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病乡村教师坚守偏远村小2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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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家在主城区,工作在100多公里外的偏远村小,夫妻分居多年,忍受病痛折磨——   他在綦江偏远的村小,妻子在条件良好的主城。多次有机会回城工作,与家人团聚,他拒绝了。   他有肺气肿,肺功能只是正常人的18%,随时有可能离开人世,却从未请过一天假。妻子说:“家里不缺这几个钱,求你别干了。”他拒绝了。别人问他为什么,他沉默不语。   28年,寂寞、病痛,用他的话说,已成习惯。   昨天,当清晨第一缕阳光伴着清脆的鸟鸣透过树林,投射到肖大伦寝室的窗台上时,他已站在空荡荡的操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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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主城区,工作在100多公里外的偏远村小,夫妻分居多年,忍受病痛折磨——


他在綦江偏远的村小,妻子在条件良好的主城。多次有机会回城工作,与家人团聚,他拒绝了。


他有肺气肿,肺功能只是正常人的18%,随时有可能离开人世,却从未请过一天假。妻子说:“家里不缺这几个钱,求你别干了。”他拒绝了。别人问他为什么,他沉默不语。


28年,寂寞、病痛,用他的话说,已成习惯。


昨天,当清晨第一缕阳光伴着清脆的鸟鸣透过树林,投射到肖大伦寝室的窗台上时,他已站在空荡荡的操场上。


孩子们还没来,操场上就他一个人,准确地说,整个小山头上,就他一个人——即使孩子们来了,也不过多17个人而已。


56岁的肖大伦咳嗽着,咳嗽带来的剧烈震动让他像走了几十级台阶,有些喘不过气来。


天凉了——每年这个时候,他都要怀疑自己是否能撑过冬天。去年,他的肺功能还有正常人的52%,今年,就猛地下降至18%。


操场边的月季花和葱兰,是17年前他到木瓜村小时带领孩子们种的。现在,花还在,昔日辉煌的学校却已变得如此萧条,学生人数由300多人减到现在的17人,其中有8人还是学前班的孩子。昔日近20名老师也早转行,或调到更好的学校——除了肖大伦。


7年,綦江最偏远的木瓜村小,他习惯了一个人的坚守


“我们村又穷又偏,没老师愿意来。要不是肖老师坚守在这里,可能有些孩子要辍学。”


永新镇木瓜村位于綦江县最北端,木瓜村小是綦江最偏远的村小。2002年乡镇建制调整,教委准备撤销木瓜村小,乡亲们不同意:“撤了,孩子们上课要多走20公里。”


木瓜村小保留下来,却只有一、二年级和学前班。从这年起,自愿留下的肖大伦,成了学校唯一的老师。直到两年前,中心校才请了一名当地妇女,协助他带学前班。


“肖老师生病了,闻到油烟味就喘不过气,中午再也无法帮助孩子们热午饭,只好另外找个临时工。”中心校校长朱朝全告诉记者。


学校条件极差,操场上一个木制篮板早已腐朽,上面千疮百孔,砖砌的乒乓台垮掉半边,教室地面坑坑洼洼,窗户上的木楞多数也已被虫蛀烂。没玻璃,一下大雨,雨水就会飘进教室。还好学生不多,肖大伦就将课桌集中摆在教室中间。


今年夏天,学校的水管坏了,喝水要到一公里外的山脚下去挑。每天早上,肖大伦都会发现操场边有两桶清澈的泉水,直到水管修好。后来,他才知道,这是附近70岁的村民李代黎和58岁的明宗印得知他生病不能挑水后,轮流为他挑的。


“我们村又穷又偏,没老师愿意来。要不是肖老师坚守在这里,可能有些孩子要辍学。”木瓜村支部书记明宗一说:“全村百姓都感谢肖老师。”


肖大伦要负责一年级9名孩子所有的课程,历年来,他所教的班级每次考试成绩,在全中心校排名都是数一数二。


28岁的姚玉梅曾是肖大伦的学生:“1993年肖老师接我们班之前几个月,我们几乎每周都要换个老师,因为老师们都不愿意留在这里。”姚玉梅清晰地记得16年前,肖老师第一次走进教室时说的话:“孩子们,肖老师永远不会离开你们,永远不会。” 14年,他习惯了肺积水、肺气肿的折磨,还想挨到退休


“医生说,他不能再上课了,因为粉笔灰对肺有刺激,还说他一旦感冒,就会……”


1995年6月,肖大伦病了,起因不过是场小小的感冒。因他教的班快毕业考试了,持续发烧的肖大伦没有及时去医治——去一次县医院,得花至少一天时间。


他就这样拖着,直到半个月后孩子们考试完毕,没想到竟拖成肺积水、肺气肿,从此丧失了劳动能力。


前些年,肖大伦还不觉得严重,可最近10年,他明显感到不行了,别说爬坡,就连在平路上慢慢多走几步也累得气喘吁吁。上课多站一会,就觉得呼吸困难,但他从不肯在讲台边放一个凳子,实在坚持不了,就到窗边做几次深呼吸,再撑在讲台上给孩子们上课。


