷顾有嘉、十分信任的。从1865年到1894年近30年的时间里,慈禧曾16次单独召见翁同龢,这在当时朝臣中,是极为罕见的。

大清朝自道咸以后,内忧外患并起,大臣中关于应对危机方略和国家前途的看法,各不相同、互有参差,所谓同声相诉,同气相求,政坛渐成结党之势在所难免。结党而能谋公,已非国家幸事;其若营私,则更为国家之祸。至于貌若谋公,而其实营私,则已迹近国家之贼。同光之际,以李鸿藻、翁同龢为首的南北清流甚嚣尘上,日日以“参”倒大臣相标榜,世人莫敢嘤其锋,乃至皇帝、太后都不能不给他们一点面子。清流之所以能够这样嚣张,一方面是由于这伙人,打着仁义道德的旗号,形而上学,顺我者存、逆我者亡!为人臣者读圣贤书,自然爱惜名节,不敢招惹这淌混水。既便是有一两个有胆量的人,不信邪,与他争斗、较量一番,然而一言堂下,岂容二声!评判事理的是非大权,柄衡操持在他们手中,说你是奸臣、小人,你就是奸臣、小人,不是也是!在他们面前,没有一个忠臣义士,不是碰得头破血流,落荒而逃。

另一方面,光绪帝从小受业于翁同龢,两人情同父子。曾有太监亲见,一日授课累了,小皇帝撒娇,依谓在翁师傅的怀中,翁师傅犹如褓襁乳母,呵护备至; 小皇帝捋着翁师傅的胡须,肆意玩耍,毫无顾忌。须倪,老大不小的、贵为帝师的翁师傅竟趴在地上,让小皇帝当马骑。这一老一小,童叟无欺,相濡以沫,真正是心心相印。

有一段时间,翁师傅告假回南方去,临行交待了功课。翁师傅离去后,小皇帝整日愁眉不展,寝食不安,如丧考妣。可翁师傅一回宫,小皇帝就欢呼雀跃,喜笑颜开,枯木逢春。小皇帝还主动将功课背诵于翁师傅细听,竟无一遗漏、差错之错。

小皇帝心中只有翁师傅,是一个大大的忠臣,每日与他在毓庆宫独对讲读,试问这份恩宠,何人能及!光绪及至成人,更是越发依赖翁同龢,事无巨细,均要问一问翁师傅,翁师傅说是便是。试想,谁还敢在光绪帝面前说翁同龢一个“不”字!

翁同龢为政为人“专以巧妙用事”,好耍小聪明,却又常常弄巧成拙,害及自身。又好蓄小怨,才具平庸,识见浅短,于洋务外交一窍不通,还昧于世界大势,看不起洋务人物。光绪二十一年奉旨派往总理衙门行走,居然为之痛不欲生,日记中竟有“日伍犬羊,殆非人境”之语。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他奉旨与德国公使海靖交涉胶澳事件,畏葸怯懦,暗昧不明,为外人所趁,坐使中国在丧失胶澳之后,更连失旅顺、大连、大鹏湾、广州湾登地,以致“素契鱼水之欢”的光绪帝都要痛斥他丧权辱国。

翁同龢本身才具不足,也许和他的疾病一样,天资有亏,本无可厚非,如果他能广延英才为国效力,倒也不失大臣本色,奈何翁相国“实无知人之才,而欲博公卿好士之名。”

他身为清流领袖,利用主考之便延至门下的文廷式、张謇、黄绍箕之流几乎都是名士一类人物,文采斐然不假,于国家政治却徒好高论以博浮名。翁同龢长年出入禁中,根本没有在底层历练的经历。总体而言,只是个从书本到书本典型的书呆子。若论到谋国之忠,无论才干还是见识,他都比李鸿章差得太远,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只是于公于私,翁同龢都吃定了李鸿章的“豆腐”,他好不惬意!

翁同龢作为管理国库的户部尚书,一方面口头高声主战,另一方面却又以“为国撙节”的名义,奏定“海军十年内毋增舰炮”,致使这支以强劲军力一度排名世界第八位的北洋舰队只能靠李鸿章到处化缘、百计罗掘来艰难维持,因而逐年落伍,最终被日本海军弄出个小蟒吞大象的奇观。

晚清国事窳败,一言以蔽之,是“人谋不臧”,除了慈禧太后是大股东,有控股权,翁同龢也是重要股东之一,有不小的份额。李鸿章给这些盲目盲心喜欢乱投资、乱立项、瞎折腾的人当总经理,能有什么成就?能有什么好果子吃?到处救火补漏,忙死忙活,也无济于事。在清末宿醉不醒的统治集团高层,李鸿章是清醒者(此外还有张之洞、刘坤一等少数几个疆臣)。“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仅用这十个字就够了,即可将清末的中国政界描绘得八九不离十。

李鸿章师承曾国藩的衣钵,多年主张自强,他紧抓洋务,创建北洋水师,无不体现了这种意图。李鸿章是一位真正的实干家,他深知中国的国情积重难返,要自强,必须假以时日,培元固本,丝毫冲动不得,对于虚弱的病体,除非万不得已,不可猛下虎狼药。他曾说:“中国有贝之财,无贝之才,均未易与数强敌争较,只有隐忍徐图,力保和局。”

他看不惯李鸿章“和为贵”的保留剧目,决意要换一换新鲜名堂,主战无疑是最趁手的题材。他撒开喉咙叫一叫,在朝野间就能唤起广泛的赞同,还能收获“宦海清流”的盛誉,直把李鸿章比得鼻子也歪了,眼睛也斜了,横竖不是人。

可是像他那样既洞察内情又熟知外势的大臣太少了,其深谋远虑便被激进派讥为“迂腐可笑,不值一哂。”当然啦,主战也不一定就坏,但总须府库充盈、军备到位和时机成熟,才可“衅自我开”。

丁汝昌作为海军提督据理力陈,现在我国海军战斗力远逊于日本,添船换炮刻不容缓。五月,上偷说可以拨款,但到了秋天,还没见到钱。不得已,李鸿章亲自出马,上渝也只是以财力极拙来敷衍。

而此时,只有以军机大臣、皇帝师傅的身份主管户部的翁同翥才有如此大的能耐,使拨款不能下来。其实买炮弹事情也是--样。当时德国的工程师汉纳根,作为北洋海军的顾问,他在甲

午战前两年建议李鸿章购买德国克虏伯厂制造的大开花弹,以供战舰上的大炮使用。李鸿章已经签发了命令,但最后却没有施行,原因就是翁同酥不给钱,说那是没用的浪费。可笑的是,后

来翁同飘竟然还是主战派。

翁同龢处处刁难北洋水师,说到底就是为了整李鸿章。而到了甲午战争之时,翁同赫对李鸿章的刁难,则对整个国家、整个时代部产生了极恶劣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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