“我不能坐,坐着讲课,是对孩子们的不尊重。”肖大伦说。


没有一个孩子知道老师生病了。“我们都知道肖老师有这习惯,上一会课,就撑在讲台上停下吸一会气。”6岁的学生王小静说。


一次,肖大伦又撑在讲台上,一个孩子将自己的板凳端上讲台,让老师坐一会。那次,孩子们看见了肖老师的泪水。


肖老师从没因此请过一天假,即使上医院,也是利用节假日。去年暑假,医生检查他肺功能只有正常人的52%,前不久,他病情又加重了,多说点话也会觉得接不上气来,肺功能已降到18%。


医生让他必须每天吃药、随时吸氧,彭小玲给丈夫准备了一个氧气袋,可氧气袋没加压,密封效果不好,充一次只能管一天。


中心校领导也让他休息,肖大伦也觉得是该治病了,可当他回到学校看到那些孩子,他再也无法说服自己离开他们:“班上的孩子除了肖鹏有妈妈在身边,其他全是留守儿童,有的冬天还打着光脚板,我走了,没老师愿意来,他们去哪里读书?”


本月初,新桥医院愿免费给他治疗,肖老师高兴了一阵子,可条件是要随叫随到。肖大伦马上决定不治了:“我的学生比我的病更重要!这病,我已经习惯了,要我离开学生,我不习惯。”


“医生说,他不能再上课了,因为粉笔灰对肺有刺激,还说他一旦感冒,就会引起突发性休克死亡。”14年来,妻子彭小玲什么话都说尽了,丈夫就是不肯丢下孩子安心治疗。


“家里不差你这两三千块钱,求你别干了,身体要紧。”彭小玲是渝中区某建筑公司主管会计,儿子也大学毕业工作了,家境一直比较殷实,但她知道,丈夫这么卖命,为的不是钱,而是有精神支柱——对教育工作的执著,对学生的爱。“我能接受和他28年两地分居,也有精神支柱,就是我对他的爱。”


在生命的倒计时中,肖大伦与时间赛跑着,他说,无论如何,也要挨到60岁退休再说。


28年,他习惯了寂寞,妻子也习惯了他的“不负责任”


“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我拿了国家的工资,就得尽到自己的义务。”


肖大伦一直住在学校,但在100多公里外的重庆主城区,他有一个温馨的家。但自从结婚后,他一直和妻子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已整整28年。


肖大伦是当地人,1975年起在邻近的垭口村小当老师时,认识了来自重庆主城的知青彭小玲。二人相爱了,1981年,回城后的彭小玲和他组成了家庭。


1982年,彭小玲给丈夫在主城联系了一个好单位,可他拒绝了:“我离不开生我养我的土地。”


1983年,彭小玲当施工员的父亲让女婿跟他学当施工员,肖大伦没听岳父的话:“我喜欢当老师。”


1992年,彭小玲硬生生将丈夫拉进歇台子小学,上了一节公开课,校长很满意,决定接收他。可当天下午填表时,他就瞒着妻子悄悄溜回綦江,彭小玲气得差点晕倒。


“主城条件是好些,工资也高很多,可主城已经有那么多好老师,不缺我一个,山村的孩子更需要我。和他们比起来,城里的孩子已很幸福,我儿子已很幸福。”


1995年,大坪小学也邀肖大伦去,他拒绝了。


……


就这样,傻傻的肖大伦放弃了一次又一次机会,留在綦江,留在木瓜村小。


“除了放假,我一个月才回去一次,没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肖大伦低下头,眼里有了泪水。


子上小学时,被围墙砸破头,那时通讯不发达,彭小玲好不容易找人带信给丈夫,可肖大伦依然等到周末才回家。“看到病床上的儿子,他哭了,可转个背,他又走了。”彭小玲气得大骂他没心没肺。可每次骂过之后,她又选择了理解与支持,她早已习惯了丈夫这样的“不负责任”。


木瓜村小建于上世纪70年代,坐落在一个小山头上,最近的农舍,都在山脚。放学后,破败的校舍如同一座阴森的古堡,没一丝生气。


肖大伦的寝室在楼上,穿过没有路灯的走廊,在两排废弃的教室中间。一个电饭锅,是他唯一的做饭做菜工具。


从2002年起,住在学校的老师,就只剩他一个。白天,他是老师,放学后,学校空荡荡的,他是孤独的守夜人。


因没安装闭路,肖大伦也就没有电视,整个学校唯一能发声音的,是一台老式收音机,接收信号不好。放学后,孤独的肖大伦就一直让收音机开着,不敢关掉,尽管里面传出的噪音比主持人的声音还响。


肖大伦记得,1992年刚到木瓜村小时,教室周围根本没树,可现在,窗外茂盛的泡桐树已比两层楼的校舍还高。夏天,常常能看到蛇盘在树枝上打秋千。


夜晚最难熬,肖大伦就尽量将课留到晚上备,找点事做。实在寂寞了,就给妻子打电话,或听着窗外的虫叫,望着窗外的树林发呆。


从教34年来,肖大伦教过的学生数以千计,他们有的完成了大学学业,有的发了财,有的有了自己的孩子,但“习惯”了寂寞和病痛的肖大伦依旧在这偏远的村小,孤独地坚守着。


结婚28年,一万多个想家的日夜,肖大伦说不清自己是怎么过来的,他只说:“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我拿了国家的工资,就得尽到自己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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